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生活一體化”與農村基層政府治理——以“城鄉兩棲干部”為例

鄭博文

北京大學

社會學系

博雅博士后、助理研究員

狄金華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教授

“工作生活一體化”與農村基層政府治理

——以“城鄉兩棲干部”為例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6年第2期

作者 | 鄭博文、狄金華

責任編輯 |何鈞力

“城鄉兩棲干部”的日常工作生活形態構成理解農村基層政府治理的重要線索。基于在西鎮的田野調查，本文發現，“工作生活一體化”這一基本底色會使得西鎮干部嵌入的時—空結構發生變動，并要求該群體遵循相應的倫理規范，家庭及其對應的義理準則也會由此凸顯出來。這些變化使得“工作生活一體化”客觀上能夠起到緩解農村基層政府治理困境的作用。“工作生活一體化”中暗含的城鄉空間、家庭生活拆分狀況與倫理結構的關聯或許是以人為中心的政府行為分析的有效抓手。

一、導論：干部的“城市化”與農村基層政府治理

農村基層政府治理是中國社會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農村基層政府位于行政體系與鄉土社會交匯點的結構性位置，使得研究者既需要分析科層制的治理邏輯，還需要在基層政府與鄉土社會的交織滲透中理解權力運作邏輯。沿襲該分析取徑的一系列經典研究表明，土生土長的本地干部對地方性知識的熟諳、地方關系結構的調動以及鄉村情理資源的融合是農村基層政府有效完成政策任務和實現國家治理目標的關鍵（孫立平、郭于華，2000；吳毅，2007）。然而，新的干部錄用方式和干部的“城市化”改變了“本地人管本地事”的傳統，“外地化”成為基層政府干部隊伍的新特征（強舸，2023）。大部分基層干部不再是本土本鄉的，而是在鄉鎮工作，但幾乎都定居在縣城，普遍成為“城鄉兩棲干部”。

在研究者看來，“外地化”的基層干部會因為缺少本地“社會關系結構和利益連帶”，而無法借用鄉土社會的地方性知識與情理資源去彌合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的張力（狄金華，2019），也就難以保證治理的有效性。新近關注縣域干部群體晉升情況的研究則發現，地理空間與職位級別交錯的晉升機制能夠為面臨“科級天花板”的縣域干部群體提供潛在激勵，而基層干部的城鄉兩棲是形塑這一隱性晉升體系的重要因素之一（陳家建、趙陽，2020）。強舸（2019）亦注意到基層干部的“城市化”對上下級官員互動的影響，發現相比于縣直機關干部，縣級領導更為注重對城鄉兩棲的基層干部進行個人化補償以彌補組織激勵的不足。以上研究表明，農村基層干部的“城市化”會深刻地影響政府治理實踐和官員的行為邏輯。

由此，干部的“城市化”構成理解農村基層政府治理的一條新的理論線索。不過，既有研究雖對此已有初步涉及，但在分析上仍存有許多力所不逮之處。就基層干部與鄉土社會的聯結而言，盡管城鄉兩棲干部逐漸成為基層政府內部主要的人員類型，但后續并沒有研究表明基層政府內部的動員和執行能力大幅下降。那么，城鄉兩棲的基層干部何以能夠實現有效治理就有待進一步追問。就政府內部治理來說，既有研究集中探討了干部的“城市化”對晉升、上下級官員互動的影響，但干部“城市化”對基層政府內部日常運作實踐的影響卻始終處于研究者的分析視野之外。本文嘗試彌補上述研究缺憾，繼續圍繞干部的“城市化”這一理論線索深入討論農村基層政府治理，并在此基礎上闡述本研究對于拓展中國政府行為研究視域的意義與價值。

二、文獻回顧：農村基層政府治理與干部的工作生活形態

（一）農村基層政府治理困境與干部的社會關系互動

農村基層政府位于行政體系末梢，與鄉土社會直接對接，這一結構性位置深刻地影響著其有效治理的實現。一方面，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傳遞中，基層政府面臨著異質性巨大的治理任務，且承載著沉重的治理負荷（狄金華，2020），還因為需要頻繁接受檢查考核，承受著較大的任務完成壓力（艾云，2011）。與此相悖的是，基層政府擁有的治理資源卻相對匱乏（付偉、焦長權，2015），能提供的組織激勵也很有限（強舸，2019）。另一方面，崇尚情理至上、差別化關聯的鄉土社會與基層政府在利益目標、行動邏輯方面可能存在矛盾和張力（曹正漢、史晉川，2008；折曉葉，2008；彭玉生，2009）。如此，基層干部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就需要運用能被鄉土社會接受的多重邏輯話語和行為，達致情理有序，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進行權力運作（周雪光，2019）。

緩解上述由農村基層政府所處的結構性位置形塑的治理困境，是基層政府的有效治理得以實現的關鍵。社會學者采用不同的理論視角來觀照這一主題，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理路。具體而言，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中理解農村基層政府治理的研究者，重視國家權力的實踐形態，特別關注基層干部使用的權力行使方式中暗含的“地方嵌入性”，以及這種“地方嵌入性”與國家權力強化之間的關聯在緩解基層政府治理困境中起到的作用（孫立平、郭于華，2000；吳毅，2007）。行動倫理研究是對這一分析理路的拓展，該理路強調“社會”是由“關系”所連接起來的行動者組成，從而重視權力實踐的社會基礎，聚焦基層干部的日常生活和權力實踐過程，關注政府干部行動背后的倫理意涵在緩解基層政府治理困境中發揮的作用（周飛舟，2018，2019；林葉，2018；狄金華，2019）。從組織學角度審視政府治理的制度邏輯的研究，則是以宏觀、抽象的多層級政府角色之間的權力配置和權責關系為背景，聚焦政策執行的非正式化（周黎安，2014），固守某一行政區域的政府干部擁有的實際控制權（張靜，2014），以及該群體在緩解基層政府治理困境過程中展現出來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周雪光，2016）。

以上研究理路雖因理論旨趣不同而各有分析重心，但在一定意義上也體現出某種共性，即在關注政府內部行政權力運作的基礎上，都將地方社會視為權力資源、社會關系和倫理準則發揮作用的場域，較為關注身居其中的基層干部行動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注重從干部工作生活中的社會關系入手解析政府運作。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應對制度環境的壓力和面向鄉土社會的外部治理，都需要或是要求基層干部把地方熟人社會中的各種關系紐帶、人情資源引入治理過程中，將行政運作部分地建基于人際交往和“熟人社會”的地方性原則之上。更為特殊的是，越到基層，干部的個體面向會愈發清晰，這使得研究者需要將對基層政府干部社會關系聯結的理解置于個體之間的互動之上，而不是抽象的組織角色互動之上（鄭博文、狄金華，2023）。于是，通過干部的具體工作生活安排展現基層政府治理的復雜性，并理解干部的社會關系及互動，構成研究者回答基層政府如何緩解以上結構性困境并實現有效治理的重要切入口。

