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槐植：嚴而不厲，法安天下

本文為《方圓》雜志原創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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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93歲高齡的著名法學家儲槐植依然住在北京大學附近的承澤園，日子安靜而樸素。每天，他和妻子在樓下慢慢散一圈步，堅持讀報，晚上再看看電視，一天的時光就這樣淡淡流過。歲月未曾模糊儲槐植的眼神，他依然耳聰目明。只是時光老去，他開始記不清許多事。但他始終記得自己是北大的學生，也是北大的老師，常常念叨著那些學生的名字，就像念叨自己的孩子。

今年6月，《方圓》記者撥通儲槐植家中的電話想登門拜訪，他的妻子熱情地告知了地址。采訪當天，她早早讓保姆打開家門等候。記者帶去了一束鮮花，儲槐植見了，笑容里滿是歡喜。當年北大法律學系最年輕的教師，如今已是滿頭白發?？蛷d的墻上，掛著一幅儲槐植90歲壽誕時學生送他的書法作品，上面寫著5個大字——“刑事一體化”。在中國刑法學界，一個個至今仍在被反復引用、深刻影響著司法實踐的學術概念，如“嚴而不厲”“刑事一體化”“關系刑法論”等，都出自這位自稱“半個學者”的老人之手。

儲槐植是“刑事一體化”思想的奠基人。（攝影：方圓記者 張哲）

臨走時，記者請儲槐植提筆留字。他拿起筆，在記者帶來的《儲槐植文選》的扉頁上反復比畫，最后鄭重地寫下8個字：“嚴而不厲，法安天下?！?/strong>這8個字不僅是儲槐植一生學術思想的精髓，更是他為人、為學、為法治信仰的最好寫照。

從偶然到必然，年近半百重拾法律

93歲高齡的儲槐植已忘卻了很多往事，卻依然堅信：“法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眻D為《方圓》記者正與儲槐植采訪交流。（攝影：方圓記者 張哲）

儲槐植走上法律這條路，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種“偶然之中的必然”。這看似輕描淡寫的7個字背后，卻交織著個人命運與時代洪流的劇烈碰撞。

1933年的冬天，儲槐植出生于江蘇省武進縣（現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一個普通人家。他啟蒙于新式小學堂，1946年考入省立常州中學初中部。在他的高中各科成績中，最突出的是高三第二學期的時事政治——91分。這優異的成績，或許在冥冥之中為他日后投身法律與國家治理埋下了一粒種子。

1952年，儲槐植高中畢業，正趕上新中國高等教育領域轟轟烈烈的院系調整。他原本報考的是北京大學政治系，滿懷憧憬地想成為一名縱橫捭闔的外交官。然而發榜時才發現，當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政治系、法律系，以及輔仁大學的社會系合并，成立了新中國第一所專門培養政法人才的高等學府——北京政法學院（現為中國政法大學）。就這樣，儲槐植在“偶然之中的必然”下，走進了這所法學殿堂，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

當時的中國，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剛被廢除，新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尚未建成。學校沒有像樣的本土教材，專業課程少得可憐。上課時，教材大多是匆匆翻譯過來的俄文，教師在講臺上念，學生在課桌上記。“一學期的內容很快就學完了?！眱敝不貞浾f。但他并沒有因此荒廢時間。政治老師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讓他深深著迷，而讓他更下功夫的是俄語。當時，他要求自己每天背下20到30個俄語單詞，寒暑假也不回家，一門心思學習語言。當時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這個看似笨拙的學習習慣，日后將會改變他的學術命運。

1955年夏天，北京政法學院首屆150余名畢業生中，只有2人被分配到北京大學執教，儲槐植就是其中之一——21歲的他成為北大法律學系刑法教研室的一名青年教師，意氣風發，鋒芒初露。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正開始逐步建立律師制度。由于受舊社會觀念影響，老百姓對律師的認識大多停留在“訟棍”的層面，覺得律師尤其是刑事辯護律師，都是替壞人說話的人。于是，系里讓儲槐植寫點文章，以推進律師制度建設。

