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普通人為何正在主動擁抱法西斯主義？

文 | 619

2026年2月18日，自民黨黨首高市早苗高票再次當選了日本首相，她與日本維新會的聯盟創下了75.7%的1942年后眾議院最高得票率。可是，1942年的帝國議會選舉，是一場“刺刀下的選舉“。1940年，日本政府頒布了結社禁止令，各主要政黨紛紛解散，其中舊政黨的議員后多被吸收到以整合政黨、統一輿論為目標的唯一合法參選政黨”大政翼贊會“中；饒是如此，大政翼贊會在1942年的得票率也僅略高于80%。

戰后的日本接受了民主改革，解散了政治警察”特高課“，重新恢復了正常議會制國家的選舉機制，被大多數政治觀察者視為票選制民主國家的典范。但是，在2026年這一次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維新會，以及參政黨三個黨的黨首都是常常叫嚷軍國主義話語，主張積極擴軍備戰，排斥外國僑民，倡導保守價值觀的經典極右翼乃至法西斯主義政客。三個黨的合計得票率，達到了驚人的79%。

這也難怪有些朋友指出，“為什么自詡為民主國家國民并以此自豪的大多數當代日本人，對侵略，軍國主義，對過往黑暗歷史的認識，反而甚至不如反動派高壓統治下的舊日本人民？如果舊日本帝國的人民沒有選擇，可不可以認為當代大部分日本人是主動選擇了理解甚至擁護法西斯？

選區制改革與“日本會議“的崛起

對于票選制國家來說，選舉制度，尤其是基層選舉制度的變遷勢必帶來政治上的重大變化，日本也不例外。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日本采取的是“中等選區制度“，在同一選區中產生3-5位議員，同一政黨可以推出多人。那時候的選舉邏輯，并不是現在的”政黨VS政黨“，而是”候選人VS候選人“。

這天然有利于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以及內部從中右到極右翼的各種派閥。派閥內部可以在選舉、籌款和”封官許愿“等方面互相支持；沒有派閥的密切支持，政客也很難追求議員的寶座。這套制度不但激化了使日本民眾怨聲載道的裙帶政治和黑金丑聞，極右翼派閥也成了軍國主義思想藏污納垢的地方。

到了1996年，中等選區制度被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制度所取代。在新制度下，每個政黨只能推舉一名候選人，每個選區只能有一人當選為議員，選民從選擇特定候選人變成了選擇心儀的政黨。很快，以民主黨為代表的各在野黨異軍突起，吸引著厭倦自民黨長期執政，渴望變革的選民。自民黨意識到，有必要通過采取更為右傾的立場來與民主黨區分開來；在2009年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勝選之后，這一目標變得越來越迫切。

自民黨與各種極端保守主義游說團體的密切聯系也對自民黨實現路線右傾化，動員本就為數不少的右翼選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是“日本會議“。日本會議是日本最大的游說團體，成立于1997年，涵蓋政商學與宗教界的諸多極右翼分子，推行修改和平憲法，建立天皇中心國家，軍隊正常化，教育“皇民化”等訴求。

其運作模式與地位類似于美國的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用”政治獻金和捐款“幫助與滲透地方議員，國會議員，組建”議員聯盟“；還培育草根右翼運動與地方活動，利用職權監控干預學校教學內容，成立“日本女性會”，“日本青年協議會”拉攏婦女和青年。遍布全國的日本會議基層組織起到了不錯的幫助自民黨控制選區的作用，于是自民黨與日本會議之間的聯系越發密切，在安倍晉三時期達到高潮。

據統計，在2016年，“日本會議國會議員聯盟”的成員就已經占據了參眾兩院的超過四成，而前首相安倍晉三不僅在日本會議中有重要地位，他的內閣更是由該聯盟支持成立：在安倍第三屆內閣第二次改組中，20名大臣中有16名是該聯盟成員。安倍死后，這個組織依舊陰魂不散。

現任首相高市早苗作為安倍的弟子，也曾是日本會議國會議員聯盟的副主席。于是，與美國一樣，日本也陷入了政治，外交，軍事等議題被僅代表少數人利益的游說團體及其控制的大量議員綁架的窘境。

在以羅伯特·達爾為代表的“多元主義民主理論”下，民主就是不同利益集團相互競爭、博弈和妥協的過程。在票選制民主國家中，政治游說，獻金等均被認為是合法的政治活動行為，“利益集團的活躍度”更是衡量一個國家“公民政治”是否活躍的重要指標。

然而，當政治游說和獻金能讓金錢直接轉化為政治影響力時，一個發出最大聲音的利益集團是否仍然代表最多人的聲音，涉外利益集團重重博弈下的對外政策是否還能夠為主權國家爭取最大的利益，公民還有沒有空間直接、平等地參與公共討論，如此種種，只能由該國的公民冷暖自知了。

