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者”呂玲瓏：我的一生，要永遠處于開拓與發(fā)現的過程中

每經記者：余洋 每經編輯：唐元

五月的成都，暑氣微醺。在一處不起眼的汽車維修店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見到了中國攝影界不得不提的“大師”——呂玲瓏。

如果你不熟悉他的名字，也一定聽過九寨溝、若爾蓋、牛背山、稻城亞丁、雅魯藏布大峽谷……這些人間秘境的廣為人知，皆始于他鏡頭的凝視。

眼前的呂玲瓏，身上帶有來自野外的叢林氣息，藏族人的棕色皮膚，留著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流行的大胡子，雙眼炯炯有神。而這個略顯雜亂的房間，四周墻壁掛上了其拍攝的作品。

“逮住”他并非易事。近年來，他醉心于“物種多樣性”的拍攝，穿梭于東北林海與云南雨林之間，追蹤隱秘的稀有物種。“觀察點一有消息，背起包就走。”他的行程隨物種的蹤跡而定，難以捉摸。

過去，媒體常稱呂玲瓏為“世界級風光攝影大師”“西部探險攝影第一人”。深入交流中，記者發(fā)現，他更接近一位用腳步思考的哲人、用光影寫詩的行吟者。用他自己的話說，“或許這一切的底色，是‘殉道者’的孤注一擲。”

呂玲瓏，《中國國家地理》特約攝影師。

1982年加入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是四川省青年攝影家協(xié)會和成都市青年攝影家協(xié)會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

1986年，他發(fā)起并組織了影響深遠的“縱橫祖國五萬里”攝影綜合考察活動，從此將生涯完全投入對中國西部無人區(qū)的探索與記錄。

他是首位組隊徒步穿越、并系統(tǒng)拍攝雅魯藏布大峽谷的攝影師，通過《稻城亞丁：藍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凈土》《南迦巴瓦大峽谷》《得榮——中國西部太陽谷揭秘》《中國西部太陽部落——石渠》等作品，讓諸多絕世景觀首次進入公眾視野。

在他看來，真正的抵達，遠不止于地理的發(fā)現，唯有將物質與經濟的算計置于一旁，不將自己的作品視為可交易的籌碼，一個人才能真正走向高處。

無人之境

“我是一個孤獨的牧羊人，趕著自己的羊群走向遙遠的地平線，爭取著回過頭來沖著人們微笑的權利。”

——呂玲瓏

呂玲瓏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成都，自幼家境優(yōu)渥。16歲，他前往大涼山成為知青；17歲，又被送往新疆戈壁參軍。一顆自由的種子，悄然埋下。

“最早是家里有臺相機，大人拍，我就拿著玩，小學時就按過快門。”

他回憶，“后來‘上山下鄉(xiāng)’，帶著相機去農村，當兵也一直帶著，它從沒離開過我。”從記錄身邊模樣開始，逐步走進光影世界。

呂玲瓏年輕時

1982年，呂玲瓏加入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并成為四川省及成都市青年攝影家協(xié)會創(chuàng)始人之一。

同一時期，他在成都的家漸漸成了頗具名氣的文化沙龍，顧城、楊煉、歐陽江河、翟永明等時常在此聚談。不過，在喧嚷與高談之外，他聽見更深沉的呼喚，來自更遼闊、更沉默的曠野。

“我們之間，當然是相互影響。”談及那段歲月，他語氣平和，“但后來不以為然的，是許多人最終都選擇匯入市場，這和我不同。”

阿里的落日

呂玲瓏走的是另一條路。“我堅持孤傲地走到底，絕不主動將自己納入任何市場化的軌道。這是原則，我要保持這件事的純粹性。”

1986年，呂玲瓏發(fā)起并參與“縱橫祖國五萬里”大型攝影考察活動。同年，辭去公職，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

“我起步時，決心擺脫一切束縛。”為了自由，甚至選擇不要后代，將生命全然托付給攝影。他的鏡頭，從不追逐已被定格的風景，尋找的是未被解釋的山川，是風景背后文明的肌理。

