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鄉隆盛1873年征韓論如何點燃日本侵華野心詳解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巖倉使節團先后考察了歐美十多個國家，前后花費了兩年多的時間，對歐美各國的工業、商業以及城市設施、教育機構等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學習，僅在英國就考察了20多個城市，對工業部門的考察涉及軍事工業、重工業、金屬工業、紡織工業、造船工業及金融、醫院、學校、郵局等等幾乎所有近代化設施。

由于德國和俄國是帝制國家，日本與其有較多相似之處，所以使節團認定日本的近代化建設應以俄國和德國作為基準，而在軍事方面則更多地以德國為榜樣。

1887年井上馨在描繪明治時期國家整體形象時，稱要在國民與國家的雙重意義上實行全盤西化：

以大日本帝國自稱本身就反映了明治政權當權者們對帝國主義的崇拜和向往。盡管自己還處于不平等條約的半殖民地狀態，但在精神上早就開始為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做準備。要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其核心之一是必須通過模仿西方列強，以武力為背景，奪取并建立海外殖民地。

為了實現建立帝國主義國家的“宏愿”，明治當權者的目光首先也就放在了琉球、朝鮮等離本國最近，又實力虛弱的國家上。當時舊東亞秩序的維持者中國正處于西方列強分割、蹂躪的狀態，不僅無力繼續維持以往的舊秩序，就是自身利益也難以保全。日本便想抓住時機“取而代之”，通過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來換取列強對其地位的承認，并以此得到躋身于帝國主義行列的“本錢”。

就實際形勢而言，在西方入侵亞洲國家并直接威脅日本的國家地位時，日本被迫開港到主動走進西方，急于模仿西方建立類似的“國民國家”體制。同時按照西方國際關系的理念，迅速確定日本自己的國家疆界是其重要的對外政策之一。日本與其他國家不同，由于它主要由四個較大的島嶼及附近群島組成，并不需要與鄰國進一步劃分國境。但在一些臨近島嶼的歸屬問題上，自古以來各國之間并沒有明確的劃分。

對于鄰國或事實上為別國所有的領土、島嶼，日本也試圖重新分割，盡可能地納入自己的領土范圍。此時臺灣及其附屬島嶼屬于中國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國清政府在列強緊逼的情況下，仍對主權國家基本概念的認識十分含混，或者說“無暇”過問和認真治理屬于自己的“外圍疆土”，對于“藩屬”——中國周邊地區的歸屬問題更是采取曖昧的態度。

如琉球王國雖長期獨立，又與中國存在宗屬關系，同時200多年來還處于日本薩摩藩的武力壓迫和控制之下，面臨國家主權重新劃歸的危機。朝鮮王國也是具有數千年歷史的獨立國家，同時與中國保持著舊秩序下的宗屬關系。這些舊體制存在不平等的弊端，更與東亞即將建立的國民國家體制，即西方式國際體制是不相容的。換句話說，舊有的東亞國際體制正需要重新調整，新國民國家體制尚未建立。

在此背景下日本最初的對外舉措是試探中國對琉球及朝鮮等的政策。只要中國對上述國家態度曖昧，或不公開表示屬于中國勢力范圍，日本就要借機奪取。面對原有的東亞國際體制的瓦解局面，日本決不放過和允許在其周邊地區和國家出現的任何“政治權力真空”。

這時日本不僅沒有把琉球、朝鮮等國看作獨立的主權國家，而且當作其建立新國際秩序中能夠以武力奪取的首選目標。其邏輯是這些國家早晚會被列強占有。奪取這些國家能成為日本建立自身“帝國主義大國”地位的重要手段。特別是對朝鮮，日本以爭取“朝鮮獨立”為名否定舊體制關系，然后再以武力奪取朝鮮，把“獨立的朝鮮”變為自己的殖民地，這是日本政府決策者的基本思維方式。

1869年(清同治八年，日明治二年)8月，根據大久保利通提出的意見書，明治政府決定了太政官運作的具體方針。主要是“三職宣誓”和“四條約束”(紀律)，其內容比較抽象，主要是宣誓對天皇的效忠，要“集中全國之力，弘揚皇威，擴張國權”。這里最重要的是“宣揚皇威，擴張國權”兩句。

剛剛建立的明治政權還立足未穩，就提出如此重大的政策目標。對內的“宣揚皇威”，主要是樹立以天皇為中心的明治政權的權威，穩定新政權，并建立起天皇制中央集權國家。對外的“擴張國權”包括兩層意義，第一是消除列強強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條約及殖民地的危機；第二是向海外擴張國家權益，當然這個口號還不能說明治政權此時就已經準備好了對外擴張的戰爭，但至少表明新政權希望通過效仿西方列強的強權政治手段，達到擴張國權的目的，擴張國權的口號已經明確提出，并且準備付諸實施。