高市早苗的維基頁面，其并不避諱作為“日本會議”的成員

“日本網右”的另類右翼思潮如何點燃全國選民的邪火

在戰后的日本，極右翼言論理應被徹底禁止，但是徹底禁止極右翼言論不太可能。作為東亞反左反共的橋頭堡之一，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采用保守主義話術來反對中蘇朝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雜志就開始興風作浪；進入新世紀后，互聯網的出現為右翼言論從紙媒傳播到網絡，從具名傳播到匿名傳播提供了根本條件。

日本的“網右”與單純反共與懷念舊帝國榮光的傳統右翼不同，而是新興的基于民粹主義話語的另類右翼。他們通常被定義為在網絡上持有仇外反移民（尤其是中、韓）、軍國主義、社會保守主義等觀點的人，通常是中高收入、受過良好教育的男性，平均年齡在40歲左右，對傳統媒體抱有不信任感，并且癡迷于流行文化。

他們的主要活動方式是建立各種匿名論壇（如“著名”的2ch論壇，其中充斥著種族主義與社達的觀點）作為他們聚集起來并交流分享“不為主流社會所容”的觀點的重要場所。

然而，一開始的“網右”既只能算是日本社會中的少數，又對于線下參與政治意興闌珊，與傳統極右翼的“老害”們也毫無共同語言。一些傳統極右翼政客，如橋下徹，石原慎太郎等都曾經試圖收編過“網右”，但是卻熱臉貼了冷屁股，因為他們一個是出了名的媒體寵兒，另一個則主張嚴格查禁“網右”們感興趣的動漫作品。

“網右”更喜愛和信任的則是新興的保守民粹主義意見領袖，這些意見領袖的主要宣傳方式是開直播。以2ch的創始人，日本直播界的“論破王”西村博之為例，他的直播方式堪稱國內互聯網上“連麥型博主”的老祖宗，類似于美國的查理·柯克：他會把與自己政見不合的其他意見領袖或者素人拉進自己的直播間，用各種方式反駁對方的觀點，爭取使對方“心服口服”。

然而，他的打法與其說是辯論，更不如說是詭辯。因為他在反駁中剝離了問題的復雜性，例如歷史背景、權力糾葛與社會道義，而只保留了形式邏輯、“定義學”和粗劣的類比。

比如說，在2022年東京澀谷區政府將無家可歸者強行驅趕出公園而遭聲討的事件中，西村力挺政府，因為“驅逐非法占用納稅人出資建造的公共空間的人是理所當然的，就像驅逐未經允許擅自住在你家的人一樣”。然而顯然地，他將公共空間管理問題偷換為私人財產侵擾問題，從而繞開了體系性貧困、社會福利、人權、政府責任等真正需要討論的議題。

西村博之的直播宣傳畫面

這正是“傳播極權主義”的一個例證：看似中立、邏輯嚴謹、客觀的傳播方式，實際上卻助長了人們對極權主義和右翼意識形態的同情，最終強化了“多數群體”對少數群體和弱勢群體的霸權。

這同時也是日本所謂“讀空氣”文化的重要機制：每個人都受到身邊社會的監控，任何偏離結構控制的行為都會受到懲罰；聲勢浩大的社會主流，往往持有冠冕堂皇的觀點和邏輯，將發出不同聲音的人士進行孤立與消音，使人群實現“同質化”。這不僅使理智尚存的公民被迫“閉嘴“，沉默的大多數也不斷被裹挾動員著接受極右翼的洗腦，對于不同聲音的容忍度從而快速降低。這正是這些年日本“網右”群體從小眾變成大眾，從邊緣走向社會主流的重要機制之一。

政治選舉的個人化與帶來“潮酷感”的個性化政治參與

當代政治中有一個典型的現象就是政治選舉呈現從黨派化到個人化的趨勢。選民的決定越來越依賴于候選人的個人形象以及選民對候選人人格的感知，而非傳統的黨派意識形態或階級、教育、年齡、性別等等。

因此，向選民推銷政治意識形態之余，21世紀的候選人也會著重塑造有利的個人形象和吸引潛在選民的敘事。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就以“謙謙君子“般的形象與一流的，深入人心的口才贏得了諸多中立選民的支持，先后擊敗了略顯傳統的麥凱恩和羅姆尼；而韓國總統李在明也擅長與年輕選民打好交道，以及樹立為民請命的光輝形象。

對于民粹主義政治家來說，個人形象是否能夠迎合選舉基本盤的支持顯得更為重要。他們樂于成為“充滿熱情的反傳統精神領袖“。當高市早苗表現出對搖滾樂的癡迷，抑或其內閣成員小野田紀美介紹她在游戲制作和動漫配音方面的經驗時，她們立即就被年輕人視為親民且年輕化，與自民黨那些老套的建制派政客截然不同。

