魏晉南北朝重型具裝甲騎的“病態(tài)化”發(fā)展

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歷來以其具裝甲騎，即人馬皆帶鎧甲的重型裝甲騎兵聞名。這種人馬皆帶鎧甲的裝備和戰(zhàn)法模式，實際上在東漢幽州突騎時，已有所發(fā)展，但其達到最終完善，則應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縱觀這一時期，具裝甲騎在裝備和戰(zhàn)法上的特點和變化趨勢有二，第一為騎兵鎧甲和戰(zhàn)馬馬甲的日益重型化，第二為騎兵馬槊的日益重型化。我們首先來看第一點。

甲騎具裝俑

具裝甲騎對防護裝備重型化的追求及其影響

總體而言，騎兵鎧甲和戰(zhàn)馬馬甲的日益重型化，秉承了自東漢幽州突騎以來，騎兵逐漸重型裝甲化，以提升防御力、降低戰(zhàn)損率的一貫趨勢。但另一方面，這種不斷追求騎兵裝甲重型化的最終目的，已不再如同最早的西漢屯（突）騎，僅滿足于裝備鐵甲以對抗匈奴騎射手，而進一步希望能最終獲得足以對抗中原材官步兵所擅長的短兵肉搏、強弩射擊的強大防御力。

這種騎兵不斷追求重型裝甲化的趨勢之所以會出現，一方面是由于延至東漢末年，以幽州突騎為代表和發(fā)展潮流的中原騎兵（同時也包括隸屬于東漢幽州突騎麾下，裝備和戰(zhàn)法與其毫無二致的烏桓、鮮卑突騎），盡管已通過對中原騎馬步兵和游牧部落騎射手這兩種不同裝備和戰(zhàn)法模式間的彼此權衡，找到了一個相對完美的平衡點，即東漢幽州突騎的裝備和戰(zhàn)法模式。但這種平衡點在實戰(zhàn)中，并非完全無懈可擊，仍存在不善短兵肉搏、容易被強弩克制的短板，在諸如界橋戰(zhàn)役這樣的特殊戰(zhàn)例中，被中原軍隊的精銳裝甲步兵和強弩火力聯手擊敗。

另一方面，西晉末年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后的戰(zhàn)亂中，大批擁有東漢幽州突騎血統或與其裝備和戰(zhàn)法類似的烏桓、鮮卑突騎，開始南下入侵中原，并與擅長步兵短兵肉搏和使用強弩作戰(zhàn)的中原漢族軍隊發(fā)生沖突。在實戰(zhàn)用的雙馬鐙尚未發(fā)明和裝備的情況下，這些烏桓、鮮卑突騎在無法提升自身短兵肉搏能力的前提下，只能寄希望于不斷提升戰(zhàn)馬馬甲和騎士鎧甲的堅固程度，以對抗中原漢族軍隊的短兵肉搏和強弩射擊。

另外，由于這一時期建立于北方的十六國及北朝各政權，大多為部落國家，其軍隊核心由本部落成員組成。處于其統治下的其他部落和漢人，雖在其部落強大時，會表示歸附并隨其作戰(zhàn)，但在政治上的可信度，卻始終堪虞。

正因如此，這一時期的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大多出于對本部落軍隊的倚重，以及對非本部落軍隊的不信任，在各部隊的裝備配給上，采取一種相當明顯的傾斜性政策，即：

大多為本部落軍隊裝備騎兵鐵甲、戰(zhàn)馬具裝，將其編組為精銳重型具裝甲騎，負責督戰(zhàn)和關鍵時間、空間點的集團沖鋒；非本部落成員組成的雜牌軍，往往只能充任裝備較劣弱的輕裝刀盾步兵，擔負戰(zhàn)損率較高的先鋒陷陣、肉搏攻城等任務，實際上成為其發(fā)動戰(zhàn)爭的炮灰。

