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三章 背景：馬來西亞和水稻主產區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第三章 反抗的景觀

背景：馬來西亞和水稻主產區

如果一個人注定要成為東南亞某地區的農民的話，那么，無疑馬來西亞從任何角度講都是最佳選擇。馬來西亞的優勢在于：它擁有一個開放的、很有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它擁有相對合理的人地比率，擁有一個雖不是完全民主、但至少能容忍政治反對派的政治體系。另外，同其鄰國相比，馬來西亞是一個缺少攻擊性的國家。在醫療服務、教育、水電供給、交通、洪災控制和農田灌溉等方面，馬來西亞政府確實為其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而且，在這些方面，它比任何其他的東南亞國家做得都要出色。過去20年來，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率令它的鄰國羨慕，同時也受到了國際借貸機構（如世界銀行和亞洲發展銀行等）的青睞。從1960年到1976年，馬來西亞的人均GNP增長率達到3.9%，這個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增長水平，也高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一些發達的工業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雖然人口增長較快（每年達3%），但到1978年，馬來西亞的人均GNP超過了1100美元，這個數據是任何其他東南亞主要國家的2倍，因而使它們都相形見絀。

如果說哪個國家曾經是推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典型國家，那么非馬來西亞莫屬。1980年，馬來西亞是世界上熱帶木材、錫、橡膠和棕櫚油最大的出口國，而且1975年以后，馬來西亞已經成為一個純粹的石油出口國。持續的貿易順差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稅收收入（1966一1976年增長了4倍），從而極大地增加了國家的政策選擇和開發經費。至少依據東南亞地區的平均水平，馬西亞西亞的國庫的確是很豐盈。與此同時，馬來西亞的經濟日益依賴國際市場，因為它出口的主要是初級商品。同過去相比（那時，馬來西亞的出口主要是依賴錫和橡膠等原材料），這種依賴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但它依舊是明顯的依賴。雖然這樣的例子很多，但是，進口替代型工業的快速發展并沒有減輕馬來西亞經濟對出口貿易的依賴；這種工業化嚴重依賴資本貨物和半成品的進口（1974年幾乎占到全部進口額的3/4）。外資對經濟的控制方式雖然比較溫和，但一直持續存在。外企首先在種植業站穩了腳跟，隨后在自由貿易區內，它在進口替代商品（如布匹、鋼鐵、機動車輛等）和出口的工業品（如電器、晶體管等）方面都占據了主導地位。到1974年，馬來西亞60%以上的股份公司都由外資控股。

在這種情況下，小農農業的需要，尤其是水稻生產的需要，無論是在殖民時代還是后殖民時代，從來都沒有被優先考慮過。作為外匯和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種植園總是優先獲得基礎設施、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目前，隨著城市勞動力的日益增加，人們試圖通過降低國內稻米（主要的食物來源）的價格來盡量降低勞動成本，這已經變得愈加迫切。

如同其他地方，資本主義發展、出口導向型增長、鼓勵外國投資進入的模式也導致了日益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盡管總體增長率十分明顯，盡管政府出臺了治理貧困的方案，這種現象還是發生了。首先，它表現在，從1960年到1970年，傳統農業部門平均收入與其他經濟部門的平均收入差距日益拉大。1960年，這種差距為1:2.5，1970年超過了1:3。其次，它也表現在，低于和高于官方貧困線的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日益增大。比如，從1960年到1970年，農村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以每年0.4個百分點的速度逐年下降，而其他人口的收入每年以2.4個百分點逐年上升。在其后1970—1978年的8年時間里，農村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以每年2.4個百分點增長，但是這個增長率還不到其他人口收入增長率的一半（5.2個百分點）。在過去將近20年的時間里，不僅不同群體的人們收入差距明顯擴大，而且到1978年，農村窮人中的兩個主要群體——耕種稻田的小農和橡膠農——的實際收入還不及他們1960年的實際收入水平。事實上，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導致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農村窮人從這種發展模式中獲益最少。馬來西亞的貧困程度和增長模式之間的關系處于一種畸形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相當比例的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44%）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貧困線以下，而在其他國家中，只有人均收入極低時，這種情況才會出現。

