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對焦慮問題的看法

弗洛伊德

對焦慮問題的看法

作者丨嚴和來

精神分析和心理學的從業人員在臨床分析、治療或咨詢中，經常會碰到焦慮問題。在一些案例討論班上，“焦慮”也是一個經常被討論的概念。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弗洛伊德對它有哪些看法呢？筆者帶著這個問題對弗洛伊德的三個涉及焦慮問題的文本做了一次閱讀，希望從中理出弗洛伊德對“焦慮”概念的一些觀點和思路。這里簡述如下：

這三個文本是《精神分析引論》、《壓抑、癥狀與焦慮》和《精神分析引論新編》[1]。第一個文本是1917年寫成并出版的,這一時期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向深度和廣度發展的時期；第二個是弗洛伊德1925年寫成；第三個是他1932年寫成，這都是弗洛伊德的晚年時期，他在這一階段又做了一些新理論的建設工作，例如人格的三元結構，并想對他的性欲理論做一次根本性的修定[2]。

在《精神分析引論》標準版的下面，英文編者加了一個注解，提到這個焦慮問題是貫穿于弗洛伊德一生的，他第一次主要談到焦慮問題是在1895年，當時他有兩篇文章，最后一次主要談到是在《壓抑、癥狀和焦慮》中，《精神分析引論新編》是作者最后一次比較明確地談到他對焦慮的立場。雖然這三個文本的跨度只有15年，但弗洛伊德對“焦慮”的看法卻有比較大的改變。

在《精神分析引論》中弗洛伊德先談到一個"客觀真實的焦慮"，就是對外界一個危險的反映。弗洛伊德又把這種客觀的焦慮細分了一下，指出了一個“焦慮的準備（anxious readiness）”，弗洛伊德認為這個“焦慮的準備”是有利，它引起知覺的緊張，但是焦慮的產生是不利的，也就是焦慮的狀態是不利的，它引起過分的緊張，不利于求生。

接下來就是對焦慮的一個定義：是危險引起的一種主觀的情感狀態。這種情感狀態有一種痛感或快感，中譯本把這種感覺譯成是焦慮的主要情調。所有焦慮情感的核心是一種特殊的經驗重演，他認為焦慮的情感狀態與癔癥的構造機制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說，癔癥只不過是一種新的情感狀態，而一切情感狀態也只不過是一般意義上的癔癥。

那么焦慮性情感受是什么經驗的重演呢？弗洛伊德認為焦慮性情感的起源與原型是出生經驗。出生時可能有一種快感、有一種痛苦、有一種與母親脫離的危險，這都可以引起焦慮的情感，而后來的所有的焦慮的情感都是從這個情感發展起來的。出生引起焦慮的原因是由于新血液的供給（內部呼吸）的既經停止[3]。

往下，弗洛伊德討論神經癥的焦慮問題。他把神經癥的焦慮分成了三種類型。

第一是飄浮的焦慮，易于依附于任何適當的思想之上，弗洛伊德稱它為“期待的恐怖”；第二類是常附于一定的對象上面，也就是恐怖癥；第三種焦慮是指那種焦慮與危險之間沒有明顯的關系，常在癔癥與其它的神經癥經常表現出來，弗洛伊德把它叫著"焦慮的對等物"。

由臨床觀察，弗洛伊德對神經癥焦慮的解釋提供了三條線索：

第一條是與病人的性生活的力比多的某些應用是有關系的。比如不盡性交合（coitus interrupt），力比多的興奮消失不見，焦慮取而代之，形成焦慮的恐怖癥狀或焦慮相等物的癥狀。

第二條是某些心理歷程進入了意識，但是伴隨著這些心理歷程的情感卻沒有了，代替的是焦慮，好像焦慮是一個一般等價物，能替換所有的情感。

第三條是由強迫癥的分析所得，癥狀形成的目的是為了逃避恐怖之感，也就是說，為了逃避焦慮的發展。

由此，弗洛伊德得到了兩個結論：

（1）力比多失去自身的正常應用，便足以引起焦慮；（2）心理方面的反抗也可使力比多失去常態的應用而引起焦慮[4]。

《精神分析引論》中，弗洛伊德想搞清楚的最后一個關于焦慮的問題是它的起源。對此，弗洛伊德自稱不能答復，于是他從兒童的焦慮與強迫癥恐怖中去尋找線索。這里弗洛伊德認為兒童的焦慮是一種神經癥的焦慮，比如兒童怕見生人，是因為兒童渴望見到母親，想見到一張熟悉的臉，結果見到是陌生人的臉。結果是，想與母親在一起的力比多沖動就沒有得到發泄，從而引起了恐懼。