如公元450年七月，南朝劉宋文帝大舉北伐，其中由西線出兵，進攻北魏弘農的宋將柳元景、薛安都，于當年十一月在陜城經過激戰(zhàn)，擊潰以突騎為主力的北魏軍，斬殺北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此戰(zhàn)后，原為河內漢人的北魏兵兩千余人，向柳元景請降乞命。當柳元景責備其在戰(zhàn)斗中為北魏盡力而本無善心投誠，并威脅要將其悉數處死時，這些北魏降卒向柳元景辯解，哭訴其不僅在前線遭到北魏軍以騎蹙步、未戰(zhàn)先死的殘酷督戰(zhàn)，而且家鄉(xiāng)的父母老小亦被北魏扣為人質，一旦其在前線稍有怠戰(zhàn)、逃亡嫌疑，便會遭遇滅門屠殺，故不得已才會為北魏軍所裹挾。聽過降卒哭訴后，柳元景這才接受其解釋，未同意其部下諸將欲盡殺之的建議，轉而以“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為由，對這批北魏軍的漢人降卒悉數釋而遣之。

雖然柳元景此戰(zhàn)獲勝，但由于主力王玄謨軍大敗于滑臺，劉宋此次北伐最終歸于失敗。不僅如此，此次北伐失敗，還引發(fā)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借十月擊潰王玄謨之余威，乘勢大舉南侵反攻。次年一月拓跋燾回軍時，曾一度圍困劉宋名將臧質所防守的盱眙城。在北魏軍圍攻盱眙城時，拓跋燾勸降臧質的信中，就有“吾今所遣斗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的字樣。

由以上兩例可見，當時的北魏軍，的確如其所言，是由拓跋部的沙漠突騎，以及其他部落和民族的咸夏勁卒兩大部分所組成。其中，不僅是北方漢人，甚至包括此前十六國時，曾入主中原、建立過政權的氐、羌、匈奴、丁零等部，在此時的北魏軍中，亦和漢人一樣，擔任裝備劣弱的輕裝步兵，負責在全副武裝的北魏拓跋部具裝甲騎的監(jiān)督下作戰(zhàn)，甚至還要擔負“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平”這種有去無回的自殺性作戰(zhàn)，實已淪為北魏軍的炮灰。

與之相應，這一時期以東晉、南朝軍隊為代表的中原漢族軍隊，在面對裝備與戰(zhàn)法繼承自東漢幽州突騎的鮮卑突騎時，為了能對抗其突騎的正面集團沖鋒戰(zhàn)術，同時也為了在己方戰(zhàn)馬、騎兵來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盡可能降低原本就在數量、質量上處于劣勢的寶貴騎兵的戰(zhàn)損，也不得不采取不斷提升騎兵鎧甲、戰(zhàn)馬具裝堅固程度的重型化改進。

加之由于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五胡亂華，西晉中央禁軍幾乎全軍覆沒，之后的東晉、南朝，不得不依靠如北方流人、方鎮(zhèn)、北府兵等相對而言編制并不正規(guī)，同時也不受王朝嚴密控制的軍隊負責其國防。在這一過程中，以上這些軍隊，實際上逐漸蛻變?yōu)樾е矣趲П鴮㈩I本人的部曲私兵。東晉、南朝的這些帶兵將領，除了帶領部隊抵抗十六國和北朝軍隊南侵外，還不時卷入東晉、南朝的內亂中。為了在這種內亂外侮的夾攻中生存下來，乃至從中謀求更多經濟利益和更高政治地位，這些將領亦不得不全心全力依靠和信任自己屬下的部曲私兵，并將其作為自己參與征戰(zhàn)的重要本錢。

這種將領對部曲私兵的重視和信任，必然導致其在治軍過程中，對最親信的部曲私兵，采取某種程度的裝備政策傾斜，如盡量將較精銳的騎兵，劃歸自己部下；或將盡可能多的戰(zhàn)馬，配備給自己麾下的步兵而使其騎兵化；又或盡可能地將部下騎兵裝備為具裝甲騎，以提高其戰(zhàn)斗力并降低其戰(zhàn)損率，等等。

