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創作評論】中國動物科普創作：在歷史與未來之間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動物資源之一，從甲骨文中對鳥獸蟲魚的分類雛形到《詩經》“關關雎鳩”的記載，我們的祖先很早就開始了對動物的觀察與記述。動物科普創作是一座橋梁，連接了物種的生存現實與大眾的感性認知，其發展呈現出清晰的階段性特征。

一、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動物科普創作的特征

早在先秦時期，《詩經》中已記載了百余種動物，《爾雅》更設“釋蟲”“釋魚”“釋鳥”“釋獸”等篇，構建了樸素的動物分類體系。這些典籍中的記載，多與農事、醫藥、文化象征相連，同時關注動物的實用價值和倫理地位。但受限于時代，其直觀想象成分多，科學研究不足。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西方近代動物學知識通過傳教士、翻譯著作和新式學堂系統傳入。現代意義上的動物科普創作，在新文化運動浪潮中萌芽。文壇先賢如葉圣陶、鄭振鐸、冰心、周建人等，不僅是兒童文學的拓荒者，也是科學普及的先行者。葉圣陶的《稻草人》被魯迅譽為“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其中對自然與社會的觀察已初具科普的現實關懷。周建人參與編纂《復興自然教科書》，開創了“科學中國化”的先河，創造性地將二十四節氣等本土知識體系融入科學教育。及至顧均正創辦《科學趣味》雜志，賈祖璋撰寫《生物素描》《螢火蟲》等科學小品，一種用文學筆調講述科學知識、兼具趣味與思辨的“科學小品”文體逐漸成熟，成為中國科普的一大特色。此時期的動物科普，內容上側重基礎生物知識的傳播和生產實踐的指導，風格嚴謹而質樸。

進入21世紀后，中國動物科普創作迎來了真正的春天。其原因有多個方面：一是生態文明建設提升至國家戰略，公眾對野生動物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關注空前高漲；二是科研隊伍壯大，大批一線科學家，有感于知識“鎖在象牙塔”的局限，主動投身創作，我本人就是這樣；三是傳播媒介革命，從圖文書籍到紀錄片、融媒體節目，創作形式極大豐富；四是民間自然愛好者數量迅速增加，使得自然博物類創作更加豐富多彩，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面。

中國動物科普創作的思想流變，從以人類為中心的功利性認知，轉向對生命內在價值的尊重，最終邁向對人與自然命運共同體的深刻體認。

傳統動物知識多源于農耕文明的生產生活需求。無論是《齊民要術》中記載的畜牧經驗，還是古籍中驅蝗護鳥以保收成的法令，其核心思想是辨識動物特性并加以利用或規避。這種“為人所用”的視角，是認識的初始階段。另外一個層面，中國文人賦予了動物獨特的文化內涵，這是與實用視角并行的。梅妻鶴子、松鶴延年、鯉魚躍龍門……動物被賦予了深厚的文化寓意和情感寄托。

二、當代動物科普創作者的使命

隨著現代自然科學體系的建立，尤其是和動物相關的生態學、保護生物學等學科的引入與發展，促使中國動物科普創作的內涵發生了質的飛躍。當代中國的動物科普創作，其核心價值與時代使命愈發鮮明。它已成為連接前沿生態學研究與公眾環境意識的關鍵橋梁，是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不可或缺的“軟實力”。科普的重點從“它們是什么”“它們有什么用”，轉向了“它們的生存狀況如何”“我們如何與它們共存”。例如，我在《西域尋金雕》（科學普及出版社2014年版）、《雪豹下天山》（科學普及出版社2015年版）、《紅唇美猴傳奇》（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2018年版）中揭示金雕、雪豹、滇金絲猴等瀕危動物的生存智慧的同時，必然要揭示其面臨的棲息地破碎化威脅，希望喚醒保護意識，推動生態正義。