（二）干部的“本地化”與農村基層政府治理

干部“本地化”的工作生活形態，是研究者剖析這一群體的社會關系及互動對農村基層政府治理影響的關鍵經驗線索。狹義的“本地化”是指基層干部是當地人，干部的家庭就定居在工作的鄉鎮下轄的村莊中，有一部分干部即使定居在縣城，也通常是在當地農村長大（孫立平、郭于華，2000）。周雪光（2016）則擴展了“本地化”的含義，他注意到，大多數基層干部即使并非“土生土長”的當地人，也會因中國政府內部的人事制度安排而“固守本土”，并融入當地社會網絡。

基層干部的“本地化”會影響這一群體的社會關系及互動，并在客觀上有助于緩解上述結構性困境和實現農村基層政府有效治理。一方面，“本地化”意味著在基層政府內部彌漫繁衍著各類社會關系紐帶（馮軍旗，2010:161）。高密度的社會關系使得基層干部能夠通過協調關系完成任務、向上爭取資源或是弱化監督壓力（歐陽靜，2011；劉軍強等，2017；陳那波、李偉，2020）。另一方面，“本地化”還意味著基層干部與民眾之間存在各種地方性社會關系，使得基層干部可以將“正式權力非正式運作”（孫立平、郭于華，2000），或是通過“關系控制”來應對各類突發性公共事件（鄧燕華，2016），又或是運用鄉土社會的人情邏輯來說服動員村干部完成任務（周雪光，2017:313）。總的來說，依據以上研究，“本地化”的基層干部之所以能夠推動有效治理的達成，是因為他們通過各種方式發展和經營特殊性關系，以“關系”為媒介進行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交換，從而動員各種資源實現治理目標。

然而，行動倫理研究認為，僅將“關系”還原為利益或權力結構，忽視對“關系”中的行動者所秉持的倫理進行分析，不足以深入剖析“關系”在政府治理中發揮作用的機理。該分析進路主張在反思既有“關系”研究預設的基礎上，將政府干部行動的分析放到結構（“倫”）與原則（“理”）的框架中進行討論，揭示“關系”在政府實踐中能夠發揮作用的深層次原因。例如，有研究發現，“關系控制”之所以能夠應對突發性公共事件，是因為“親親”為主的倫理理念在現代社會中的延續和強化（周飛舟，2018，2021）。其他研究也發現，行動倫理會使得基層干部的行為不以純粹的利益交換為目的，進而緩解治理任務與有限治理資源之間的矛盾（狄金華，2019）。概言之，對“關系”背后義理準則、倫理規范的發掘，推進了對“本地化”的基層干部所形成的地方性社會關系何以在客觀上有助于實現基層政府有效治理的討論。

（三）城市化進程中干部的“城鄉兩棲”與農村基層政府治理

“本地人管本地事”是基層政府治理的傳統特征，其潛藏的假設是：干部能在治理過程中從本鄉本土的工作生活中較為順暢地調動地緣關系網絡、人情資源，以實現基層政府的有效治理，因而相關研究將對干部行動特性和關系互動的考察，統攝于狹義的“本地化”的視角下。然而，城市化進程和新的干部錄用方式卻開始改變這一傳統（強舸，2023），很多基層干部不再是本鄉鎮人，家庭居住地和工作地也不再一致，普遍過著一種“城鄉兩棲”的生活。如此，狹義的“本地化”不再適用于勾勒當前基層干部的總體特征。經層級分流模型拓展的“本地化”雖然注意到了政府干部“外地化”的流動趨勢（周雪光，2016），但該模型沒有注意到政府干部“固守本土”時日常生活形態的差異對該群體嵌入地方社會和進行關系互動的影響，也就無法涵蓋基層干部“城鄉兩棲”這一工作生活狀態。

如前所論，干部的“本地化”客觀上有助于緩解基層政府治理困境，那么干部的“城鄉兩棲”又會對干部的社會關系及互動，以及與此關聯的基層政府治理產生何種影響？這里還是從影響基層政府實現有效治理的幾類社會關系聯結及其變化來仔細辨析。強舸（2019）就發現，基層干部的“城鄉兩棲”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上級官員與位于城鄉差序性空間體系兩端的政府干部的互動。該研究充分展現了政府干部相異的工作生活形態可能會形塑不同的干部關系及互動，繼而影響政府內部治理。沿襲這項研究暗含的邏輯進路，我們也很難預想不同工作生活空間中政府干部的關系聯結方式會是高度同質化的，“城鄉兩棲”的基層干部之間的關系聯結方式因而就有待深入討論。另外，政府干部“城鄉兩棲”后，基層政府對村莊的動員能力并沒有如研究者預想的那樣明顯弱化（狄金華，2019），說明基層干部依然與村莊建立了關系聯結，只是進行關系聯結的條件和方式并不能為既有理論觀察所涵蓋，而關系聯結要發揮重要作用，還離不開背后倫理規范的支撐。鑒于此，“城鄉兩棲”的基層干部在工作生活空間中如何與鄉土社會建立關系聯結，又依據什么樣的規范性行動倫理與不同行為主體建立關系并進行互動，就需要深入討論。

簡言之，本文嘗試接續并對照關于基層干部“本地化”的理論觀察和討論，解析“城鄉兩棲”的基層干部在棲居鄉鎮期間的工作生活形態，闡釋政府干部的“城鄉兩棲”影響農村基層政府治理的潛在機制。

三、“城鄉兩棲”的西鎮干部、政府治理困境與“工作生活一體化”

本文的分析材料主要來自第一作者在西南地區米市（縣級市）西鎮完成的田野調查。第一作者分別在2020年7—9月和2021年1月、7月對西鎮進行了一次集中調查和兩次短期回訪調查，主要使用參與式觀察法。第一作者以高校研究生的身份“吃住”在鄉鎮政府，周末則與值班人員一同值班，廣泛介入各項工作事務，并經常參與西鎮干部的日常活動。

（一）“城鄉兩棲”的西鎮干部

把握干部群體的總體特征將有助于深入理解西鎮政府的組織運作及干部的生活體驗。在第一作者集中調查時，西鎮有編制的領導及工作人員共有69人，基本信息情況見表1。

綜合學歷結構、年齡結構可以獲知，西鎮干部主要以大學畢業的“80后”為主。就地域結構而言，西鎮本地人有15人，非西鎮人有54人，“外地化”特征十分明顯。然而，在西鎮安家并在本地居住的干部只有6人，這就意味著西鎮“本鄉本土”的干部也多選擇進城購房，把家安在縣城。更不用說其余西鎮干部，他們均選擇在米市安家。

