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職上武當，就能安撫人生焦慮嗎？

“一個在胡同里無照經營小賣部的編輯，現在武當山掃地。”

很長時間里，李小道在豆瓣簡介中如此介紹自己。2019年初，人類學碩士畢業的他辭去了一份長達5年在一家學術出版社做編輯的工作，上武當山做起了義工。他不想將這次尋訪視作某種人類學田野，甚至在填報名表時特意空下了學歷、專業和技能，想看看一個“一無是處”的人究竟能不能在道觀做義工。8個月的時間里，他沒能過上“看云、煮茶、敲磬、彈琴”的神仙日子，不僅沒有避開人間俗事，反而在與不同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發現，原來“山上山下，皆在人間”。山上那些日子的記錄，后來組成了一本名叫《辭職上山》的書。

李小道是化名，父母當年給他取名“李闖”。在李小道之前，他曾做過“李小編”，也當過幾個月的“李小販”，后來36歲重新高考成為一名中醫本科生，如今是“李小夫”，當然未來也許還會成為“李大夫”。不同的名字只不過是一個階段性的代稱，在這些看似無關的經歷中，他一直在追問自己究竟想過怎樣的人生。他也曾焦慮過，看起來無從下手的時候，他的解法就是“推倒重來”，“當所有事情都陷入困境，那就完全推倒，很多問題也就不是問題了”。

6月初，我們在北京見到從實習醫院回來的他。和他聊了聊當年武當山上的日子。他坦言在武當山的日子并沒有完全撫平他的焦慮，可那段時間他看到了許多種不同的人生，他慢慢把曾經那些像掛件一樣掛在自己身上的“知識”一一卸下，在日升月落中“過”出每一個日子。如今再回想，他笑稱從武當山下來，好像打開了一扇門。“現在實習的醫院中，我見到的大多是醫學能治好的；山上那些所謂‘作妖’的香客，很多是醫院看不好的；而沒什么病的，基本都在以前小賣部的胡同里。”慢慢把這幾個碎片拼湊起來，他覺得對人、對自己都有了更多了解。正是這種了解，讓他感受到了一種久違的平和，一種不太容易被周遭種種“焦慮”所席卷的平和。

以下是李闖的講述，部分內容整理自《辭職上山》——

自述 | 李闖

采寫｜申璐

李闖，人類學碩士，當過兵，種過地，畢業后曾是某學術出版社編輯，裸辭后在胡同開小賣部，機緣巧合到武當山金頂太和宮做義工，下山后重新高考轉而學醫，現在醫院實習，見識眾生疾苦。

胡同版“武當山”？

從2020年下山到這本書出版，已經過去了快六年。

我把當初在山上的見聞分享出來，并不是想提供某種“躺平”的范本，而是想描述一些我見到的可能性。我盡我所能保持了一種“真誠”，不去評判，只是呈現。雖然在那之前我學了很多年的人類學，人類學也會講對不同文化要寬容，但這些東西一度都像“掛件”一樣掛在我的身上，我可以講得很好，卻并沒有多少體會。直到這些年過去了，我才越來越感受到自己的一些狹隘。回想武當山上的200天，我最深的體會是在不同的環境中，人究竟有沒有勇氣拿自己堅守的東西與之碰撞，找找對方是否有合理性，這特別珍貴。人總需要一面鏡子照一下，才知道自己真正是什么樣子。

在聊山上的生活之前，我想有必要跟大家鋪墊一下前情提要。上山這個決定純屬是各種機緣巧合之下的結果，并不是我一開始就計劃好的。

一切還要從畢業后找工作說起。碩士畢業到工作，我其實經歷了挺大的轉變。我當時學的人類學專業想要找對口的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比較幸運的是，我畢業那年北京正好有兩家機構在招，后來我就去了一家學術出版社做人類學編輯。