水稻種植會受到政府政策的關注，究其原因有三個方面。首先，國家要確保大米供給的穩定。如果進口的大米價格便宜而且貨源充足，而橡膠和錫的價格大幅上漲，這時，國家就可以利用出口橡膠和錫所賺的外匯，從國外進口大米滿足市場的需求。然而，政策所基于的假設時常出現問題。比如，在1931年，出口商品價格的大幅度下跌使得政府根本就沒錢從國外市場進口國民生活必需的糧食。也是從這一年開始，政府第一次開始重視大米生產的自給自足問題；為了限制土地流入非馬來人之手，也為了限制土地用于非種植的其他用途，政府通過了《馬來西亞土地保護法》，并且，政府還在1939年建立了水稻最低價的保護機制。雖然政府出臺了這些激勵措施，但是，馬來西亞仍需不斷從國外進口大米，而且進口稻米的數量要占消耗總量的一半。即使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割膠也比種水稻更有利可圖。二戰之后出現了一次大米供給危機，1954年，水稻價格下跌，大大地減少了農民的收入，激起了亞羅士達地區農民大規模的游行示威。這一事件之后，人們又開始重新重視水稻自給的重要性。政府不僅通過了一個小額的借貸項目，資助負債的農民贖回他們已經做了抵押的土地，而且，政府還通過了《水稻種植者法》，試圖控制土地租金價格，并確保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后者直到今天依舊是形同虛設。這些補救措施收效甚微是必然的，因為政府并不愿意大幅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他們擔心提高農產品的價格會增加種植園和城市勞動力的工資。大米的自足不得不等待著20年之后的新投入和雙耕技術。

第二，馬來西亞獨立之后，政治競爭迫使政府重視水稻生產的需要，這是到目前為止最為重要的因素。寬泛地說，獨立后的執政黨（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是一個完全由馬來西亞人組成的政黨，而且其地位的維持主要依靠馬來西亞人的選票支持。其中，許多選票來自水稻種植者，而他們又多是馬來人。當然，選舉體制本身受一系列條件的限制。實際上，整個國家并不存在地方自治，從而確保了大部分唐人街不會落入華裔反對黨手中。國內安全法案允許政府以防范性拘留的方式來限制宗教和左翼反對派的活動。最后，根據不同的人口規模確定議會選區的方式，也使馬來人的選票要遠比其他居民的選票有影響力。1957年以后，馬來西亞的選舉體制一直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它賦予了馬來西亞政治精英和國民陣線統治地位的合法性。

由于調整后的選舉體制同開放的、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類型的經濟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存，馬來西亞的水稻種植者已經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請考慮如下事實：首先，1970年，馬來人的平均收入僅是華裔平均收入的1/2，華裔是馬來西亞社會的另一支重要的族群。僅以貧困的家庭為例，幾乎3/4是馬來人，而且4/5以上生活在農村。同時，水稻種植者內部貧困的發生率遠高于從事其他職業的群體，而他們中的大多數是馬來人（84%）。貧困人口分布的地區差別也值得注意，主要集中在北部諸州，如吉打州、玻璃市州、吉蘭丹州和丁加努州等，這些地區是主要的水稻產區，而且農民多是馬來人。難怪，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與眾多的、貧窮的、馬來鄉村人口因素相結合，已經為馬來西亞主要反對黨伊斯蘭教黨的攻擊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在1969年大選之后，巫統完全有理由擔憂它在馬來人中的政治霸權；伊斯蘭教黨實際上贏得了和巫統一樣多的馬來人的選票，而且，據估計，在兩黨激烈爭奪的43個席位中，伊斯蘭教黨獲得了比巫統還要多的馬來人選票。伊斯蘭教黨也曾經控制過吉蘭丹州和丁加努州的政府，并且1969年以極大的優勢在吉打州執政。

