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認罪命就沒了”，5次審訊打斷一條胳膊，報案人反成殺人犯

河北保定順平縣有個農(nóng)民叫王某雷，一輩子老實本分，靠種地和打零工過日子，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這輩子最倒霉的事，竟是因為打了一個報警電話。

2014年2月18日那天晚上，王某雷回家的路上，發(fā)現(xiàn)地上躺著一個人，旁邊還有血跡，村里安安靜靜這么多年，從沒出過這種事，盡管心里害怕，可他還是掏出手機打了110，用他的話說，看見這種事不報警，良心上過不去。

警察來了，問了一圈，王某雷有啥說啥，老老實實配合做完筆錄就回家了，他以為這事跟自己再沒關(guān)系，等著警察抓住兇手就完了。

可三天之后，幾個辦案人員直接進到他家，二話不說把人帶走了。王某雷懵了，問為啥抓我？對方就一句話：你涉嫌故意殺人。

王某雷整個人都傻了，一個勁兒解釋：我就是報案的啊，那天晚上我在家干活，鄰居能作證，我跟死者無冤無仇，人怎么是我殺的？可沒人聽他說話。

從2014年3月8日開始，王某雷被刑事拘留，接下來五天，他經(jīng)歷了五輪審訊，前四次他咬死了不認——沒干過的事，打死也不能認。

可到了第五次，審訊的人撂下一句話：“再不認罪，你的命就沒了。”王某雷以為只是嚇唬人，可接下來發(fā)生的事，他一輩子都忘不了。審訊室里，有人動了手，拉扯之間，他的右胳膊被硬生生擰斷了，鉆心的疼讓他渾身冒冷汗，他蜷在地上哭著喊自己沒殺人，可沒人停手。

五天沒睡過整覺，精神早就垮了，再加上胳膊被打斷的劇痛，王某雷徹底扛不住了，他認了——人是我殺的。

可問題是，他壓根不知道該怎么“認”，警方問他用啥工具殺的，他一會兒說斧子，一會兒說錘子，一會兒又說刨錛，問他兇器扔哪兒了，他說擦干凈放回家了，又改口說扔河里了，問他衣服呢，他說燒了，又說洗干凈放家了，翻來覆去說不圓，因為本來就沒這事，怎么編都編不攏。

2014年3月15日，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把王某雷報請檢察院批準逮捕。

案子到了檢察院偵查監(jiān)督科科長蔡某凱手里，他翻看卷宗發(fā)現(xiàn)，王某雷前后做了9次筆錄，前5次都說沒殺人，后4次才認罪，更怪的是，4次認罪供述里，作案工具說了三種完全不同的東西。蔡某凱一看尸體照片，死者頭上的傷口是“U”形的——斧子、錘子、刨錛哪個能打出“U”形傷口？

3月18日，蔡某凱和副檢察長付某輝去看守所提訊王某雷，一見面，倆人愣住了——王某雷右胳膊打著石膏纏著繃帶，問他這傷咋來的，他支支吾吾說“記不清了”。

從看守所出來，付某輝和蔡某凱都覺得不對勁，回去跟檢察長一匯報，檢察長決定親自去提訊。這一次，王某雷終于憋不住了，嚎啕大哭，他說：我沒殺人，傷是在審訊時被打的，之前認罪是被逼的。

案子報到了保定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彭某勇召集人研究，有人說不批捕——證據(jù)不足；有人說該批捕——萬一放錯了人，死者家屬鬧起來怎么辦。

彭某勇干了33年檢察工作，非常有經(jīng)驗，他提出“三個不足信”：第一，說王某雷有作案時間不足信——因為尸檢報告根本沒確定死亡時間；第二，有罪供述不足信——9次筆錄前5次不認，后4次認了卻連兇器都說不明白，三種說法沒一個跟傷口對得上；第三，認定他有罪不足信——除了口供，沒有任何證據(jù)。

彭某勇拍了板：“只服從法律和事實，堅決排除非法證據(jù)。”

2014年3月22日，檢察院以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對王某雷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同時向公安機關(guān)發(fā)了《糾正違法通知書》。

檢察院還給公安局指了條新路子：擴大偵查范圍，公安局重新排查，最終發(fā)現(xiàn)同村的王某斌跟死者因地埂問題吵過架，一查DNA，真的和案發(fā)現(xiàn)場手套上的DNA對上了。

2014年7月1日，王某雷被無罪釋放，他在里面關(guān)了將近四個月，出來的時候整個人都瘦脫了相，

之后王某斌最終被逮捕，最終被判處了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

王某雷后來去檢察院道謝，說要不是檢察官認真，自己這條命可能就沒了，最高檢后來評價這個案子時說，如果不是檢察院在批捕環(huán)節(jié)發(fā)現(xiàn)疑點、排除非法證據(jù)，這很可能成為又一個“呼格案”。

一個老實巴交的農(nóng)民，好心報警，反被當成了殺人犯，胳膊被打斷，差點丟了命，好在還有認真較真的檢察官，在關(guān)鍵時候攔了一把。要不然，王某雷可能真的被冤枉，甚至丟掉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