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慶偉：考古學的初心是愛國——讀王立新教授《中國考古學史教程》有感

王立新教授的大著《中國考古學史教程》（以下簡稱《教程》）出版在即，要求我在書前綴言以推介，令我很是惶恐，也讓我不由得想起日常教學中的困擾。“為什么要學考古”“學考古有什么用”，這幾乎是所有高校考古學教師需要直面的“靈魂之問”。長期以來，考古專業的學生，是各高校中專業思想最不穩定的群體，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包括我本人——進入考古專業都是高考錄取“調劑”的結果。日常教學中屢屢遭遇這樣的“尬問”，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學生的質疑，固然有個人訴求的因素，但更多是來自學科定位的迷茫。三十多年來，為了解開自己的心結，同時也為了給學生解惑，我一直在思考考古學科的使命與意義，為此也做過一些努力。

2018年，我擔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在開學典禮上，我代表學院做了“考古何為”的致辭。我花了很長時間準備這篇致辭——既是為了給新同學解惑，也借機表達我對學科的新理解。我向同學們談到，比起探索“考古為何”的具體知識答案，我們更需關切“考古何為”這一根本性話題，只有真正理解了考古學的初心與使命，才能生發出對考古志業的畢生追求與堅守。

在致辭中，我主要講了三層意思，即回答“考古何為”，需要我們用學術研究和社會服務來回應“時代的聲音”；需要我們在“古今中西之爭”的激烈碰撞中重塑文明源流，重判文明價值；需要我們告別“考古學的貧困”，建立學科自我完善、自我創新的機制。致辭中的這段話，我至今仍覺得是可以給年輕同學以啟迪的：

問題就是時代的聲音，我們每一代人都是歷史中人，都需要把握時代的脈搏，聆聽時代的召喚，提煉出學科的時代命題，并作出自己的回應。回顧中國考古學的百年歷程，從她誕生之日起，從來都不是枯守書齋的“神州袖手人”。從梁啟超的“史學革命”到王國維的“古史新證”，從顧頡剛的“破壞之后得有新建設”到傅斯年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從李濟追尋“中國文化的開始”到蘇秉琦“六十年圓一夢”“修國史，寫續篇”，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考古學早已與中國文明的現代化進程，與近代中國的跌宕起伏和救亡圖存深深地纏繞在一起。考古學有如日光下的一滴水，映照出五千年中華文明長河的輝煌，也飽含著中華優秀兒女探尋文明榮光和民族自強的艱苦卓絕。

很遺憾，這篇致辭雖不至于“無人喝彩”，但在學科范疇內也并沒有激起什么波瀾。轉眼到了2021年，中國現代考古學走過了百年歷程。這一年，考古學界舉辦了很多活動，但同仁們大多聚焦在考古學科的百年輝煌，而較少或不愿展開對學科發展的百年反思，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現在，這一缺憾將因為王立新老師這部《教程》的出版得以彌補。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學科史是由高校考古學教師而非考古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來完成，這絕非偶然——因為高校考古學教師不僅要傳授“考古為何”之業，更要引導學生思考“考古何為”之道。正如王立新老師在《教程》“前言”中所強調，“從某種意義上說，了解學科發展史就是為了更好地創新”，對此我深表贊同。知其所來，才能明其所往——這正是梳理學科發展史的意義所在——未來中國考古學的創新發展，都需要回到本學科誕生的時代大環境和學科奠基人的初心宏愿。

著名近代史家陳旭麓先生敏銳地指出，近代中國的愛國主義有一個鮮明特點，那就是在抵抗外國侵略的這一基本要求下，必須有了解世界、學習西方的眼光和心思，把外國的好東西作為改造中國的借鑒。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于民族危亡之際，本質上是“救亡圖存”的強國之學、報國之學——中國考古學的初心就是“愛國”！

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造就了以林則徐為代表的“開眼看世界”的一批先覺者。1894年甲午大敗，“成中國之巨禍”，舉國震驚，故梁啟超稱，“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此后戊戌變法，企圖吸取西學以變政。梁任公政學兼通，以學輔政，“維新”之際極力呼吁“史學革命”，強調“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這一時期，寫出一部新的“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是梁啟超、章太炎等“革命儒生”以學救國的迫切之舉。

作為一門自西方引進的學科，有關考古學的學科屬性，長期以來學界頗有爭議。但對于中國考古學而言，迄今最權威的界定，仍是夏鼐先生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首中的定義——“考古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正確定位不僅為新中國考古工作和考古學科的迅猛發展保駕護航，也是新時代構建中國考古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基石。