第三，執政黨之所以被迫去關注貧困問題、關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這些問題不僅已經威脅到執政黨的選舉霸權，而且也威脅到公民社會本身脆弱的和平狀態。1969年大選之后，發生在吉隆坡市以及在其他城市社區的騷亂，是自國家獨立之后最嚴重的沖突，而且這些事件也讓政府開始意識到，上面提到的增長模式不一定能換來社會和平。1974年，吉打州和其他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小橡膠農的游行示威，這進一步增加了政策調整的必要性。這種擔憂——雖說不上是恐慌——的一個主要結果是促使政府出臺了現在所稱的“新經濟政策”。這項政策致力于在本世紀末徹底消滅貧困，重新調整經濟結構，以消除種族所具有的經濟功能。

對執政黨政治霸權的威脅主要來自于貧窮的、由馬來人構成的、以種植水稻為主的北部各州，在這些地區，種族具有強大的經濟功能。巫統為確保它在這些地區的統治地位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這主要體現在那些旨在使馬來大米生產者受益的政策上。事實上，所有這些政策都可稱為“軟方案”（soft options）。之所以說它是“軟方案”，是因為巫統既沒有試圖重新調整基本的財產關系模式，也沒有試圖去調整與其相連的權利。實際上，對稻田和橡膠園所有權的重新分配從來就沒有納入他們的考慮，雖然這兩個部門的不平等都源于無法平等地獲得肥沃的土地。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是最基本的步驟，它雖然被提了出來，但是，現存的法律在實施過程中不僅有效地受到了地主反抗的阻撓，也受到了那些不愿意實施租賃協議登記和最高租金政策的官員的阻撓。這種強硬方案之所以擱淺，是因為它們既不容易實現，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沒有必要。說它們不容易實現（或者說它們不可能實現），這是因為，巫統在馬來鄉村的主要支持者是大農場主和大地主，而這個階級在重新分配土地和改革土地所有制中必然要遭受重大的利益損失。說它們不必要，是因為整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收益和商品出口的收入已經為消除非均衡發展的癥狀提供了必要的資金，以至于潛在的問題至少此時此刻被安全地忽視了。

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政府在推行軟方案時投入了大量的財政和行政資源。從1957年國家獨立到1975年，政府用于支持農村發展的財政支出實際上增長了六倍多。這部分開支大多投資在同每一個村莊都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和集體財產上——如公路、學校、診所、灌溉水渠、電力、清真寺、祈禱室和社區禮堂等。當然，投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與選舉政治相聯系，而且巫統的候選人會經常讓他的選民想起政黨在過去給予他們以及將來準備給予他們的好處。盡管這些措施并不是為了重新分配資源，但它們實際上無疑提高了包括窮人在內的馬來農民的生活水平。

政府大力追求的一個更深層次的軟方案，就是由政府資助的、以橡膠和油棕種植園的形式而出現的重新安置計劃。從60年代中期開始，這個安置項目的花費已經接近農村發展支出總數的一半，而且到1975年已經安置了7萬戶家庭。在這些計劃中，尤其是在油棕計劃中，移居者的收入遠遠高于水稻種植者的平均收入，而且在塞達卡村，每一個年輕的村民都夢想入選移民計劃。事實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夠被納入計劃，而且被納入計劃的那些人無論如何都不是最貧窮的人，因為對移民的選擇是高度政治化的。然而，毫無疑問，該計劃已經對減緩貧困產生了影響，它不僅減緩了那些被安置者的貧困，也減緩了那些未被安置者的貧困，因為它的實施至少減少了土地和就業的競爭壓力。這種作用同城市地區的工業和建筑業繁榮的作用相類似，它減少了（暫時地或是永久地）農村地區沉重的就業壓力。然而，土地計劃終究是軟方案；因為只有在能為每個移民家庭提供4萬馬元且擁有大量未開拓耕地的國家中，這種計劃才有可能實現。