大部分西鎮干部都是城鄉兩棲的，這與西鎮是典型的山區鄉鎮有關。由于西鎮干部是與自己的核心家庭成員分處城鄉兩地，若要保證完整的家庭生活，他們就需要高頻率地往返于鄉鎮與市區，并耗費大量的通勤時間和資金成本。另外，西鎮干部的城鄉兩棲，還與農村基層干部在工作期間回家居住受到相對嚴格的行政約束有關。這些因素都讓他們更少選擇在城鄉間通勤上班。

概括來說，相比于在市區工作的政府干部，大部分西鎮干部完整的工作生活環境既包括鄉鎮，又包含縣域城市，他們普遍過著工作在鄉鎮、安家在縣城的城鄉兩居生活。

（二）干部的“城鄉兩棲”與西鎮政府治理困境

接下來的問題是，“城鄉兩棲”的西鎮干部需要應對何種治理困境？干部的“城鄉兩棲”又會對西鎮政府應對這些困境的實踐過程產生怎樣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本鄉本土”的干部，還是“城鄉兩棲”的干部，都并不會改變農村基層政府“低治理權”的制度性特征（陳家建、趙陽，2019）。因此，“城鄉兩棲”的西鎮干部也同樣被動地應付著前文述及的那些體制性治理困境。不過，也有部分治理困境的生成、強化和應對，與干部的工作生活形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一方面，“城鄉兩棲”的政府干部在家庭生活上有不少額外的付出甚至犧牲，且他們都想盡快脫離“兩棲”的工作生活狀態，這使得組織激勵不足的困境更加凸顯。

鄉鎮上的工作苦、繁重，動不動取消雙休，大家都不愿意在，只要有機會、有能力，像剛才說的“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大家都愿意回到城里面，這個首先是考慮到家庭，天天可以跟老人、娃娃見面，除了家庭，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在基層工作，壓力大。（訪談記錄：20200251）

另一方面，在“城鄉兩棲”使組織激勵不足的困境更加突出的前提下，領導的控制權限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影響，這導致西鎮一名副職領導說的“鄉鎮工作落實的體制機制不是那么明顯”和“全靠日常的感情”（訪談記錄：20200317）。這些表述難免有些夸張，但卻點出了“干部群體熟人化”在緩解西鎮政府治理困境時的作用。問題在于，一群非“本鄉本土”，又“都不愿意在（基層工作）”的政府干部沒法因血緣、地緣等關系而自然嵌入一個熟人社會，有時較難結成“政治聯合體”，如工作壓力大的時候，“狡猾點的，愛耍點小聰明的，（他們會說）我們部門近期有什么事情，我手頭上的工作多，我干不完”（訪談記錄：20200248-249）。此外，面對鄉土社會，“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的確是一種有效的行動策略，但非“本鄉本土”的西鎮干部也坦言，“有些（村民）小組長、村書記，‘鳥’都不‘鳥’你的事情多了”（訪談記錄：20200206）。

總的來看，在既有研究的知識譜系中，基層政府治理困境之所以能夠被緩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本地化”的政府干部有效嵌入地方社會，以及他們在工作生活中與其他群體建立了熟人關系。西鎮干部的“城鄉兩棲”既會加劇這一關鍵行動者群體激勵不足的困境，還會影響該群體對地方性社會結構的順利嵌入，以及原本圍繞地方性熟人社會的在地生活展開的利益聯結、關系互動和情面倫理的構建。由此觀之，西鎮政府治理困境不僅包括治理資源匱乏、激勵不足等體制性困境，還包括“城鄉兩棲”的基層干部較難在非“本鄉本土”、遠離城區家庭的地方化工作生活中建立熟人化的社會關系網絡的關系性困境。后文討論的西鎮政府治理困境，更多時候是關系性困境，少部分時候則會直接涉及體制性困境。

（三）“工作生活一體化”與干部家庭的空間拆分

有趣的是，西鎮干部的“城鄉兩棲”在某種意義上也同時孕育出了“工作生活一體化”這一客觀上起到緩解治理困境的作用和保證政府治理實踐有效性的重要條件。“工作生活一體化”的提煉源于如下田野觀察，即西鎮干部棲居鄉鎮時的日常生活被限定在辦公樓等行政空間與宿舍、食堂等生活空間高度交融的空間范圍里，他們的行動半徑最多擴展至鄉鎮和村莊，其工作和生活邊界高度模糊化。

工作和生活邊界的模糊化似乎是中國體制內人員較為普遍的一種日常生活形態。“一些鎮干部的家庭就定居在這個鎮所轄的村莊當中”（孫立平、郭于華，2000），意味著“本鄉本土”干部的工作和生活邊界在某種意義上是模糊化的。關于單位制的研究也注意到，單位的空間布局表現為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的融合，每個單位都是一個“職住合一”的共同體（薄大偉，2014：144-145；李威利，2018）。因此，我們必須廓清由干部的“城鄉兩棲”形塑的“工作生活一體化”的基本底色，進而辨析其與“本鄉本土”和單位制下的“職住合一”之間的深層差異。

“職住合一”與“工作生活一體化”看似有著最為相近的內涵，實則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核。在單位制下的“職住合一”中，“住”實質上指向的是一種因國家干預而強化且相對完整的家庭生活，表現在“單位人”是一個包括單位工作人及其家屬在內的“復數人”（田毅鵬，2016）。“本鄉本土”干部的工作生活同樣因“家庭就定居在這個鎮所轄的村莊”而自然而然指向一種完整的家庭生活，甚至是“家族”生活。與之不同的是，在“城鄉兩棲”形塑的“工作生活一體化”中，基層干部的家庭生活卻因被城鄉之間的空間距離拆分，指向一種不完整的狀態。

“本鄉本土”“職住合一”和“工作生活一體化”在單位社區層面也存在顯著差異。在單位社區層面，“本鄉本土”干部所處的鄉土社會本身即是一個以家庭為本位的“熟人社會”，“職住合一”的單位社區則是由職工家庭組織起來的（傅春暉、渠敬東，2015），家庭關系與工作關系甚至會因職工之間互通婚姻在單位邊界內部重合，形成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網絡（謝雯，2019）。與之不同，“城鄉兩棲”干部工作生活的“一體”是以家庭拆分為前提的，單位社區層面的互動也因家庭在縣城而不再以家庭為互動單位，指向一種干部個體之間的互動。