到了出版社之后，我整個人的思維發生了很大變化。那些年像是被包裹在一種“文化人”的虛榮幻覺中，曾經出現在書中的學者，有一天就出現在我身邊，見面時大家都很客氣。有段時間我就有點“飄”了，覺得自己好像也行了。日常的工作中也會有很多時候把我推到那個位置，讓我產生虛榮，比如很多書我當時可能也沒有完全讀過，只是看了新書書訊，但我可以給別人講得頭頭是道。一個東西明明不懂，但就是能講得像是我做的一樣。那段時間，同事很羨慕我這種能力，我自己也沉浸在這種虛榮中。

可時間久了，還是會忍不住想這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說通過我的“忽悠”，一本書原本只能賣3000冊，結果賣到了30萬冊，這也可以，但大多數時候，這個浮動不過也就是上下一千冊而已。仍然有很多優秀的作者沒有被讀者看到，也仍然有一些我認為名不副實的作品在被過度營銷，綜合起來，我就會懷疑正在做的這些工作有意義嗎？如果我試圖通過在做的事找到某種成就感，那當時可以說不僅找不到，連存在感都微乎其微。

《辭職上山：我在武當的200天》

作者: 李闖

版本: 新星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2026年5月

也是到了這兩年，我才逐漸意識到一個人成就感的獲得本來就沒有那么快。即便我現在在醫院實習（這是下山之后的后話了），白天很努力地在幫助患者緩解痛苦，我也的確幫到了他們，但晚上回去我依然沒有什么成就感，只會覺得很累。成就感其實是需要積累的，不太可能在當下就獲得即時反饋。因為排列在之前，大腦首先需要處理的是一個人的勞累度。開心也需要物質基礎，在那個基礎已經被消耗掉且還沒有補充上來的時候，人只會覺得累。這個時候可能需要的是外界的環境、或者直白說就是實打實的工資。

回過頭看，我當時生出辭職的念頭也是因為忍受不了這種“自我欺騙”。我發現騙別人挺難的，但騙自己更難。辭職以后，我就暫時回北京胡同的老房子開起了小賣部，當聽朋友說起她在武當山做義工的經歷時，我那時的日常也就是每天掃掃地、理理貨，應付一下購買的顧客，沒事的時候看看天、看看貓、發發愣。她說的山上的義工生活，好像基本也是這樣。

那我（的狀態）豈不也相當于“胡同版武當山”？

但我又覺得武當山肯定不止于此，否則小賣部就已經完全實現這個狀態了。去之前我就想，山上肯定不只有某一類人，他們在山上是怎樣的狀態？他們和我們有什么區別？那個區別究竟是只不過我在平原，他在高山；我在北京，他在湖北？還是說，他們真的有另一個世界？

其實以前我也有好奇，只是因為手頭有各種事情，人很難抽身。但那段時間很湊巧，手頭的事也沒什么可留戀的。每天也就是和三兩個顧客貼身“肉搏”，為了三五毛錢吵一下午。而且那陣子臨近夏末，小賣部的生意本就在下滑，我也沒想好冬天要賣什么，也算處在一個向前開拓的時候。與其這樣，那我為什么不干脆換一個方向，去開拓一個未知的領域？

俗話說，“虱子多了不咬，債多了不愁”。當什么事都足以讓你焦慮的時候，你都不知道從哪開始焦慮，反而就沒那么焦慮了。

有這個念頭之后，我就開始留意相關的消息，不久就在微博上查到當時紫霄宮發布的義工招募。那份招募啟事上寫著：會樂器、能做木工活、懂畫畫或者武術、了解中醫藥等優先錄取。但那份報名表上，學歷、專業和技能我一概沒填，就想看看一個“一無是處”的人能不能被道觀收留做義工。也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后來我雖然上了山，但沒能留在紫霄宮，而是被派去了金頂干活。