早期對外擴張戰爭的背景中內政因素始終不容忽視。對外擴張戰爭與鞏固維新政權、平息國內不滿從明治政權初始就成為有機的結合體。

首先是維新初期，明治政府內部出現了明顯的政策不和。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與西鄉隆盛之間在對廢藩改革及武士處理等重大內政問題上存在著嚴重分歧。西鄉是明治維新勝利的軍事功臣，擁有當時最大的地方勢力薩摩藩及其軍事力量，木戶則有長州藩、板垣退助有土佐藩等(號稱西南雄藩)做后盾，而明治政府能否改革成功、政權是否鞏固，與薩、長、土等西南各藩之間能否保持團結合作關系重大。

因此，大久保利通極力推動西鄉、木戶、板垣等進入中央政權。結果在說服西鄉后，又由西鄉先后說服木戶、板垣等進入中央政府擔任參與，使明治政權建立了較鞏固的權力基礎。西鄉等人的入伙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大久保與西鄉之間的政見分歧。1873年西鄉、板垣等利用巖倉使節團出國之機，暫時控制政府的局面，積極促進“征韓”并通過“閣議”，但又被訪歐剛回國的大久保等所阻止，爭論的結果導致了明治政權的第一次分裂危機。西鄉、板垣等因此退出明治政權中樞，并開始與明治政府分庭抗禮，最終引發了西南戰爭的內戰。

其二，明治維新不久，因被解雇的武士集團的不滿而不斷發生的反政府運動、農民起義，使日本國內出現了極不穩定的政治局面。正好在此時刻，傳來琉球島民被臺灣島民殺害的消息，這恰恰成為明治政府轉移國內視線的重要契機。盡管明治政府對琉球、臺灣的領土要求都沒有把握，也了解中國與臺灣、琉球的傳統關系，但在初期外交及軍事政策的運作過程中，明治政府巧妙地利用西方人做顧問，通過借助列強的力量作為向清政府進行要挾的籌碼。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及被列強極度削弱的現實也刺激著明治政府敢于向中國挑戰，發動鋌而走險的對外擴張戰爭。

在這樣的國內政治背景下，對琉球的吞并、出兵臺灣與對朝鮮的“征討”等步驟也就提到明治政權的議事日程上來，對外戰爭成為緩和國內矛盾，鞏固政權自身的重要手段，早期對外戰爭成敗也將左右政權日后的基本走向。

按照日本很多研究著作的說法，征韓論的提出是在朝鮮不但不聽從日本要朝鮮開港的要求，還“傲慢地”指責日本開國，“侮辱”日本等情況下激怒了日本。有的說法稱日本政府要求鎖國的朝鮮開港，而朝鮮不滿日本的態度加以拒絕。在明治政府“廟議”中，西鄉隆盛(參與、陸軍大將、近衛軍都督)作為看守政府(巖倉等出使外國)負責人提出親自去朝鮮交涉，以制造借口向朝付諸武力，強迫其開港。

事件的梗概是，明治政府自1868年以后就向朝鮮通報維新事項，朝鮮政府對日本國書里有“皇室”、“奉敕”字眼，并使用新印為由而拒絕受理。1873年6月明治政府將在朝鮮的草梁倭館改稱公館，并免去前館守的職務，朝鮮官員則拒絕向新公館提供糧食，并在公館門前書寫日本為“蠻橫之國”等。

8月此事一傳回日本，馬上引起早在為征韓造勢的日本官方的重視。在太政官，主張采取強硬軍事手段的政客占上風。西鄉則提出先派“詰問無禮使節”赴朝鮮，通過誘使朝鮮“暴殺使節”的方式，制造派兵征討朝鮮的借口，然后再正式出兵。不少史書說西鄉并不是征韓論的支持者，依據是其提出了派出使節的建議，真意是試圖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

但從整個過程看，西鄉是征韓論的主導者，所不同的是，西鄉主張的是“先禮后兵”，而不是不征韓。西鄉要挑起“朝鮮殺害日本使者(其自己)事件”，找到侵略朝鮮的借口。

關于征韓的借口，日方認為朝鮮拒絕日本要朝鮮開港要求及明治政權的相關證書是侮辱了日本。1873年6月12日內閣會議上，針對“朝鮮的無禮”，外務少輔(僅次于次官)上野景范提出以保護日本居留民為名派出陸海軍赴朝，派譴使節直接與韓廷談判，迫其締結修好條約。

對此，板垣退助立刻表示贊同，要派一個大隊(營)兵力赴釜山，武力脅迫締結條約。西鄉對此表示反對，稱“急著派兵去朝鮮，會使韓人認為日本有意圖吞并韓國，豈是圣天子保全韓國之道?應派全權大使促韓反省，如韓以暴舉殺害大使再以此征討”。西鄉要求自己擔任大使。