正如既有研究指出的那樣，政府組織運行與社會互動相互嵌入，但社會關系網絡發揮作用的條件和方式與地方環境密切相關（陳家建，2023）。家庭構成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和“中國人社會生命之源”（渠敬東，2019），決定了干部家庭生活的完整性會影響這一群體嵌入工作期間所棲居的地方社會的方式，并反向形塑他們所在的地方社會環境，進而對該群體在政府組織內部的工作聯結與面向鄉村社會的社會關系互動產生影響。基于此，對體制內人員日常生活形態的探討，也就需要著重引入對家庭生活是否被拆分的區分與關注。表面上相近的日常生活形態，其基本底色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進而深刻地影響政府干部工作生活“一體”的重心與偏向，以及他們的行動與社會關系互動。

下文試圖著重探討的問題是，工作生活一體化以及干部家庭生活被空間距離拆分這一基本底色，如何在客觀上起到了化解治理資源匱乏、激勵不足等農村基層政府體制性治理困境的作用，又如何在客觀上有助于“城鄉兩棲”干部在非“本鄉本土”的地方化工作生活中與同事、治理對象等群體變得熟悉，并將各種人情資源、情面倫理引入治理過程，從而起到化解農村基層政府關系性困境的作用？

四、時—空結構的變動及基層干部的關系互動

“工作生活一體化”對西鎮干部最直觀的影響，就是使得這一群體嵌入的時—空結構發生變動，這不僅會改變西鎮干部的時間使用結構，還會影響該群體進行社會互動的方式。本節將詳細剖析這一變動的實質意涵，及其如何在客觀上起到緩解農村基層政府治理困境的作用。

（一）“工作生活一體化”與干部時間結構的變動

在田野調查中，西鎮干部提及：“在城里，事情少，能正常上下班，然后老人小娃都照顧了。你在鄉鎮的話，哪怕是很閑的部門，你也不得回家”（訪談記錄：20210712）。對城區干部“能正常上下班”的羨慕，表明“不得回家”對西鎮干部的時間結構具有深刻影響。因為“不得回家”，西鎮干部在工作之余的時間里會更加直接地處于領導的控制范圍之內，該群體逃避時間擠壓的機會會被顯著減少。因此，田野觀察表明，西鎮領導能直接、有力地動員在宿舍居住的干部去處理各種突發性任務或晚上繼續下鄉開展工作，導致后者的工作時間更容易被延長。當科室部門工作與工作組“屬地”事務疊加時，西鎮干部也可能會主動延長工作時間，“晚上該加班就加班，該下鄉就下鄉”（訪談記錄：20200049）。簡言之，人們的時間使用會受到組織環境和社會過程的影響（練宏，2015）。參照將社會時間細分為個體時間、互動時間、組織時間的分類（Lewis & Weigert，1981），“工作生活一體化”會促使西鎮干部更加深度地嵌入單位組織中，組織時間和個體時間的邊界由此容易模糊化。

不過，組織時間也并非總是擠壓個體時間，西鎮干部也會擁有可供自己支配的互動時間，在下班和周末晚上值班之后吃飯、散步、踢球等都是極其普遍和頻繁的。之所以如此，還是與西鎮干部“不能回家”有關：“大家都很枯燥無聊，然后也不能回家，就只跟同事處，所以跟同事的關系是比城里好的。因為其他地方都去不了，就只能跟同事處”（訪談記錄：20210712）。“只能跟同事處”表明西鎮干部工作之余的家庭時間被抽離，其共度的對象單一化。

村干部同樣是西鎮干部互動時間中的重要共度對象。據田野調查的記錄，一名西鎮干部下班以后先去了食堂吃晚飯，為了感謝其聯系的水村村干部對自己工作的支持，隨后又與水村村干部聚餐，餐后又回到辦公室加班，加班之后又與水村的一名村干部吃了燒烤（田野筆記：20200173）。在一段如此集中的時間內，該名西鎮干部之所以能夠與村干部發生如此頻繁的互動，同樣是受“其他地方都去不了”的影響，也依然是因為“不能回家”軟化了其他人際互動的時間約束。

概言之，“工作生活一體化”會改變西鎮干部的時間使用結構：一方面，組織時間和個體時間的界限會更加模糊；另一方面，家庭時間的抽離使得干部的共度對象單一化。

（二）“工作生活一體化”與空間結構對人際互動的影響

“其他地方都去不了”和“只能和同事處”還隱含著空間結構對西鎮干部人際互動的影響。從物理空間的角度來看，具有多重意涵的地理距離“切割”了城區與西鎮的空間聯系，使得西鎮以集鎮為中心的狹小空間范圍幾乎成為一個“封閉空間”，這會拉近行動主體與其他互動主體的關系。展開來說，在這個“封閉空間”中，既存在宿舍、食堂和集鎮上的餐館等使社會互動成為可能的“固定地點”（Small & Adler，2019），西鎮干部與其他行動主體之間的間隔距離又被縮短了，而距離越近，兩個互動主體建立關系的可能性就越大（Blau，1977:90-91）。

如前所述，西鎮干部的人際互動較為頻繁，如果做一個大致的分類，可以區分出以工作聯結為基礎的人際互動和私人關系圈互動。田野調查發現，以工作聯結為基礎的人際互動均強調“不落一人”：組織活動的西鎮干部不會遺漏同一科室、工作組或一同值班的任何一個同事，哪怕這些同事并不是他們的好友。私人關系圈雖然不強調“不落一人”，但通常圍繞居住的宿舍組成和擴展。之所以如此，與西鎮干部的人際互動具有的空間性有關。

我們以干部的聚餐為例來詳細闡釋這一論點。西鎮集鎮上的餐館等促進社會互動的固定地點都集中在狹小的空間范圍內，數量少、分布集中的特點使得西鎮干部在私下吃飯時很容易被看見，同事之間也極易在同一餐館偶然碰見。于是，以工作聯結為基礎的吃飯就要求“做東”的干部“不落一人”，否則就會造成同事之間關系的緊張。同理，干部的私人關系圈也就需要包含宿舍的“鄰居”。“空間構成”之所以會影響甚至限制西鎮干部的互動范圍，與翟學偉（2013:118）提出的人際交往的平衡性有關，即在三個人以上的互動中，個人必須依照一種根據特定情境而確定的標準來行動。在本文的案例分析中，對人際交往平衡性的強調，是與“空間構成”緊密關聯的，故可以將其概括為“空間平衡性”。西鎮內部工作—生活雙主軸的復合式聯結經由“空間平衡性”對人際互動產生突出的影響：一方面，這種平衡性要求限制了西鎮干部在吃飯中因個人喜好排斥某個同事的行為；另一方面，私人關系圈至少涵蓋“鄰居”的要求則促進了該群體工作之外的人際互動，形成了以宿舍為中心的關系圈。這與城區干部的社會關系互動形成了鮮明對比。縣城中飯店等促進社會互動的固定地點較多，吃飯的可見性明顯降低，因此，城區干部請人吃飯具有一定的選擇權，“一個干部請人喝酒，一定是請和自己關系好的干部陪酒，還要避免關系不好的干部在一個酒桌上”（馮軍旗，2010:165），“空間平衡性”的約束由此軟化，工作—生活雙主軸的復合式聯結也沒有凸顯出來。

