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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院士 戴芳瀾(1893—1973)
戴芳瀾,字觀亭,湖北江陵(今荊州)人,1893 年5 月3 日出生,1973 年1 月3 日在北京逝世。
戴芳瀾對近代真菌學與植物病理學在中國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開創與奠基作用。他于1911年考入清華學堂;1914 年入威斯康星大學,1916 年轉入康奈爾大學學習植物病理學,1918 年畢業,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一年后輟學回國,1919 年歸國后歷任國立東南大學、金陵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北京農業大學教授,1948 年4 月當選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 年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1956 年任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研究所所長,1958 年任微生物研究所所長。1955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同年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農業科學院授予通訊院士稱號。1953 年當選為中國植物病理學會理事長,1955 年擔任《植物病理學報》主編,1962 年被推選為中國植物保護學會名譽理事長。從1954 年起,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1956 年4 月21 日加入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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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時璋題詞
▌一、嚴謹求實育英才
戴芳瀾自 1919 年起的 50 多年中絕大部分時間在學校教書,1959 年離開北京農業大學后,培養人才依舊是他始終沒有放松的工作。他不僅是一位造詣高深的科學家,也是一位為我國人才成長嘔心瀝血的教育家。從廣州到南京,由南京到北平,再由北平到昆明,他的前半生培育出了幾代優秀的真菌病理學骨干人才。例如,在我國著名的真菌學家和植物病理學家中,陳鴻逵、俞大紱、黃亮、魏景超、仇元、周家熾、林傳光、裘維蕃、王清和、吳友三、方中達和相望年等人,都在他的課堂上系統地接受過培訓,或是在他的領導下從事過較長期的研究工作。至于在不同時期聽過他的講課,后來成為著名學者的學生,就更加難以確切統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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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12 月,戴芳瀾(前排左五)在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研究所門前與聽講者合影
戴芳瀾領導的清華大學農研所植物病害組,根據他制訂的研究計劃,開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即使在國難當頭的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在昆明仍取得了多項具有國際水平的成果,同時也造就了一批優秀的科學家。例如,他支持周家熾把小麥蜜穗病的侵染與傳播和線蟲聯系起來進行研究,后來又把雞菌和白蟻窩聯系起來,終于發現并闡明了它們之間的共生關系;他又安排裘維蕃對西南地區的大型真菌進行廣泛調查和深入研究,使我國有關鵝膏菌、牛肝菌和紅菇等重要資源的資料得以開始匯集并出版專著。戴芳瀾曾指導西南聯大生物系的沈善炯做畢業論文,又接收他到農研所做研究助教,從事壺菌生活史和形態的研究,后來又與相望年一起對水生藻狀菌進行了深入研究。當戴芳瀾發現沈善炯對微生物遺傳學感興趣時,便支持他閱讀道奇等人關于脈孢菌的論文,后來沈善炯到美國即從事有關微生物遺傳的研究,這為他后來做出重要成績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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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瀾在清華大學農研所
林亮東、魏景超、王清和、姜廣正等許多學生,后來雖然沒有同戴芳瀾在一起工作,但始終與他保持著密切聯系。即使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也經常向老師報告工作,寄送標本。這些學生后來都在不同地方進行著教學或研究工作,成為當地的骨干力量。
