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見過周總理如此豪放地大笑，他為何笑得如此開心？

有意思的是，要弄清楚周總理那一笑究竟在笑什么，得先從一個鍋里沒燜熟的雞說起。

進入60年代，國家形勢有困難，物質緊張，精神生活卻不能完全縮水。各地劇團在下鄉演出、慰問工廠和部隊之余，也開始嘗試一些新形式。舞臺需要變化，觀眾口味也變了。傳統折子戲、話劇正劇有它們的空間，但要把人逗笑、讓人放松，尤其在緊張年份里，顯得格外難得。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原本不那么顯眼的表演樣式，被推到臺前——啞劇。

搞戲劇的人都知道，啞劇在中國并非完全陌生。早年滑稽戲、小丑表演里，有不少以肢體為主的段子；但真正以“啞劇”之名，在專業劇院里獨立成節目，長期堅持做下去的，卻并不多。王景愚就是這條路上的代表人物之一。

只是，在1962年的某個晚上，當他在廣東某地的食堂里，看著鍋里那只久燜不爛的雞時，大概也想不到，自己會因為這樣一只“問題雞”，走進北京飯店的燈光下。

二、一只沒燜熟的雞，怎么變成啞劇？

王景愚1954年高中畢業，后來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按當時的標準，這樣的履歷已經相當體面了。1958年，他被分配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走上專業演員道路。本來，只要老老實實演話劇，一輩子也算穩定。

而改變發生在1962年。

那一年，他隨團到廣東演出。演出間隙，劇團在當地食堂用餐，炊事條件有限，伙食難免粗糙。有一次，大家盼著加菜，端上來的大盤燜雞看著挺誘人，筷子一夾，表皮泛油光；咬下去，卻是外熟里生，嚼不動，咽不下，尷尬又好笑。

桌上有人埋怨：“這也太難吃了。”有人苦笑：“將就點吧。”有人干脆把雞塊夾到碗邊，悄悄推開。

王景愚當時沒說話，只是看著這一桌人的小動作——有人嫌棄，又舍不得扔；有人還在使勁啃，生怕浪費；有人一副“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的表情。他忽然覺得，眼前這一幕，比話劇里寫的某些“矛盾沖突”還生動。

當天夜里，他在床上翻來覆去，腦子里反復出現“吃雞”這件小事：一個人，面對一盤根本咬不動的雞，卻偏偏被告知這是難得的好東西，要珍惜，要吃完。他心里明白，這里面的意味其實很復雜。

不久之后，一個啞劇雛形就在他的構思里成型：舞臺上只有一人一盤雞，既無臺詞，也無布景，靠的是吃與不吃、想吃又吃不下的矛盾，把生活里的窘迫與幽默表現出來。

后來他跟李莉莉提起這件事。那時兩人已經熟悉多年，李莉莉是中央戲劇學院舞美系學生，專門干舞臺美術。王景愚興沖沖地說：“我想弄個啞劇，就叫《吃雞》。”

李莉莉皺眉：“一個人，一盤雞，觀眾看什么？動作得足夠清楚，才撐得住。”

王景愚笑著比劃：“比如夾起一塊雞，咬不動，牙都快崩了；再比如，看看旁邊人有沒有注意，想偷偷吐出來。”

李莉莉想了想，說了一句后來反復被他提起的話：“那你就得把每個動作做得特別明白，生活味兒要足，還不能只靠夸張。”她一邊說，一邊示范著用手、“眼神”去交代位置、重量、心理變化。

兩人的這段對話，在當時誰都不會當回事，但在王景愚的記憶里，卻是一塊起步的墊腳石：啞劇怎么靠動作說話，舞美出身的愛人給了他許多提醒。

三、1963年元旦，北京飯店里的那場笑

時間來到1963年1月1日。

臺下的一排座位上，坐著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還有陳云等中央領導。周恩來當時已經65歲，工作極其繁忙，長期超負荷。身邊工作人員都知道，他看演出時，通常神情專注，多是微笑，很少出現放聲大笑的情形。