8月17日內閣會議有三條、西鄉、板垣、后藤、大木喬任、大隈重信、江藤新平等參議參加。除三條外，與會者基本上支持征韓，只有大隈態度不明朗。會議決定任命西鄉為遣韓大使。當時天皇睦仁正在箱根(距東京約100公里)避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決定赴箱根奏請“宸裁”。其實在會議前，西鄉就已說服三條實美同意征韓，但最終決定要等巖倉使節團回國再說。西鄉要征韓有擴張與保護武士利益的雙重目的，要“對朝鮮一擊以振奮日本國內政治”。而另一個征韓論的強硬派外務卿副島種臣則認為要通過與朝鮮締結(不平等)條約，使日本同列強平起平坐，以便修改與列強之間的不平等條約。

征韓論很快成為日本社會的主流論調，而且最積極支持征韓的是在維新中受到削弱、地位動搖的武士集團。武士集團希望通過參與對外擴張的戰爭，有“用武之地”，從而重新獲得其在國內政治中的優勢地位。但是，征韓的政治決策是在巖倉使節團，即政府核心成員不在期間做出的，一旦付諸實施，可能使巖倉等一班人馬在政權決策的地位受到削弱。而明治政府各派力量尚未就武士集團在政治中的地位達成共識。出于自身政治地位及上述國內政治原因及經濟問題等因素，先期回國的大久保等人反對立刻征韓也和其對整個國家形勢的估計，與一直在國內的西鄉征韓派之間形成巨大差異有關。

該爭論使同鄉至交的大久保與西鄉之間出現裂痕。5月26日即廟議前回國的大久保雖為大藏卿(財政部長)，卻并不是參議，因而沒能參加6月14日及8月17日兩次重要的內閣決策會議。他在處理完自己不在期間積壓的事務后，到關西(大阪、京都一帶)旅行，直到9月21日才回東京。大久保對廟議的征韓問題采取了“旁觀”的態度。

會議上征韓派輪流發言，西鄉宣稱如其意見不被采納，就將辭職。

而反征韓派只有巖倉及大久保發言，巖倉主張先解決樺太(庫頁島)問題，而大久保則提出內治優先原則，他提出七點反對理由，擔心可能出現的問題，即：

10月15日太政官再次開會，巖倉考慮到西鄉辭職造成的影響，又同意任命西鄉為遣韓大使。為此，大久保于17日提出辭職，同時木戶、大隈、大木也聯袂請辭。巖倉看到大久保等人要辭職，又重新支持反征韓論派。三條因此突然病倒(一般認為是故意稱病)，大久保等人趁機做朝廷的工作，通過宮內卿德大寺實則奏請天皇任命巖倉為太政大臣，重新審議征韓問題。

20日天皇任命巖倉代理太政大臣，21日大久保夜訪巖倉，雙方達成阻止征韓的共識，巖倉、大久保聯盟正式建立，而22日征韓派西鄉等也訪巖倉，要求速將遣韓使案交天皇裁定。巖倉則明確表示將于次日內參天皇，把目前兩派意見如實稟報。

23日巖倉向天皇稟報兩派意見及其本人反對征韓的意見，24日天皇批準巖倉意見案，至此征韓論流產。西鄉、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副島種臣五名參議因此退出中央領導體制，三條、木戶、大久保、大隈、大木等人的辭職則被駁回。

在這次決策爭論中，政府成員形成兩派對立，而最終決策者是太政大臣和天皇。天皇睦仁在這次政策爭論中處于最終裁決地位，雖然巖倉具視的作用很大，但睦仁的最終態度無疑具有決定性意義。其結果是征韓論被暫時擱置，大久保等在政權中占據核心地位。

應該指出，明治政府盡管沒有馬上實施征韓策略，但明治政府內的矛盾焦點只是征韓的時機和爭奪政治權力、政策優先順序的問題。也就是說，無論是西鄉，還是巖倉、大久保、木戶等人都不反對對韓擴張政策本身，雙方主要是爭奪對政府的控制權。巖倉具視宣稱，不是反對征韓，而是應該以加強國家內部體制為首要任務。由于緩征論者巖倉擔任代理太政大臣使征韓問題暫時擱置，引起了維新政權的分裂，這也是引發1877年(清光緒三年，日明治十年)西南戰爭的遠因。

這次征韓的決策爭論在明治政府早期決策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決策基本通過合議制，寡頭人物主導，天皇最終拍板。而決策者的政策如果不被采納，就退出政權中樞，這種做法也成為早期明治決策層更替的某種模式，即決策者的政策一致性是政權穩定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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