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特務》｜馮靜波與肖大力的命運為何錯位？

《抓特務》是一場時間錯位的荒誕劇。

電視劇《風箏》就有這樣的荒誕。 風箏鄭耀先去抓影子韓冰。影子喝下了毒酒。風箏的心也碎了。

那是在乍暖還寒的1979年，其實再等兩年，兩岸就一笑泯恩仇了，影子不必死，與風箏將幸福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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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時間卻錯了位，影子與風箏都被時間殺死了。

《抓特務》也在營造著時間錯位，但這錯位不是馮小剛的刻意。

馮靜波所在的學校有“三杰”，兩女一男三位老師的姓被人簡稱為“戴浦馮”，結(jié)果馮靜波卻聽成了“逮捕馮”，嚇了一大跳。后來“三杰”之一的浦老師真的被抓了，真的是特務。

影片只給了個從教室中的窗子望出去的遠景：浦老師站在院子里一動不動，肖大力帶著公安圍上去，給浦老師戴上了手銬。

這是《抓特務》中最令人震撼的場景。這場景是給后來馮靜波自首所做的鋪墊。

馮靜波自首是時間給他的機會。這機會不在于馮靜波有沒有“現(xiàn)行”，如果浦老師被抓時，馮靜波就去自首，即便沒有“現(xiàn)行”，也不會被“不予起訴”。

這就是“時”。馮靜波等到了他自首的最好的“時”。

肖大力卻時運不濟，等了一輩子，也沒等到他的“時”，不但沒能獲得抓馮靜波的快感，甚至在“待時”中反倒被抓，還被打斷了一條腿。

銀幕上最后浮現(xiàn)出來的“不予起訴”的那段文字，把這時間錯位的荒誕推到了極致。

這是電影，也是歷史，歷史也常常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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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歷史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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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時間錯位俯拾皆是。但有時候人們不以為那是荒誕。

人類早就發(fā)現(xiàn)了“時間錯位”現(xiàn)象，無論中外，許多智者都投入了大量精力來研究這一現(xiàn)象。這一現(xiàn)象在東方哲人筆下叫“時”，西方哲人則稱其為“機遇”。今天摘錄一些《機遇之門》中的文字，僅供對此話題感興趣的朋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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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jīng)》

如果按《史記》中“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記載，《易經(jīng)》大約成書于公元前11世紀的商末周初。（傳說在此之前，夏有《連山》，商有《歸藏》，只是后來佚失了，現(xiàn)代一般認為《易經(jīng)》乃歷代積累成書。）《易經(jīng)》是人類機遇意識發(fā)展的頂峰，也是機遇思想發(fā)展的開端。《易經(jīng)》是用于占卜的卜辭的匯編，其中記載了遠古社會生活的大量信息，也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同時，占卜本身就是古人試圖預測、尋找和利用機遇的一種行為。《易經(jīng)》中有51處使用了“時”這個詞匯，關(guān)于“時”的思想不僅是《易經(jīng)》的魂，也是中國機遇思想的源頭與核心，此后幾乎所有機遇思想都是圍繞“時”來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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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馬史詩》

約成書于公元前8世紀，相傳為古希臘盲詩人荷馬所著，描寫了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9世紀的荷馬時代希臘阿卡亞人遠征特洛伊的有關(guān)事件。在這部史詩中，有30多處使用了“機會”以及“時機”、“乘機”、“伺機”等與機遇相似相近的詞。這些詞大多出現(xiàn)在描寫戰(zhàn)斗過程的詩句里，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意味，是西方早期機遇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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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約前725—前645年)

管仲是春秋初期政治家和思想家，有《管子》一書傳世，雖為后人托名所作，但其中也留下了管仲機遇思想的印記。管仲的機遇思想是圍繞著“時”展開的。

（一）主張“以時興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因為“天以時使”，“萬物之于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兇，不可復振也。”

（二）強調(diào)“圣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

（三）講究“時德之節(jié)。”以時興事，“必周于德，審于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

