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神化的外國食材，中國都在量產了

20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拋出了一個令世界矚目的問題：誰來養活中國？

彼時，中國人口剛剛突破12億，而耕地面積正因工業化進程而不斷縮減。一升一降之間，“糧食危機”的陰云開始在國際輿論場上聚集。

當然，布朗命題提出后不久，答案很快顯現，中國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近20%的人口。到“十四五”末，中國谷物自給率穩定在95%以上，口糧絕對安全。

但是，解決了“吃得飽”之后，中國并未止步，而是進一步向本土化、多樣化的高端食品體系延伸。

2026年2月，英國《經濟學人》周刊發文，稱其注意到“一個令人驚訝的轉向”——中國正填滿世界的高端美食籃子。該刊指出，中國已是全球最大的鱘魚魚子醬和松露出口國，而且如今正快速進軍鵝肝、橄欖油、抹茶及精品葡萄酒領域。

中國正快速進軍鵝肝、橄欖油、抹茶及精品葡萄酒領域 / 圖源：視覺中國

這些原本有著明顯西方文化烙印的“高端食材”，如今在中國完成了規模化的“異地繁殖”，并反向輸出至全球市場，確實令人驚奇。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并非某一產業的單兵突破，而是集中式的爆發。

從“養活自己”到“令世界垂涎欲滴”，中國到底經歷了什么？這是“中國制造”在農業領域的延伸，還是一場更深刻的全球食物變革？

要回答這些問題，不能只看產量數字，更要理解一種逐漸成形的理念——食物主權。與強調貿易自由化的“糧食安全”不同，“食物主權”更看重一個國家自主掌控食物生產、流通和消費模式的能力，包括決定種什么、怎么種、為誰而種。

廣東衛視三農融媒體欄目《從農場到餐桌》中對于魚子醬的描述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是國內最早系統引入“食物主權”概念的學者，亦曾與來華學術訪問的萊斯特·布朗深度交流。在學術研究和田野調查中，他親歷了這場跨越20多年的食物話語變遷。

近日，周立及其研究團隊成員、廣西民族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方平博士等，接受了南風窗的深度訪談，探討全球美食“中國造”現象背后的歷史邏輯、權力轉移與未竟之路。

珍稀食材，中國產

《經濟學人》的驚訝，首先源自一種耐人尋味的認知錯位。從魚子醬、松露、鵝肝到橄欖油、抹茶和精品葡萄酒，中國正在全面鋪開高端食材版圖。

可以說，這些領域覆蓋之廣，連中國人自己都覺得震驚。從按克賣的昂貴鱘魚子醬，到小小薄片就是天價的黑松露，如今都被愛種地的中國人，做成了“土特產”。

數據足以佐證這并非幻覺。

目前，中國已是全球最大的魚子醬生產國和出口國，產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出口量超過四成；松露的出口量也占到全球的1/3，為世界第一；在鵝肝領域，中國年產量突破萬噸，供應了全球近半市場，山東臨朐一個縣的產出就占全球1/5。

與此同時，甘肅隴南超過百萬畝的油橄欖林，產出品質獲國際認可的特級初榨橄欖油；貴州等地的抹茶年產量，劍指5000噸并規模出口至原產國日本；而寧夏賀蘭山東麓的精品葡萄酒，品牌價值已位列全球第四，遠銷澳大利亞與法國。

5月14日，在貴州省江口縣貴茶產業園抹茶生產車間，工人在展示抹茶粉 /新華社記者楊文斌 攝

事實已然擺在眼前，但世界依然好奇，這些被歐洲原產地敘事和貴族歷史精心包裹、向來標榜“不可復制”的食材，怎么就被中國人批量生產了？

周立及其研究團隊的觀察是，這是自下而上的“市場行為”。企業和區域專家發現，進口高端食材利潤空間巨大，于是從嘗試種植養殖開始實現本土化，后逐步發展為成熟的出口產業。部分產業布局早在20世紀90年代或2000年前后就已開始。

周立進一步提供了一個更具歷史縱深的分析框架。2007年左右，他將食物主權的概念引入國內。“它原本來自拉丁美洲的無地農民運動，強調的是農民擁有土地、擁有生產自主權、擁有市場定價權。”這一概念指出，人們有權定義自己的食品系統，保障小規模生產者的生計和權利。在中國的語境下，這個敘事也進一步更新，從“人民的食物主權”轉向了“國家的食物主權”。

12月5日，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顧客在金塔克雷斯波市場選購商品 /新華社記者李木子 攝

基于此，周立將中國食物安全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

1.0階段是2000年之前，以“量”的安全為主，解決吃不飽的問題。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真正實施以后，核心標志是1993年取消糧票。通過一系列努力，中國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接近世界20%的人口，主糧基本實現自給。

2.0階段從2000年到2015年左右，以食品安全為標志，解決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問題。核心標志是2015年“大食物觀”的提出，推動了農業標準化建設。