1956年，《學習》雜志刊登了儲槐植撰寫的《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辯護制度》一文，詳細介紹了蘇聯的刑事辯護制度，深刻論述了刑事辯護制度的必要性與正當性。這篇文章引用的材料大多是俄文的——正是他大學時堅持每天學俄語的成果。《學習》雜志當時在全國理論界的地位極高，同期還有郭沫若的一篇文章。一個20歲出頭的毛頭小伙，能和文壇巨匠同刊，在那個年代是何等榮耀！這既是儲槐植與我國法治建設的最早結緣，也是他“笨辦法”做學問的開始。

然而，誰也沒想到，命運的急轉直下來得如此之快。1958年，儲槐植因受“反右”運動的沖擊而被迫下放工廠勞動——剛過完25歲生日沒幾天的他，背著鋪蓋卷，在寒風中走出了燕園，被下放到北京玻璃總廠溫度計分廠的高溫車間。熔化爐內的溫度達到1600℃，爐旁的作業區溫度也在50℃以上。

“我干活兒的位置離熔化爐最近，無論冬夏，上崗不到1小時全身濕透。”多年以后，說起這段經歷，儲槐植依然語氣平淡，仿佛在講述別人的事。

此后的20年里，儲槐植在工廠當過學徒工，在北京化工學校教過書，在北京第158中學教過英語、語文。無論走到哪里，他都與人為善，不以悲苦自怨自艾。在那些艱難歲月里，他也沒有放棄學習。他引用高爾基的話：“天才出于勤奮?！弊鰧W問亦是如此，最重要的就是要腳踏實地。但那條法律的路，對他來說，仿佛已經走到了盡頭。

后來，儲槐植的同事、同為北大法學院教授的張文（已故）在文章中用“勞其筋骨”“磨其心志”來形容儲槐植的那段歲月。張文寫道：“在此期間，他滿懷自信，坦然面對，努力工作，學習外語，鍛煉身體，鑄就了堅韌不拔、寵辱不驚的品格?！?/strong>

1978年底，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和法治重建的呼喚，儲槐植斟酌再三，接受北大邀請，重新踏進校門。從25歲到45歲，整整20年光陰流逝，他帶著滿面風霜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北大法律學系。此時的他，僅僅是一名不為人知的講師，而他曾經的同事早已功成名就。但他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一輩子都順利，不是好事?！?/p>

儲槐植的法律人生，從45歲才真正開始。而正是這20年的底層磨礪，讓他對中國社會的現實有了最深刻、最痛切的體察，為他日后提出立足中國本土的刑法學理論，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石。

立足實際，探尋中國刑法學的現代化之路

1981年，中美建交不久，中國法學界開始迫切地敲開世界的大門。儲槐植被派往美國訪學一年。這一年的經歷，對他后來法學研究的思路與方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訪學機會的取得，多虧了他扎實的英語底子。高中時，儲槐植在江蘇省常州中學讀書——那是當時江蘇最有名的三所中學之一，英語老師要求他們背英語詞典。去訪學之前，他掌握了不少英語詞匯，一般的英文文章都能看懂，但不會說，基本上是“啞巴英語”。在美國的頭半年，儲槐植跟美國人對話還很費勁，但憑借著當年在高溫爐旁練就的堅韌毅力，他拼命練習，到快回國時，他的英語口語有了質的提高，也意識到環境對語言學習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貒?，北大法律學系請英美學者來作講座時，儲槐植還經常當現場翻譯，成為當時系里少有的能直接與西方學者無障礙交流的專家。

在美國訪學期間，儲槐植不僅泡在圖書館里查閱浩如煙海的判例資料，還實地考察了十幾所監獄、法院和警察局。他發現，英美法系的一大特點是注重實際和經驗，而不是抽象的理論演繹。在美國法學院上課時，教授一般不怎么干巴巴地講法條，而是事先給一個真實的案例題目，指點幾句，剩下的由學生互相辯論。這種實用主義哲學，深深觸動了他。