燈光暗下，聚光燈打在一個簡單的桌子上。桌上擺著一只“雞”，當然只是道具。王景愚穿著普通衣服走上臺，坐下，眼睛盯著那盤“雞”，嘴角露出一種既期待又警惕的表情。

他先是試探性地夾起一塊，聞一聞，仿佛香味撲鼻；再小心翼翼地咬下去，剛一用力，整個人猛地一僵，眼睛瞪大，臉微微抽搐，硬生生把那口咽下去。臺下觀眾已經開始笑——那個“又想吃又吃不下”的表情，太熟悉了。

接下來，他一會兒悄悄用手指戳“雞肉”，試探是否還是硬的；一會兒抬頭看看四下，仿佛擔心浪費會被人看到；一會兒想把雞塊夾到另一盤子，又臨時縮手。整個過程，沒有一句話，卻比不少臺詞密集的話劇更讓人看明白：這人既被“美味”吸引，又被難以下咽折磨，最后陷入了一種滑稽的焦躁。

有人后來回憶，當他假裝用力嚼得滿臉是汗，卻又不得不對“看不見的旁人”露出滿意微笑時，周總理笑得前仰后合，甚至用手絹擦了擦眼角。

有人小聲提醒：“總理，您慢點。”周恩來擺擺手，仍然盯著臺上。

演出結束，掌聲持續了很久。觀眾站起身，有的還在模仿剛才的動作，邊學邊笑。

不得不說，這樣的場景在當時并不多見。一個啞劇演員，憑借一盤“雞”讓總理笑到流淚，背后說明兩件事：一是節目確實抓住了生活；二是領導層對藝術創新持開放態度，只要貼近群眾、形式新鮮，就愿意鼓勵。

對王景愚來說，這一晚幾乎改變了他的職業軌跡。從此，“啞劇《吃雞》被周總理笑出眼淚”成了傳播很廣的一條新聞，而他這個人，也從普通話劇演員變成了和“啞劇”緊緊綁在一起的名字。

四、從天津南開到中戲，一段長久的牽掛

要理解王景愚在那一晚為什么能穩穩地在臺上撐起全場，離不開他多年以來在舞臺上的訓練，更離不開一個一直在他身邊悄悄扶持他的人——李莉莉。

李莉莉想了想：“動作不怕大，就怕空。你夸張有內容就不假。”

這樣簡單的對話，慢慢拉近了兩人的距離。后來，王景愚先一步離開天津，走向更大的舞臺，而李莉莉則在1956年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舞美系。兩人通過信件保持聯系，內容多半圍繞劇本、畫稿、布景，有時候也會夾帶一句“最近身體怎么樣”“天氣冷了，多穿一點”。

等到王景愚后來也進入中央戲劇學院，兩人又成了“同校同學”。學院里的同學都知道，有一個舞美系的女生，經常在排練廳門口看表演系那邊排練，排完后，兩個人一邊走一邊討論舞臺調度、道具設計。

有人打趣：“你們這是討論藝術呢，還是談戀愛？”

王景愚笑著回答：“藝術也得談出感情來。”

五、成名不等于順暢：啞劇與質疑同行

1963年那場演出后，《吃雞》一度成了熱門節目。各單位、各地演出邀請接踵而來，王景愚幾乎全年在各地奔波。這在當時是榮譽，也是一種壓力。

啞劇看著輕松，演起來卻極耗體力。每一場，他都要調動全身肌肉去控制力道、節奏和節拍，既要讓動作像真事，又要讓所有人看明白，比普通話劇更消耗精力。他自己后來回憶，多年下來，高血壓、心臟問題、神經衰弱都找上門，身體越來越虛。

更難的是來自同行的眼光。

在那個強調“嚴肅創作”的時代，一種以搞笑為主、看似“輕巧”的形式，很容易被貼上“不夠莊重”的標簽。有的老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堂堂中戲表演系畢業，怎么天天在臺上裝吃雞、裝走路？這算什么戲？”

一次聚會上，有人當著他的面說：“話劇才是正戲，啞劇能有多大藝術含量？紅火幾年就過去了。”

氣氛有些尷尬。他只是笑了笑，沒有爭辯。回家后，他跟李莉莉提起，語氣難得有些郁悶：“他們覺得我在‘搞笑’，不算‘正經’。”

李莉莉沉默了一會兒，說：“你自己想想，你演的是不是生活里的東西？觀眾笑，不是只圖好玩，是覺得像自己。如果只是胡鬧，那才叫不正經。”

