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著于將安史之亂說成“胡漢之爭”，隱藏著什么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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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唐代藩鎮，很多人覺得那是中晚唐“軍閥割據、天下大亂”的代名詞。在日本，唐代藩鎮更是學界研究中國歷史的重點領域。

2025年底，日本學者新見媛的《唐帝國の滅亡と東部ユーラシア:藩鎮體制の通史的研究》，翻譯成中文后被冠以唐史研究“不可錯過的創新之作”及“探索唐帝國命運的必讀佳作”的標簽，頗為暢銷。

但事實上，對比中國史學藩鎮問題扎實的百年學問，這本“暢銷書”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該書延續了東洋史學研究對“胡”的執念，執著于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對立，認為“游牧力量滅亡唐朝”。而所謂的“新”觀點，則是把“內亞史觀”和“征服王朝論”用于唐史研究中，進而試圖論證唐朝政權內部的非華夏特性。

這種寫法很容易迷惑普通讀者，讓人誤以為“視野宏大”“考證深入”“他者視野新穎”，進而落入陷阱，卻很少有人知道：20世紀初東洋史研究摻雜的政治屬性、為戰爭服務的意圖。這些背離歷史真相的所謂“創新”觀點，正是用學術外衣包裹錯誤史觀的典型代表。

對于“唐代亡于安史軍系”以及用藩鎮解構中華、割裂唐代的錯誤謬論，我們不能沉默，必須用扎實史料正面回應。

▲唐安史之亂時期形勢圖。（圖片來源：《中國疆域歷史地圖集》）

（一）被虛構出來的中晚唐“安史軍系”，真能滅唐朝？

新見媛的核心觀點之一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即認為“游牧力量滅亡唐朝”。作者的原話是：“唐朝軍事力量的核心是游牧民……唐朝因農民起義而滅亡的觀點難以有說服力”，認為是藩鎮里的“安史軍系”、游牧力量使唐王朝結束。

但這并不是事實。

中國學者張國剛先生在《唐代藩鎮研究》中開篇定調：藩鎮不等于分裂。從安史之亂到黃巢起義，唐代的藩鎮穩定在四五十個，割據的只有河朔型藩鎮，主要是河朔三鎮（盧龍、成德、魏博）。之后雖拓展到河朔地區，但在藩鎮總數中占比不及十分之一。

▲唐元和十五年（820年）河朔三鎮。（圖片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可在日本學者新見媛筆下，河朔藩鎮成為了絕對主角，進而把安史之亂、安史軍系力量提升到引領中晚唐、五代的地位，“陰魂不散”地左右政局，這明顯違背歷史原貌。

這一執念背后，是日本學界以己度人，用自己國家的經驗解構別國歷史，是日本史學的慣用思維，甚至擴展到公共史學。

2016年，日本一家電視臺找到中國史學者，想把安祿山叛亂解釋為“胡人的叛亂”，強行說安史之亂是“胡漢之爭”，意圖非常明顯。這種用學術包裹的偽歷史觀是對“安史軍系”執著的源頭，在她看來，“胡”就是安祿山、史思明之亂以及河朔三鎮、五代多政權的力量根本。

那么問題來了：唐代人認為安史之亂是“胡亂”嗎？唐代藩鎮的構成是“胡”嗎？

黃正建先生在《唐人是否視安史之亂為“胡”亂》等文章中，用“數據”證明安史之亂不是“胡”亂，“安史軍系”影響力遠沒有持續到唐末。

這里的“數據”是黃正建先生從正史、詔令、墓志、筆記中逐字輯錄出來，以列表的方式對比唐人將安史之亂看作地方性謀逆的情況與邊疆諸族叛亂案例數目，結果是108:35，可見當時人普遍認為安祿山、史思明及其追隨者就是“大盜”、“逆”、“賊”行為。他還進一步整理《舊唐書》《新唐書》中所有討論“安史”的記載，發現224條史料里提到邊疆諸族內容的只有30條，僅占11.8%。

▲《舊唐書》中，將安祿山歸在“大盜”一類。（圖片來源：識典古籍）

與如此明確的量化、精準的統計相比，新見媛引用的史料則存在孤證和誤讀的情況，例如新見媛曾反復引用了一條史料，即《新唐書·張弘靖傳》中提到：“俗謂祿山、思明為二圣，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眾滋不悅。”新見媛第一次使用這條史料是提出“安史軍系”藩鎮有共同的精神信仰；第二次是用來說明安史軍系所在的華北地區的價值觀與“中華”不同；第三次上升為對安、史的推崇已成為普遍風俗且廣泛傳播。

但這條史料有兩個缺陷，其一，《舊唐書》的張弘靖傳沒有“二圣”的說法，《新唐書》很可能是宋人新加，警示后世藩鎮之禍；其二，史思明墓已經由考古部門正式挖掘清理，并沒有被發墓、毀壞棺材的痕跡，說明此事并未發生，奉“二圣”的說法自然不成立，更談不上藩鎮聯盟的精神共有了。

另外一個關鍵點在于，新見媛沒有意識到中晚唐從中央到地方都是諸族混合的，她口中具有特殊性的、“與中華不同的藩鎮官員”，多是秉承儒家思想的傳統士大夫，他們只是在地方謀職而已。