除了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和一些可供選擇的就業機會之外，國家的水稻政策也試圖直接提高水稻種植者的生產率和收入。這種策略的核心就是穆達和凱姆布兩個地區的農田水利灌溉項目（分別在吉打州和吉蘭丹州實施），從而使大約8萬個家庭的27萬英畝的土地能種植雙季稻。雙季稻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早期，在兩個項目中實施，迄今為止，其總體結果很顯著。二次收成、施化肥、引入新種子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水稻的產量比過去提高了2.5倍。平均收入實際上也增加了一半以上。盡管馬來西亞最窮的兩個地區實現了產量提高和收入增加，但軟方案這一說法仍然適宜。正如我們觀察到的，這場“綠色革命"帶來的好處主要流向了擁有稀缺資源——土地和資本——的大農戶。最貧窮的農民家庭只是略有收益，而且目前收入的分配狀況比以前更加不平等。政府通過農民協會向農民提供化肥、生產貸款等方面的資助，資助的分配主要根據耕地的英畝數，因此，擁有大面積耕地的土地經營者獲得了最大的優惠。人們根本不可能期望巫統違背它在農村地區最主要的支持者——富裕農場主——的利益，畢竟，他們才是市面上大部分水稻的來源。

國家干預水稻生產給階級關系帶來的影響不只限于收入分配上。按照政策自身的邏輯，政府不僅取代了私人部門的活動，在某種意義上政府也取代了氣候（自然條件）的作用，而兩者曾經是影響農民收入的關鍵因素。1939年以后，政府一直制定水稻收購的最低保護價，但是獨立之后，水稻價格卻變成了一個很敏感的政治問題，并促發了1954年及其后1980年爆發的大規模的游行示威運動。生產貸款和化肥曾經是幾乎由華裔店主專營，然而，從1970年開始，它們變成了農民協會向其成員提供的一種服務。大米加工曾經由私人專營，其后也日益受到大的政府加工廠和烘干廠的支配。對于那些外出找工作的農民來說，這些就業機會以前幾乎只能由私人企業提供，而現在政府也是一個可選擇的雇主，政府可以通過移民計劃或像1978年干旱時那樣為農民們提供短期的就業安排實現這一點。最后，水稻種植過去依賴于季風雨的出現，而現在則受制于當局預先規定的灌溉時間表。在與自然條件和私人部門之間的關系上，政府先前主要是一個旁觀者或調停者。而現在，幾乎在水稻種植的各個環節上，政府都已經成為直接的參與者、決策者、分配者和敵對者。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大多數緩沖機制消失了，從而不僅極大地增強了政治的作用，也大大增加了執政黨與農民直接沖突的可能性。

所有這些至今仍被普通老百姓認可的國家政策——公共基礎設施、安置計劃、農田水利灌溉項目和雙耕的引入——在緩解貧困的過程中一直都扮演著某種角色，雖然這種作用并不大，也可能只是邊緣性的。同時，所有這些政策在收入和財產不平等方面充其量也只是扮演了中性的角色，或者說，在實施安置計劃和引入雙耕種植技術的案例中，甚至還擴大了貧富差距。因此，這些政策被認為是軟方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平等或許并不是無意的，因為目前政府仍在繼續推行這些方案，而且也沒有做出任何努力去消除可能出現的消極影響。事實上，最近執政黨開始著手推出一系列政策，目標在于培養一個富有的、馬來人的、“溫室”內的中產階級。這些政策的推行是在促進馬來人參與現代經濟部門的名義下進行的。在馬來西亞第三個五年規劃（1976—1980）期間，用于商業和工業發展的1.5億財政支出基本上都用于資助和扶持馬來企業家或者是政府直接投資于由馬來人控制的公司。這項政策的其他方面還包括：以優惠的價格出售私人股份給馬來人；為馬來人預留一些政府建筑工程項目和必需品供給項目合同；把某種商品交易的特許權以優惠的條件給予馬來人，因此，無論從理論上對這些政策如何解釋，事實已經證明，這些政策明顯偏祖處境優越的馬來人，而且在短期內產生了更多的股份丑聞。這些政策也促使一個新的馬來商人階層迅速出現，他們利用有保障的國庫券，在受保護的市場中，操縱著某些政府特許商品的生產活動，而且通常以固定的價格把他們的商品和服務賣給政府，從而保證了他們的利益。在廣大的農村地區，相當多富有的農場主利用了各種機會去獲得貸款，用于購買出租車、開辦小型水稻加工廠、購買卡車、修建魚塘等。他們由此變成了一個新的、“受保護的"中產階級群體。因為這種最近出現的受國家保護的資本家通常與政黨結盟，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本來就是已經很富裕的群體，所以，在傳統農村社會中，以土地所有權為基礎的階級分化的性質具有了新的維度這種維度充滿了新的政治和經濟沖突的可能性。