在儲槐植看來，長期以來，中國刑法學深受蘇俄刑法學的影響，后來又大量借鑒德日大陸法系理論。大陸法系重邏輯、重體系、重演繹，固然有其嚴密之美，但也容易陷入“概念法學”的泥沼，脫離社會現實。儲槐植認為，英美法系注重實際的特點，恰好可以彌補大陸法系的不足，為我國刑法的發展提供重要借鑒。

儲槐植舉了一個極為生動的例子，這個例子在多年后的中國司法實踐中得到了完美印證。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犯罪激增。刑法修正案（九）對有關互聯網安全的內容進行了補充完善。在修正案出臺前，法學界曾面臨一個巨大的理論困境：有人發明某個互聯網程序或提供技術支持，可能會被他人利用來犯罪（如電信網絡詐騙）。雖然發明者并不期待有人會用此來犯罪，但沒有這個技術支持就不可能產生此類犯罪，客觀上發明和犯罪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發明者也可能“明知”他的技術會被用來犯罪。當時的困境在于，按照一般德日刑法學上的共犯理論，成立共犯要求各行為人之間存在“主觀上的意思聯絡”，即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但前述情況下，網絡空間具有匿名性和分散性，二者往往沒有直接的意思溝通，這就導致無法對客觀上幫助了犯罪的人進行懲罰。如果死守傳統理論，大量網絡黑灰產的技術提供者將逃脫法律制裁。

儲槐植敏銳地提出，美國法律上有個罪名叫作“幫助犯罪罪”（或相關幫助犯理論），其核心在于不苛求嚴格的意思聯絡，而是看重客觀上的幫助行為及其社會危害性。后來，我國刑法修正案中正式設立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簡稱“幫信罪”）。他說：“根據一般德國、日本的理論來說，這種情況不好定罪。但美國的刑法注重實際，他們認為幫助犯罪不一定要有意思上的聯絡，只要客觀上提供了實質幫助且主觀上有概括的明知，就可以定罪?！?/strong>如今，幫信罪已成為中國司法實踐中適用率極高的罪名，在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回望當年，儲槐植不盲從洋教條、立足中國實際問題、博采眾長的學術眼光，令人嘆服。他不僅是在介紹國外制度，更是在為中國刑法學的現代化尋找一條務實求真的本土化路徑。

“刑事一體化”奠基人

在儲槐植浩如煙海的學術成果中，有三個核心概念猶如三根擎天巨柱，支撐起了中國本土刑法學的理論大廈。

其一，是“定量因素”理論的提出。

1988年，儲槐植在權威期刊《法學研究》發表《我國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一文，石破天驚地提出：中國刑法中的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考量，又包含定量因素。他指出，這是中國刑法學的一個顯著特征。在西方國家，通常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即立法上只要符合構成要件就是犯罪（比如偷1美元也是盜竊），至于是否起訴或判刑，由檢察官和法官在司法環節通過自由裁量權來解決（定量）。而在中國，定量因素在立法環節就被直接考慮進去了。放眼全世界，只有中國最高司法機關的解釋叫“司法解釋”，就是因為我國的犯罪概念除了要定性，還要定量。

為什么中國刑法學如此重視“定量因素”？儲槐植解釋道：在中國，犯罪所帶來的污名化影響遠超刑事處罰本身。一旦貼上“罪犯”的標簽，不僅影響個人的就業、生活，還會牽連子女。因此，定量因素可以縮小犯罪圈，通過刑法第13條的“但書”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不讓過多的人戴上“罪犯”的帽子，對公民的正常生活與發展有好處。

以偷錢為例，為什么偷10元不是犯罪，偷1000元（達到法定的“數額較大”標準）才是？這類規定背后，包含著深刻的社會治理考量。有人對“定量因素”進行批判，認為它破壞了犯罪構成的純粹性，但儲槐植認為，中國有中國的國情，“定量因素”作為一個制度長期存在，必然有其巨大的社會用處和好處。這一理論，完美解釋了中國治安管理處罰法（違法）與刑法（犯罪）相銜接的二元制裁體系，是真正的中國本土化法學理論。