（四）“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時當及時以用，“今日不為，明日亡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五）給君主提出要求。“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于時而察于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

管仲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所以他不僅成為中國古代系統(tǒng)闡述機遇思想的第一人，還能知行合一，將他的思想運用于政治活動，在歷史上成就了一番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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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達哥拉斯

(約前580-500年)

古希臘數(shù)學家、天文學家、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本人沒有留下任何著作，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記載了他關(guān)于機遇的思想：“‘數(shù)’乃萬物之原。……數(shù)值之變可以成‘道義’，可以成‘魂魄’，可以成‘理性’，可以成‘機會’——相似地，萬物皆可以數(shù)來說明。”

畢達哥拉斯最早提出了近似機遇的概念，將其提升到了道義、魂魄、理性的層面，并與數(shù)學聯(lián)系了起來，對西方機遇思想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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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

(前551-前479年)

春秋末期教育家、思想家，儒學創(chuàng)始人。孔子的機遇思想主要融入了他所整理的《易經(jīng)》之中，并未直接留下系統(tǒng)的機遇思想。不過，在《荀子·宥坐》中所記載的孔子曾經(jīng)說過的一句話卻反映出了他的機遇觀。他認為“夫遇不遇者，時也。”意思是說一個人“能不能夠得到君主的賞識，還要靠機遇。”

孔子的這一思想顯然與他一生仕途失意的遭遇有著必然聯(lián)系。這一思想在中國機遇思想發(fā)展史上非常重要，由于孔子后來的顯赫地位，使這一思想竟成了中國古代機遇討論的千年議題，就是現(xiàn)在也依然有著重大的影響。

如果我們將孔子與和他年齡相差不到30歲的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做個簡單比較的話，可以認為，他們兩個人對待機遇的態(tài)度，就是東西方機遇思想發(fā)展分野的開始。西方機遇思想發(fā)展自此走上了以研究世界本原為主的“學以致知”的路，中國機遇思想發(fā)展則走上了以探尋經(jīng)世之法為重的“學以致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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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

（生卒不詳，與孔子同時代略小）

春秋末戰(zhàn)國初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經(jīng)濟學家。范蠡是中國歷史上家喻戶曉的獨特人物。為官的將其視為楷模，經(jīng)商的將其奉為財神，更有人羨慕他還有傳說中西施這樣的紅粉知己。說范蠡很獨特是因為他不同于常人的行為經(jīng)歷。范蠡作為政治家、軍事家輔佐越王勾踐滅吳雪恥之后卻急流勇退，攜傳說中的西施乘舟泛海而去。其后輾轉(zhuǎn)來到齊國，化名“鴟夷子皮”，戮力漁耕，治產(chǎn)獲千萬。齊人以其賢德聘他為相，政績斐然。三年后，范蠡辭相散財，定居于陶（今山東定陶西北），號“陶朱公”，經(jīng)商再度致資千萬。他的行為經(jīng)歷被世人譽為“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司馬遷概括其平生“與時逐而不責于人，”并稱“范蠡三遷皆有榮名。”

范蠡是機遇思想發(fā)展史上“學以致用”的典范。相傳范蠡曾著有《計然篇》，但已佚失，先秦歷史學家左丘明在他所編纂的《國語·越語下》中有對范蠡機遇思想的記述，對后人影響甚大。

范蠡機遇思想的核心是“圣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

（一）強調(diào)“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強索者不祥。”

（二）堅信“時將有反，事將有閑”。時不至，就要耐心等待時機的轉(zhuǎn)化。“時反是守”是因為“時將有反”，是守時的前提和要求。

（三）主張“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后乃可以成功。”這是在對“時”的判斷上說的，意思是，判斷時機要看天看地看人事，全面多向的考察。范蠡對天時人事始終并提，說明他已經(jīng)注意到了“時”是主客觀結(jié)合的產(chǎn)物。

（四）提出“得時無怠”。這是守時的另一重要方面。時不至，不能強生；但一旦得時，就不能有絲毫的怠慢。“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而且“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zhuǎn)化，后將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