這樣一來，在東晉、南朝軍隊中，承襲自東漢的、以精銳重型具裝甲騎搭配輕裝刀盾步兵的建軍模式，自然在將領個人政治野心的不斷催化下愈演愈烈，使其騎兵裝甲愈重而步兵愈弱（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一時期南、北朝軍隊雖然在戰(zhàn)場上對立，但其軍隊的裝備和戰(zhàn)法模式，其實非常類似，都是以少量值得信任的精銳重型具裝甲騎，搭配大批作為輔助作戰(zhàn)力量的輕裝刀盾步兵；其不同之處，不過在于北朝軍隊中騎兵比率更高，而南朝軍隊步兵由于配備了強弩和戰(zhàn)船，戰(zhàn)斗力相對較強罷了）。

但是，這種對具裝甲騎不斷重型裝甲化的努力，最終卻并未達到其所期望達到的目標：即便采用金屬取代皮革，制作戰(zhàn)馬具裝、騎兵鐵甲，即便對騎兵鎧甲和戰(zhàn)馬具裝再予以重型化，增加其防護面積和防護效果，但由于騎士和戰(zhàn)馬的負載重量有其上限，加之騎兵本身存在機動力要求的下限，這種對具裝甲騎的重型裝甲化改造，就必然存在一個限度。

既然存在這樣的限度，那魏晉南北朝的具裝甲騎，就不可能發(fā)展成現代坦克那樣的存在。在這個限度內，魏晉南北朝具裝甲騎的重型裝甲化，卻還是無法達到其希望能達到的目標，既無法抵御步兵重型強弩的火力，也無法抵御騎兵穿刺類長兵器的集團沖鋒威力，更遑論抵御步兵的近身短兵肉搏能力。

面對這種裝備和戰(zhàn)法模式進化上的困境，魏晉南北朝的具裝甲騎也并非沒有試圖另辟蹊徑，尋找重型裝甲化以外的發(fā)展途徑。其在抵御同為騎兵所倚仗的穿刺類長兵器和正面集團沖鋒戰(zhàn)術的方面，也曾作出過努力。這種努力，便是這一時期具裝甲騎裝備和戰(zhàn)法模式特點與變化趨勢中的第二點，即對于騎兵馬槊的不斷加長化、重型化。

列陣中的甲騎具裝俑

矛與盾的消長：魏晉南北朝騎兵馬槊的加長化與重型化

即便再對騎兵鎧甲、戰(zhàn)馬具裝予以金屬、重型化改造，但其防御力卻仍舊不足以抵擋利用戰(zhàn)馬龐大體型和高速沖擊時所產生的巨大沖擊力，那么具裝甲騎在發(fā)動正面集團沖鋒中，在遭遇與己同為具裝甲騎的敵方騎兵時（由于這一時期，各政權的軍隊，均極倚重具裝甲騎的正面集團沖鋒戰(zhàn)術，因此這一時期的戰(zhàn)爭，最終往往演變成雙方均以具裝甲騎，互相進行正面集團沖鋒的場面），為了避免雙方同歸于盡，具裝甲騎就不得不通過增加自身所裝備的穿刺類長兵器即馬槊的長度和重量，來增加自身攻擊距離和刺殺威力，以便在雙方均以具裝甲騎進行正面集團沖鋒時，達成先敵刺殺，用這種以攻為守的方式，來降低自身在正面集團沖鋒中的戰(zhàn)損率，力求以此擊潰敵軍前鋒的具裝甲騎，進而擊潰敵軍整個陣形。

這樣一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騎兵馬槊便呈現出一種不斷加長、重型化的趨勢。

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時的著名勇士——陳留公拓跋虔，其人便以所用馬槊尺寸之長、分量之重聞名于世。史稱其槊并非常規(guī)批量制作的一般凡品，而是根據其特殊要求，量身定做的逸品。也正是由于其槊大稱異，以致北魏后代在代京武庫常存之以為紀念，名之為桓王槊。

如此長大的重型馬槊，在拓跋虔的作戰(zhàn)中，對使用者亦有利有弊：

一方面，長度、重量皆超過一般凡品的桓王槊，在作戰(zhàn)中的確提供了巨大而恐怖的殺傷力。史稱拓跋虔使用此槊作戰(zhàn)時，往往可以達成臨陣時以槊刺人后貫而高舉這種無堅不摧、所向披靡的威力。