所以兒童的焦慮是一種神經癥的焦慮，源自力比多的沒有發泄，原型是母親分離。強迫癥的恐怖也是類似的，也是一種力比多無處發泄，從而引起各種各樣的焦慮。在《精神分析引論》二十六講談自戀的時候，弗洛伊德又補充認為，真實的焦慮也是起源于力比多，這個力比多是自我力比多。總之，弗洛伊德認為焦慮是起源于力比多的。

在《壓抑、癥狀和焦慮》中，弗洛伊德仍舊認為焦慮是作為對一種危險情境的反應而產生的，而后，每當這種狀態重現時，焦慮便得以復生；弗洛伊德也堅持認為分娩創傷產生了焦慮的原型。但是，弗洛伊德對“危險情境”的內容演化做了深入的討論。這貫穿了弗洛伊德的幾個重要理論，因而顯得特別重要。

弗洛伊德認為嬰兒最早表現的恐怖癥不可能直接追溯到分娩的印象，那時的情境只具有某種焦慮的儲備性（preparedness for anxiety）。且這種焦慮準備性并不是在剛分娩時處于最大值而后逐步減弱；相反，它是隨著心理發展的進程在后來才呈現出來的，而且在嬰兒期持續相當長的一個階段。在個體自我尚未成熟時的合適決定因素是心理無助。在個體依賴于別人的嬰兒早期，決定焦慮的決定因素是“對象的失卻”，即與母親的分離。

接著，焦慮的下一步轉換是閹割焦慮，這也是一種對分離的恐懼，自己與自己的生殖器的分離。它與早期的焦慮的關系可以理解為，陰莖是保證了其擁有者能再度與母親相結合的條件，而陰莖被剝奪，也就是意味著又一次與母親分離。

隨后，閹割焦慮又發展為道德焦慮（即社會焦慮），在這里危險變得不那么明晰可辨，一般地，凡超我對之憤怒、懲罰或不再愛之的事物，自我便視之為危險，并以某一焦慮信號做出反應。弗洛伊德認為，超我恐懼的最后一種轉換形式是死亡恐懼，即對作為命運力量之投射的超我部分的恐懼。

需要特別提一下的是，以上的焦慮的演變是以男性為前提的，在女孩處，弗洛伊德認為要對焦慮的決定因素稍做修改，在女性里，失卻對象不是真實地失卻對象本身，而是失卻對象之愛。

對于焦慮的起源的問題，弗洛伊德在本書的最后一章做了討論。弗洛伊德原來認為焦慮是由于壓抑而來的，是由某一經濟過程自動產生的，但現在弗洛伊德認為焦慮是自我受快樂—痛苦原則影響而發出的一種信號，從而引起壓抑，因而自我是焦慮的處所。弗洛伊德賦予日常生活中的焦慮以兩種起源方式。第一種是一種不自主的自動方式，每當某一情境與分娩相類似時，它就產生了。第二種是由自我產生，每當某一情境有出現的危險時，自我使自己順從于焦慮以對它自身發出信號，提出回避的要求。對于力比多直接轉化為焦慮的假設，弗洛伊德認為它的理論價值不大。

由于壓抑與焦慮之間關系的改變，弗洛伊德又著重討論了癥狀形成與焦慮之間的關系。弗洛伊德較為贊同癥狀形成是為了避免焦慮，焦慮應該是神經癥的基本現象，也是神經癥的主要問題。因為我們既已認為焦慮的產生是由于危險的情境，那么癥狀就可以假設成是為了使自我遠離這一危險情境。換言之，危險情境決定了焦慮，那么用某種癥狀避免（壓抑）了危險情境也就避免了焦慮。

焦慮終止危險狀態的具體過程當然不是這么簡單，弗洛伊德概括了兩種方式，其一，是隱而不見，只在本我當中造成某種變化，自我正憑借這種變化才得以避免危險；其二，表現于外，產生替代形成（substitutive formation）。在強迫癥中，危險大多是內化了，道德焦慮則是完全內化了，這是對應著避免危險的第一種方式的；而恐怖癥中，患者將危險向外移置而形成癥狀，這對應著第二種方式。

通過臨床觀察，弗洛伊德對個體癥狀的發展過程做了描述。隨著個體的成熟，某些危險性情境會失去意義。即使這些危險性情境持續到后來階段，也必須改變它們的焦慮決定因素以符合時間的要求，如閹割恐懼可能會喬裝成梅毒恐懼。但是“成熟”因素并不能提供一個萬無一失的保證，一旦焦慮突破了一個極限，他的心理機構就不能正常發揮作用了，他的行為好像各種舊的危險情境依然存在，并保持著焦慮的全部早期的決定因素。在神經癥患者那里看到的現象就是這一點的不同程度之表現。