現在，我們正在經歷的則是以“權利”為中心的3.0階段。研究團隊以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對“食物安全”的權利維度闡釋為參照，提出“以權利安全為內核的食物主權論”，保障四個主體的權利：生產者的權利、消費者的權利、中間商的權利和國家的權利。

春冠·3R廚房鵝肥肝預制產品加工車間內，工人正在對朗德鵝進行預處理 / 圖源：齊魯晚報濰坊融媒

從這個角度看，鵝肝、葡萄酒、黑松露這些原本來自歐洲的高端食材，如今卻以中國制造為主，除了市場的自主探索，背后還涉及國家與制度層面的食物主權權利訴求，尤其是在國家層面上的標準制定權和價格決定權。

過去標準由歐洲制定，而現在中國作為最大生產國和消費國，正在參與爭得這些權利。“中國從被動接受全球食物體系分工，轉變為主動塑造全球食物體系秩序。”周立說。

中國為什么能后來居上

周立將這場變遷稱為“新的地理大發現”。他說，15—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讓歐洲人認識了玉米、咖啡等食材，它們進入了歐洲人的食譜。而現在，中國打破了另一個神話——原產地的“不可復制性”。

過去我們認為，法國鵝肝離不開法國的氣候，日本抹茶離不開日本的土壤，地中海橄欖油離不開地中海的陽光。但現在，中國把這些“不可復制”的資源，通過生態適配、技術控制、質量穩定和供應鏈管理，實現了突破和復制。

結果是，高端食材的生產中心，歷史性地從歐洲東移到了中國。原產地的先發優勢，正在被瓦解。盡管這是發生在農業生產和制造領域的奇跡，但生產能力并非這場競賽的稀缺品。

周立團隊的一位博士指出，“全球南方”國家有很多都具備同等資源和能力，比如印度、巴西，還有非典型成員俄羅斯。那么，為什么偏偏是中國走了出去？她認為核心是規則類因素的突破。中國近年來的開放姿態、自貿協定談判、通關便利化措施，為高端食材的出口鋪平了道路。這背后是國家整體實力提升帶來的制度紅利。

11月2日，人們在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麥西尼亞收獲油橄欖 /新華社發（馬里奧斯·羅洛斯攝）

但與俄羅斯、巴西等資源大國相比，中國的優勢不止于此。

另一位博士方平在調研中發現，盡管俄羅斯的人均農業資源遠高于中國，但缺乏組織和人力積極性。當地人甚至會對中國訪客說：“你們有能力的話，可以把這片林子砍了拿去中國賣。”

巴西則是另一種困境，資源決策權被國際資本控制。從轉基因種子到化肥、農藥、收割機，再到金融服務和銷售渠道，幾乎全被跨國巨頭鎖定。“巴西只有土地是自己的。”方平說。

而與之相對的是，中國對全產業鏈擁有自主控制權。從種源、種植養殖、加工，到品牌、銷售、出口，中國人自己說了算。加上數千年來“養活自己”的歷史決心，以及近幾十年來對饑荒的集體記憶，這種內生動力，是其他資源大國難以復制的。

吉林省公主嶺市，吉林省米兜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進行機械化收割水稻作業展示 /新華社記者張楠 攝

回溯鵝肝、橄欖油、魚子醬、松露的起步之路，它們在種植或養殖過程中對品種資源的利用以及種養技術，絕非易事。其中許多人展現出的鉆研精神，絲毫不亞于其他產業領域的科學家。

方平正在主持一個關于“種源安全活態保育”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并跟隨農民種子網絡，在廣西觀察社區層面的老種子的選育和開發。他留意到，已經有農戶在西南地區嘗試復興傳統本地大豆，這些技術沒有說明書，如何保存品種、掌握技巧全靠自己摸索，因此堅韌、自信的心氣更多體現在精神層面。

周立直言，像中國這樣具有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特質的國家，全球不超過五個。此外，中國擁有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使得其若在國際市場遇阻，也能靠國內循環支撐產業發展。

當然，在文化和制度以外，我們不能拋開種源談農業。中國在種源自主上的探索之路亦不平坦。

目前中國最重要、占比最高的肉雞品類白羽肉雞，其祖代種雞曾長期依賴進口；而我國“藍色糧倉”建設的關鍵支柱產業南美白對蝦的種蝦，曾經也要年年向外購買。一旦國外斷供，整個產業就會陷入被動。但今天，國產品種已占據白羽肉雞市場近1/3的份額，南美白對蝦的種蝦自給率超過85%。

圣農集團一處白羽肉雞養殖場 /新華社發（圣農集團供圖）

除了鉆研精神和“爭口氣”的動機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利益足夠大。高價值意味著高回報，能夠覆蓋并反哺前端的研發投入，使這種投入得以兌現價值。

相比之下，大豆更多用于飼料或榨油，回報率相對低，缺乏同樣的經濟驅動力。從數據看，我國大豆的自給率已從原來的約10%上升到18%以上，雖然仍高度依賴進口，但考慮到巨大的消費量，這一進步已屬不易。受制于人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根本解決，但正在緩解。