譬如貢嘎山，呂玲瓏看到的不僅是雪峰的圣潔，更是其作為文明分野與紐帶的象征：西北坡是游牧的漂泊與豪邁，東南坡是農耕的扎根與守望。

“環(huán)繞貢嘎時，我望見遠處有座山，形如伏臥的牛背。”抵達之后，他被一種原始的壯美所震撼，因其形命名為“牛背山”。

不止于此，從上世紀70年代末起，呂玲瓏便獨自啟程，摸索前人未走過的路。稻城亞丁、雅魯藏布大峽谷、得榮太陽谷、石渠太陽部落、九鼎神山等都經由他的鏡頭掀開了神秘面紗。

雅魯藏布大峽谷，最初并無統(tǒng)一的命名。上世紀90年代初，關于“世界第一大峽谷”的爭論喋喋不休，學界推測西藏峽谷更深邃，但無人用腳步丈量那份“可能”。

南迦巴瓦大峽谷徒步探險

1997年，呂玲瓏組建了一支8人探險隊，雇傭50個當地民工，開啟為期50天的首次系統(tǒng)穿越與完整拍攝。

這片秘境被他命名為“南迦巴瓦大峽谷”，而探險結出的果實——《南迦巴瓦大峽谷》畫冊，是迄今為止第一部最全面反映雅魯藏布大峽谷風光民俗的大型畫冊。

“南迦巴瓦”，藏語中意為“直刺蒼穹的長矛”。這把“長矛”是喜馬拉雅山脈東端的起點，而巴基斯坦境內的南迦帕爾巴特峰則是其西端的終點，兩點相隔2400多公里。

呂玲瓏決定用一生的時間，以鏡頭為筆，連接這道“世界屋脊”的脊柱。幾十年間，從阿里的荒原到希夏邦馬的險峻，從珠穆朗瑪的至高到喬戈里、洛子、馬卡魯、卓傲友的秘境……這條線上堪稱“極限”的峰巒，都被收進光影的匣中。

呂玲瓏在石渠的河中遇險

這份堅持，近乎苦行。風餐露宿是常態(tài)，螞蟥、毒蛇、野獸是不請自來的鄰居，懸崖、嚴寒、沼澤更是必須穿越的日常。

“自然災害可憑知識和經驗預判，真正的難題常常來自人本身。人與人之間，善意是能相通的。關鍵在于，你是否愿意首先給出那份坦蕩與信任。”

這份邏輯，也延伸到他與一切生命的關系中。

“你對動物的防備和它們對你的防備，是相互的。但時間久了，動物就知道，‘哦，是那個抽煙的老頭來了。’”呂玲瓏笑起來，眼神里帶著頑童般的得意。

在四川石渠縣，呂玲瓏用了整整8年時間，系統(tǒng)記錄著高原的“居民”。八年間，每年有超過140天駐扎在海拔4500米-5000米的荒野，在偽裝棚中潛伏、觀察，用近乎苦修的堅持，去靠近雪豹、金錢豹等最難遇見的高原精靈。

呂玲瓏拍攝的高原稀有動物

從最初遙不可及的驚鴻一瞥，到最終數米之內的靜默觀察，這份堅持凝結為《高原之靈-青藏高原東部珍惜野生動物》，一部涵蓋雪豹、藏狐、兔猻等稀有物種的“紙上紀錄片”。

“任何真誠的創(chuàng)作，都應追求真實，捕捉靈魂中的尊嚴、孤傲、淳樸，乃至無知，而不是制造浮華的假象。”

呂玲瓏拍攝的高原人文風光

他對那些流于表面的形式抱有警惕。許多人以“打卡”之心走進自然，在風景前完成定位與自拍，誤以為自己已經擁有了它。

“我要去的‘打卡’地，是你們的足跡從未抵達之處。”當秘境終于通過鏡頭為世人所知，引來無數追隨的足跡時，呂玲瓏早已默默轉身，走向更遙遠的地平線。

精神山巒

腳下的路指向遙遠天邊，精神的路則通向內心山巒，這兩條路從未分開。

呂玲瓏系統(tǒng)閱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啃下《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此后又系統(tǒng)地閱讀歷屆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在思想的群山間跋涉。

“人類最重要的教育是自我教育。人性中最閃光的是創(chuàng)造，但創(chuàng)造的火種，常來自那些穿越時空的對話與反思。”

