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人“孤獨死”比例高達1/15，而中國也開始有了……

阿信今天要講一個沉重的話題。

去年年底，一則“46歲獨居女子離世，無法用遺產購買墓地”的新聞沖上熱搜。去年10月，上海虹口的蔣女士突發腦出血而昏迷，需要開顱手術。但由于她沒有配偶、沒有子女、父母已故，找不到直系親屬簽字，最后只能由遠房表弟勉強簽了字并墊付醫藥費。

術后，蔣女士進入ICU治療，醫藥費很快堆到21萬。好友想起，蔣女士曾購買了醫療險和重疾險，然而，這兩筆錢卻在這最緊要的時候無法派上用場。

醫療險一般需要出院后拿著發票報銷，當好友提出讓保險公司墊付時，對方卻堅稱必須由直系親屬申請。而重疾險的賠付同樣卡殼，當時，居委會被指定為蔣女士的臨時監護人，卻在法律上沒有醫療決策權，更無法辦理取款業務——重疾險的賠款需要打到銀行卡上。

到12月初，醫院方面建議蔣女士轉院至康復醫院。好友反對這一方案，擔心過于折騰，但作為臨時監護人的居委會則表示“只能遵醫囑”。不幸的是，轉院后不久蔣女士就開始發燒，經歷兩次心臟驟停，于12月14日去世。

蔣女士的遺產，包括房產在內，折合共計數百萬。好友和表弟想用這筆遺產為她購買一塊墓地，并舉辦一場告別會。然而根據相關法律，法院指定虹口區民政局擔任蔣女士的遺產管理人，并對其財產債權債務進行清償統計。最后，蔣女士公司出面幫忙舉辦了告別會，而墓地等款項支出依然要等待法院的判決。

這起引發軒然大波的“孤獨死”事件并非孤例。2026年2月，上海徐匯，53歲的鄧女士突發腦梗，同樣無人簽字。徐匯區民政局緊急指定居委會為臨時監護人，出具全區首份“臨時監護人”公證書。3月19日，鄧女士去世，賬戶里近600萬拆遷補償款，無人繼承。

2026年5月，上海市閔行區殯儀館發布公告，4名逝者遺體逾期無人認領。其中一位是2007年送來的24歲女性，18年無人認領。

這三件事發生在同一座城市，間隔不到一年。它們指向同一個問題：當一個人獨居，從住院簽字到身后料理，社會制度能為他們兜住多少？

特別是，當老齡化社會加速到來，獨居者還能擁有多少體面終老的機會？

鄰國日本，比我們更早遇到了這個問題，也更早給出了部分答案——

以及，更多的教訓。

800億日元遺產，無人認領

日本人“孤獨死”的比例，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夸張。

據NHK2023年的報道，在東京都市圈，每15個去世的人里，就有1人沒有親屬或身份無法確認，只能由政府部門出面處理喪葬事宜。同時，日本每年有近800億日元的遺產因無人繼承而直接進入國庫。

日本綜合研究所（JRI）的澤村香苗，花了近十年時間跟蹤研究這一問題。她所在的團隊，正是日本厚生勞動省“老年人身份擔保等援助服務機構”調查項目的直接承接方——換句話說，日本政府對這個問題的官方調查數據，就是由她的團隊采集得到。她在《老后獨居》一書中，記錄了大量一手案例，并對其背后的制度進行了詳盡分析。

《老后獨居》

[日] 澤村香苗 著

202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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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三個案例，均來自一位醫務社工K女士的口述。

A先生，65歲，建筑行業，確診前列腺癌伴骨轉移，舉目無親。下半身無法活動，不得不辭去工作、搬出公司宿舍，已無家可歸。急性期醫院的醫務社工幫他辦理了國民健康保險、介護保險和養老金申領。K女士說：“若經濟方面沒有著落，任何醫院都不會接收他。”他的存折和現金只能由社工存放在病房保險柜里代管，手機話費也是社工去便利店替他墊付。治療結束就得出院，出了院又沒地方去。當醫生提議“我們來商量下一步的康復計劃吧”時，A先生的回答卻是：“下一步的計劃就是下輩子的事了。”

B女士，急診送來時曾強烈要求醫生“不要聯系親屬”，不久后搶救無效去世，遺物只留下一個裝有5萬元現金和兩張銀行卡的錢包以及一部手機。社工打開她的手機，發現里面的電話簿和通話記錄空空如也。政府查了戶籍登記，找到她的一個侄子，但侄子拒絕參與B女士的后事。最終，B女士的遺體在冷柜里停放了大約三個月才火化。K女士說，經過三個月的冷凍保存，遺體的狀況已相當令人痛心。