從學科史的維度來看，對現代考古學有引進奠基之功的首推傅斯年。在思想上，傅斯年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曾自我評價“我之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在學問上，傅斯年繼承了梁啟超“史學革命”的衣缽，致力于推翻舊傳統的“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陰陽學術、偈咒文學”，并以一己之力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愿“要把歷史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史語所的建立，融考古于史學，極大地“擴充了工具”“擴充了材料”，真正實現了梁啟超“史學革命”的夙愿。

中國考古學草創階段，是傅斯年“搭臺”，李濟、梁思永等人“唱戲”的學術架構。李濟自述在少年時代，“知道自己生于一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國度里時”，便“常覺歡欣莫似”，表現出拳拳的愛國之心。1928年冬，李濟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接受傅斯年的邀請，出任史語所考古組組長，并第一時間奔赴殷墟發掘現場。雖然此前李濟的考古實踐極其有限，但他很快就生發出借助殷墟遺物來“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之宏愿。稍晚，在梁思永辨析出“后岡三疊層”之后，李濟更是敏銳地意識到此發現在中國文明史上的重要意義，贊譽它“替中國建筑‘新中國上古史’的同志辟開了一個比較可靠的出發點，由此往前就可以漸漸地到那平坦大路”。追本溯源，李濟的這些學術敏感仍然是繼承了梁啟超、章太炎等前輩學人“以史救國”的愛國初心。

梁思永選擇考古學，并成為“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均出于乃父梁啟超的安排。1922年，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王太子阿道夫·古斯塔夫來華，時任中國考古學會會長的梁啟超做了“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的講演，希望將來“全國高等教育機構均設考古學科，以期開辟中國考古學的新紀元”。梁啟超相信，“以中國地方這樣大，歷史這樣久，蘊藏的古物這樣豐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學上占有極高的位置”。由于當時在中國從事考古相關工作的多是安特生、德日進、鳥居龍藏等外國學者，梁啟超更希望中國學者自己“為中華民族在這一專業學問領域爭以世界性聲譽”。1924年，梁思永從清華畢業后，考入哈佛大學，主攻考古學和人類學。1930年，學成歸來的梁思永初入史語所不久，就受傅斯年委派前往黑龍江昂昂溪遺址調查發掘，目的就是用翔實的出土物證來揭穿日本人企圖占領中國領土而瘋狂叫囂的“滿蒙非中國領土”的謊言，是傅氏“書生何以報國”吶喊的生動寫照。

新中國成立之后，以夏鼐、蘇秉琦為代表的中國考古人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更加堅定了考古學“用以宣傳愛國主義，以便增進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的學科抱負，積極探索“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具有民族風格、民族氣派的中國考古學”的學科發展道路。本《教程》的主體就是總結分析新中國考古歷程和取得的成就，并細分為：中國當代考古學的發展（1949—1966）、中國考古學的成熟（1972年—20世紀90年代中期）和走向世界的中國考古學（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三大階段，這些都是把握學科演進內在理路和洞察學科發展大勢的卓見。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寫學科史和學術史，繞不開的總是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成果，這應該是中國傳統學術史流行“學案體”的緣由。每一個時代標志性的學者，代表了這個時代的學術高峰；每一個學科的代表性人物，則代表了這個學科曾經達到的學術高度。如果要舉出中國考古學百年史上最具標志性的學者，我想很多同行一定都會首先想到考古學一代宗師蘇秉琦先生。

蘇秉琦出身在一個富裕的工商業家庭。1928年，青年蘇秉琦目睹國家破敗，毅然“決心改學中華民族的歷史以喚醒民眾——教育救國，興史救國。”20世紀30年代，剛剛投身考古事業的蘇秉琦，念茲在茲都是“吾愛吾國，甚至把身心奉獻，讓國土和民族不至沉亡，反得永生。”蘇秉琦對學科的貢獻是全方位的，他的個人學術成長史其實就是中國考古學演進史的縮影。從地層學到類型學，從考古學文化劃定到區系類型理論提出，從古史重建到文明闡釋，蘇秉琦始終站在學科最前沿，引領中國考古學不斷向前。對于蘇秉琦先生在上述領域原創性、引領性貢獻，《教程》都給予了專門而細致的論述，尤其有利于讀者提綱挈領地把握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大勢。

