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戴過的這串珠子,出現在北京一場高端文物拍賣會上,由108顆東珠串成,珠體飽滿,色澤溫潤。拍賣開始后,競價聲接連不斷,最終成交價格遠超市場預估。
這串朝珠之所以備受追捧,不僅因為它曾為康熙皇帝御用,更在于其核心構件東珠的稀缺性。
108顆東珠經過精細打磨,尺寸誤差極小,最大珠體直徑達1.2厘米,拿在手中質感厚重。串珠采用傳統規制,每隔27顆東珠便鑲嵌一顆深色異質大珠,將整串朝珠均勻分為四部分,對應四季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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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珠兩側配有三串綠松石“記捻”,按照右一左二的不對稱方式懸掛,每串各10枚,是清代朝珠的標志性配飾。
據《大清會典》記載,清代皇帝朝珠固定為108顆,寓意12個月、24節氣與72候的總和,寄托著對農業豐收、天下安定的期望。而這串朝珠價值的核心,在于其材質。
東珠,在清代被皇室視為至高無上的珍寶。
東珠在滿語中稱“塔娜”,對愛新覺羅氏而言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它的產地僅限于東北黑龍江、松花江等流域的冷水區域,《吉林外紀》明確記載:“盛京以東各河蛤蚌皆產珠,惟吉林、黑龍江界內松花江、嫩江、璦琿各江河產者最佳”。
與南方暖水珍珠相比,東北低溫環境導致蚌類生長緩慢,一顆東珠的自然孕育周期長達三年,且無法通過人工養殖獲得,天然稀缺性使其身價倍增。
從事采珠行業的先民常說,有時整船的蚌殼中,也難以找到一顆符合標準的東珠,上等東珠更是罕見。
對發源于東北的愛新覺羅氏來說,東珠既是珍貴飾品,也是“龍興之地”的象征,佩戴東珠朝珠包含著對祖先與發祥地的尊崇。
東珠的珍貴,還體現在清代嚴格的等級制度中。
乾隆皇帝曾作《東珠》一詩,提及“王公等冠頂飾之,以多少分等秩,昭寶貴焉”,明確東珠的使用與身份等級直接掛鉤。根據清廷規制,完整的東珠朝珠僅允許皇帝、皇后、皇太后佩戴,親王及以下貴族即便使用東珠,也需按爵位等級限制數量與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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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嬛傳》中,華妃恃寵而驕,當著眾妃嬪的面,以“宮中翡翠不通透”為由故作姿態,暗示皇后年老色衰、失寵于皇上。面對挑釁,皇后未動怒,只是輕描淡寫地回應:“本宮新得了一對東珠,正命人打造成耳環,倘若還要妹妹這副,就太奢侈了。”
話音剛落,華妃便臉色驟變,先前的囂張氣焰瞬間消散。
皇后借東珠暗示自己的正宮身份,權威絕非妃嬪所能撼動,這正是東珠的等級屬性。
乾隆朝頒布的律法規定,民間私藏東珠者,無論數量多少,一律杖責一百并流放三千里,可見東珠已成為皇權的象征,具有不可僭越的屬性。
清代歷史上,東珠的等級屬性曾直接引發重大政治事件,和珅倒臺便是典型案例。
嘉慶四年正月,乾隆皇帝駕崩后,嘉慶帝立即下旨查抄和珅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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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清朝檔案史料選編·查辦和珅案》記載,抄家清單中明確列出“珍珠手串二百余串,比皇家大內多數倍”,其中部分手串由東珠串制。
按照清代規制,東珠的使用有嚴格限制,和珅作為軍機大臣,私藏大量東珠飾品已構成嚴重僭越。
這成為嘉慶帝處置和珅的關鍵依據。
和珅被賜死,私藏的東珠也被收歸皇家內庫。
順治年間,清廷設立“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專門負責東珠的采捕與管理,并將世代以采珠為業的漁民編入“珠軒”組織,規定每個“珠軒”每年需上繳16顆合格東珠,完不成任務將面臨處罰。
東珠采捕多在每年四月進行,此時黑龍江流域冰層初融,水溫極低。采珠人需先飲用烈酒御寒,隨后腰系繩索、口含蘆葦筒作為呼吸工具,赤身潛入江底采捕蚌殼。
《吉林外紀》記載:“抱桿而下,入水搜取蛤蚌”。
江底環境復雜,低溫、缺氧及水草纏繞等風險頻發,每年都有采珠人因此喪命。
清代東珠按品質分為七個等級,一等東珠色澤通透,部分帶有淡金色光澤,是皇家禮器的首選材質。
康熙皇帝的朝冠上,便鑲嵌有15顆一等東珠,在祭天、朝會等重大典禮中佩戴,凸顯皇權的威嚴。
隨著清代對東珠的持續大量采捕,其資源逐漸枯竭。
到清朝中后期,黑龍江流域的蚌類數量大幅減少,采珠人需前往更遠的江段作業,采捕效率顯著下降。加之近代江邊金礦開采興起,廢水排放破壞了蚌類的生存環境,天然東珠資源最終徹底枯竭,成為歷史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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