巫統是一個組織嚴密而且擁有雄厚財力的政治機構，它為個人或集體提供的誘惑滲透到了每個馬來村莊。1978年巫統以巨大的優勢贏得大選之后，它獨自或者同國民陣線中非馬來裔人聯盟共同控制了整個半島的每一個州政府，并占據了聯邦議會席位的4/5。在大多數農村地區，巫統代表的是占統治地位的富裕的農場主及其親屬朋友，而且，許多富裕的農場主都涉足了其他生意，同時，他們也得到了當地大多數政府官員的支持。

在馬來西亞，巫統最主要的反對黨伊斯蘭教黨也盡力爭取馬來人的大力支持，即便它沒有巫統作為執政黨的優勢，也無法給它的支持者提供大量的物質鼓勵。盡管我的研究目標不是探討政黨政治，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斯蘭教黨作為政治反對派的長期存在表明，大眾關于階級、種族、宗教抗議等問題的看法是混合在一起的。當然，在農村，伊斯蘭教黨和巫統更像是同一政黨的不同派別。許多伊斯蘭教黨的領導人是富裕的地主和農場主，這一點與巫統相似，但伊斯蘭教黨的領導人很少有機會獲得政府的資助和庇護，他們也不可能去經營那些要求與政府有政治聯系的副業。恰如克里夫·凱斯勒的精彩分析，就普通的伊斯蘭教黨成員而言，這個政黨喜歡把階級問題（涉及到從事種植業、漁業和割膠的馬來農民的收入和經濟安全）、種族和宗教問題（涉及到土著居民的權利和宗教信仰）與對執政黨以及對政府的批評相聯系，而且，在伊斯蘭教黨看來，政府和執政黨在兩方面辜負了絕大多數馬來人民的愿望。與巫統不同，伊斯蘭教黨的組織形式是非正式的，它主要依賴遍及馬來西亞農村、受大眾歡迎的教長及其核心人物，并且，它有別于通常與巫統結盟的官方的宗教機構。一位伊斯蘭教黨發言人在1980年吉打州的遞補選舉大會——在這次選舉中，巫統以微弱的多數優勢獲勝——期間的呼吁表明，階級問題和宗教問題通常是以某種方式結合在一起的。他說，農民只能從每袋稻谷或每張橡膠中獲得微不足道的利潤，繼而他反問巫統為什么會耗費巨資修建佛教寺院。“如果橡膠的價格是每片2馬元”，他繼續說：“政府從中拿30分，而中間商能獲利70分"“政府的政策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基于財產”。最后，他在演講中不僅提到了政府官員的奔馳車和豪宅，還提到了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濫用《古蘭經》，“他們將是最先下地獄的人”，他補充說。在這種情況下，大眾對伊斯蘭教的理解自然就延伸到收入分配、就業問題以及其他階級問題，而且還延伸到了虔誠和宗教法則問題，所有這些都為政治抗議提供了理想的環境。近30年頑強的反抗表明，政治反抗是馬來西亞經濟發展模式的副產品，它阻止了更沉重的壓迫，將繼續找到某種形式的制度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