其二，是“嚴而不厲”的刑事政策思想。

1989年，儲槐植參與修訂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在反思1983年以來“嚴打”政策（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的基礎上，他發表了《嚴而不厲：為刑法修訂設計政策思想》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嚴打”往往是“厲而不嚴”——刑罰極重（甚至濫用死刑），但法網疏漏，很多輕微危害行為游離于刑法之外。他提出，治理犯罪應當“法網嚴密、刑罰寬緩”，即“嚴而不厲”。“嚴”是指法網嚴密，該入罪的必須入罪，不留死角；“不厲”是指刑罰要寬緩，減少死刑，降低自由刑的嚴苛程度。自此，“嚴而不厲”一詞廣為流傳，成為儲槐植學術思想的又一個核心標簽。這一思想直接影響了1997年刑法大修，以及后來歷次刑法修正案中“削減死刑罪名”“輕罪入刑（如醉駕入刑）”的立法趨勢。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梁根林對此評價道：“‘嚴而不厲’這個概念很樸素，卻把中國刑法學結構存在的根本性問題用精準的語言表達出來，讓理論和實務、立法機關和司法部門都能接納，這是真正的學術貢獻。”他進一步指出：“儲老師做學問是研究真問題，不追求數量，不追求所謂的影響力，而是真正立足中國真問題去做創新性思考?！?/strong>

其三，也是最具標志性的，當數“刑事一體化”思想的提出。

1989年，儲槐植在《中外法學》發表《建立刑事一體化思想》一文，首提“刑事一體化”范式。他認為，“刑事一體化”是刑法內部結構合理（內部協調）與刑法運作前后制約（外部協調）。為此，需要打通犯罪學、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和刑罰執行學（監獄學）之間的隔閡?！靶淌隆敝钢卫矸缸锏南嚓P事項，涵蓋犯罪、刑法（實體和程序）、刑罰制度與執行等?！靶淌乱惑w化”指這些事項深度融通，形成和諧整體。

儲槐植說，20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訪學期間，他曾考察過十幾所監獄，看到監獄里的擁擠、罪犯的交叉感染以及出獄后的高重新犯罪率，這極大地促成了他關注刑法實際運行效果的學術立場。他意識到，如果只管定罪判刑（刑法學），不管怎么抓人（訴訟法學），也不管判了之后怎么改造（行刑學），刑法的目的就無法實現。在此基礎上，他萌生了“刑事一體化”的思想。

“刑事一體化”既是觀念，也是方法。作為觀念，首先要樹立刑事諸相關事項“普遍聯系”“在關系中存在”的哲學思想。以犯罪為中心，則為關系犯罪觀；以刑法為中心，則為關系刑法觀；以刑罰執行為中心，則為關系行刑觀。作為方法，指刑事各相關事項要深度融通，操作層面要運作機制通暢。

在儲槐植看來，刑法學術研究不僅應當著力挖掘隱藏在犯罪現象和刑法現象背后的犯罪規律和刑法規律，總結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刑法哲理，更應當努力探索解決現實犯罪問題、完善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最佳實現刑法機能的方略和途徑。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劉仁文認為：“時至今日，‘刑事一體化’在理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為構建中國特色的刑法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啟迪。而從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科學化以及犯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來看，‘刑事一體化’的運用前景也十分廣闊。”

張文則評價道：“儲槐植教授提出的‘刑事一體化’范式，是近代以來世界刑事科學范式研究的創新……是刑事科學理論中國本土化的重大創造！”

“淡如水”的師生情，“硬碰硬”的學術心

如果說“刑事一體化”展現了儲槐植作為法學家的宏大視野與學術擔當，那么一個在法學界流傳甚廣的學術軼事，則呈現了他骨子里的另一面——對法治原則的執著堅守，以及在法理與人情之間的深刻洞察。

20多年前，儲槐植與他的晚輩學者劉仁文等一眾師友乘飛機去重慶參加學術研討會。途中，飛機遇到強氣流，顛簸得十分厲害。劉仁文后來回憶說，當時心里很緊張，“手心都是汗”。飛機在夜幕中安全降落重慶后，大家在席間談起飛機上的受驚經歷，劉仁文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句：“今天這個航班上要是只有我一個人，真會被嚇個半死，但想到周圍還有儲老師這樣的大咖級人物，似乎自己就沒那么緊張了。”