總而言之，家庭生活被拆分以后，“工作生活一體化”對人際互動的影響集中展現為“空間平衡性”。這引致的結果是，西鎮干部的互動不僅是高密度的，而且還形成了一種工作—生活雙主軸的復合式聯結，從而能維持一種底線型的和諧關系。

（三）干部嵌入的時—空結構變動與治理困境的化解

西鎮干部嵌入的時—空結構變動構成化解農村基層政府治理困境的重要維度。在壓力型體制下，組織時間擠壓個體時間，以及與之伴隨的具有臨時性、運動式特征的工作方式，構成基層政府運轉的常態。本節的分析則表明，干部的工作生活方式與這種運轉常態具有潛在的關聯。細言之，家庭生活被拆分以后，工作生活一體化會使得基層干部工作之余的時間更加直接地處于領導的控制范圍之內，使得領導得以通過組織時間擠壓個體時間，加強其支配稀缺的時間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權力，從而在客觀上起到化解治理資源匱乏的體制性困境的作用。

此外，時間還是行動主體進行社會關系互動的關鍵，互動雙方交往歷史越久、情感越深，雙方的關系越能成為治理的社會基礎（紀鶯鶯，2025）。既有研究對官員空間相對不流動與“干部群體熟人化”的考察，也隱含有相似的預設，強調交往時間的延長依附于不流動的基層干部嵌入的空間結構。問題的關鍵在于，嵌入某一地方的基層干部的互動時間從何而來？在本節的分析中，西鎮干部與同事、村干部互動時間的延長，以及他們共度對象的單一化，都是以家庭生活被拆分為前提的，而在既有研究的論述中，基層干部恰恰是因為相對完整的家庭生活才嵌入并生活于某個地方，與其他行動者產生累積的交往史。同理，也正是因為家庭生活被拆分，西鎮干部才格外需要遵守人際交往的“平衡性”，很難在工作生活中根據個人喜好編排社會互動關系。這使得西鎮干部緊密的關系結構處于一種混合的融通狀態，社會關系互動也表現為一種工作—生活雙主軸的聯結。再進一步而言，因為家庭生活被拆分，這種工作—生活的雙主軸之間幾乎不存在能夠清晰區分工作與生活的“過渡地帶”，無法分清的身份“關系”由此構成了西鎮政府內部治理的重要社會基礎。

總結來說，西鎮干部提到的“有些職工還不是說忙，拖著弄不完，最后也是工作組的幫忙弄，只能說那種人是極少部分”（訪談記錄：20200338），表明“工作生活一體化”使得西鎮干部嵌入的時—空結構發生變動，進而影響該群體建立和進行社會關系互動的方式，這在客觀上起到了化解關系性困境的作用，即有助于“城鄉兩棲”的西鎮干部在工作生活雙主軸的社會互動和關系聯結中，與同事、治理對象等群體變得熟悉，結成“政治聯合體”，并融入非“本鄉本土”的地方化工作生活中。

五、基層干部行動中工作生活雙主軸的“倫—理”

“關系”要能起作用，離不開背后的義理準則和倫理規范的支撐，因此，研究者還需要對關系中的個人進行針對行動倫理的分析，將“倫”背后對應的“理”引入分析視域。基于此，本節將深入探究“工作生活一體化”中西鎮干部融入地方社會，建立、維系社會聯結，并進行關系互動的倫理基礎。在此基礎上，本節還將討論“倫—理”在基層政府內部發揮作用的方式，以及其如何在客觀上化解了關系性困境。

（一）干部嵌入村莊及“值得處”的倫理前提

工作組為西鎮干部與村干部建立了制度化的穩定聯系，“工作生活一體化”又縮短了西鎮干部與村干部的空間距離，增加了彼此的互動時間。然而，狄金華（2019）早已指出，鄉鎮干部要想深度嵌入村莊，還需要在此基礎上與村干部構建朋友間“倫”的關系結構。這對缺少本地“社會關系結構和利益連帶”的基層干部來說顯得更為困難，以至于狄金華（2019）的研究預期這一群體只能憑“講政治”的政治倫理保障政策的有效落實。

林龍是一個典型的缺少本地“社會關系結構和利益連帶”的外來干部。他是煤縣人，大學畢業后在煤縣做了三年的大學生村官，2019年才到西鎮工作，并被分配到隴村工作組。與既有研究結論略有不同的是，林龍并沒有僅僅憑借“講政治”的政治倫理去保證政策的有效落實，而是還依據相應的倫理規范，順利地與村干部在組織結構之外建立了朋友關系，并將這種關系內含的倫理要求引入治理實踐中。

問：你剛才說你跟隴村村支書的關系好，是一開始就好，還是后面才好的？

林龍：這個是相互建立起來的，首先你下去做事情，肯定不能推諉扯皮，人家這種事看在眼里的。不可能說我一下去就跟你關系好，人都是要相互處了之后，他認可你的工作態度、工作方法、工作能力，他才會覺得你這個人是操心的，還是積極主動地來做些事情，他才會理拾（方言：看重）你，如果你下去不干事，他直接不會理你。（訪談記錄：20200119）

對于林龍這樣的外來大學生而言，要想嵌入村莊社會，與本地村干部建立超越工作關系的情義關系，最首要的是向村干部證明自己的“工作態度、工作方法、工作能力”，并得到村干部的認可。同時，村干部也會借由工作聯結感知基層干部的“為人”和“做事”，并判斷是否進一步與后者建立“朋友之”的感情和友誼。事實上，這種判斷發生在每一個西鎮干部與村干部的互動之中。在西鎮工作多年的馬鳴講道：

村委會的這些大哥，他們干工作那么多年，閱人無數，他們說這個兄弟值得處，做人真誠，做事情可以，他也愿意跟你相處，這就是人與人的一種相互尊重。你如果平時到了村委會話都懶得多說一句，或者是辦點事情拖泥帶水，他們不認可你這個人，那你根本就沒有下文了。（訪談記錄：20200248）

由此觀之，影響基層干部能否與村干部成功建立私人關系的關鍵變量，是該群體能否在工作中順應村干部認同的“值得處”的倫理規范，既“做人真誠”，又“做事可以”。外來的西鎮干部只有在面向村莊的治理過程中遵循好工作責任倫理，朋友間“倫”的關系結構的構建和私人情誼倫理的引入才會隨之順利發生。這還進一步說明，“工作生活一體化”中“倫”的建立及其對應的“理”起作用的機制是雙主軸的，即工作中的來往直接關乎生活中私人關系的建立與交往，以及情感、倫理等各種復雜因素的引入，而在工作關系場域中形成的私人關系與情面倫理的構建又成為基層政府治理中的一個重要力量。