姜廣正在 1993 年的一篇紀念戴芳瀾的回憶文章《我的第一課》(寫于 1993 年,未發表。有些字詞與標點符號與現代用法不同,為尊重原文,幾乎保留原樣,個別錯漏字以[]形式標出)中,曾生動地描述了當年初入師門的經歷,現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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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艱苦的歲月(1945 年),我進入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病害組(時在昆明)任助教。當時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工作。
辦完報到手續后。看見一位容貌清癯、鼻下留有一撮小胡子,兩目炯炯有神,50 [歲]開外的學者。這即是譽滿國際的新老師戴芳瀾教授。
經過安排,指定了實驗室,準備了必要的儀器和藥品等。不久,老師到實驗室進行了細致的檢查。然后布置工作。老師說:“明天到附近去采集,標本按常規的方法制作,鑒定,寫成報告,繪圖,送給我看。”
次日在老學長相望年先生領導下,我找個破竹籃子當盛器出外采集。用了大半天的時間,采集到約 20 種標本。將標本帶回實驗室,經過常規制作成臘葉標本包好。再進行放大鏡下檢查,選取典型的真菌在植物上著生的部位。然后制片并在顯微鏡下測量,繪圖等,最后寫成鑒定報告。這樣,我開始了長期真菌分類學的工作。
在這一切我認為工作圓滿結束后。又用破竹籃子盛著用紙包好[的]標本,送給老師審閱……
過了兩天,老師親自提著破竹籃子到我的實驗室里,放下竹籃子,拿出一包標本說:看看吧。我一看大吃一驚,鑒定報告已被用紅墨水鋼筆密密麻麻的修改過,凡寫的不規范的字,不通順的句子,甚至孢子的測量尺度都重新測量,都已修改。對于修改之處老師詳加說明原因。最后說:好吧,下次仔細的做。然后轉身離去。我恭恭敬敬的[將老師]送出房門。
事情已過了近半個世紀,然而第一課的情景卻歷歷在目,有如昨日。對我的教育是十分深刻難忘。老師的嚴格科學態度,實事求是的學風和誨人不倦,自強不息是光輝的典范。
老師(1893—1973)離開我們近 20 年,他的優秀品質道德文章卻教育了不止一代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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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瞻謀劃,長遠布局,產學研結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除鼓勵沈善炯到美國進修微生物遺傳學外,戴芳瀾還認識到植物病毒學是一個重要的前沿領域,因而支持周家熾去英國進修植物病毒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他為派出的留蘇學生確定方向,以使某些學科后繼有人,例如,安排阮繼生在蘇聯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學習放線菌分類,安排魏江春專攻地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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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工作人員合影(中排右三為戴芳瀾)
戴芳瀾在教書育人的實踐中,注重教學、科研和生產的結合,通過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使學生的基礎知識更扎實,對實際更加了解,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加實用。1953 年,他兼任中國科學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后,將北京農業大學植物病理學系的教授與講師以上的教員都聘為該研究室的兼職研究人員,開展了小麥銹病、小米紅葉病、馬鈴薯晚疫病、白菜病毒病和軟腐病、棉花黃枯萎病和立枯病等糧食、蔬菜、棉麻多種農作物重要病害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有些還獲得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成果獎。同時,這一安排也讓剛走上研究崗位的年輕人有了更多的指導者,能力得以迅速提高。這種形式的三結合,實現了培養年輕科研人才、提高學科和教學水平,以及減少農業生產中病害損失的多重功效。北京農業大學成立初期由于主要領導人的“左”傾思想,曾經一度號召學生轉入農學、畜牧、林學等少數“生產系”,而把植物病理等系歸入“非生產”類別。在這種狹隘的“生產觀點”氛圍下,戴芳瀾所專長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乃至于他本人,都曾被誤認為是“脫離生產、脫離實際”。今天回顧,誰是誰非已經昭然若揭了。1956 年夏末,北京農業大學三名應屆畢業研究生在完成了畢業答辯后,到位于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研究所看望戴芳瀾。他以自己早年選擇研究白粉菌為例,向學生說明了為生產服務和提高學科水平二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強調要從生產實際需求中選擇研究課題,并在服務生產的過程中著力提高學科水平。
