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喬曉春教授“反對發錢鼓勵生育”的觀點

喬曉春是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并曾擔任《人口研究》雜志主編。可以說，喬曉春教授是當今中國人口學界的一位權威人物。

但人口學界權威說的話不一定都是對的。例如，過去曾有多位人口學界權威預測中國總人口和出生人口，與后來的實際結果相差巨大。

最近我看到喬曉春教授的幾個視頻，在一個視頻中，喬曉春說，發錢鼓勵生育的主張不可取，現在老年人養老都缺錢，哪有錢去鼓勵生育。

我認為，老年人養老確實需要錢，但這與發錢補貼生育并不矛盾。如果生育率持續下降，人口老齡化程度越來越高，會導致社保養老金體系難以為繼。例如，東北三省由于長期低生育率，導致養老金收支缺口嚴重。根據黑龍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發布的《2024年度統計公報》，2024年全省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收入為 2181.43億元，支出為 2842.87億元。可見，黑龍江2024年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當期缺口約 661億元，依靠中央調劑金等方式維持運轉。

在另一個視頻中，喬曉春說，“我反對發錢鼓勵生育，建立生育友好型社會才是最緊要的事。鼓勵大家生孩子，嚴格來說，我不是很同意這種觀點。因為這種觀點背后有一個特別不好的思路，就是人是工具，不是目的，就是人是為社會發展、為經濟發展服務的。”

下面我就來分析一下喬曉春教授的上述觀點是否有道理。

發錢鼓勵生育，減輕育兒家庭的養育負擔，本身就是建立生育友好型社會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有些人不喜歡“發錢鼓勵生育”這個詞，那么，完全可以用“發錢補貼生育”或“發錢支持生育”這些詞來代替，這些詞在本質上意思是一樣的，大致相當于英文的monetary pro-natalist policies。

建立生育友好型社會，至少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經濟支持，包括發錢補貼生育、稅收減免等；二是時間支持，包括產假、陪產假、父母育兒假等；三是服務支持，包括孕產服務、托育服務等。

僅僅發錢給育兒家庭，并不一定能建立生育友好型社會；但如果沒有發錢給育兒家庭，不對育兒家庭提供經濟方面的支持，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完整的生育友好型社會。也就是說，發錢給育兒家庭，是建立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所以，喬曉春說“我反對發錢鼓勵生育，建立生育友好型社會才是最緊要的事。” 這種邏輯就好比說，“我反對給汽車安裝車輪，安裝一輛完整的汽車才是最緊要的事。”但如果一輛汽車沒有車輪，怎么可能安裝一輛完整的汽車呢？

“人是目的，而不僅僅是工具”，這句話是德國哲學家康德說的。需要注意的是，康德這句話的原意并非完全否定人在社會分工中具有“工具”的角色，而是強調不能被“僅僅”當作工具。在現代社會，醫生治病、司機開車、員工上班，客觀上都在充當“工具”角色，這很正常。正當的“工具化”是，在尊重對方理性、知情同意、且互惠的前提下，把人當作實現某種目標的手段。例如：我付錢，你提供服務，雙方自愿。在這方面，所謂“人是目的，而不僅僅是工具”，意思是說，你不能只為利用別人達成自己的目標，無視對方的意愿與尊嚴，而應該尊重他人的自主選擇權。

事實上，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寫了很多文章呼吁放開生育政策，實行家庭自主生育，其中一個理由就是，人是目的，以人為本。例如，二十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人口與經濟的關系及人類生活的丑學問題》（后來收錄在2013年出版的《人口危局》一書），反駁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員李小平（網名“半個詩人”）主張大量減少中國人口的觀點，其中有一段是：【在文章的末尾，一方面，李小平并不否認“從理論上講，全世界的糧食資源可以養活400億人”這個觀點；另一方面，李小平引用美國昆蟲學家艾里奇（又譯為“埃里希”）的話問道：“但是，把地球實質上變成規模巨大的人類飼養場，能服務于什么目的呢？”然而，李小平忘記了這一點：正是把人類當成畜牲來飼養，才能規定地球的人口數量是多少！按照“以人為本”的原則，人類并不是“服務于什么目的”，相反，人類就是目的本身！】

發錢補貼生育，就是把人當工具嗎？顯然不是！因為發錢補貼生育，并不是強制生育，而是給愿意生孩子的家庭提供經濟上的幫助，減輕育兒家庭的經濟負擔，屬于一種社會福利。

我認為，限制生育才是把人當工具。過去的計生宣傳也說過， “中國人均資源少”，“人口增長要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

其實喬曉春教授過去也曾支持限制生育政策。例如，我在網上搜索到喬曉春教授發表在1991年《中國人口科學》雜志上的一篇論文《在農村實行只要一孩政策的一個可行性實例---黑山縣計劃生育政策執行效果的評估》。可以看出，當時喬曉春是支持一孩政策的。不過，后來喬曉春教授逐漸轉變觀點，也支持放開生育政策了，這是值得肯定的。

喬曉春教授論文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