事實證明，人只要有手有腳，別犯懶，總還是能找到一個糊口的地方的。

李闖的小賣部。如無特別注明，本文圖片均來自李闖。

山上山下，

都在人間

上山之前，我看過一本書關于道觀中女性修行者的生活狀態。書中記錄的修行之地大多很偏遠，少有人去，周圍的老百姓可能逢年過節去拜一拜。甚至附近居民家中養不起的孩子，也會放在道觀門口。所以在我的想象中，道觀生活就是被世界遺棄的一群人，獨立地抱團取暖，生活在一處被世界遺棄的角落里。可一旦把道觀和旅游場所聯系起來，它難免有熱鬧繁華的一面，那么到底哪一面代表道觀一般的狀態？

初到武當山，我就傻了眼。武當山太大了，甚至火車站都在武當山里。據說山中有大小山峰七十二座，方圓400公里的山間散落著33個建筑群。其中金頂代表了熱鬧的那一派；而類似五龍宮則相對冷清，幾乎不會有游客前往。

也是上了武當山之后，我才發現道長們并不都是，或并不總是“慈眉善目”的，他們也會大喊大叫，也會生氣內耗，但這些并不會成為需要克制的情緒，他們反而覺得正如天有風雨雷電，人就會有喜怒哀樂。他們能夠接受此刻的自己因為“道心軟弱”而達不到某種境界，把那些在旁人看來的“不自洽”，視作應該承受的后果。也許，這本身就是一種“道法自然”。這在當時給我很多啟發，其實細想我們今天的很多煩惱歸根結底都源于“既要又要”。

除此之外，道長們身上確實有一種關于“生活”的智慧，那是不依靠知識積累獲得的。很多道長對世俗知識接觸不多，也沒聽過“正念冥想”或是“存在主義”，但他們活在當下的態度著實讓我心生羨慕。我曾和道長們說起很擔心自己的身體，可他們覺得只要能吃飯、能干活，就沒事。當時我心想這標準也太低了，后來越細想越覺得就是這樣，身體好不過也為了應對日常、進而能夠享受生活而已。道長們還說之前有一位上山來的香客身體很不好，就連每日的飲食都要用秤量，他依靠知識想確保健康飲食，最后反而把身體吃“壞”了，還不如道長們在山上見什么吃什么來得好。

群山風景。

在山上的日子，常見到有人奔著出世的決心來“出家”。

可道觀真不是遠離人間的世外桃源。以金頂為例，在這里出家前要考查，轉正要考試。成為在籍道長后，每月查考勤（或是每日值殿半天，或是早晚上殿念經），所有人做六休一，絲毫不比上班清閑。就算“出了家”，也要面臨出差報銷、個稅申報和年終總結一系列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能經受住日常瑣事的折磨，何嘗不是另一種修行？

那究竟什么是“出家”？道長們覺得出家的目的不是為了學什么，而是為了把所有一切都放下。這給我一個啟發是，不用把什么事情都想明白了才算是一個成功的人，而是一個人不被這些東西所困擾，不依靠別人——既不依靠別人活著，也不依靠別人的判斷。現在我們可能會說這個人內核很穩，甚至有很多心理學的書分析如何達到這種狀態，這些書道長們肯定沒看過，但他們就是能直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想也許是因為他們直接在和大自然接觸，是從自然和生活中獲取的感悟。

我在書里反復提到，山上山下，都在人間。這并不是說人間不好，更多是感慨人還是要首先回到現實當中，修仙的第一步也是從現實當中去提升自己，而不是通過逃避現實來實現所謂的“修仙”。道教講，即便有一日得道成仙，也還是要面對人世紛擾，處理人際關系，香客有求也要有所回應，而這種關系實際上才是困擾絕大多數世人的所在。

李闖做義工的宿舍。

見眾生，也見自己

到了太和宮，我被分配到金頂掃地。

給我安排工作的道長說，把你放在這，一方面是幫忙打掃衛生，另外你可以觀察一下各式各樣的香客，也許有助于你理解世間百態。他說得特別有道理，封山之前，我基本每天都能見到各種各樣在山上“作妖”的人。