▌三、孜孜以求,循循善誘,實踐性教學
在教學中,戴芳瀾始終沒有墨守或者滿足于原有教科書上的論述,而是隨著學科的進步不斷更新和豐富自己的講課內容。他不僅把最新的知識傳授給學生,而且在講授中培養學生的治學方法。戴芳瀾對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著作,從不故步自封,他認為那只是在一定時間范圍內比較完備、比較確切,而絕不可能永遠完美、永遠正確。這并不只是出于他的謙遜,更主要的是出于他辯證唯物的認識論。他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必須對自己已有的認識進行重新檢驗,從中發現其中的不足乃至錯誤并使之進一步深入和完善。戴芳瀾的主要研究領域和貢獻是真菌學,特別是真菌分類學。他一生勤奮好學,從不懈怠,精通法語和英語,形成了廣博而深厚的知識體系。他敏銳感知,能及時抓住和正確把握學科發展的新生長點。例如,戴芳瀾始終認為分類研究必須建立在對研究對象的所有生物學性狀的全面深入認識基礎上。因此,他十分關注生命科學領域內各分支,乃至與之密切相關的各種學科的新進展。戴芳瀾循循善誘地引導他的學生和助手們去努力共同實踐這一主張。1952 年,他為北京農業大學本科生講授真菌形態時,繪聲繪色地敘述了顯微鏡下真菌游動孢子的形成過程:首先,發育成游動孢子囊的細胞內開始出現細胞質顆粒狀物質和油滴,它們不斷運動并改變大小;隨后細胞質內產生分隔,每一個分隔各自形成帶有鞭毛的游動孢子;最后游動孢子從孢子囊中釋放。他在講完上述能夠在顯微鏡下觀察到的全過程以后,又聯系能夠影響整個發育過程中不同環節的環境條件,向學生們深刻地指出,隨著相關學科知識和研究技術的發展,今后進一步從細胞、生理、生化的層次上去深入揭示這一發育過程內在變化機制的必要性。在短短幾分鐘內,他就把學生們的注意力從具體細致的現象觀察引申到今后對內在機制的認真思索,這便是他這種努力的一個具體實例。即使離開大學教學工作崗位以后,他仍然十分注意鼓勵和引導身邊的研究生和工作人員及時掌握科學技術新動態,拓寬和加深對相關學科的認識。他時常提醒人們關注國內外相關學科的重要論著和發展情況,還定期組織相應的讀書會和研討活動。戴芳瀾的這種不倦的努力,也反映了他本人終身追求不斷完善的可貴精神所衍生出來的一種責任感。20 世紀 60 年代初,細菌數值分類的概念剛剛問世,他便鼓勵所內年輕人認真研究。他有一枚閑章刻著“學到老”,更有一副對聯“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正是他終生不渝的求知精神的寫照。
戴芳瀾把教書和育人看得同等重要。他十分重視對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引導和培養。戴芳瀾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他的身教,加之學生們對他的衷心敬佩和愛戴,使學生們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受到了有益的熏陶。戴芳瀾對學生們的錯誤和缺點,會從愛護的態度出發,嚴肅地提出批評,有時甚至不講情面。有一次在講授真菌學時,他向學生提問,為何新種被命名后要在學名后邊加上定名人的姓名。這些初涉學術的學生尚不能作出正確回答。他這才嚴肅而又語重心長地解答說:命名人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所定新種學名之后是為了對成立新種負責,絕不是以此為自己樹立名聲。經老師這一點撥,這一責任觀便深刻地印在學生的腦海中。他們后來在工作中力求謹慎行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疏忽而造成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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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瀾(右一)在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指導學生鄭儒永和余茂效