（二）干部的同級關系與“真誠待人”的倫理規范

在西鎮，同事間關系這一“倫”和處理相應行為的“理”，也帶有工作—生活雙主軸的特質。同事之間互相協助，通過交換不同領域的治理信息來完成任務和降低治理負荷，這在西鎮政府內部是非常普遍的。當被詢問如何協調其與同事的工作時，馬鳴更多是在談“人和人相處”。

就跟人和人相處一樣……你一去到哪里，就讓人感覺格格不入，對人很冷漠，甚至不愿意去跟別人交流，自己端著架子，不愿意去真誠待人，那你去到哪里辦點什么事情，人家也不愿意搭理你，這是相互的。（訪談記錄：20200246）

在馬鳴的講述中，同事之間僅僅做到不“對人很冷漠”是不夠的，還需要“真誠待人”，認真、仔細地協助需要幫助的同事，而不是“問到你工作中的事情，你直接‘認不得’三個字”（訪談記錄：20200246）。換言之，在西鎮政府內部，行政運作問題會被基層干部轉化為對同事是否會“做人”的認識與感知，行政運作與基層干部之間的日常交往由此相互勾連。

如果一名西鎮干部認定同事不“真誠待人”，那么接下來會發生什么？2021年筆者開展回訪調查時，發現郭關曼的私人關系圈排除了另一個名為黃雨慧的干部。當被問及原因時，郭關曼表示：“朋友嘛，我覺得我真心待她，她反而會‘碼著我吃’”（訪談記錄：20210712）。一方面，郭關曼認為自己與黃雨慧私交不錯，但當她因工作需要向黃雨慧詢問相關治理信息時，卻“什么都問不出來”；另一方面，當黃雨慧需要相關治理信息時，反而讓郭關曼收集材料，甚至拿分管領導“強壓”她，將工作任務推給她。該事例表明，當西鎮干部認定自己的同事（甚至是自己的朋友）不“真誠待人”，沒有秉持相應的工作責任倫理時，這不僅會影響工作空間中的同事協助與行政運作，還會影響生活空間中的私人互動。這就意味著同級之間“真誠待人”的倫理規范包含工作和生活兩個面向，即工作空間中對行動主體是否遵循倫理原則的判定會延伸至生活世界。

如果說西鎮干部可以將那些不“真誠待人”的同事排除出私人關系圈，那么西鎮干部在面對不“真誠待人”的科室、工作組同事時，是否完全具備類似的選擇權和處置權？當筆者詢問水村工作組的于樹亮是否存在以及如何應對不配合工作的同事時，他的回答如下。

有是有呢，但是我們能做的話我們就做了，多半是以團結為主。像我們組的田江，他以前還不是干過，喊來做工作不來，最后還說我們不喊他了……田江之前直接氣都不吭，后面我們去的時候，他都不參與，見過幾次么，他說我們不喊他。這要咋個喊？我們在群里面通知，確實你忙著，說一下，大家也不會說什么，你不說么，不吭不問的。（訪談記錄：20200132）

從以上講述可知，工作組同事之間相互幫忙會增加西鎮干部的工作負荷，所以田江才會假裝沒有看到工作組消息，不履行工作組的職責。“這要咋個喊”的反問，意味著這種行為顯然無法被其他同事接受。關鍵在于，雙方是如何處理的？以于樹亮為代表的“我們”無法將田江排斥出工作組，只能“多半是以團結為主”。反觀田江，他將自己未履行工作組職責的責任推卸給其他同事，指責他們沒有通知自己下鄉。田江之所以要給出這樣一套毫無邏輯依據以致讓其同事難以信服的說辭，是因為于樹亮提到的“見過幾次”。在“工作生活一體化”的情境下，田江與其余工作組同事抬頭不見低頭見，再次碰面時自然要為自己的行為給出一個解釋。因此，田江雖然會短期違背“真誠待人”的工作倫理，但出于對同事關系的顧及，沒有也不會長期違背工作倫理，或者經常給出不合理的解釋，否則，田江就會成為其他西鎮干部口中“混日子”、不遵守“真誠待人”倫理規范的人，而這往往會對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構成雙重沖擊。因此，雖然田江“以前還不是干過”，但是他在筆者調研期間依然積極完成工作組的事務和參加工作組的活動。

需要延伸討論的是，在行動倫理的理論構建中，中國人的社會行動是關乎德性的，故“真誠待人”的倫理規范在中國的關系社會中具有某種普遍性，是一種基礎性的義理準則，“對方講信用、講義氣，則朋友之，進而兄弟之；朋友背叛，則路人之”（周飛舟，2018）。如果引入對工作生活形態的考察，這一問題會更為復雜。在工作生活分割化的形態下，這種相互作用往往是單主軸的，同事關系與“朋友之”的判定在一定情況下可以分離。“工作生活一體化”則會導致“‘倫’與‘常’的相互作用”是雙主軸的，“朋友之”與同事關系無法分離且會相互影響，導致“真誠待人”這一基本標準更強有力地規范著雙方的態度和行為。

（三）“工作生活一體化”中的“倫—理”與治理困境的化解

本節的分析意在說明，“倫”帶有道德約束的特點，不同群體之間的熟人關系要在基層政府治理中發揮作用，離不開倫理基礎的支撐。倫理基礎的引入展現了基層政府治理困境（特別是關系性困境）的另一種解決之道：行政運作問題一定程度上會被身處其中的基層干部轉變為日常交往的“做人”問題，各種人倫關系、倫理規范要求基層干部以某種被認可的方式進行工作。值得關注的是，由于“倫”及其背后的“理”在工作生活中相互嵌入，“值得處”和“真誠待人”的倫理規范因此帶有工作—生活雙主軸的特質。在此基礎上，“倫”的道德約束性會被“工作生活一體化”強化，進而保證“理”在基層政府治理中發揮一定的作用。

“值得處”和“真誠待人”的倫理規范在西鎮干部的工作生活中以雙主軸的方式發揮作用，與西鎮干部嵌入的時—空結構所形塑的工作—生活雙主軸的復合式聯結和無法分清的身份“關系”有關。他們之所以需要依據相應的社會倫理準則行動，是因為這不僅關聯到他們工作之余的私人生活，還關乎他們能否順利完成治理任務。這還會進一步要求西鎮干部在進入同事、村干部的日常生活時“以對方為重”，而工作或生活場域中“倫”背后的“理”在發揮道德約束的作用時，也會因無法分清的身份“關系”而與另一個場域交織融合在一起。在此基礎上，交織的人倫關系和組織關系決定了政府干部在生活中“做人”與在工作中“做事”的倫理判斷無法分離，因此在工作生活一體化中，對基層干部而言重要的不是平衡與融合不同場域的多元倫理，而是需要在工作或生活中都按照“理”的要求“做人做事”，由此他們才能夠順利地融入工作期間所棲居的地方社會，建立和維系好社會關系，并進行關系互動，農村基層政府治理的道德基礎也由此生成和得到夯實。