科普應當在物種多樣性保護中發揮更大的作用。2025年，在第十二屆中國西部動物學學術研討會上，我曾論述瀕危物種“三位一體”保護模式，是指將科研、科普與智庫報告（政府咨詢）三者深度融合，形成協同作用的瀕危物種保護模式。科研是起點，深入的科學研究是了解物種、發現問題的基礎。科普是橋梁，一方面，它將深奧的科研成果傳遞給公眾，提升保護意識；另一方面，公眾的反饋和關注也能為科研指明方向、匯集資源。智庫報告是出口，基于扎實的科研和廣泛的公眾共識而形成的政策建議更具說服力和可操作性，能更有效地推動保護措施落地。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升華，超越了單純的物種保護，強調人類與野生動物、植物、微生物共處于一個緊密關聯的生態系統之中，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我曾在《光明日報》撰寫文章《野生動物，它們也在守護人類》：“人們對野生動物的感情總是有些矛盾——一方面，覺得它們弱小、無助，需要人類的保護，同時，人們也認識到野生動物在地球生態系統中的重要作用，近年來的保護力度逐漸加強；另一方面，又覺得有點恐懼，畢竟，無論是非典型肺炎，還是近幾年肆虐的新冠肺炎，病毒的原始宿主都是野生動物。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野生動物其實也在守護著人類，是抵御病毒侵襲人類的一道屏障。”

科普創作可以塑造面向未來的生態文明倫理。優秀的動物科普應超越功利性的保護宣傳，致力于引導公眾建立一種基于生態整體觀的價值觀。它講述的不僅是某個物種的存續，更是關于棲息地、食物鏈、氣候變化以及人類在其中位置的復雜故事。它倡導從“人類中心”到“生命共同體”的視角轉換，這與我國大力弘揚的生態文明理念高度同構。

在我看來，卓越的科普工作，應是以傳遞確鑿的科學知識為基石，進而邁向培養嚴謹的科學思維，最終抵達塑造理性、求真的科學精神與價值觀的巔峰，概括來說，就是“科普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知識的準確抵達。這是科普最基礎，卻至關重要的層面，構筑認知的基石。我的《滇金絲猴生活史》（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對滇金絲猴的習性、生存策略的描繪，無不建立在堅實的野外觀察與科學研究之上。可靠的事實是一切討論的起點。失去準確性，科普便如空中樓閣。不過，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單純的知識灌輸已遠遠不夠。當公眾能輕易搜索到無數答案時，科普人若僅滿足于充當“知識的搬運工”，其價值必將日漸式微。

第二重境界，是科學思維的授之以漁。比傳授結論更重要的，是揭示科學得出結論的過程與方法。優秀的科普應如一位向導，帶領公眾親歷質疑、觀察、求證、推理的邏輯之旅。我在講座與文章中，常關聯社會熱點，其目的絕非簡單揭曉答案，而是示范一種思考方式——如何像科學家一樣提問與論證。例如，闡釋生態位概念時，將復雜的生態學思維，轉化為可理解的現實邏輯。這重境界的目標，是賦予公眾一雙“慧眼”，使其能在紛繁信息中自行辨析真偽，獲得終身受益的批判性思維能力。

第三重境界，是精神的化育與價值的引領。這是科普工作最高遠，也最深刻的追求。它超越了知識與方法，關乎科學何以成為科學的內在品格：那是對真理的純粹熱愛、對未知的無畏探索、對事實的絕對尊重，以及基于理性的人文關懷。我在講述金絲猴或雪豹的故事時，是在表達對生命奇跡的敬畏與對萬物平等的倡導；我通過展示科研工作者在極端環境中的堅守，詮釋了何為科學家精神。這重屬性旨在抵御社會的功利與浮躁，播種下理性、求真、合作的種子，最終塑造一種尊崇科學、相信理性、負責任的社會文化氛圍。

“科普三重境界”論，是一個動態銜接、相互滋養的有機整體。知識是構建思維大廈的磚石，思維是淬煉和運用知識的工具，而精神則為整個求知過程提供了最深層的動力與倫理坐標。科普工作從一種單向的、淺層的“知識副業”，轉向為一項關乎民族思維品質與文明底蘊的“價值主業”。

當前，中國動物科普創作的繁榮景象，是由一群背景多元的創作者共同繪就的，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科學家領銜的“硬核科普”。這是我所屬的群體。我們擁有扎實的科研訓練和一線野外工作經驗，能確保科普內容的精準與前沿。如，我的《鳥國：動物學者的自然筆記》（科學普及出版社2016年版）直接脫胎于多年的科考經歷。我們的優勢在于科學性，能將最新的研究成果、最真實的野外故事帶給公眾；挑戰則在于如何將“行話”轉化為大眾能夠理解的“白話”，這需要完成從科學家思維到傳播者思維的轉換。