民粹主義的”個性化“，往往導致廣大選民很少考慮傳統政治中的嚴肅政治問題，卻去追求政治的娛樂化和”節目效果“；很少考慮理性的博弈過程，卻更傾向于感性的情緒價值；很少尊重沉悶死板的執劍人，更多追捧光鮮亮麗的政治偶像。

小野田紀美曾參與過游戲制作工作

與此同時，在社會原子化與民眾對傳統的政黨、工會、教會、階級等小共同體聯系下降的大背景下，政治參與模式也變得較少講究紀律，更加個性化。在日本，個性化政治的右翼民粹主義和大規模，快速的特征展露無遺，體現為前文所述的“網右“與所謂”行動保守主義“的結盟。

從20世紀初極道控制的”暴力團“開始，”行動保守主義“不但走上了鎮壓左翼人士，工人運動的道路，而且其激烈程度和暴力程度在現代大國中并不常見。這一歷史背景塑造了日本當代右翼激進主義的核心思想之一——”肉體言語“，就是親身進行激烈的直接行動。對于受困于一成不變，充滿約束和壓力生活的年輕人來說，這一主張的吸引力格外激烈，以至于每次極右翼的集會都能夠激發他們極大的熱情，有人形容道”如同參加祭典一般“。

很多年輕的集會參與者雖然一開始不一定認同驅逐所有移民，支持天皇獨裁，武裝侵略擴張等等極端的觀點，但是他們會認為為“保衛自己的生活”而戰是又潮又酷的。

在理論話語上，除“無需講道理”的極右翼外，無論是主流右翼的大西洋主義與“革命有害”的思潮，還是中左翼主張的廢除核電，制止極權等“民主黨式”的思潮，在日本都擁有壓倒性的說服力和傳播力，很多人耳濡目染之下，難免認為日本是自由進步程度遠超周邊國家的道德高地，“守護這個國家”是值得的。

更何況，這一切還帶有一種情感上的共鳴。年輕人無比熱愛且珍視自己生活中的小確幸，這可以是熱愛的偶像的粉絲福利，也可以是夏日祭上美好的才子佳人，也可以是在推特上分享自己的佳肴的經歷；也正因此，他們會覺得與海的那邊虎視眈眈的“惡棍國家“們對抗是重要，甚至無比神圣的，激動于聽說無需真的冒槍林彈雨，而只要走上街頭或者一起襲擊某個弱勢群體，就能夠既為獨一無二的日本文化和民族，又為世界的“自由和和平”奮戰。這樣的人自然而然地會被“行動保守主義”的政治口號所俘虜，并被逐漸內化為它的一部分。

因堅持研究慰安婦問題受“在特會”迫害，遠走韓國的植村隆教授（左三）

至此我們梳理了一個democracy(民主政體)變成了全民陷入民粹主義政治狂熱的demo-crazy（皿煮政體）的大致原因。覺得眼熟嗎？此時此刻這樣的事情正在世界各地不斷發生：在英國，傳統的兩黨保守黨和工黨被輕而易舉地拋棄，人們的目光迅速被吸引到政治光譜截然相反的兩個非建制政黨英國改革黨和英國綠黨上；

在德國，從左到右的各派力量勉力維持著阻擋默許新納粹的德國選擇黨的瑪麗亞之墻；

在美國，民主黨內部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與共和黨內部的茶黨運動同樣在Y世代與Z世代中博得了越來越多的好感。

日本面臨的情況，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席卷全球的另類右翼與政治極端主義思想的一部分。這種普遍基于新式的右翼理論，模因和符號政治（有人稱為狗哨）、無固定領袖、基于情感連接的運動，通過侵蝕社會信任、制造仇恨和極化輿論，深刻改變了全球政治生態。

大凡一個西方國家的另類右翼派別上臺，都會有評論家哀嘆說這是一種“民主倒退”，但是一個敏銳的觀察者一定不會滿足于這樣輕描淡寫而淺嘗輒止的描述，尤其是在海外的另類右翼思潮已經開始灌入中國內地境內的情況下。

對于全球另類右翼主義的批判，必須引向對晚期資本主義結構性問題的批判。正因在晚期資本主義下，民主參與被簡化為在預先選定的精英之間進行儀式化的選擇，正因經濟不穩定性和社會原子化，驅使異化的大眾轉向沙文主義與尋找替罪羊，正因新自由主義的文化邏輯用情感，品牌化和個性化政治奇觀取代嚴肅的政治討論，民主在形式上完好無損，但在實質上卻被服務于壟斷資本和地緣政治擴張的反動議程的情況就出現了。

由此，我們也越發得以看清，“選舉出希特勒”并不是像某些衛道士所言是“偶發且罕見的情況”，而是任何無產階級政治生態位缺失的票選制國家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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