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南代表不了底層，以及多所高校撤銷外語學院！

hi，我是胖胖。

一是，連岳、司馬南那篇文章昨晚已經消失了，可能我將他們比作卡爾·施米特吧！

雖然被刪了，我還想再補充幾句，繼續把截圖曬出來：

質問幾句，司馬南本人是不是能代表底層民眾？一個在某地置產、鏡頭前出場、靠流量和贊助為生的小丑，我想他離任何意義上的底層都很遠吧？

那你所謂的利好，到底好在哪里？利誰的好？司馬南上線，工地工人的工資會漲嗎？外賣員的單價會高一點嗎？一項都不會吧？他能給的，是一種愚弄大眾情緒代償吧？司馬南究竟服務于誰？利好底層大眾？說反了吧？

把底層的怨氣源源不斷地引向遠處的靶子，等于替真正給底層制造痛苦的近處，轉移話題吧？司馬南能上能下，從來不是大眾決定的，是某只看不見的手決定的，誰放他出來，叫利好，明天按他回去，叫風向變了，就像前幾天籠子鎖狗一樣，懂得都懂。

無論哪種，主語都不是底層民眾。

還有，這位蘭某，我問問你，對大多底層民眾，你問過嗎？哪撥人？在送外賣的、在工地搬磚的、在打零工的、把孩子留在老家進城打工的——他們是不是真的在等司馬南回來？

還是他們其實在等工資、等戶口、等孩子能上學？別動不動代表底層吧？

二是，昨天有這樣一則熱搜：

提到多所高校撤銷外語學院，理由是人工智能來了，翻譯軟件這么發達，外語專業不行了。

我承認有它的道理，在過去二十多年里，高校瘋狂擴招外語專業，并不是因為社會真的需要那么多英語人才，而是因為英語曾經是一個稀缺技能。

就像二十年前，會英語就能獲得信息優勢、就業優勢、收入優勢。

今天稀缺性沒了，潮水退去，這是事實。

但把撤并的主因一股腦推給AI，對決策者是很方便的，因為它把一個本來涉及教育資源分配、行政績效、擴招后遺癥的復雜問題，簡化成一句時代變了，沒辦法。

時代是個好東西，出了什么事，都可以讓它背鍋。

學院可以撤，專業可以并，這是大學自己的算盤。

這不和之前連岳說過，中國人不必學英語了嗎？

我家某些長輩就是司馬南、張豆奶這類視頻的擁躉，隔三差五被洗一遍，然后鄭重其事地對家里人說：學什么英語。

對上一輩人，我不爭辯。

他們有他們時代的局限，這局限我能理解，也能原諒。

一個人一輩子沒出過那扇門，沒養成獨立思考的慣性，你很難怪他說門外沒有風景。

他們也是那些靠販賣封閉情緒發家被洗腦的受害者，被長期愚弄，變成了精神上的暴發戶，物質暴沒暴發已經無關緊要，精神上他們一定是絕對自負的。

他們繼承了某種最壞的遺產，已經學會把無知打扮成自信，把井口說成天空，還要居高臨下地教訓下一代：你看世界，不必看那么遠。

像長輩將這套東西灌給同齡人，我倒覺得無所謂，可當它試圖灌給更年輕一輩，而且說得自視甚高、毫無愧色時，我會出言制止。

我給年輕人的建議從來只有一句，多學一門語言，只為給自己留多一個接觸外部世界的渠道。

看到這里有人可能會說渠道？現在AI翻譯什么都能翻，還要語言干嘛。

可按我理解，語言很多時候不僅僅是功利考量。它是在表達思想，也在塑造思想，當你習慣了某一套詞匯體系，你就會開始用那套體系去理解世界。

你腦子里只有一種說法時，你只會以為世界本來就只有這一種說法。

多一門語言，等于多一雙看世界的眼睛，兩雙眼睛，你對比才看得出深淺，只有一雙，你看到的永遠是一張平面，還以為那就是全部。

是，AI翻譯軟件可以替你翻譯，但它無法替你決定這句話該不該說，更無法替你判斷別人那句話，是真心，還是陷阱。

我舉一個例子。

一個會多種語言的人，和一個只會操作AI的人，把他們放到同一個房間，面對同一份外文合同、同一場談判、同一段沒頭沒尾的對話。

只會操作AI的人，把句子復制進去，等一個譯文出來。

譯文說什么，他信什么，他能讀懂字面，卻讀不懂字面底下的東西——哪個詞在原文里帶著刺，哪句客套其實是威脅，可機器只會把它們一律譯成了平的、干凈的、沒有溫度的中文。

如果以為自己懂了，其實只是被喂了一口嚼爛的東西。

會語言的那個人不一樣。

他知道對方為什么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他聽得出語氣里的退讓和試探，他能在對方還沒把話說死之前，就接住話頭。

語言對他不是一道需要翻譯的墻，而是一座可以直接走過去的橋。

差別不在于誰翻得快，差別在于，一個人活在別人轉述的世界里，一個人活在自己能直接抵達的世界里。

AI能替你搬運信息，可永遠替不了你擁有判斷。它給你答案，卻拿走了你提問的能力，一個不會任何外語、凡事都等AI喂的人，看起來什么都查得到，實際上什么都沒真正握在手里。

現在的問題是，不是我們這代人會不會英語，而是有人如連岳那樣的閹豎，正在理直氣壯地勸下一代：

別學了。

然后他們管這個叫自信，語言從來不只是一門技能，技能會被工具取代，但一個人愿不愿意去理解另一個世界，這件事機器替不了。

門多開一扇，風進來，光也進來。

勸你焊門的人，也要留點神——他不是怕你太冷，他大概率是怕你看見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