C先生，靠養老金維持生活，因癌癥晚期住進臨終關懷病房。他的妻子一年前去世，骨灰一直安放在家中，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跟妻子合葬。K女士幫他請行政書士起草遺囑，C先生也在加緊準備身后事，包括房屋退租等等。但他還沒來得及完成遺囑公證就去世了。最終，C先生和妻子被葬入地方政府設立的公共集體墓，而不是單獨合葬。即便如此，從去世到完成火化，仍花費了約兩個月。K女士說：“如果C先生當時能夠完成遺囑公證，或許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與妻子單獨合葬，并將剩余財產贈予照顧過他的人。但當他的身體狀況很虛弱時，要用有限的積蓄挑選一位信得過的專業人士并商量身后事，這對他當時的身心狀態而言是十分困難的。”

這三個案例覆蓋了獨居老人從住院到去世的完整鏈條：活著時沒錢沒人管、生病后想做的事來不及做、去世后遺體無人認領。而K女士不得不代為處理的這些事務——財務管理、身后安排，原本都不在她的職責范圍內。醫務社工常代管患者現金，需要患者告知銀行卡密碼，拿著鑰匙進入患者家中取必要物品。這些游走在灰色地帶的操作，一旦出了問題，責任往往要由他們承擔。

制度的前提，恰恰排除了最需要它的人

K女士的擔憂，反映的其實是一項制度性的缺陷。

你或許聽說過日本的介護保險制度。這一制度出臺于2000年，與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并列日本五大社會保險制度，被很多國家視為養老保障的范本。該制度目前實行由民間服務機構提供護理服務的給付機制，參保者原則上可以根據自己的收入情況，按照自付10%的比例申請介護服務。

然而，澤村香苗在大量調查走訪之后，得出了一個關鍵判斷：“介護保險制度是以有家人能夠照護老人為前提而設計的。”

介護保險服務涵蓋做飯、助浴、助廁等日常起居照料，但不包括財產管理、生活繳費、寵物照料、陪同就醫等日常生活的全面管理。失能老人要想過上正常生活，僅僅有人幫忙做飯、沐浴和如廁遠遠不夠，必須有人幫助進行全面的生活管理。而該制度在設計之初就假定，不在介護保險覆蓋范圍內的需求，應由家庭或社區承擔。

問題在于，日本65歲以上的家庭中，近七成是獨居或老兩口。澤村香苗將這些老年夫妻家庭定義為“老后獨居難民預備群體”——看似安全，實則只要一方倒下，另一方立刻變成獨居。而一旦成為獨居者，“無人簽字、無人協助財產管理”的案例就極有可能再度發生。

紀錄片《老年公寓清潔隊》（2017）劇照

當家庭功能缺位，民間機構試圖填補空白。日本出現了一批提供身份擔保服務的民間機構，幫助獨居老人簽字、處理身后事。但澤村香苗的調查數據顯示：八成機構員工少于10人，半數成立不足5年，超過半數甚至未回應官方調查。

更嚴重的是，2016年，行業頭部機構“日本生活協會”被曝挪用老人預付款，涉案金額逾2.7億日元，最終破產。簽約老人既得不到承諾的服務，預付的費用也無法返還。日本消費者委員會調查后指出，該行業既無對應的政府主管部門，實際運營情況也未被全面掌握。

日本政府并非不了解這個問題。2017年起，就有學者開始呼吁政府關注這一問題。然而長期以來，“主管部門是誰”的問題始終制約著相關政策制定。獨居老人問題涉及厚生勞動省、總務省、國土交通省、法務省、經濟產業省、金融廳、消費者廳等多個省廳，哪個都有關聯，哪個都不主動牽頭。澤村香苗形容這種現象為“猶如各部門之間相互傳遞一顆暗藏隱患的定時炸彈”。

直到2023年5月，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才就這一議題正式質詢。自民黨議員坂井學當場提問，要求明確厚生勞動省為主管部門。時任首相岸田文雄答辯時表態：“要以厚生勞動省為主導。”這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確由厚生勞動省擔負主體責任。

從2017年到2023年，整整六年時間。澤村香苗在書中寫道：“直到2023年，才終于確定了由厚生勞動省作為主管部門去調查實際情況。不得不承認，對于無親屬老人問題，日本政府的應對措施已然非常滯后。”

遭遇爭議的“死了么”