第二類是專業作家與媒體人主導的創作。他們擁有敏銳的受眾洞察力和高超的敘事技巧，擅長將復雜的科學知識包裝成引人入勝的故事，通過大小知識點串聯、強化故事性與趣味性，實現有效的跨屏傳播。從《中國國家地理》融媒體中心到各類自然紀錄片團隊，他們保證了科普產品的傳播效力和藝術水準。他們是科普產品的“金牌編劇”和“資深導演”。

第三類是跨界融合的“新生力量”。這是一個日益壯大的群體，包括自然攝影師、藝術家，甚至資深“驢友”和觀鳥愛好者。他們或許沒有系統的科學背景，但憑借對自然深沉的熱愛、獨特的藝術視角或長期的實地觀察，貢獻了極具個性與感染力的作品。他們的加入，極大地拓展了動物科普的表現形式，為這一領域帶來更多情感溫度。

這三股力量日益交融——科學家為創作注入靈魂（科學性），作家和媒體人為其塑造形體（可讀性），跨界者為其增添光彩（藝術性與親和力），三者共同奏響了中國動物科普的華彩樂章。

四、中國動物科普創作展望

站在新的起點，中國動物科普創作前景廣闊，但也面臨挑戰，需要在以下幾個方向持續深耕：

一是深化科學內涵，避免娛樂化、淺薄化。在追求“有趣”的同時，必須守住“科學求真”的底線。動物科普不是簡單的“賣萌”，其內核是嚴謹的科學精神。創作者需要不斷學習，跟上動物行為學、保護遺傳學、宏觀生態學等學科的最新進展，為公眾提供經得起推敲的知識盛宴。

二是發揮中國動物科普創作最獨特的優勢與魅力，與綿延數千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深度結合與創造性轉化。從文化基因中汲取養分，構建具有中國氣派和東方智慧的生態敘事。我們所擁有的與動物相關的文化遺產歷史悠久、傳承有序、內涵豐富。創作者要從古代典籍、農耕智慧、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中汲取養分，用全球公眾聽得懂的語言，講述中國獨特的生態故事與生存哲學。這是文化自信的體現，也是為全球生態治理貢獻的中國智慧。

三是激活古典文學與哲學中的生態意象。我們的文化寶庫中充滿了對自然的詩意凝視與哲學思考，創作者可以加以利用。比如，我的《一鳥一世界：鳥國奇趣之旅》（化學工業出版社2020年版），將鳥類世界“人格化”。基于野外考察的真實經歷和科研背景，巧妙地借用“王、侯、僧、隱、醫、儒、勇、情、智、丐”這10個源自人類社會的標簽，為約50種鳥類分門別類，構建了一個與人類社會類似的鳥類國度。這種構思旨在打破人類對鳥類的傳統誤解（如“鴛鴦忠貞”等文化印象），引導讀者以平等、科學的視角重新審視鳥類世界。

四是挖掘民俗與地方性知識中的生態智慧。許多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農諺節氣中，都保留了古人觀察自然、與萬物相處的樸素智慧。例如，云南作家可結合當地特色，在創作中融入“草木染”等傳統物象。

五是注重現實關聯。動物科普創作應當積極回應野生動物保護、生物安全（如人獸共患病）、國家公園建設、應對氣候變化等重大議題，通過有深度、有溫度的科普，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夯實民意基礎。

中國動物科普創作是充滿希望的事業。因為我們所講述的，不僅是飛禽走獸的奧秘，更是我們對這顆星球的理解、尊重與責任。當越來越多的公眾通過我們的作品，開始關心窗外鳥類的名字，思考盤中“野味”的代價，理解保護一片棲息地的深遠意義，我們所播下的種子，終將生長出一片更具生物多樣性與文明包容性的茂密森林。而這，正是所有科普創作者負重前行時，心中最亮的燈塔。

通信作者：

趙序茅，蘭州大學生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保護生物學。

本文轉自《科普創作評論》2025年第4期

《科普創作評論》期刊征稿信息

編輯：齊　鈺

審核：鄒　貞

終審：陳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