新中國成立伊始，年屆不惑的蘇秉琦對新社會充滿了憧憬，很快就寫出了《如何使考古工作成為人民的事業》這篇篇幅不長但意味深長的重要文章。他在文中寫道：

假如我們不肯甘心永遠處于落后的境地，假如我們還想使我們由西方新學來的一套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生根繁殖，假如我們還想成為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國家，像我們的先民一樣，繼續對于人類的文明生活有所貢獻，我們就需要好好地保愛我們先民留給我們的這份珍貴遺產，從這里邊去吸取經驗，看他們是如何地發明和改進了農業和陶業，征服了森林，馴養了家畜，發明了文字、指南針、印刷術、火藥，以及筆墨紙硯，看他們又是如何地由活剝生吃到煎炒烹調，由山洞土窯到樓臺亭榭，從樹葉獸皮到錦繡衣冠，由輪子的發明到機械的使用，然后我們再看這一切物質生活方面的發明和改進對于當時經濟和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種種方面所發生的影響，這就是研究中國物質文化史的任務。這個任務，正如加里寧在蘇聯科學院二百周年紀念會致詞中所說過的一句名言：“由群眾中吸取他們的創造精神，再把人類征服自然的勝利結果還給他們。”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工作和任務。對于這個工作和任務的完成，考古學者的參加是不可少的。

蘇秉琦后來進一步解釋道，“五四運動前后，當國家、民族面臨危機生死存亡的時刻，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個熱烈的思潮，就是討論中西文化問題。那時候中西文化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原因很簡單，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古國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不從歷史上來回答這個問題。”正是帶著這樣的思考，蘇秉琦自覺地開啟了從“為考古而考古”到“為歷史而考古”的轉變。

《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是蘇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把“一生所知、所得，簡潔地說出來”的一部“大眾化的著作”。書的主旨，正如書名所示，是蘇先生對“考古學科在探索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和中華傳統起源過程中所走過的并不平凡的歷程進行一番回顧。”蘇秉琦一生事業的源泉，最根本在于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這是我們讀蘇秉琦著作最直接、最強烈的感受。終其一生，考古從來都不是“避席畏聞文字獄”的避風港，也不是“著書都為稻粱謀”的工具，而是蘇秉琦書生報國的一腔熱情和赤子之心。

1997年1月，已屆米壽之年的蘇秉琦接受了香港《明報月刊》的四次專訪，后以“蘇秉琦談考古學的中國夢”為題刊出，此時距離他逝世不足半年。他說，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運用、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中華文化的精神支柱與民族魂三大問題是他一生奮斗的中心。他始終堅信“考古學是人民的事業”，歷經六十年探索而終于圓夢“考古學的科學化和大眾化”。

1997年6月30日，蘇秉琦先生永遠離開了他鐘愛的考古事業。此時，夏商周斷代工程剛剛啟動一年，這是一項由時任國務委員宋健同志倡導并推動，來自全國20多家單位近兩百名學者共同參與的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也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冠以“工程”名稱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課題。宋健同志強調“讀史愛國，人人有責”，在目睹國際學界有關中國古史的種種淺薄認識后，他深為痛心，直言這“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中國歷史學界自己的迷茫和紛亂”，遂有“怏史學界之遲疑，怨眾賢之蹣跚”，無奈“自編三代年表”的深深感慨和斷然舉措。

2002年，在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李伯謙等學者的精心籌劃下，由夏商周斷代工程辦公室提出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項目在科技部正式立項，由此揭開了中國學者探究古老文明的新篇章。此后二十年間，在“預研究”的基礎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先后實施了五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績，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文明的闡釋研究。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考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關心推動考古事業向前發展，中國考古學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期。2020年9月28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舉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2021年10月17日，在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專門致賀信，希望廣大考古工作者增強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發揚嚴謹求實、艱苦奮斗、敬業奉獻的優良傳統，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展示中華文明風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和重要論述充分體現黨和國家對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視和殷切期盼，深刻揭示考古工作學術性與政治性的有機統一，為新時代中國考古學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縱觀百年考古學史，歷經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和民族復興的三大發展階段，蘊含著一代代考古人矢志不渝的愛國情懷。為民族寫史，為文明立傳，這是百年中國考古學的世紀夢想，更是一代代考古人的初心使命。新時代的中國考古人要以“兩個結合”為根本遵循，秉持學科初心，懷抱學科夢想，勇擔“考古釋中華”的學科重任，在文明探索的道路上砥礪前行，作出無愧于學科、無愧于時代的更大貢獻！

《中國考古學史教程》

王立新 編著

定價：168元

ISBN 978-7-03-085596-1

目錄

本文由樊鑫、王國洪，摘自《中國考古學史教程》

審核：張亞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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