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處的仰望，低處的棲居

三十樓的窗口，看樓下那些榆樹和槐樹的樹梢連成一片，在初夏的風里起伏搖蕩，像一片凝固了的綠色波浪。那一刻，我心中陡然生出一種優越感來——
我站得比樹高，比鳥高，比這塵世間大多數東西都高。這種居高臨下的錯覺，大約是人類最古老也最頑固的幻覺之一。
從三十樓往下看，樹是矮的，鳥是小的，地面上的人像螞蟻一樣忙碌穿梭。站在這個高度，仿佛整個世界都被踩在了腳下，一種俯瞰蒼生的豪情油然而生。
我幾乎要脫口而出：那些在樹梢間跳來跳去的鳥兒，難道不羨慕我這三十樓的高度嗎？它們撲棱著翅膀，充其量不過飛到樹頂，哪里知道十樓的視野有多么開闊，多么令人心曠神怡？
于是我走下樓梯，來到樓下，抬頭仰望。還是那些樹，還是那些鳥。一只灰喜鵲站在樹頂的細枝上，隨著樹枝的搖晃而起伏，它時而低頭啄一啄身邊的嫩葉，時而向對面的同伴叫喚幾聲，然后輕盈地一躍，像一片被風吹起的葉子，飄到另一棵樹上去了。
鳥兒并不羨慕我的高度。它們的樂園，從來就不在高處，而在樹枝上。樹枝是它們的舞臺，是它們的餐桌，是它們的琴房和臥室。
它們在樹枝上筑巢、求偶、育雛、歌唱，樹枝給了它們需要的一切。而我的三十樓呢？四面是冰冷的墻壁，腳下是堅硬的水泥，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我所謂的“高度”，不過是一層又一層鋼筋水泥堆砌起來的虛妄罷了。
這讓我想起許多年前在愉群翁鄉下老家的日子。那時我們住的是平房，屋頂上鋪著黑色的油氈片，房前屋后都是樹。
夏天的時候，濃密的樹蔭把整個院子都遮蓋了，小時候的我們扒著樹枝去摘桑葚，坐在粗壯的枝干上，把嘴巴吃得烏黑。
那時候，我們和鳥一樣，也是把樹枝當作樂園的。后來進了城，住上了樓房，從三層到六七層再到現在的三十層，樓層越來越高，離地面越來越遠，離那些樹也越來越遠。
偶爾站在陽臺上看見一只鳥飛過，心中竟會生出幾分羨慕來——至少它還有一棵樹可以?？?。
人類似乎天生就有一種向往高度的執念。從巴別塔的傳說到現代摩天大樓的競逐，從登山者的執念到宇航員的壯舉，我們總以為站得越高就離真理越近，離天堂越近。
古人寫詩，也愛寫“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些詩句固然豪邁，但細細想來，其中多少帶著一些征服者的傲慢。
我們以為登上頂峰就征服了山，站在高處就戰勝了低處，卻忘了山還是那座山，樹還是那些樹，鳥還是那些鳥，它們根本不在意人類是否登頂，是否俯瞰。
法國哲學家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寫過，家宅是人們最初的宇宙，它既是垂直的也是集中的。垂直性讓我們有了往上和往下的想象，讓我們區分了閣樓和地窖的不同意義。
閣樓是理性的、清醒的、屬于白天的空間，而地窖則是深沉的、混沌的、屬于夜晚的空間。我想，無論是閣樓還是地窖，無論是十樓還是一樓，都不及一棵樹來得實在。
因為樹是有生命的，它在生長，在呼吸，在四季的輪回中不斷變化著自己的姿態。鳥兒懂得這一點，所以它們選擇與樹為伴，而不是費盡力氣去攀附什么高樓。
從三十樓下來，重新站到地面上，腳踩著厚實的土地，頭頂是真實的天空，身邊是觸手可及的樹木和花草，那種懸浮感終于消失了。
真正的“高度”不在于你站在幾樓，而在于你的內心能否與這個世界建立真實的連接。鳥兒不需要三十樓的高度，因為它擁有整棵樹、整片天空；而我們擁有了三十樓的高度，卻常常失去了腳下的根。
那只灰喜鵲又飛回來了，停在離我不遠的樹枝上，歪著腦袋看了看我，然后自顧自地梳理起羽毛來。
它不羨慕我，正如我不必羨慕它。各得其所，各安其命，這大約就是世間最樸素也最深刻的道理了。只是人類太容易忘記，總以為別處的風景更好，以為更高的地方離幸福更近。
其實，幸福從來不在高處，也不在低處，而在它應該在的地方——就像鳥兒的樂園在樹枝上，而我們的樂園，也許就在腳下這片土地，在那些被我們漸漸遺忘的、簡單而真實的生活里。
回到三十樓，我把窗戶打開，讓風把那些綠色的波浪送進房間。我大概不會再站在高處去揣度鳥兒的想法了。我會時常下樓，到樹下去，聽一聽鳥鳴，看一看枝葉間漏下的陽光。
畢竟，三十樓的高度我可以隨時擁有，而一棵樹給予的安寧，卻需要我俯下身去，才能真正領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