日本遇到的問題，中國也在面對。

2025年6月，央視網專題《誰能為他們簽下“生死同意書”》報道了72歲獨居老人張偉光骨折住院、無人簽手術同意書的困境。專題中引用的兩組數據，令人心頭一緊：76.7%的老人擔心突發疾病沒人簽字，74.3%擔心身后事沒人料理。

一個值得玩味的社會現象是“死了么”App。2025年6月，三個95后花不到1500塊錢做了這個App，只有一個功能：連續兩天沒簽到就給緊急聯系人發郵件。

或許是受蔣女士事件的影響，2026年1月，這款App出乎意料地登頂蘋果付費榜，用戶增長數百倍，直到1月15日因命名爭議被下架。

5月，它改名為“在么在么”，落地杭州一街道，從獵奇App變成了政府背書的獨居老人守護平臺——適老化界面、實體安全扣一鍵呼救、老人-子女-社區-急救五級聯動。而根據6月的最新消息，團隊計劃出讓5%股份募資1000萬，公司估值已飆升至近2億元。

一個黑色幽默產品的爆火與轉型，本身就在說明：獨居安全已經從邊緣話題變成了普遍焦慮。年輕人用“死了么”自嘲的背后，是對“一個人住出了事誰知道”的真實恐懼。

與公共關注相呼應，制度層面的保障正在逐步推進。2026年3月，新華社報道國家醫保局在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上的最新進展；4月，民政部等11部門發布《關于推進互助性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5月，上海市五部門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優化本市孤寡老人醫療救治和服務保障工作的指導意見》。地方層面的試點也在展開，徐匯區為鄧女士出具的“臨時監護人”公證書，就是全區首份。

但制度的覆蓋和執行需要時間，而獨居老人的困境不會等人。

90%的人想準備，大多數人不知道怎么準備

獨居老人自己，能做些什么呢？

澤村香苗團隊對2512名50~84歲居民進行了問卷調查，針對8項晚年規劃（日常生活需求、住院擔保人、費用代繳、介護服務簽約、延命治療意愿、葬禮墓地安排、寵物照料、財產分配）詢問準備情況。結果顯示，超過90%的受訪者希望提前做好準備，但普遍不清楚該在何時、具體做哪些準備。20%~40%的人在多個選項中選擇了“無委托對象或未確定委托對象”。

澤村香苗在書中給出了一項具體建議——寫臨終筆記，記錄自己在生命末期的各種愿望和意愿。但她特別強調了一點：“臨終筆記最重要的是，保證其在關鍵時刻能被別人找到。否則無論信息整理得多么詳盡，無論與親屬關系多么親密，若只有自己知道筆記的存在，便毫無意義。事實上，這正是能否避免成為老后獨居難民的關鍵。”

她建議把緊急聯系人、臨終筆記存放位置寫在紙條上放在錢包里，因為急救人員送醫時會盡量將病人的隨身物品帶走，醫院工作人員檢查隨身物品時通常會看錢包。也可以將急救需要帶走的東西裝一個袋子，放在玄關。

這些聽起來很小的事，在關鍵時刻就是一條信息通路。書中記錄了一個令人痛惜的案例：一名獨居女性因突發急癥送醫后去世，醫院無法得知其身海外女兒的聯絡方式，地方政府認定她沒有親屬并將遺體火化。而她的女兒一直在通過網絡聊天軟件聯系母親，因長時間沒有回復而擔心，委托朋友和警方查找，最終得知母親已去世時，遺體已經火化完畢。女兒未能見到母親最后一面。

一次溝通錯位，一條信息缺失，就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澤村香苗在書的最后坦誠寫道：“遺憾的是，目前還沒有‘只要這樣做就可以’的理想解決方案。”但她給出了三條可操作的準備路徑：第一，整理好與自身有關的重要信息；第二，明確委托合同的內容和要求；第三，確保即使自己處于無意識狀態或已去世，信息也能傳達。

她建議讀者“先定好一個具體的時間節點”，比如“等到了60歲，我就整理好自己的個人信息”，或者“等退休后，就把合同簽訂和委托事宜都定下來”。

這不只是一本給老人看的書。它面對的是所有一個人住，或將來可能一個人住的人——不婚的、丁克的、子女不在身邊的、父母已經走了的獨居者。蔣女士46歲，鄧女士53歲，都不算老。獨居困境，越來越不是一件“老了以后的事”。

日本的彼時，或許也是中國的此時。

了解別人踩過的坑，至少能讓我們在遇到同樣問題時少走彎路。

老齡化社會，獨居者如何體面終老？

當日本“孤獨死”數據照進中國獨居潮，

我們該如何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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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6.22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