六、“家”與基層干部行動中的隱藏面向

依循前文展現的邏輯鏈條，似乎讓干部“工作生活一體化”，就能夠強化基層政府的治理能力。不過，這與農村基層政府的治理實際并不完全吻合，因為基層政府運作還會受到工作空間和個體化生活空間之外家庭倫理的影響，而這又與“工作生活一體化”下干部家庭生活被拆分這一基本底色高度相關。本節將討論家庭為何構成基層干部行動中的隱藏面向，又如何影響基層政府治理，并在客觀上起到緩解政府治理困境的作用。

（一）“工作生活一體化”下領導的道德義務、官員激勵與家庭倫理

“城鄉兩棲”的西鎮干部大都已經結婚成家和為人父母，他們在老人贍養、夫妻感情交流、子女撫育等家庭生活中幾乎都是缺位的。因此，這些西鎮干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間的沖突最為緊張，他們也最渴望脫離“工作生活一體化”，恢復正常、完整的家庭生活，這導致他們職業發展的動力部分地源自于與鄉鎮存在空間距離的家庭生活。也正因如此，西鎮干部雖然沒有安家在鄉鎮，但是他們以家為中心的生活世界及背后的家庭倫理卻構成“工作生活一體化”及基層干部行動中隱藏的重要面向。

上述討論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工作空間到縣城距離的縮短會構成政府內部一種重要的隱性晉升激勵（陳家建、趙陽，2020；狄金華、黃倩，2023）：要恢復正常、完整的家庭生活，只有通過回城才能實現。一名西鎮干部說：“我沒有什么動力，有些人想上升的話，可能會好好地干，像我們這種事業編制的，也不可能怎么上升，只想著調回城里面”（訪談記錄：20200338）。這表明，“回城”當然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制度性的官員激勵，但它并不只是通過“晉升錦標賽”等政治或行政運作機制發揮激勵功能，更是通過干部對恢復正常家庭生活的渴求在起作用。

回城調動最重要的環節是在城區找到接收單位，西鎮主要領導在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一方面，他們可以幫助鄉鎮干部尋找接收單位；另一方面，當鄉鎮干部自己找到接收單位時，主要領導也有權決定是否允許調動。僅從制度層面而言，西鎮主要領導的確能夠否決干部調動，然而，一旦主要領導真的否決干部調動，便會獲得一個“不道義”的倫理評價。

主要領導乙推薦干部丙去市里面的某個局，人家來考察的時候，主要領導乙說他好，主要領導甲說他不行。我覺得這個倒是過分了，因為我覺得干部丙應該也沒做錯什么。我遇到好多領導，哪怕關系不好，人家來考察的時候，他們還是會盡力地往外推，但這個時候主要領導甲反而還整人家，直接說人家各種不好。后面那個局認為主要領導一個說好，一個說不好，干部丙就沒有調上去。（訪談記錄：20210712）

盡管主要領導甲阻擾干部丙“回城”的事情已經過去了相當一段時間，但西鎮干部再次談起時，仍然將這種行為評價為“過分”，因為這不僅斷人前途，還阻攔了干部“回家”的進程。相反，主要領導被期待“盡力地往外推”，幫助干部回城。這表明，家庭倫理的存在和凸顯，使得西鎮干部對“回城”的強烈渴望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主要領導對“人事專斷權”的恣意使用，并要求領導在日常工作中曲盡人情，承擔起相應的道德義務。

總體來說，基層干部越想脫離“工作生活一體化”，被拆分的家庭生活反而會在干部的生活意義世界中愈發凸顯，家庭倫理在基層政府內部越能發揮作用，表現為以“回城”和恢復完整的家庭生活為目標的激勵會得到強化，從而以一種悖反的方式化解了由干部的“城鄉兩棲”加劇的激勵不足困境。但與此同時，家庭倫理的凸顯也要求領導承擔起相應的道德義務，并對領導的行為選擇構成了更大的道德性壓力，這表明在領導通過“回城”彌補組織激勵不足的過程中，有相應的義理準則在發揮作用。

（二）“內”“外”倫理準則的“選擇性親合”和基層治理績效

“回城”的確構成一種有效的激勵，但“回城”這一工作生活愿景的存在與組織激勵增強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對應關系。如何動員這些家庭生活被拆分的干部完成治理任務，以及隱藏于“工作生活一體化”深層的家庭倫理如何激發干部的積極性并保證治理績效，依然有待繼續解答。

在西鎮主要領導看來，一旦他們做到了“曲盡人情”，體諒了西鎮干部家庭生活的難處（如干部因家里老人或小孩生病需要請假），他們站在對方的角度同意請假，并給予心理上的安慰，說一些暖人心的話，干部就應該會這樣想：“當他遇到事情的時候，領導為他考慮了，他工作的時候，也會忠于工作，更愿意接受領導”（訪談記錄：20200364）。換言之，領導承擔起相應的道德義務后，干部在西鎮之外被拆分的家庭生活便與政府內部的日常工作交織在了一起。除此之外，“回城”也在一定程度上與西鎮干部工作的努力程度和表現關聯在一起。西鎮一名副職領導就講道：

回城是鄉鎮干部職工的一種期盼和期許。在一定程度上說，當市級大局部門需要人時，鄉鎮的領導肯定是有一定的推薦權的。一些市級部門可能就會打電話給書記、鎮長，問那個人行不行？他是不可能問到干部職工的，一般情況下都是問主要領導，甚至有些時候會問到我們副職。這個人的工作表現是我們干部看在眼里的。（訪談記錄：20200364）

這不能簡單地被認為是領導的一種話術。西鎮干部自己也說：“鄉鎮可以推薦干部職工回城，就要看領導的意思了，要人的話，肯定要問書記和鎮長”（訪談材料：20200343）。西鎮領導多會推薦工作表現好的干部到城區部門工作，而干部的工作表現要好，又離不開獲得村干部的支持與配合以及同事的協助，這反過來要求干部按照“值得處”和“真誠待人”的倫理規范行動。舉例而言，西鎮內部的弱激勵發包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干部之間形成了政治共同體，如面對西鎮發包的“南宅調”任務時，工作組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只靠他們（國土中心）四個人，他們能完成涉及西鎮一萬多家人的任務嗎？”（訪談記錄：20200309），而不是躲避原本不屬于自己的任務。這與西鎮干部盡量避免獲得“混日子”的負面評價也是高度關聯的。另外，有效的弱激勵發包還要求西鎮干部基于相應的倫理準則去協調與村莊干部的社會關系和行動。例如，由于水村工作組跟村委會協商不順利，村委會沒有支付“南宅調”任務中調查人員的經濟報酬，于樹亮就用私人關系讓村組干部動員村莊人員完成調查，并表示任務完成后請他們吃飯。可見，這些家庭生活被拆分并想“回城”的干部，在弱激勵的條件下也能夠被動員起來并較好地完成治理任務。干部的工作表現又是在很多這樣的弱激勵治理和開展業務工作的過程中形成的。就此而言，西鎮干部的“回城”愿景與政府內部的日常工作會潛在地交織在一起。