由此，劉仁文聯想到一個刑法學上的問題：在團伙犯罪（共同犯罪）中，個體會因為團伙的“壯膽”效應而產生“責任分散”心理，從而消減自己的罪惡感。從人性的弱點出發，應當對團伙作案中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個體心理加以同情和理解，在量刑時適當從輕處罰。

話音未落，平時溫和的儲槐植立即高聲提出異議：“正因為這種機理，團伙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才更大，才應對其作出更嚴厲的懲罰！”

多年以后，劉仁文在自己的文章中坦言，這件事過去20多年了，他曾經幾次想要動筆就這一“儲劉之爭”展開論述。劉仁文的主張更偏向從人性的角度、從“期待可能性”的理論出發，對犯罪者灑下“同情之淚”。而儲槐植的主張更偏向從犯罪防控、法益侵害和一般預防的角度，對犯罪機理加以冷峻的洞察。

“個中糾結，至今常繞我心，未有定論。也許我的觀點更適合對共同犯罪一般參與者的懲處，而儲老師的觀點更適合對共同犯罪主犯的懲處。當然，從更深層次而言，它其實涉及刑法學上一個永恒的主題，那就是如何在打擊犯罪與保障犯罪者的人權之間取得平衡?！眲⑷饰膶懙?。

這個細節之所以動人，不僅因為它展現了儲槐植的赤誠與坦率，也反映了他平等對待年輕學者的態度?！斑@正是儲先生的人格魅力，也是他贏得廣大青年學子敬重的原因。和他討論問題，不管觀點有多不同，你不會有任何壓力，就覺得這是在和一個純粹的人進行純粹的學術討論和爭論。”劉仁文在接受《方圓》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儲槐植的學術生涯，有一個令人感慨的事實：他的第一篇論文發表于22歲時，第二篇論文卻等到50歲才發表，中間相隔了28年。對一個學者而言，這幾乎是無法彌補的損失。但在他的言行里，幾乎看不到對時代不公的怨懟，有的只是對學術的執著與對后輩的期許。

在對待學生時，儲槐植展現出極大的溫情與包容。他提倡教學相長，互教互學，學術面前師生平等。即使同他爭得面紅耳赤，他也不會在意，反而會因為學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而倍感欣慰。儲槐植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時，對待疑難案件極為審慎。他不輕易為被告人“喊冤”，也不盲目支持重判，而是嚴格依據證據和法律，體現了一位法學大家“法理不外乎人情，但人情絕不能逾越法理”的崇高風范。

儲槐植與學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梁根林的合影。（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作為儲槐植獨立指導的博士之一，梁根林向記者回憶道，他的本科論文與博士論文均由儲老師指導，從求學受教，到后來共事，直至老師退休，至今已逾40年?！皟蠋煼浅５驼{，同時又非常直率、溫和，師生相處‘淡如水’?！绷焊指嬖V記者，儲老師并不好為人師，而是更多地以治學、為師、做人的風范感染人。即便現在語言溝通和記憶能力下降了，但他溫文爾雅、溫潤如玉的文人氣度依然不減當年。

梁根林還特別提到儲槐植一個獨特的做法——他會時不時地給年輕人分享他的“手諭”。所謂“手諭”，就是他親筆書寫、沒有發表的最新思考。寫完以后，他會復印若干份，挨個塞到法學院同事的信箱，或者寄給遠方的同行。“儲老師分享的這些‘手諭’，閃耀著許多獨特而睿智的思想火花，啟發后輩學者進一步思考，展現了一個大師級學者勇于探索的治學態度和甘為人梯的學術風范?！边@個做法一直堅持到2018年，彼時他已87歲高齡。

儲槐植喜歡親筆書寫自己的最新思考分享給年輕人。（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2023年，在儲槐植90華誕前夕，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梁根林和北大出版社副總編蔣浩共同策劃，將收集到的手稿集中影印成一本小冊子，定名為《儲槐植手稿》。

2023年4月2日，儲槐植（右二）與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郭靂、時任北京大學出版社副總編的蔣浩以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梁根林的合影。（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治學之道有“三多”：多想、多看、多寫

