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藝術介入城鄉文化治理何以實現（上） | 社會科學報

公共藝術介入城鄉文化治理，是一場包括文化認同、空間關系和經濟利益的系統性變革。治理主體需要具備包容性和前瞻性的治理智慧，將藝術創作轉化為連接城鄉、凝聚共識、共享發展的社會力量。唯有如此，公共藝術才能真正超越審美局限，成為推動城鄉善治、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文化引擎。

原文 ：《公共藝術介入城鄉文化治理何以實現》

作者 |西南大學國家治理學院教授 楊毅 重慶文化產業（西南大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謝東娜

圖片 |網絡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城鄉發展正面臨著從增量擴張向存量提質的深刻轉型。當前，部分城鄉區域面臨著形象衰敗、活力不足、文脈斷裂與公共精神匱乏等現實挑戰，單純依賴傳統的更新營造路徑已難以有效回應這些復雜訴求。如何通過公共藝術方式重塑城鄉發展動能，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公共藝術并非美術館中僅供觀賞的館藏珍品，也非單純追求商業效益的視覺設計，其核心在于公共性。從城市街頭的雕塑壁畫到鄉村的大地藝術，從社區的墻繪改造到數字互動裝置，公共藝術打破了藝術與生活的界限。它強調場域的公共性，必須根植于開放共享的空間；強調過程的參與性，鼓勵公眾從旁觀者變為共創者；更強調功能的共治性，旨在通過藝術手段重塑空間關系、激發社區活力、培育公共精神。因此，它不僅是審美的點綴，更是一種重塑空間關系、培育公共精神的文化治理工具。

正是基于這一屬性，公共藝術正逐漸從邊緣的裝飾性元素轉變為介入城鄉文化治理的重要變量。它具備美化環境、塑造地域形象的基礎功能，更擁有激發公共精神、凝聚社區共識的社會整合能力。從城市更新中的工業遺存活化到鄉村建設中的在地性藝術實踐，公共藝術正在探索一條通過文化力量實現空間再生與社會關系重構的創新路徑。未來，需要從治理邏輯維度審視公共藝術的介入機制，探討公共藝術如何通過重塑空間、激發活力、凝聚共識，實現從造景到聚心的治理躍升，進而為新時代城鄉文化治理提供理論參照與實踐策略。

公共藝術重塑城鄉社會關系的功能定位

若剝離城鄉二元結構的特殊語境，單純的理論推演將失去現實根基。事實上，在城市與鄉村這兩個不同的場域中，公共藝術介入分別承擔著“修補”與“修復”的差異化治理使命，其價值意蘊正體現在這種精準的在地性回應之中。

在城市場域，公共藝術更多扮演著“社會粘合劑”的角色，致力于解決現代化帶來的疏離。面對城市化進程中大量存在的工業遺存活化難題與老舊小區更新困境，公共藝術并非單純的視覺裝飾，也不是簡單的大拆大建，而是通過微介入的方式重塑場所精神。在那些因產業變遷而閑置的廠房、因人口流動而缺乏認同的老舊社區，公共藝術以其特有的柔性力量，將冰冷的鋼筋水泥轉化為承載記憶與情感的溫情空間。公共藝術介入通過激活閑置空間，為城市中互不相識的陌生人社會建立起弱關系連接，從而在物理空間更新中找回失落的社區溫度。

在鄉村場域，公共藝術介入則是一場關于“文化根脈”的搶救與激活。針對當前許多村落面臨的空心化危機與鄉土文脈斷裂的現實，公共藝術的核心任務在于喚醒沉睡的文化記憶。不同于城市語境下的宏大敘事，鄉村語境下的公共藝術介入深深扎根于泥土之中，通過對在地性材料與傳統技藝的藝術化轉譯，修復斷裂的文化鏈條。更為重要的是，鄉村本質上是一個熟人社會，公共藝術在這里不僅是審美對象，更成為了激活強關系網絡的媒介。它通過將藝術創作的過程敞開給村民，將原本封閉的村落生活轉化為開放的公共交流場域，讓外流人才愿意回歸，讓留守居民重拾自信，從而在熟人社會中重新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治理合力。

由此可見，無論是城市陌生人社會的弱連接修補，還是鄉村熟人社會的強關系激活，公共藝術都超越了單純的審美范疇。它通過激發空間活力、凝聚群體共識，成為了重塑城鄉社會關系、實現文化善治的關鍵變量。這種基于城鄉差異化視角的價值審視，正是公共藝術介入城鄉文化治理的深層邏輯所在。

公共藝術嵌入城鄉社會結構的多重梗阻

盡管公共藝術介入城鄉文化治理的價值日益凸顯，但在具體的實踐場域中仍面臨一系列問題。

首先，公共藝術或將面臨著城鄉空間載體被雙重擠壓的物理困境。這種擠壓在城市表現為部分存量空間的衰敗，在鄉村則表現為某種程度上的增量建設的盲目。在城市，大量承載著集體記憶的老舊建筑與工業遺存因缺乏維護而日漸破敗，物理空間老化直接導致文化記憶載體的斷裂；在鄉村，為了追求短期的建設效率，往往忽視了對原有村落文化底蘊的保護，甚至出現“千村一面”的景觀趨同。這種空間形態的異化使公共藝術難以找到與其精神內核契合的物質依托。更值得注意的是，公共藝術容易淪為迎合標準化審美的裝飾符號，出現部分項目因盲目追求宏大敘事而最終被拆除的現象。這種空間載體的失衡不僅割裂了居民的文化歸屬感，還使得公共藝術難以真正嵌入地方的空間肌理與社會結構之中。

其次，產業轉化邏輯的錯位成為公共藝術介入的經濟障礙。公共藝術要實現長效治理，必須完成從文化資源向創意資本的轉化，但在現實中，這一過程往往面臨供需不匹配的梗阻。一方面，部分傳統產業依賴規模擴張的路徑鎖定，缺乏通過文化創新提升附加值的動力，導致產業形態與文化價值創造脫節；另一方面，有些文化資源開發容易陷入過度商業化與保護性閑置的兩難。部分項目為了追求短期利益，對文化資源進行淺層次、批量化甚至破壞性的開發，導致文化內涵流失與異化。產業培育的不足使得公共藝術難以構建可持續的經濟生態，限制其通過經濟反哺實現長效治理的能力。

更深層的困境在于治理主體間的隔閡與價值沖突。公共藝術介入是一場創意階層的文化拓荒活動，但現實中多元主體間構建有效的協同機制難度較大。政府、市場、藝術家與公眾往往有不同的訴求，甚至存在價值錯位。有的項目雖然匯聚了藝術家與知識精英的理想，試圖通過藝術介入鄉村再生，但由于忽視了村民作為主體的實際需求，將鄉村空間僅僅作為藝術表達的載體，最終導致了精英化藝術表達與鄉土日常生活之間的疏離。這種隔閡在現實中比較普遍，政府、企業、藝術家往往都有各自的考量，而村民則更關心切身的經濟收益與生活改善。當這些不同的利益訴求缺乏有效的協調平臺時，公共藝術就容易陷入懸浮化狀態，難以真正凝聚起廣泛的社會共識，最終導致項目在熱潮退去后難以為繼。質言之，空間載體失衡、產業轉化梗阻以及主體間的隔閡，共同構成了公共藝術介入城鄉文化治理的現實問題。要突破這些困境，不僅需要物質空間的修繕，更需要在制度設計與價值認同上尋找新的突破口。

[本文后續詳見2026年6月2日頭條推送]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03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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