山下來的香客們，大多是普通百姓。大家為了各種目的（不排除“拯救蒼生”）來到山上念經祈福，其間也常能看到不少非理性行為。比如有的人會在殿前旁若無人地哭號，痛訴家里七大姑、八大姨之間的家庭矛盾；有的人會用身體蹭大殿的護欄，趁人不注意“偷”一把香灰裝進口袋，或是直接放進保溫杯，晃晃就直接喝了。還有人會把道觀里我們這些義工當作得道高人，主動求“打”以尋求“加持”。

剛上金頂時我經常會上前阻止，和很多人一樣覺得這些是愚昧迷信。可慢慢地，我開始放下了關于“對”和“錯”的執念。如果每個人都能坦然面對生死、生活安樂無憂，自然不需要求神拜佛。可還有相當一部分人，他們無力尋求，或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回答，可人總還是要活下來、過日子。這些非理性行為背后是底層百姓面對生活苦難和未知時的迷茫與自救。殿前宣泄完委屈，包一把香灰，臨走時再抽一支好簽，下山后再深吸口氣，抖擻精神再去面對那一地雞毛。這本就是大多數人的生活。

更何況，我也并不確定我對理性的某種執念是否也是另一種迷信。很多時候，理性帶給我們的只是一些南轅北轍的自我感動。科學和信仰本就是兩個體系，科學的話語體系里講求證明或證偽，而信仰的世界只有信或不信。自詡站在理性一側而生出的不屑，何嘗不是一種自欺的傲慢？

除夕夜，登武當金頂之路。

然而有些不文明行為，還是能輕而易舉挑起我的憤怒。如何與這些游客打交道也是一門學問。

我曾經遇到過一個大爺，邊走邊用登山杖敲沿途的建筑。我幾次和他說：不要敲，這些都是文物。大爺非但不聽，還反問我：“文物為啥不搬進屋里？”我還沒組織好語言反駁，回過神時見他已揚長而去。面對同樣的行為，道長們的情緒似乎并不受影響，甚至常常能精準回擊。有次一位敲銅磬的游客反問道長：“你們能敲為什么我不能敲？”當時道長慢悠悠回復他，這是道觀用來聯系神仙的法器，“我們的確也敲，可我們把神仙請來還有辦法送走；你這一通亂敲，神仙生氣了怕是送不走吧？”那位游客聽后，趕忙對著銅磬鞠躬道歉。

這樣的場合不在少數。印象中，道長們都是“背負長劍、一臉寒霜”，但其實他們很善于和游客打交道，甚至有時候還有些“討好”的意味。我們通常的理解可能會覺得殿中值守的道長是專門負責服侍神靈的，但實際上道長和游客們的互動很多。就像在轉運殿內，為了尋求“轉運”，香客們會步行通過一條位于銅鑄神龕與墻壁之間的通道，邊走邊在漆黑中詢問，“轉過來了沒有”；道長們就會說：“轉過來了，轉過來了！”聽起來像是一個人的運氣也隨之轉過來了。

那一刻我會覺得，古時候道長們游方化緣，每到一家通過贊頌家主來得到一些布施，他們所做的事情也如此，得到一些貢品就分發給道友，門前若有被遺棄的嬰孩就收養長大，而不是在云端高高在上、俯瞰人間的姿態。

甚至關于道教，我之前的理解其實也很淺，覺得信道之人大多“不染塵俗”“仙風道骨”。但和山上的道長接觸下來，發現他們說的幾乎都是大白話。研究道教的人可能會說“道祖如何”“天上的神靈如何”，實際上道觀里是不用這些詞的，他們可能直接就會稱“祖師爺”，把日常的供奉活動稱作“拜老爺”。這些表述其實體現出古代百姓對于權威的認識，他們對神靈的理解是放置在一個大的家族體系中的。

在山上呆了快八個月之后，我開始有了下山回家的念頭。坦白說，后期我對山上的生活已經有些厭倦了。宿舍里人來人往，大家平常沒有什么邊界感。加上夏天將至，天也熱起來了，蟲子也很多，漫山遍野都是敵敵畏的味道。（疫情）封山結束，游客也漸漸多起來了，除了日常的工作，還要顧及生活的一面，人際關系也更復雜，就會覺得有些應接不暇。