在當下學術界有時過于追求論文篇幅和發表數量的風氣中，儲槐植的治學之道猶如一股清流。他一直認為，學習很難有捷徑，只有笨辦法。他常常對學生強調“三多”：多想、多看、多寫，勤能補拙。

直到幾年前，儲槐植寫文章、寫書都幾乎不打草稿，深思熟慮后一氣呵成，寫完就送去發表、出版。而且他寫的文章一般都不長。即便在今天很多核心期刊都要求文章不能少于1.5萬字，他發表的文章也大多只有3000多字。至今，他只有一篇文章超過1萬字。

梁根林也印證了這一點：他寫的文章基本上都很短，包括在《檢察日報》上發表的都不長，但很有針對性，是針對中國法治實踐的真問題提出的非常有創意和建設性的思想。

儲槐植曾說：“盡管我寫出來的文章字數很少，但它們所論述的問題可能已經在我的腦子里思考了很長時間。問題不是馬上就能發現的，也不是想到了馬上就能寫出來的，但只要我認為它是問題，那么這個問題就會促使我進一步思考。有時候，一年前想過的問題，半年后重溫，或許才有茅塞頓開的感覺，才會寫一些有價值的東西?！?/p>

儲槐植記得，有一次一個著名法學雜志邀請他寫一些與“刑法目的”相關的內容，他反復斟酌，最后只寫了300字。但編輯部如獲至寶，將其放在了雜志的第一版。這300字，字字珠璣，沒有一句廢話。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文章的價值從來不在于字數，而在于思想的穿透力。

無論是做學問還是生活，儲槐植的心態都很簡單：“不要跟別人比，應該跟自己比，拿自己的現在跟過去相比。跟別人比有時有正面作用，但更多時候要么使自己泄氣，要么使自己想歪主意。跟自己比，想到比過去進步，就會高興。”儲槐植說自己是一個比較自信的人，但這種自信不是憑空而來的狂妄，而是靠深刻的自我認知，也是靠多看別人的東西，發現自己與別人的距離，從而勉勵自己上進。

在2004年出版的《刑事一體化》文集自序中，儲槐植寫下了一段至今被后輩學者反復引用的文字：“做學問切忌急躁，情緒急躁則心不安寧，心不寧靜則思路不清，極易消解科學精神和求實態度。戒躁必先戒驕。根據我的體會，‘戒驕’的最好辦法是多想超越自我而少想超越他人。昨天的我，標尺明確，而‘他人’則是一個變數不定的情狀。要超越自我，則會產生上進的動力，并可清楚察覺前進的印記從而心情舒暢?？傁氤剿耍荒軘噥y心緒，自尋煩惱，則必然急躁?！?/p>

這段話，劉仁文說他“不止一次抄寫在日記中，并經常用來與自己的學生和友人共勉”。這不僅是治學的方法，更是修心的哲學，是儲槐植歷經歲月淘洗后留下的人生大智慧。

到現在，儲槐植每天仍會花一個小時看《檢察日報》——不閱讀就不能接收信息，思想就會枯竭。他強調：“光多看多想卻不多寫是決然不行的。有些東西看似想清楚了，但一旦落實到文字上，其中的毛病便會逐一顯現。通過把所看、所思寫在紙上，我會發現自己思維中存在的漏洞，然后不斷將其修正完善?！边@種“多想、多看、多寫”的閉環，正是他能夠源源不斷產出高質量學術成果的秘訣。他不追求著作等身，但求每一篇文章都能在中國刑法學的發展史上留下印記。

創新之思想、嚴謹之學風、完美之人格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文（已故）為正在發言的儲槐植拿話筒。（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張文曾將儲槐植的魅力歸納為三個方面：創新之思想、嚴謹之學風、完美之人格。這15個字，精準地勾勒出了一代法學大家的立體畫像。