另一方面，也因為桓王槊實在太長、太重，以致拓跋虔本人在需要換用弓箭進行遠射殺敵時，無法兼持馬槊。所以其不得不采取先以一手頓槊于地，然后馳馬偽退的戰(zhàn)術，以便騰出雙手，在引誘敵軍驚異于桓王槊之巨大而上前爭取卻不能拔出之際，再回馬引弓射擊，一箭射殺二三人。待意圖奪取桓王槊的敵軍被擊殺后，他才令從者取槊而去。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拓跋虔的處置方式，并非自己上前親手拔取桓王槊，而是同樣要依靠旁人協助。由此可見，之前拓跋虔以一手頓槊于地，以致敵軍引不能出，并非全靠自己的出眾膂力，而同樣頗為依賴桓王槊本身的驚人重量。所以，即便是能使用此槊的拓跋虔本人，對于被自己插入地下的桓王槊，在戰(zhàn)陣急切間，恐怕同樣也是引不能出。故其才不得不在戰(zhàn)事稍定后，再令部下將桓王槊回收。否則，其人恐怕斷然不肯讓特地為其量身定做的獨門兵器，離手時間如此之長。

以上摘自《魏書》中的記載，雖然不免對拓跋虔的力大無窮、勇猛善戰(zhàn)多有溢美，不可盡信。但其對于拓跋虔在裝備和戰(zhàn)法上的描述，實際上卻證明了：在當時的作戰(zhàn)環(huán)境中，即使是拓跋虔這種能使用一般人無法負擔其重量的重型馬槊的超凡勇士，也已無法做到在持有馬槊的同時，再彎弓搭箭實施騎射戰(zhàn)術。所以其才不得不臨機應變，采取先頓槊于地，再馳馬佯退，最后回馬引弓的戰(zhàn)術。

由此可見，當時騎兵馬槊的加長、重型化，已開始呈現出一種逐漸逼近，甚至超過絕大部分普通士兵體力所能承受合理范圍的趨勢，從而開始破壞十六國時期騎兵那種“上馬持三仗”“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zhí)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fā)，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的戰(zhàn)術動作連貫性。

到了南北朝末年，這種騎兵馬槊不斷加長、增重的趨勢更是愈演愈烈。如公元543年，東西魏邙山會戰(zhàn)時，史稱決戰(zhàn)前夜，東魏軍中有軍士因盜殺驢而犯軍令當死，主將高歡以臨陣斬將為忌，故決定暫緩，待還師并州后再行處決。結果此軍士當夜逃奔西魏軍，并密告高歡本陣所在，以致西魏軍在次日決戰(zhàn)時識破高歡旗鼓，募三千勇士為先鋒，以西魏名將賀拔勝為統領盡銳來攻。

結果在西魏軍精銳的猛攻下，高歡本陣潰散，高歡本人也陷入墮馬步走的窘境，部將赫連陽順下馬授之，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僅步騎六七人。禍不單行的是，西魏軍先鋒賀拔勝在追擊時，適與高歡相遇，賀拔勝遂大呼：“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繼而以十三騎追擊高歡，賀拔勝本人甚至一度持槊追高歡數里，鋒刃垂及之，幾乎將高歡擊斃。

幸而在其馬槊將刺中高歡之際，日后成為北齊名將的東魏將領段韶，先一步從側面橫射，擊斃賀拔勝戰(zhàn)馬。而待賀拔勝重新獲得后繼的預備戰(zhàn)馬時，高歡已然逃出生天。此時，戰(zhàn)前決定采用短兵交鋒的賀拔勝，才后悔莫及地嘆曰：“今日之事，吾不執(zhí)弓矢者，天也！”

按賀拔勝武藝超群，在當時天下英雄中屈指可數，并非不善騎射，僅長于以馬槊殺敵。其所嘆不執(zhí)弓矢，亦非其不善為戰(zhàn)備，忘記攜帶弓箭。恰恰是由于西魏軍在會戰(zhàn)前，已通過情報工作，偵知敵軍主帥本陣所在，故原定作戰(zhàn)計劃，便是欲以西魏具裝甲騎軍團的正面集團沖鋒戰(zhàn)術盡銳來攻，對東魏軍實行斬首作戰(zhàn)。

