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理論上當經濟出現通縮時，一般會伴隨著 GDP 的大幅下滑。
美國 1929 年大蕭條就是證明，1932 年 GDP 較 1929 年暴跌近 30%；也就是說，GDP 指數的表現與 CPI、PPI 通常是 一致的，但中國沒有出現這種情況，GDP 指數的表現正常。
不但正常，而且是一個快變量；年年計劃5%，年年完美實現。
這其實是一個總量，因為伴隨這個快變量的，還有一個慢變量，這就是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說起來，今年這個指數比去年好看，但它更像是滯脹，因為影響指數的不是居民收入增加了，而是大宗商品漲價外部性的推動。
理論上通縮反映的是貨幣供應與商品供應的失衡，市場商品供應的多，市場貨幣流入的少，解決的辦法就是增加貨幣供應量。美國在大蕭條時期，羅斯福新政一個重要舉措就是放棄金本位制，打開了加印鈔票的剛性約束，允許美聯儲實行貨幣寬松政策，通過美元貶值提升出口競爭力，逐步推動價格水平回升。
中國也是這么做的，但市場并沒有作出應有的反應。
怎么解釋中國現象？
之所以出現數據背離，是因為中國經濟是一個二元結構，從而決定了市場反應的二重性。西方也有國企民企，但不存在行政權指令下的兩種不同的市場競爭規則，新加坡淡馬錫的經理集團是市場化的，中國是行政權穿透的任免制。
這決定了對市場的修復存在著背離：供應端的快變量與需求端的慢變量。
鋼鐵、水泥都是過剩產業，且以國企為主，在雙重規則下，國企是不死島，而政策要考慮國企在經濟問題中的主導地位與權重，要多方權衡，市場無法直接出清過剩產能，供應端繼續擴張。
而供應端又反過來影響了需求端，企業不能出清，唯有低價競爭，看誰卷死誰，消費者價格指數當然上不去，企業在裁員降薪，居民失去對未來就業與收入的預期，開始做消費降級，需求端的修復就成了慢變量。
于是，有了 CPI 和 PPI指數 與 GDP 增速的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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