大獲全勝的時刻尚且沒有到來。方平認為，我們對歐洲產業的沖擊，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強。他曾在歐洲調研，一個直觀的感受是，中國產品更多是數量上的補充，而不是品質上的完全替代。

位于荷蘭阿姆斯特丹郊外的農場 / 南風窗諾言 攝

然而，這場變遷至少完成了一件事：祛魅。

西方高端食材的所謂“高端”屬性，很大程度上來自原產地敘事、貴族歷史加持和西方餐飲體系的背書。中國大規模量產之后，更多消費者嘗到了“曾經高高在上”的食材，打破了稀缺性帶來的神秘感。消費者開始追問“高端到底高端在哪里”，進而重新審視中國原有本土食材的價值。

方平說，最終，我們要定義屬于自己的高端食材。

收獲與未竟之路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高端食材產業，大多布局在不適合主糧生產的山地、坡地、戈壁灘，比如隴南的橄欖油、賀蘭山的葡萄酒、云南的澳洲堅果和牛油果。

而這一現象會帶來什么呢？周立指出，高端食材的發展沒有占用主糧資源，反而利用了閑置土地，補齊了主糧收入不足、留不住勞動力的短板。換句話說，這些產業與主糧安全形成了一種互補。

但在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值得關注，那就是在這場產業盛宴之中，農民分到了什么？

食物主權的核心，不只是國家的產能和貿易數據，而是每一個生產者的權利，關于他們能否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尊嚴地生活，能否從自己參與創造的財富中獲得公平的份額。

位于?新疆的三文魚基地 / 圖源：央視新聞

他們在田野調研中看到了積極的一面：農民獲得了本地就業的機會，不用背井離鄉，能照顧家庭，在熟人社會中獲得尊嚴。比如，云南臨滄的澳洲堅果產業帶動了上百萬農民就業增收，貴州抹茶讓數十萬茶農有了穩定銷路。

在這些宏大數字之中，不乏閃光的、令人鼓舞的樣本。

周立團隊的一位博士在山西調研時了解到，70多歲的翼城老農劉懷智，為了哄孫子，一直保存著一個爆花率99%的本土爆米花玉米品種——珍珠玉米，全村只有他種了不足一畝的地。在一次資源普查中，農科院的科學家發現了這個品種。后來，育種企業接手開發，授權使用時向老農付費。

70多歲的翼城老農劉懷智說珍珠玉米到現在已有100多年歷史 / 圖源：CCTV-17《中國三農報道》

劉懷智獲得了經濟收益，還成了行業分享嘉賓，實現了名利雙收。上述博士表示：“每次我們去調研，請他來講，他都特別有成就感。”這就是權利安全在微觀層面的體現。

然而，這些個體故事并不能掩蓋一個仍然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周立指出，目前農民獲得的“權利安全”，主要停留在勞動參與權的層面。他們把自己的勞動力賣出去，換得勞動收入。但他們幾乎沒有定價權，也沒有收益分配權。

蛋糕做大了，但切蛋糕的規則，農民說了不算。他建議借鑒一些已經驗證的制度安排，比如陜西袁家村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股份制，廣東南海模式的“人人入股”，華為的員工持股。“讓資深的人能入股，共享蛋糕。”

西班牙游客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的華為商店里瀏覽手機產品 /新華社記者陳浩明 攝

包括“利益分配不均衡”在內，周立還梳理了目前中國食物主權建設中的四個短板：

第一，種源原創能力不足。“我們更多是在學習模仿，把別人的高端食材復制過來。但中國有那么多好食材，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土食材做成高端？”

第二，品牌建設不足。“很多產品以貼牌方式進入國際市場，利潤對農民來說是豐厚的，但對整個產業來說是微薄的，對國家形象的支撐非常有限。”

第三，標準權威性不足。“我們去貴州調研，當地茶農都以達到歐標、日標為榮。為什么不信自己的標準？可能是國內標準太軟，不如人家較真。”

第四，利益分配不均衡。“要激發農民的原創精神，必須先讓他們共享收益。”

3月12日，農民在海口大坡鎮將鳳梨打包裝箱 /新華社記者郭程 攝

“別人批評我們的時候，我們得承認，有些地方確實做得不夠好。”周立說，“接受批評，才能成長。”

這或許是對中國食物主權進程最恰當的注腳。從1994年布朗發問“誰來養活中國”，到2026年中國高端食材反向輸出全球，30多年間，中國完成了從所謂“糧食危機”到“全球美食籃子”的驚人跨越。

中國靠著自主的種源、完整的產業鏈、超大規模的市場和數千年農耕文明的韌性，走了一段堪稱鍛造奇跡的路。但這條路遠未終結。

這個中國故事，才剛剛開始。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第12期

作者 |趙靖含

編輯 |謝奕秋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