以當時騎兵馬槊的尺寸之長、分量之重，即使如賀拔勝般英雄無敵，也已不能再與弓箭兼帶。故西魏軍此戰(zhàn)，為提升突襲高歡本陣的成功率，遂決定三千先鋒全部棄用弓箭，欲以重型馬槊和正面集團沖鋒戰(zhàn)術一決勝負。殊不知結果雖然如其所料，西魏軍先鋒的確憑借重型馬槊和正面集團沖鋒戰(zhàn)術，成功擊破高歡本陣，但最終卻因賀拔勝等人不帶弓矢，限于馬槊長度有限，不得不持槊追擊數里，雖然一度“刃垂及之”，卻始終無法命中高歡，反而遭到裝備弓箭的東魏軍騎射戰(zhàn)術的遠距離火力壓制，以致戰(zhàn)馬被流矢擊斃，最終功敗垂成。按賀拔勝追殺高歡的過程中，兩者距離最近時，前后不過一槊有余，即至多兩三丈而已；以其人長于六鎮(zhèn)大亂時期而工于武藝，有著“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的高超騎射水平，以及其早年曾面對衛(wèi)可孤大軍圍城時突圍而入，回射擊殺敵追騎數人的實戰(zhàn)表現看來，向使此戰(zhàn)賀拔勝帶有弓箭，兩三丈如此之近，只怕閉眼放箭，亦能射殺高歡。

逃過一劫的高歡，于當日下午重整東魏軍余部發(fā)起反撲，并成功擊敗西魏軍，此戰(zhàn)遂以東魏軍先敗后勝而告終。在西魏軍潰敗的過程中，與賀拔勝同為西魏名將的王思政由于陷陣太深而全軍覆沒，本人則身受重創(chuàng)而暈厥，倒臥于死尸之中。幸而王思政久經軍旅，喜好每戰(zhàn)皆著破衣敝甲，因此敵人疑其人非大將，加之當時已然日暮，東魏倉促收軍而未及打掃戰(zhàn)場。所以當其麾下部將雷五安于戰(zhàn)場哭尋思政尸體時，恰巧蘇醒的王思政呼救成功，得到雷五安的及時救治，最終于當夜歸營。

此戰(zhàn)中，王思政雖然難以憑借其一人之勇猛而力挽狂瀾，終因寡不敵眾而全軍覆沒，但其在殿后戰(zhàn)中的奮戰(zhàn)英姿，卻頗可稱道。史稱其獨身陷入東魏軍包圍時下馬，持長槊左右橫擊，一擊便擊倒數人。按王思政即便再如何力大無窮，若手持長度、重量有限的尋常槍槊，恐怕很難實現這種驚人的殺傷效果。由此可見，其此戰(zhàn)中所持長槊的尺寸之長、分量之重，雖然未有明確記載，但應極為可觀，若與前代北魏拓跋虔的桓王槊相比，縱然有所不及，大約也相去不遠。

這種對于長度、重量均極驚人的重型長馬槊的運用，亦并非拓跋虔、賀拔勝、王思政等北朝武將的專利，南朝方面亦有同樣的例子。

如梁武帝時的蕭梁名將羊侃，便曾在蒙梁武帝接見時，遭遇過主君的考驗。史稱當時蕭梁少府恰在羊侃面圣時上奏其新造成兩刃槊，其槊尺寸竟達到驚人的“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按當時一尺，合今0.245米，則此槊不僅長達5.88米，其槊桿圓周最粗處，更達到驚人的31.85厘米，按此數字計算，則其最粗處直徑當超10厘米）。蕭衍便趁此機會賜羊侃戰(zhàn)馬，令其試用此槊。羊侃也不負主君厚望，執(zhí)槊上馬，左右擊刺，揮舞如飛，引得梁武帝對其力大無窮與武藝高超大為贊嘆。

（本文摘自宋魯彬著《破陣：漢唐間突騎的裝備、戰(zhàn)術及演變》，山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來源：宋魯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