戴芳瀾的教學方式別具一格,講課以啟迪為主而不是滿堂灌。課外的必讀參考資料很豐富。早期,戴芳瀾更是不辭辛苦地收集當時國際上頗有用的論文(大部分都是外文的),親自打印,編訂成冊發給學生們閱讀。在講到某一類菌時,他會向學生們介紹最權威的專著。在課堂上,他從不面面俱到地向學生灌輸知識,而是突出重點。他將自己深入研究過的工作結合在講課中,特別引人入勝,使學生終生難忘。他親自帶實驗課,在點明實驗要求后,便在室內巡視,發現問題及時指出。當他檢查學生們繪圖時,如果畫得比較準確,他可能會指著繪圖考問學生圖上某一部分的名稱;畫得不對的,他就毫不客氣地讓學生重畫。在這樣嚴格的要求下,戴芳瀾的學生幾乎都能繪出精準的顯微鏡描圖。他曾形象地比喻說:“畫靜物,一個罐子你也要看完整了,它哪里大,哪里小,要畫出來。不能只看了半個就畫,那還叫罐子嗎?”在早期教植物病理學時,他很注重實際操作,不以教授自居,親自帶領學生到園藝系果園中去噴波爾多液以防治蘋果銹病。在講授真菌學時,他帶領學生到野外采集,有時全家同去,都是采集員。這樣做既增加了學生對真菌生態環境的認識,提高了對真菌的熱愛和興趣,而且學到了許多采集與識別標本的竅門,師生關系極為融洽,為許多學生以后開展真菌調查研究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指導學生論文時,戴芳瀾手把手地教學生分離培養、切片染色、顯微鏡描圖、照相、查文獻和鑒定,引導學生進入研究之門。
戴芳瀾平時沉默寡言,對青年要求嚴格,從不當面表揚。聽工作匯報時,如他不出聲,就表示還行;如有意見,就說一句“要不得”。但因為不說明哪個地方不合適,學生就得回去仔細檢查,經過多輪修改,直到把那個不合適的地方改掉了,他說聲“要得”,就算是通過了。戴芳瀾審稿很少直接動筆修改,也不多提具體意見,而是啟發性地點一點,要學生自己去想。這樣就迫使學生們主動地開動腦筋,減少了依賴性,培養了獨立工作的能力。戴芳瀾還很重視讀書會,在他學生較多時,會分給每個人一個題目,讓大家分頭查資料和文獻,定期輪流做報告,大家暢所欲言,互相啟發,受益匪淺。
戴芳瀾實事求是的作風十分感人,凡不是他親自參加部分工作的研究論文,他從不署名,即使是他切實指導的也只允許在論文下加一個腳注:“這一工作是在戴芳瀾指導下進行的。”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正直淳厚及其風格之高。他報道的炭角菌科一個新屬擬炭角菌屬(Xylariopsis)的標本系他的學生林傳光所采,他便把林傳光的姓(Lin)作為這個菌的新種的種加詞發表,體現了他對學生勞動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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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真菌總匯》榮獲 1978 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作為中國真菌學的創始人和植物病理學的奠基人之一,戴芳瀾在真菌分類學、形態學、遺傳學和植物病理學等方面發表論文和出版著作50 多篇(部),主要研究真菌的系統分類,在形態學研究的基礎上,深入真菌的發育過程、細胞學、遺傳學等多方面,有些研究成果被國際公認為本學科經典。早年對植物病原真菌和病害的調查作出過重要貢獻。自20 世紀20 年代起的數十年中為該學科培養了大量優秀科研人才。他花費幾十年收集有關中國真菌的豐富資料,并在此基礎上編著了《中國真菌總匯》,成為植物病理研究和教學的重要工具書。該書稿在他逝世后經他的學生整理,后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于1979 年出版。
他的經歷和一生的堅持,是先輩為我們樹立的為人做事的榜樣。
本文摘編自《戴芳瀾傳》(程光勝編著.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26. 6)一書“第八章 中國真菌學界一代宗師”。
(科學與人生 : 中國科學院院士傳記)
ISBN 978-7-03-081982-6
責任編輯:常春娥 劉巧巧
戴芳瀾院士是我國真菌學、植物病理學和植物保護事業的先驅與奠基人,本書記述了其一生經歷。誕生在國難深重時期的他,立志救國,從 20 世紀初開始在戰禍頻仍、家道衰敗的環境中刻苦求學,是第一批赴美學習現代農業的留學生。學成歸國后在高校培養了我國第一代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的人才,并開始對我國真菌資源的調查,為晚年匯編出版《中國真菌總匯》進行了數十年持續不渝的工作。他是我國第一個微生物學專業研究機構的創建者。他實事求是,剛正不阿,嚴謹治學,對學生循循善誘,為我國真菌學的創立與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書后附有傳主的年譜與著作目錄。
本書適合青少年、科技工作者以及對科學家的成長感興趣的廣大讀者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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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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