呂玲瓏鉆進冰塔林

對“路”，呂玲瓏有了雙重的清醒：一條是地理的，需用雙腳去開辟；另一條是價值的，需用獨立靈魂去堅守。“最難的，永遠是從0到1的原創(chuàng)。”

“我們太擅長在別人開辟的路上前行了。但任何真正的開拓與創(chuàng)造，都需要押上一生去堅持。而我們這里有幾個人能做到？許多同行，三個月不賺錢，便忘了自己是誰。”

“很多人錯把‘漂亮’當成了‘美’。”他說得很直白，“追捧美女俊男，是一種浮躁的虛偽，與真正的審美無關。”

他停頓片刻：“最關鍵的缺失，是‘真’。人必須通過對審美情趣的不斷錘煉，將這份對‘真’的求索，鍛造成近乎信仰的寄托。”

大峽谷門巴人家贈予的清水

這份“真”，推及天地，則是他與萬物相處時，那份深刻的平等心。

“自然界的每一個生命都與我們平等，這種平等不可顛覆。在尊重它的過程中，完成的是自我尊重。”唯有在此種平衡中，人類才能擁有更穩(wěn)定、和諧的生態(tài)未來，這是文明所能抵達的最高境界。

他將這種對理想空間的追尋與構建，比作“釀一壇美酒”。“現在見得多的是‘酒瘋子’，但缺的是那個‘釀制美酒’的‘酒神’。”

這也解釋了上世紀80年代，辭去公職的原因。他要做的，正是那個回歸土地、俯身耕耘的“釀制美酒”的“酒神”。

“當你成為一個‘殉道者’，生活條件只能維持在生存邊緣。但苦難，恰恰堅定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必然能走到的信念。”

盡管生于優(yōu)渥之家，但在自由創(chuàng)作生涯中，呂玲瓏將其狀態(tài)坦然地形容為“清貧”。在早期，幾乎把所有收入都投進相機與膠卷里。這是一種主動選擇，也是追尋純粹必須支付的代價。

呂玲瓏在無人區(qū)操作膠片機

他曾對媒體坦言：“1998年我才有了一臺自己的電視機，2005年才有了屬于自己的住房。”

一路挺過來，把沿途的發(fā)現交給世界，呂玲瓏逐漸悟出一個根本規(guī)律——一個人一輩子專注一事而不被其吞噬，其存在便有了根基。最初需要自己去掙微薄的錢來生存，但當創(chuàng)造達到一定高度，迎來的是整個世界。

呂玲瓏拍攝的自然風光

“我從來沒找過錢，”呂玲瓏淡淡地說，“都是錢，來找我。”

上世紀90年代，呂玲瓏鏡頭里的稻城亞丁，驚動世界。《美國國家地理》總裁曾到北京，輾轉遞話，希望見他一面。呂玲瓏搖了搖頭。他沒去，理由很簡單：“要見，應該他來成都。”

“我拒絕過他們。”他臉上不見憾色，“不管是誰，只要開口要你‘去’，你最好就別去。人一旦先彎下腰去‘求’，站著說話的對等，就沒了。”

呂玲瓏和牧區(qū)的駿馬

有趣的是，這個道理，后來被一個瑞士人聽懂了。

戶外品牌奧索卡的創(chuàng)始人漢斯，也是攝影的癡迷者，通過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打聽，又順著成都分公司的線索摸索，把話傳到了山上。得到的回復依然是一貫的風格：“我不等人的，山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春天，漢斯真的來了。

彼時，呂玲瓏正在九頂山深處扎營創(chuàng)作，在那個川西通訊基本靠口信、交通全靠步行的年代，漢斯雇了向導，租了馬匹，沿著崎嶇山路走了整整兩天。

當這個金發(fā)碧眼的外國人風塵仆仆地出現在營地前時，看慣山野奇遇的呂玲瓏，也怔了一下。

2002年，呂玲瓏被聘為奧索卡品牌形象大使。在他看來，人與人，就該像山與山，遙遙相望，各自屹立，誰也不比誰低一頭。

尋道之路

“殉道”，是貫穿整個談話的詞語，也幾乎是呂玲瓏對自己半生事業(yè)的注解。

“殉道”二字，最早見于《孟子·盡心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意為為信仰與道義獻上己身；“殉道者”一詞，則是舶來品，源自希臘文，指為某事或某信仰作證的人。無論東西方語境，都指向同一種生命姿態(tài)：以“舍”，來“得”；放下此身，去抵達彼道。

