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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管理學副教授(長聘)、木蘭學者、北京大學全球女性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馬京晶老師的合作論文“Decompos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toward members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解構人們對待不同社會群體行為中的文化差異》)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姊妹刊PNAS Nexus上正式發表。PNAS Nexus由牛津大學出版社代表美國國家科學院出版,是一本開放獲取,面向生物、物理、社會與政治科學及工程、數學等領域高質量原創研究的跨學科期刊。論文合作者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講師王嘉澍、賓夕法尼亞大學副教授Adrianna C. Jenkins、加州理工學院行為經濟學講席教授Colin F. Camerer、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講席教授Ming Hsu,其中Ming Hsu教授與馬京晶副教授為論文的共同通訊作者。
研究背景與問題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待陌生人的方式往往不同,比如中國人和美國人待人方式就存在較大的差異。但長期以來,在我們觀察到“中國人和美國人行為不同”的情況下,學界研究大多只能描述這種待人的不同“平均差異有多大”,卻很難解釋這種差異究竟從何來?是兩國人對他人的“看法”不同,還是他們所“看重”的東西不同?同時,由于不同文化對“公平”“慷慨”等概念的理解未必一致,研究者一直擔心所謂的文化差異可能只是測量誤差或翻譯偏差造成的“假象”。
為厘清這一問題,研究團隊提出將文化差異拆解為兩個相互獨立的心理環節:一是“社會感知”(social perception),人們如何看待他人,例如認為某個群體是“熱情友善的”還是“能力很強的”;二是“社會評價”(social valuation),這些看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們的實際行為,例如同樣覺得對方“很熱情”,有人會因此更愿意分享,有人則未必。
研究方法
團隊在中美兩國共招募了5,428名參與者,請他們完成兩個簡單的經濟分配游戲。在“給予”游戲中,參與者拿到20個代幣,面對一個僅以身份詞(如“科學家”“農民”“無家可歸者”)標識的陌生對象,決定分給對方多少。“索取”游戲則相反,代幣屬于有身份詞的陌生對象,參與者決定從對方那里拿走多少。為減少兩國購買力差異,游戲中代幣在美國按1.5美元、在中國按10元人民幣計價。完成游戲后,參與者還需對這些群體的“熱情”和“能力”打分。研究分兩輪采集數據,第二輪使用了在性別、年齡、族裔(美國)和城鄉(中國)上具有人口代表性的樣本,用于檢驗模型能否準確預測此前未見過的新數據。
主要發現:“雙重分離”
研究團隊用第一輪數據訓練出的模型,能夠相當準確地預測第二輪中兩國的行為差異(“給予”和“索取”兩個游戲中,模型分別能解釋約76%和77%的群體間差異)。模型用“熱情/能力”這套統一標尺就能精準預測跨國差異,說明這些概念在兩國之間是可比的、被相似理解的,大體上排除了“文化差異只是測量假象”的擔憂。
在此基礎上,文章主要發現了“雙重分離”的現象: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行為差異,主要由社會感知驅動,中美兩國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怎么看待”各類群體。研究發現,相比中國人,美國人把保姆、農民、日本人視為更“有能力”;而中國人則把朝鮮人、律師評價得比美國人更“熱情”。
?同一國家內部不同人群(按性別、年齡、族裔或城鄉劃分)之間的差異,則主要由社會評價驅動。大家對各群體的看法比較接近,區別在于這些看法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他們的慷慨程度。
此外,研究還發現中國受訪者內部的一致性明顯高于美國。中國不同子群體的反應更緊密地圍繞全國平均水平,而美國內部的分化要大得多。研究者推測,這可能與兩國信息環境的集中程度不同有關。
研究的現實意涵
文章沒有停留在“中國人和美國人不一樣”這種籠統、容易固化偏見的結論上,而是用一套可計算的數學模型,把模糊的“文化差異”拆解為可檢驗、可比較的具體心理成分。在一個日益緊密相連的世界里,準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感知和評價彼此,對跨文化溝通、國際合作乃至化解組織與社會間的摩擦都具有現實意義。當分歧源于“我們對他人的看法和評價標準存在差異”時,先把這些底層機制講清楚,或許就能更早預見摩擦點、找到彌合分歧的路徑。該研究得到了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相關材料、數據與分析代碼已在Open Science Framework平臺公開。
論文摘要(英文原文)
Prosocial behavior is a hallmark of human societies, yet its expression—and the benefits it confers—varies across cultures. While such variation is well documented, the underlying cognitive mechanism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Here we propose a decomposi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rosocial behavior into two key components: (i) social perception, capturing how cultural groups view others on dimensions of warmth and competence, and (ii) social valuation, reflecting how these perceptions influence the value of social actions. Using behavioral data from economic games involving participants in the U.S. and China (N = 5,428), we show strong evidence of a double dissociation at the level of between- and within-country variation: whereas social perception differences dominated in accounting for between-country differences, within-country differences were more driven by variation in social valuation. These findings offer a mechanistic account of cultural influences on prosocial behavior and highlight the value of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https://doi.org/10.1093/pnasnexus/pgag172
作者簡介
王嘉澍現任職于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是本文的第一作者,研究主要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就讀博士后期間完成。
Adrianna C. Jenkins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Colin F. Camerer是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行為經濟學講席教授。
Ming Hsu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與Helen Wills神經科學研究所William Halford講席教授,本文共同通訊作者。
馬京晶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管理學副教授(長聘)、博士生導師、木蘭學者、北京大學全球女性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共同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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