關于創新之思想，儲槐植自20世紀50年代起便主張學術研究“要獨立思考，不要有‘框框’，要有自己的看法才能有用處”。儲槐植的作品皆是有感而發，針對社會或法律問題發表獨到見解?！俺钟小薄皬秃献镞^”“罪數不典型”“犯罪場”“刑罰現代化”“法定犯時代”等概念，皆是他的獨創。即便2003年退休后，他依然思考不止，筆耕不輟，提出了“刑法契約化”“刑法生態”“罪刑共同體”等新概念。特別是他晚年提出的“法定犯時代”論斷，敏銳地指出隨著社會發展，傳統的自然犯（如殺人、搶劫）比例下降，而因違反行政法規構成的法定犯（如經濟犯罪、環境犯罪）激增，這為中國刑法結構的調整指明了方向。

關于嚴謹之學風，儲槐植主張做學問要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往前走。他強調質量，認為只要文章中有精彩的內容，能夠讓人們記住，那么它就是有價值的。儲槐植寫文章言簡意賅，追求字字有意，絕不濫竽充數。

關于完美之人格，張文寫道：“自律、自信、低調、溫厚，是他（儲槐植）的人格特性。”自律，指嚴于約束自己。“以一名正直的公民要求自己”——這是儲槐植1985年入黨時說的話，也是他一生的踐行；自信，相信自己能為社會做有益的事情；低調，取得成績時淡然處之，不張揚；溫厚，待人溫和、寬厚，對學生平等對待、關懷備至。正是在這種寬松、自由、嚴謹的環境下，他培養出了一批出類拔萃的法學棟梁。

陳興良曾用“老而彌新”來形容儲槐植。在陳興良看來，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是一個學者學術成熟的標志，而決定這種風格的是學術個性。學術個性張揚的表現就是“標新立異”，這里的“新”與“異”是相對于學術上的“舊”與“同”而言的。儲槐植教授不僅在老一輩學者中，即便算上新一代學者，也稱得上一位敢于“標新立異”的學者。陳興良還選取了唐代詩人杜牧的詩句“刀好截秋光”來概括他對儲槐植教授的學術印象。這把學術之刀，鋒利、精準，截取了法治進程中最絢爛的秋光，令人嘆服。

在梁根林看來，儲槐植先生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中國刑法學的思想缺憾。經歷了20多年“勞其筋骨，磨其心智”歷練的他厚積薄發，在刑法學、犯罪學、監獄學、刑事政策等領域縱橫馳騁，發表、出版了大量具有廣泛而深刻學術影響的論著，提出了許多具有個人獨特學術標簽性質的真正學術思想，特別是創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基本方法論價值的“刑事一體化”思想和作為刑法改革基本方向的“嚴而不厲”思想。

“儲槐植先生畢生真正在意的，僅僅是身為學者能否為這個世界貢獻些許學術思想。”梁根林說，“先生作為思想者的學術貢獻，不僅在于對刑法學科建設與刑法學術發展的推動，也在于對轉型進程中的中國刑事法治改革的殫精竭慮。”

“我常常在想，先生個性略顯內向，在公眾場合，往往寡言少語，不知先生內心是否有些許孤獨。但是，先生以其充滿智慧的學術思想，深刻地影響著刑法學人、司法實務以及國家立法，贏得那么多同道中人的共鳴、認同與愛戴，先生不應孤寂，真正的思想者其實也不會孤寂，孤寂的思想者也許并非真正的思想者！”梁根林感慨道。

堅信法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采訪結束，儲槐植給記者鄭重地寫下8個字：嚴而不厲，法安天下。（攝影：方圓記者 張哲）

時光流轉，晚年的儲槐植對當下的刑法學發展依然保持著敏銳的觀察與深沉的憂慮。他曾感慨，如今學者們多偏愛犯罪論研究，因為容易構建精致的理論體系（如各種階層犯罪論），容易出成果；相比之下，刑罰論則難啃得多，需要大量的實證調研和數據支撐。但他始終相信，做學問要看質量，而質量關乎價值。他大聲疾呼學者們關注量刑和行刑問題，因為那關乎被告人的切身命運，關乎刑罰的最終目的能否實現。

儲槐植也曾談到，學術研究離不開方法論的突破。他一生倡導的“刑事一體化”不僅是思想，更是一種方法——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能脫離客觀環境，刑法亦是被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推動向前。“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方法論上有新的東西，那比觀點的創新更有用，當然也更困難?！?/p>