正如楊志玖先生的研究：“藩鎮割據的社會基礎是投身軍閥的破產農民和游民無產者”。藩鎮群像的真實面貌，是農耕與游牧混合而且逐漸融合的群體。

▲平定安史之亂的功臣之一李光弼，正是一位契丹人。（圖片來源：“遼河文化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二）脫離“中華”的“歐亞東部”，是在制造割裂與對立

新見媛另一個“獨特”言論，是認為從“歐亞東部”視域才能看清中晚唐變局。即強調是“亞洲內陸世界為起點的變動”推動改變“中華世界”。

為證明此說，書中以回鶻代表草原力量、嵩山上生活的人群代表“狩獵民”（日語對應上還有漁獵民族之意）、山東半島周邊的海商代表海洋文化，勾勒出河北藩鎮的“世界性”，它的強大是來自于外部，“中華”徹底衰頹，是依靠藩鎮的游牧勢力和域外力量存續。

試問新見媛書中“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亞洲內陸”沒有中華的部分嗎？“黃海、東海一帶的亞洲海洋世界”的前提是不是要區分對應時代的國家與政權？

▲赤峰壩上草原。（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地理）

新見媛所定義的草原、海洋確實廣闊，但視野開闊不等于混淆邊界、解構真實存在的國家。唐代的“中華”兼有草原、農耕、海洋，豈能以“草原”“海洋”等標簽割裂中華文明，將中華文明僅等同于農耕文明？

這種否定中華本身的獨立、客觀存在，或者壓縮中華范圍，在疆域上、領土上窄化到“中原”，正是新清史及東洋史學一以貫之的、陰暗扭曲的“內亞”“大東亞”區域限定。

此外，新見媛有意把傳統“征服王朝”學說框架的上限提前到安史之亂。她提到，“安史之亂階段沒有實現的‘中央歐亞型國家’（也叫征服王朝）掌握了歐亞東部的霸權，與此同時，海上貿易的重要性也提高了。這種趨勢合流于13世紀蒙古的崛起”。

鐘焓先生曾在《重釋內亞史》中犀利地駁斥過將安祿山的“大燕”政權等視為“早期征服王朝”的說法，從“創制了本民族的語言、內部民族隔閡的常態化、統治機制中大量超出傳統律令制官僚國家的成分、恪守內亞傳統的精神信仰”的要素看，安史勢力不具備這些要素，相關的論著也就只剩一套說辭。

同樣，新見媛極力把藩鎮特別是河朔三鎮與上述四個要素貼近，但沒有史料支撐，只是在自行搭建的框架上強行發揮，所謂的“歐亞東部”視域、具備“早期征服王朝”性質的“安史軍系”藩鎮是非科學、無建設性的假說。

▲遼代白釉雞冠壺，出土于內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是仿照皮囊壺燒制而成的瓷器，是遼代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融合發展的實物例證。（圖片來源：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無法遮蔽的真相：藩鎮也是各民族“三交”的真實場域

本質上看，唐代藩鎮成為日本學界解構中華的切口，一刀切在民族問題上，將安史之亂、河朔藩鎮歸為游牧族群與“萎縮的帝國”對立；一刀切開中華，用虛擬的“歐亞東部”把中國壓縮為“中原”。

當新見媛想要效法東洋史學的老路子，把草原、農耕在地域和人群上對立，或是按照“非漢”、“漢”強調差異性，把回鶻、吐蕃、渤海國說成“國際”或者域外時，他們卻無法回避這樣一種真實的局面：即河朔三鎮、河南藩鎮、河東節度使治下，多民族生活一起，并沒有因為安史之亂變得隔絕或者孤立。

書中強調的“回鶻血脈”“草原血統”“粟特血脈”，在藩鎮內外隨著與漢族、其他邊疆諸族交往交流交融，區域內部的交融、跨區域的融合都在持續發生。

文化上，河朔藩鎮以及其他類型的藩鎮都共沐共享共傳中華之風，直至五代十國，各政權自覺選擇繼承唐代的“遺產”。新見媛在終章“左右互搏”式地寫下“河北三鎮將唐朝的文化、制度傳承到后世”、“河北最多地保留了舊唐遺風”等表述，與她前八章想要構建的藩鎮獨特性、非“中華”性、草原游牧性有著明顯沖突，她無法逃避華夏之風對藩鎮的浸潤，無法遮掩藩鎮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實場域。

▲中國考古博物館“歷史研究院文物文獻精品展”上的二十四史。（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以今天日本人的觀念揣測唐人，沒有進入歷史的當場，就不會真正理解中華各民族的交融互鑒就在身邊發生、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先秦至近現代的歷史畫卷共同證明：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歷經安史之亂，藩鎮的出現、區域性割據的產生，乃至唐朝的滅亡、五代十國的政權林立，人們不會認為分裂是常態，“人們總是力求統一，最后也終歸于統一。這種統一的趨勢，越到后來越強烈”，這是我國古代各階層的共識。

如果以分裂思想理解中國古史，不是創新，而是誤入歧途，只會在悖離歷史原貌的道路上愈行愈遠。

（作者簡介：廖靖靖，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