在記者眼中，這個過程與其說是“殉”，不如說是“尋”。這是一場漫長的“尋道之路”，需要用生命去行走和完成。

呂玲瓏清洗被大峽谷螞蝗咬傷的軀體

“在利他與利己之間，唯有一種素質是真正高尚的，那就是謙卑。不狂躁，不浮躁，謙卑地看待自己，祥和地看待世界。”

這份心態(tài)，非憑空而來，是多年“行”與“思”經年累月的相互淬煉，最終凝結成的認知。

因此，呂玲瓏從不談論“哪一段經歷影響最大”。整個探險與求索是一個無法切割的整體，這是連綿的山脈，而非孤立的峰巒。

“當完成邏輯終端的理性思考，每一步都是堅實的，不再需要回頭質疑對錯。”他打了個比方，就像愛因斯坦對狹義相對論的每一個推導都深信不疑，因信念源于嚴密的求證。呂玲瓏的道路亦然。

呂玲瓏和團隊在稻城亞丁的山脊

呂玲瓏將這份理念投射于創(chuàng)作，便成了極度嚴謹且“笨拙”的方法論。

觀察一處景物，第一步是誠實的記錄。隨后，再對著影像捫心自問，如何才能更好？于是，開始創(chuàng)造各種條件，等待特定的時間、光線，尋找最佳的角度，直至拍到心目中“最對”的一張。但這遠非終點，還要以“主景”為圓心，去探索它與周遭環(huán)境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拍成一個彼此呼應的系列。

呂玲瓏在四川石渠拍攝白唇鹿遷徙

“拍雪豹，不是遠遠看到、按下快門就叫成功。”他解釋，“那只是‘遇到’。你要記錄它的行為，從出生、成長、求偶、獵食到繁衍，構成一個完整的生命閉環(huán)。這才叫‘完成’。”

近距離拍攝雪豹

因此，每一個專題，都是一個自我完備的系統(tǒng)，一部用光影寫就的、沉靜的史詩。作品中，沒有孤立的幸運瞬間，只有用時間與信念鋪就的、漫長的真實。

這套心法，也貫穿了他所有的凝視：

拍山，要追著四季流轉，看同一座山峰在晨、昏、雨、雪間如何呼吸。拍人，便將自己浸入時光的長河，曾記錄的藏族孩童，從眼眸清澈的幼年，到面容被風霜鐫刻出棱角的成年，都在鏡頭里靜靜生長。他不僅記錄時間，也曾以默默的資助，將這份凝視化作有溫度的連結。

來古冰川的月升

大峽谷門巴族、珞巴族的兄弟姐妹

對呂玲瓏而言，拍攝不是掠奪一個畫面，而是進入一種規(guī)律，理解萬物如何在時光中，完成自己。

在他看來，藝術家的使命，是拉近人心與文明的距離。藝術應當引領人們穿越文化的滯重束縛，走向更開闊的文明原野。文化唯有在流動與生長中，不斷趨向文明，才擁有生命。

呂玲瓏抓拍草原賽馬會

呂玲瓏通過幾十年的自我教育，早早想透了這些，故而能走得如此獨立，甚至有些孤傲。這條路當然有犧牲，但對將信念視為精神寄托的人而言，這些代價，輕如塵埃。

“我們的未來，應在自然世界的舒展中，安放這種精神寄托，而不是沉迷于當下那種充滿儀式感、卻浮躁空虛的泡沫文化。”

他話鋒一轉，談及當下，“‘內卷’在我看來，就是一群麻木的軀體困在原地，不愿突圍，只會等待，而等待的盡頭就是‘躺平’。”

“我從來不知道什么叫放棄，”呂玲瓏的目光看向遠處，“只覺得自己離想去的地方，還非常遙遠。”彼岸，是他心之所向的目標，只是生命有限，而天地無垠。

“我的一生，”他最后說道，平靜且篤定，“就是要永遠處于開拓與發(fā)現的過程中。”

（本文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