進一步而言，在城—鄉空間體系中，若從空間角度來看，干部的家庭位于西鎮之外，故而以復歸正常、完整的家庭生活為主要內容的家庭倫理具有“空間外向性”。“值得處”和“真誠待人”這兩種倫理準則主要在西鎮一體化的空間中發揮作用，具有“空間內向性”。家庭倫理盡管具有“空間外向性”，推動西鎮干部只要有機會就會離開西鎮，脫離“工作生活一體化”，但在客觀上也指引他們在棲居鄉鎮時的日常工作生活中遵守具有“空間內向性”的倫理規范。如上文所舉的弱激勵發包案例展現的那樣，“內”“外”兩類倫理準則會在權力支配關系之外形成一股合力，在晉升、獎金等強激勵和領導的“人事專斷權”受到不同程度約束的情況下，依然促使西鎮干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具有“精氣神”，在客觀上起到保證治理績效的作用。

這一節的分析表明，若不考慮基層干部被空間距離拆分的家庭生活及背后的家庭倫理，對這一群體行為特征的理解將是不完整的。家庭中的“倫”及對應的“理”，構成了“工作生活一體化”下基層干部行為重要的隱藏驅動力。基層干部的諸多行為選擇均與家庭倫理的凸顯相關，而回歸正常、完整家庭生活的渴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引他們遵照帶有工作—生活雙主軸特質的倫理規范認真工作，給領導和同事留下一個好的印象。在這個意義上，干部被拆分的家庭生活，對于理解工作—生活雙主軸的社會聯結和“倫—理”規范結構而言，具有基礎性意義。甚至可以說，被拆分的家庭生活對“工作生活一體化”的形塑及其對政府治理的影響，或許更能夠表明家庭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底蘊。

七、結論與討論

本文認為既有關于基層干部“本地化”的理論概括不足以完全涵蓋這一群體“城市化”后出現的“城鄉兩棲干部”這一類型，相關研究也沒有深入探討干部的“城鄉兩棲”對農村基層政府治理的影響。本文嘗試提煉“工作生活一體化”這一概念來勾勒“城鄉兩棲”以及家庭生活被拆分的基層干部棲居鄉鎮時的日常生活形態，繼而發現“工作生活一體化”不僅會使得西鎮干部嵌入的時—空結構發生變動，還會使得這類干部與“本地化”、以家庭為基本互動單位的政府干部在建立人際關系聯結的方式、情感與倫理的生成基礎等方面有所差別，也正因為這類干部的家庭生活被拆分，家庭這一隱藏的驅動力會更加凸顯出來。這些變化和差異使得“工作生活一體化”在客觀上能夠起到化解農村基層政府治理困境的作用。不過，本文的分析并非意味著“工作生活一體化”與化解農村基層政府治理困境之間構成一種機械的因果關系。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離不開對彼此人格和倫理實踐的不斷認知，故“工作生活一體化”客觀上起到的作用始終離不開西鎮干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復雜、具體的關系互動和倫理實踐。另一方面，當行政命令與地方社會存在張力時，“工作生活一體化”客觀上起到的那些作用，也可能會為“官僚主義”（如影響群眾生產生活的“一刀切”治理亂象）長驅直入地方社會提供土壤，從而引發新的治理困境和風險。因此，“工作生活一體化”可能也會有一些非預期的負面效應。

本文對農村基層干部日常生活形態中關系結構和行動倫理的討論，能夠對以制度分析為中心的政府行為研究構成補充，并初步嘗試將政府組織中的“人”帶回來。具體而言，以“人”為中心，就是要在基層治理研究中關注“人們日常的、細微的人際關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態以及與之有關的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費孝通，2003）。本文通過聚焦“工作生活一體化”下基層干部的日常生活形態和心理狀態，發現制度運作過程中產生的困難并不必然完全通過組織層面的運作得到解決，亦有可能通過具有特殊關系、嵌入特定倫理結構的行為主體的互動來得到化解，這是將基層政府視為整體的擬人化角色的制度分析無法捕捉到的（周飛舟，2016）。

本研究還試圖為處于發展階段的行動倫理研究提供一條可能路徑，即把行動主體放回到相應的情境性空間中。本文發現，盡管在中國的“關系社會”中，“人”的社會行動包含了大量的倫理因素，行動倫理由此具有某種本位性，但相異的空間結構會塑造不同倫理結構在特定情境性空間中發揮作用的方式，也可能會改變同一倫理規范的約束強度，進而影響行動者的倫理實踐過程。比如，“工作生活一體化”會要求基層干部在工作或生活中都需要按照“理”的要求“做人做事”。再比如，“工作生活一體化”會使得主要領導在與家庭生活被拆分的干部互動時更加注意承擔起相應道德義務。

最后需要延伸討論的是，本文的案例并非孤例，如前文所述，“工作生活一體化”主要是在鄉鎮工作的基層干部卷入城市化進程后逐漸呈現的日常生活形態，而在疆域廣闊的中國，還有很多在具有類似地理條件的鄉鎮中工作的基層干部。除此之外，隨著國家投入大量資源“反哺”農村，推進各種大型社會工程（如鄉村振興），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基層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越來越多在城區工作的政府干部被臨時派往農村，“城鄉兩棲”和“工作生活一體化”的干部正日益成為中國政府內部的典型干部類型。那些“背井離鄉”到鄉村駐扎開展工作的扶貧工作隊員，其日常生活形態也表現為“工作生活一體化”（鄧燕華等，2020）。那些遠離家庭，長期外出不歸，成為“帶有一定社區參與程度的半居民”的基層拆遷人員的日常生活形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被視為“工作生活一體化”（林葉，2018：192）。因此，“一體化”是基層干部的一種常態化的工作生活形態，只是由于形塑“一體化”的主導力量不同，干部“工作生活一體化”的持續時間長短不一。本文認為，“工作生活一體化”中隱含的城鄉空間、家庭生活拆分狀況與干部行動倫理結構的關聯，以及這種關聯對政府治理的潛在影響，或許是以“人”為中心的政府行為分析的重要切入點。就此而言，本文只是一個初步的研究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