這些作品往往一看就懂，卻并不膚淺。觀眾看完哈哈大笑，心里卻也明白，這笑聲背后，有對某些現象的輕輕諷刺，有對生活本身的打量。這種“含而不露”的表達，在當時的環境下，反而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不過，質疑并沒有完全消失。有的評論說他“過分強調技巧”；有的認為“形式大于內容”；也有人從個人好惡出發，對啞劇這種形式不感興趣。王景愚自己很清楚，想讓啞劇真正站穩腳跟，就不能只靠一兩個節目，更不能只靠一次被總理稱贊。

這也是為什么，在身體不太允許的情況下，他還堅持四處演出、反復創造。1977年5月，他參與編演諷刺喜劇《楓葉紅了的時候》，已經不再局限于單人啞劇，而是把多演員、多場景和諷刺意味揉在一起。這種變化，無疑和他前些年的經歷積累有關。

六、舞臺背后，夫妻兩人的分工與支撐

李莉莉學的是舞美，眼里最敏感的是“形”和“色”。她看王景愚排練，不會只說“好笑不好笑”，而是會指出：“你剛才那個動作，身體方向不對，觀眾坐在左側看不到”；“桌子的位置再往前半步，燈打上去才有立體感”。

有時候，王景愚演得汗流浹背，停下來喝水時，她遞過去毛巾，順口一句：“再收一點，不要太用力。”他一愣：“哪里用力了？”她比劃：“你剛才嘴張得太大了，像在喊，其實只是咬不動而已。”

兩人之間這樣的討論，一點都不浪漫，卻極其實際。可以說，李莉莉把專業敏感，悄悄轉化成了對丈夫藝術上的輔助。舞臺上的一個站位、一束光、一道目光，背后都有她的琢磨。

隨著時間推移，王景愚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長期高強度工作，加上出差奔波，睡眠紊亂，心臟和神經系統都出問題。有時他會忘記今天排些什么戲，有時一句話說到一半，找不到后半句。外人看著只是“老了”，家里人心里清楚，這是長期透支的后果。

生活里，他變得有點“糊涂”，找東西找不到，出門總忘記帶鑰匙。于是，李莉莉在門口掛了一個小布袋，塞著鑰匙、眼鏡、小本子，每次出門前提醒一句：“看看布袋。”

有人問她：“你不覺得辛苦嗎？幾十年下來，都圍著他轉。”她只是淡淡一句：“他在臺上那么多年，我在后面看慣了。有些賬，不用算得那么清楚。”

七、啞劇在中國，王景愚留下了什么？

就藝術史而言，啞劇并不是主流門類。大部分戲劇史著作只會給它一小節、幾頁篇幅。正因為它不靠臺詞，不依賴華麗布景，而是用人體動作來塑造情境，它在某種意義上又特別“基本功”。

又比如《武松打虎》，觀眾都熟悉這個故事，但他并非一味表現打斗的勇猛，而是在細節上玩味：武松上山前的猶豫、喝酒后的虛張聲勢，打虎時的驚慌與硬撐，既保留了“英雄”形象，又不把人物神化。這種處理方式，讓傳統故事有了現代幽默感，也體現了他對人物心理的細致觀察。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電視的普及，他的一些啞劇被搬上了熒屏。對許多沒機會進劇場的觀眾來說，這是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一個人、一個桌子、一件事”的表演。他靠著一身動作和表情，把觀眾逗得前仰后合，也讓“啞劇”這個原本有些陌生的名詞，在老百姓嘴里變得親切。

當然，任何嘗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時代的局限、個人視野的邊界都會體現出來。但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這樣一個不斷變動的年代里，還能堅持在藝術上做一些“非必需”的探索，本身就帶著一種堅韌。

再回頭看那張廣為流傳的畫面：1963年元旦，北京飯店里，王景愚在臺上“吃雞”，周恩來在臺下笑得眼角起皺，陳云也邊笑邊鼓掌。那一刻，政治與藝術、臺上與臺下、生活與表演，短暫地重疊到了一起。

周總理笑的，表面上是一個演員被一盤“雞”折騰得進退兩難的窘態，深層一點，是對這種來自生活、服務群眾、敢于嘗新的創作方式的欣賞。對王景愚來說，這一笑，是鼓勵，也是壓力，推動他在此后多年里繼續摸索啞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