對于法治的未來，這位九旬老人沒有絲毫猶疑?！叭祟惿鐣l展是從沒有規則的社會到有規則的社會，再到規則更細的社會。規則就是文明，最高的規則就是法律。法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笨粗缃裨絹碓蕉嗟膶W校開設法律系，以及社會對法律人才的渴求，儲槐植由衷地感到高興。這種蓬勃的生機，讓他對法治的信念愈發堅定。

2024年，北大法學院迎來120周年院慶。一名叫王鈺凱的學生被安排在候場區陪伴儲槐植。短短10分鐘的候場時間里，老人慈祥地問王鈺凱：“同學，你上幾年級了？”過了一會兒又問了一遍。再過一會兒，又問了一遍。

三次提問，同一個問題。時間在儲槐植的記憶里變得模糊，許多具體的人與事已被歲月沖刷殆盡。然而，無論學生提出怎樣的問題，這位老人總能清晰、堅定地反復強調同一句話——“人們常把刑法視為懲治犯罪、維護治安的利器，這固然不錯。但在我看來，刑法更肩負著維護權利、耕耘文明的崇高使命！”

“維護權利，耕耘文明”——那一刻，在場的年輕人忽然明白：儲老師或許忘記了很多事，但他畢生為之奮斗、為之求索、為之堅守的學術信仰與價值追求，早已融入血脈，成為足以穿透時間迷霧的生命之根。

在記者的采訪中，儲槐植的言語開始變得斷斷續續，但那些最刻骨銘心的身份卻愈發清晰。他說自己永遠是北大的學生、北大的教師，“跟北大是息息相關的”。他記掛著他的學生們，說博士生年紀大了，各方面都需要多關心些——這話里沒有師生間的距離，倒像是一位老父親在念及遠行的孩子。問到婚姻，他只一句“我就離不開她（妻子）”，便把六十余載的相濡以沫都融進了那個小心翼翼的“她”字里。說到體育愛好，他的眼底忽然亮起光，仿佛又回到江蘇老家的操場上，風從耳畔掠過，少年跑得飛快。

儲槐植的思緒常常跳躍，從江蘇話勾起的故鄉情，到法律與國家命運的深切關聯，再到對建黨百余年的莊重感念，他反復念叨著“社會上的情況跟每個人息息相關”，這近乎囈語的重復，恰恰是他一生學術與人生的底色——刑法從來不是冰冷的條文，而是社會脈搏的律動；人從來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時代洪流中的一滴水。

最后，當那些祝愿從唇間流出——“祝祖國越來越興旺”“?！稒z察日報》越辦越好”，字字短促，卻字字千鈞。儲槐植知道，有些話他已經記不真切了，但那些指向法治、指向國家、指向未來的祈愿，卻比任何時候都更篤定。他記得的，已不再是細枝末節，而是文明的大勢，是規則的力量，是無論記憶如何淡去，都要堅信“法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的那份從容。

就像儲槐植說的，法律與每個人息息相關。而他，用自己漫長的一生，證明了這種“相關”多么深沉、多么遼闊。文章至此，無須句號，因為這代法學拓荒者的精神脈動，正在下一代、再下一代的學術生命里，生生不息地延續下去。

人物簡介：

儲槐植出生于1933年12月25日，江蘇省武進縣（現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人，著名刑法學家，北京大學法學院榮譽退休教授、博士生導師，并受聘為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特聘教授。儲槐植于1952年進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學習，后進入北京大學法律學系任教，長期從事刑法學研究。曾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等多部重要法律法規的起草與咨詢工作，并參與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此外，他還擔任中國刑法學研究會顧問、中國犯罪學學會高級學術顧問、最高人民檢察院榮譽專家咨詢委員，榮獲中國法學會授予的“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稱號。

（更多內容請關注《方圓》6月下期）

本文雜志原標題：《儲槐植：嚴而不厲，法安天下》

編輯丨黃莎 肖玲燕設計丨劉巖

記者丨劉亞

視頻拍攝、視頻制作丨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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