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每周平均工作時間又降了，但原因并不單純

記者 田進

2025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下稱“周平均工時”）結束連續9年增長，進入2026年，周平均工時持續回落。

如圖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6年前五個月（黑色曲線），周平均工時均處于48—48.3小時區間。其中，1月周平均工時為近三年同期新低，3—5月的周平均工時均為近四年同期新低。2023至2024年的24個月里，有16個月周平均工時達到48.7個小時及以上。

加班現象雖有所緩解，但中國就業人員工作時長仍處在高位，超過相關法規規定的“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工時標準。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毛宇飛表示，如果勞動者的收入足夠體面、社會保障完善，大多數人其實不愿意長時間工作，更愿意兼顧生活、平衡工作與閑暇。但現實中勞資工時協商并不對等，勞動者受加班氛圍、考核壓力、收入焦慮等多重約束，無法真正自由選擇，只能被動接受加班。

除此之外，多位受訪專家均提到，周平均工時已經難以完整反映全體勞動者的真實工作狀態。一方面，隱形加班越來越普遍，工作消息正隨時隨地侵占員工的私人時間，這部分時長通常不計入加班統計；另一方面，2億靈活就業群體很難被納入周平均工時的統計口徑，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群體普遍被動或主動承受超長工時。

中國社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曾參與過勞動法論證和起草工作的董保華表示，周平均工時波動主要受制度性、周期性因素影響。制度性因素主要指立法、執法等人為干預手段，周期性因素則和經濟運行規律密切相關。“相比應對宏觀周期帶來的工時波動，想要從根源推動工時下行，關鍵是推動制度層面、尤其是立法層面的改革。”

經濟觀察報制圖

多重因素推動工時回落

過去一年多，董保華明顯感覺到，受“反內卷”影響，相關部門針對加班行為的執法尺度上明顯收緊。各地法院對加班費相關案件審判標準趨嚴，如果企業拖欠加班費，人社部門處罰力度更大。

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明確提出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2025年3月，“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正式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市場端，2025年以來多家大型企業也主動出臺“反加班”舉措：小紅書取消大小周、大疆實施強制不加班、美的宣布嚴禁下班時間開會、杜絕形式主義加班。

2025年11月，智聯招聘發布的《2025職場“反內卷”調研報告》也顯示，有8.4%的公司已在推行“強行下班”，近半數50.7%的公司不強制也不鼓勵加班。

除“反內卷”推動工時暫時下行外，外部制度約束也倒逼外貿企業壓縮工時。

2024年11月，歐盟委員會通過《強迫勞動法規》。該法案明確，出口至歐盟的產品，其生產過程中任何環節均不得涉及“強迫勞動”，包括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或每周超過40小時的情況，即使員工“自愿加班”也不被允許。該法案設置三年過渡期，2027年底全面落地實施。

董保華表示，歐美國家正將勞動法“武器化”；我國經濟外貿依賴度較高，海外合規規則客觀約束國內企業加班行為，如果外貿企業不控制加班時長，相關海外市場可能直接拒收其產品。

相較于內外制度因素，采訪中，多位受訪專家均提出，宏觀經濟周期波動是本輪工時下行的主要影響因素。

董保華表示，宏觀經濟景氣時，國內企業優先通過延長現有員工工時承接新增業務，工時隨之走高，后續才會擴招員工分攤工作；經濟承壓階段，企業則先停止招工，再削減現有員工加班時長，工時明顯下滑，如果宏觀經濟未有明顯改善，企業最終會選擇裁員。

過去幾年，中國GDP增速出現了一定波動，國家統計局也多次在新聞發布會提及，部分企業生產經營面臨不少困難。

一位長期研究就業的專家表示，周平均工時走勢與宏觀經濟景氣度整體正相關，且周平均工時波動在一定程度上滯后于宏觀變化。近一年多工時持續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觀增長承壓的現狀。

毛宇飛表示，此前經營承壓階段，企業普遍依靠延長員工工時對沖成本壓力，但工時調節經濟壓力的空間已經接近上限，企業不可能無限拉長員工工作時長。2024年初周平均工時已接近49小時，繼續增加的空間極小，依靠加班增產的邊際效益持續遞減。

要客觀看待工時過長問題

即便2025年以來周平均工時持續回落，中國的工時水平在全球仍處于較高位置。國際勞工組織數據顯示，在2022年全球167個有統計的國家里，每周平均工作時間超過44小時的僅有9個，中國、印度、蒙古、伊朗均在列。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下稱“勞動法”）第36條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第41條規定，用人單位由于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后可以延長工作時間，一般每日不得超過一小時。