用道長的話說，“還沒把心掃凈，還是要回到紅塵中”。

在武當山上打坐的外國道友。

時間，并不都是直線的

說實話，不論是當初決定辭職，還是后來上武當山，我一直沒有想過當下正在做什么，以及之后要做什么，每次都是走到這一步了就硬著頭皮往下走。最近很流行的“奧德賽時期”，我們那時沒有這個說法，我想這也和今天的人選擇變多了有關。選擇多了，人也容易迷茫。

大家總說，不想輸在起跑線上。但人生其實沒有什么賽道，本質上不是競爭關系，甚至都不是直線向前的。我們現在被一種發展的話語定義了時間，所以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人需要往前走，每一個昨天都是為了明天服務，但沒有取得應有的成就時就會追問是不是昨天做得不夠，但昨天已經不能改變了，所以人就會抑郁。這導致我們不是在為昨天而懊惱，就是在為明天而焦慮，可是今天才是現實的生活。

可是，時間并不都是直線的，也可以是循環型的。

我記得道觀的生活就有兩套不同但互相交叉的時間線：一套是指導景區營業的鐘表時間（公歷）；另一套是流傳于鄉土社會，統領道觀日常的自然時間（農歷）。公歷是直線型的時間，我們會在每一個元旦開啟新的一年，也相信在這條時間線上人和社會都是始終向前的；而農歷是循環型時間，人們在看上去相似的時間點上播種、收獲，一年四季，周而復始。

當然這不是說循環型就更好，去年的節氣和今年的節氣是一種疊加的關系，而不是競爭關系。或者說上個月的十五，月亮是圓的，這個月的十五也是，這兩個月亮沒有什么比較關系，但我們都知道再疊加幾個就到八月十五，該過傳統佳節了。這種循環型的時間是立體的，是螺旋向上的，看似垂直距離是在一個點，但實際上已經疊加過不知道多少層。但這種時間觀也有壞處，那傳統可能就不容打破，比如小縣城里到年齡就得結婚，它背負的傳統的負擔就是很重，但在線性的時間中，人會覺得30歲過去了還有35歲。

兩套時間沒有好壞，就看什么樣的權力在對它定義，以及它對在其中的人發揮怎樣的作用，又產生怎樣的意義。當我們在直線時間中發現有點走不下去時，停下來并不是在浪費時間，而是進入了另一套時間模式，在那里你關注的是自然的變化，是氣候，是藍天，是八月和九月的星空有什么不同。更何況，時間本來就是用來浪費的。

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停下來考慮這個問題，說明已經有人在原先的直線賽道上放慢腳步，思考其他可能性。對于人類學來說，可能性始終是一個吸引人的東西，而必然性是一種無趣，什么東西一旦有了唯一的必然答案，它就死了。

這次回北京的路上我坐長途大巴，全程在看書，旁邊的小哥一邊啃燒餅，一邊刷短劇。放在以前，我可能會覺得有種隱隱的高傲，但那一路我全程的想法是，這個燒餅真香啊，我怎么剛才沒買一個吃。

在山上的大雪天值殿。

從武當山下來，好像打開了一扇門。山上那些所謂“作妖”的香客，很多是醫院看不好的；現在實習的醫院中，我見到的大多是醫學能治好的；而沒什么病的，基本都在以前小賣部的胡同里。慢慢地這幾個碎片拼湊起來，我對人、對自己都有了更多了解。面對不同人群，其實看到的也是我自己不同的面向。我的脾氣沒那么好，但耐心也沒那么差，盡管有時候腦子不太夠用，但也勉強能轉得過來，而有些東西，不會就是不會。

我能接受我現在所有的樣子。也挺好的。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申璐；編輯：劉亞光；校對：張彥君。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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