為什么有的焦慮會引起神經癥而有的則不會呢？弗洛伊德關于真實性焦慮與神經性焦慮之間關系的討論便是回答這一問題。他們都是對危險的焦慮，只不過，神經癥性焦慮是對一種尚待發現的危險的焦慮，是一種本能的危險；而現實的焦慮是對一種已知的外在危險的焦慮。且已知的真實危險往往會被本能的危險所依附。進一步，弗洛伊德分析了危險性情境，從中剝離出了創傷性情境的概念：曾經經歷過的無助情境。焦慮能期待到一個明確的對象則屬于危險性情境，而它的不確定和沒有對象則屬于無助的創傷性情境（在危險性情境中所預見的情境）。后者是被動的，前者是主動的，后者向前者依附是有著決定意義的。由于自我的控制（因為自我既對本能危險加以防御，也對外部危險加以防御），神經癥焦慮就是在這種依附（移置）之后，而有了一種現實基礎，使看起像一個真實性焦慮，從而形成了癥狀。

在《壓抑、癥狀和焦慮》的最后，弗洛伊德嘗試著談了一點焦慮與痛苦悲傷的關系。痛苦是對對象失去的實際反應，而焦慮則是對因對象失卻而引起的危險的反應。痛苦由于貫注過程的連續性和對之不可能的抑制，而產生與焦慮相似的心理助狀態。悲傷也可以作類似的解釋。

《精神分析引論新編》在形式上是續寫《精神分析引論》，但是在焦慮的觀點大體是與《壓抑、癥狀和焦慮》是一致的。在《新編》中，繼續回答他在《精神分析引論》中提出的兩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一是焦慮害怕的內容到底是什么？一是客觀焦慮與神經癥焦慮的關系。在《壓抑、癥狀和焦慮》中，這些問題都予以回答了，在《新編》中作者利用了超我、自我、它我理論，更詳細地把客觀焦慮與神經癥焦慮聯系起來，焦慮的核心是自我，自我相對與超我的焦慮是道德的焦慮，相對于外界的焦慮是客觀的焦慮，而相對于它我的焦慮是神經癥焦慮。

在講到壓抑與焦慮的關系時，弗洛伊德明確認為是焦慮引起了壓抑，并舉了俄底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作為例子。他認為孩子內心有一個持續的對母親的愛的要求，這種要求的不得滿足造成一種神經性焦慮，將這種焦慮轉到外部的危險，以求自我可能對它進行壓抑（或逃避）[5]。這個外部的危險就是閹割的恐懼，這樣孩子就把內心的力比多能量投到了外界。弗洛伊德還提到焦慮引起的結果并不都是壓抑，也有可能引起力比多的退化。其實，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新編》中強調，在外部危險情境中所恐懼的實際上還是內心的一種傷害感受（即創傷情境）。

附錄：弗洛伊德主要論及焦慮的著作目錄[6]

在弗洛伊德的許多（或許是大多數）著作中，焦慮問題均有論及。下面的目錄不無實際價值。其中，著作題目前的日期是弗洛伊德開始撰寫有關論題的可能日期，題目后的日期是出版日期。帶*者是弗洛伊德的選著。

1893年，草稿B：《神經癥的病因學》第三部分（1950a）*

1894年，草稿E：《論焦慮的起源》（1950a）*

1894年，草稿F：《選集III》之一（1950a）*

1895年（？），草稿J（1950a）*

1895年，《強迫癥與恐怖癥》第二部分（1895c）

1895年，《關于用 <焦慮性神經癥> 將一種特殊綜合癥與神經衰弱相區別的理由》（1895b）

1895年，《對我的 <焦慮性神經癥> 的論文所受批評的答復》（1895f）

1909年，《一個5歲男孩的恐怖癥分析》（1909b）

1910年，《“野蠻的”精神分析》（1910k）

1914年，《從一例幼兒神經癥史中得到的啟示》（1918b）

1917年，《精神分析引論》第25講（1916-1917）

1925年，《抑制、癥狀與焦慮》（1926b）

1932年，《精神分析引論新編》第32講（第一部分）（1933a）

[1]筆者這里用的是中譯本：《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

《壓抑、癥狀和焦慮》楊韶剛、高申春譯，彭運石校，出自車文博主編之《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長春出版社。《精神分析引論新編》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

[2]見《精神分析筆記》第一卷第一期60-61頁，霍大同先生的《語言與精神分析》

[3]這個“既經停止”，筆者認為，是指嬰兒的母親供給營養已經停止，但是嬰兒自己靠呼吸供氧還沒有開始，這時有一個暫時的中斷，這會引起呼吸的緊張。

[4]后文將提到，這個觀點，弗洛伊德后來做了截然不同的改變。

[5]由于神經性焦慮是一種沒有對象的本能焦慮，因而難以抓住，而轉到一個外部對象上，似乎就能很好地抓住了，這是神經性焦慮依附于真實性焦慮的原因之一。

[6]引自《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279頁，車文博主編，長春出版社。

嚴和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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