毛宇飛表示，工時偏長是一個經濟體在產業鏈升級過程中的必經階段。大多數歐美國家早已完成工業化，成熟的產業鏈與雄厚的經濟基礎，能夠支撐短工時、高福利的用工環境；中國在過去較長時間內主要處在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勞動密集型制造、服務業占比高，行業利潤空間有限，只能依靠延長工時保障產出穩定與收入增長。

此外，部分勞動者需要依靠加班提升收入。《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24》數據顯示，2023年，住宿和餐飲業就業人員調查周平均工時為53.8小時。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零售業和制造業等行業均超過51個小時。

董保華表示，靈活就業者主動加班增收的意愿遠高于正規就業者。比如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想多掙錢就需要拉長工作時間、多接單。如果監管部門出臺政策硬性限制其工作時長，推行過程中將面臨巨大阻力：強制網約車司機工作滿8小時停止接單，司機會認為政策是在砸他們的飯碗，消費者也會抱怨潛在的出行成本上升。

毛宇飛說，從積極角度看，延長工時確實能帶來總收入的增加，很多勞動者愿意加班也是出于這個考量。但加班常態化會攤薄單位勞動價值。大量低收入群體每周工作超50小時，收入仍難以覆蓋基本生活需求。這類崗位普遍勞動保護、福利配套不足，勞動者只能靠無限拉長工時彌補工資的不足，這并不是一種健康的收入增長方式。

上述就業專家表示，如果將工資因素考慮在內，較長的工時可能反映了就業質量低下。例如，許多低收入勞動者每周工作50—60小時，收入依舊難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根源在于崗位勞動保障缺失，勞動者只能通過加班補足收入。

那些未被納入統計的工時數據

綜合多方采訪，2025年以來周平均工時回落的背景下，相當一部分勞動者的真實工作情況未被納入數據統計中。

智聯招聘發布的《2025職場“反內卷”調研報告》顯示，職場人每天加班2小時內的情況較為常見。40.7%的職場人為了績效或晉升不得不拼，每天工作時長8—10小時是常規操作；21.7%的職場人每天工作10—12小時；另有9.8%的職場人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

毛宇飛表示，隨著數字化辦公的普及，各類數字工具無休止侵占員工私人時間，勞動者長期處于“在線待命”狀態，工作與生活邊界模糊，但傳統的工時統計、監管體系還沒跟上，這就需要從法律、制度層面作出調整。

董保華表示，如今的加班形態正在從企業硬性安排轉向員工自愿加班。企業主動安排加班極易引發勞動仲裁，因此近幾年企業對安排加班任務越來越謹慎；但在快速響應的工作要求下，員工往往主動加班完成工作。“勞動仲裁中，自愿加班時長通常不計入加班核算。即便人社部門加大執法力度，自愿加班的勞動者主動維權的意愿也普遍偏低。”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定義，周平均工時統計范圍為全國城鎮地域常住、單位類型為企業的就業人員。因此，靈活就業者不在統計范圍內。按照人社部統計口徑，靈活就業群體約2億人，占全國就業人口近三成（2025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為7.2504億）。

此前多份行業研究報告顯示，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的工時過長問題較為突出。例如，福州市交通運輸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第二、第三季度，當地網約車駕駛員日均工作時長約10—12小時；2025年四季度，杭州日均運營超 12小時的網約車數量占比達21.92%。

在毛宇飛看來，靈活就業群體工時呈現出鮮明的兩極分化特征。一類是工時過長型，集中于平臺從業者：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收入直接和接單量掛鉤，在“多勞多得”薪酬模式、算法雙重驅動下，主動或被動長期超時工作。同時，他們的工作邊界極為模糊，大量等單、待命時間也持續消耗身心，實際勞動投入遠超統計工時。另一類是工時不足型，以兼職、零工群體為主，他們面臨的挑戰是工作不穩定、接單量不足，收入波動劇烈。

他表示，工時兩極分化背后指向的是一個核心問題：靈活就業群體被排除在傳統勞動法律的保護框架外，法定工時、加班費標準對他們基本不適用，超時工作成了常態，且無法主張法定加班費。同時平臺通過僵化的時效規則、績效激勵等算法機制，變相倒逼勞動者延長工作，形成算法控制下的高強度工作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