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之黑暗森林

編者按：之前我發了《覺醒：一個中產家庭的教育六年》（這本書沒有出版社邀約，我正在寫且打算發在這個公眾號）的序章之后，得到了大家的正反饋，增加了1200粉絲。

能夠讓更多讀者看到我的總結和反思，引發大家對教育、對升學考試的思考和實踐，做出更理性的選擇，我會很有價值感。這本書預計字數25萬左右。你會在后面的內容中得到你關于升學考試問題的所有細節以及青春期親子關系處理的邏輯和方法。

前傾回顧：

第三章 系統【章引子】

小升初不是一個人的戰斗。

它是一個系統。系統里有機構、老師、大V、學校和家庭等各方勢力。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一方都在推著家長往前跑。

我當時以為自己是在自主奔跑。后來才發現，我只是這個系統里的一粒沙子。

那時候我已經跑出去很遠了。

正文：

在我們埋頭奔跑的那幾年，我逐漸看清一件事：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鏈條，而是一個精密的系統。所有事件看似隨機，實則有序。

法國思想家布迪厄把這種“系統”叫作“場域”——一個由特定規則、資本和權力關系構成的競技場。在這個場域里，學校占有最核心的權力資本（生源決定權），但受制于政策，必須隱身；機構占有渠道資本（信息與考試入口），連接學校與家長；大V占有符號資本（話語權與信任），可以放大焦慮、引導流向；機構老師和獨立老師兼有雙重角色，既是工具也是資源；而家長，帶著自己的文化資本（考一代的學歷、策略、執行能力和焦慮），是這個場域里數量最多、最活躍、也最被動的參與者。

它們之間相互作用，形成一個正反饋循環：

學校隱藏需求→ 機構制造稀缺 → 大V擴散焦慮 → 家長瘋狂投入 → 機構壯大 → 學校獲得生源 → 大V收割流量 → 系統更加強大 → 下一輪循環。

這個循環的核心驅動力，不是某個單方面的陰謀，而是信息不對稱和利益耦合。學校不知道哪個孩子真的好，除了證書；機構不知道哪個學校以什么依據要人，可能是證書也可能是“三好”；家長不知道哪條路走得通——有人說奧數是王道，有人說英語很重要，有人說只有大師賽才是硬通貨。

每個人都在黑暗中摸索。這就像劉慈欣說的“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小心翼翼地在林間穿行，不敢暴露自己的位置。在小升初系統里，每一方都像極了那個獵人——學校不敢公開招生，只能委托機構秘密篩選；機構不敢明碼標價，只能用“課程”包裹“渠道”；家長不敢分享真實信息，因為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個競爭對手，也多了一份被舉報的風險。

更可怕的是猜疑鏈。

你無法判斷對方是善意還是惡意，因為你不知道他知道什么，不知道他知道你不知道什么。這種猜疑無限遞歸，最終唯一的“理性”選擇就是：

先開槍。

家長之間的猜疑鏈同樣無處不在——看到一個群里的消息，你不知道是真是假；聽說某個機構有秘考名額，你不知道是不是騙局；填了一個鏈接，你不知道會不會有回音。

你不知道別人知道多少，也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于是你只能采取最保守的策略：所有可能的渠道都跟蹤，所有可疑的消息都盯緊，所有能報的班都報上。

因為你不敢賭——萬一別人都報了，你沒報呢？

系統動力學把這種現象叫作“結構性鎖定”：

你明明知道這個系統有問題，但你出不去了，因為你的每一步選擇都在強化系統對你的鎖定。

你退群，就失去信息；

你不報班，就失去機會；

你不相信大V，就不知道風向。

你的每一次“自救”，都是在給系統加油。

所以，這不能單純理解為某個機構壞、某個大V黑或者是學校在“搞事情”，而是這個系統讓所有參與者都變成了它的燃料。

第一節機構的生態閉環

我們1980后這一代家長，自從孩子出生就開始面對各種提升孩子“質量”的機構。從提供月嫂、育兒嫂的家政機構，到孩子半歲就能上的早教機構，再到幼兒園開始的素質培養，機構們把“不要落后在起跑線上”這面旗幟插在了育兒的每一個階段。

四年級下學期意識到需要“備戰”小升初后，我以一個項目經理的周密和敏銳，時刻搜尋資源，把能夠找到和適合利用的機構信息盡數收錄在手邊，以備隨時調取、搭配組合成孩子需要的“外掛”。

小升初之后可以俯瞰全局，復盤時我發現，機構可以大體劃分為幾類：

第一類是教課的機構。奧數、英語、語文，大班、小班、一對一。他們賣的是課程，但真正賺錢的是焦慮。你焦慮，你就會報班；你報班，他們就盈利；你報得越多，他們賺得越多。至于孩子學到什么，他們也關心，但關心的是怎么才能讓你續課。

第二類是渠道機構。這種機構需要手里有一所或多所學校的考試名額，有能力組織“秘考”。專門為某所學校服務的渠道機構叫“坑”，隨著環境變化會演變為為多所學校提供備選生源。也有從一開始就為多所學校提供服務的“坑”。

這些機構有資本主導的培訓大鱷，也有基于關系成立的小機構。他們不公開宣傳，只在家長群里秘密傳播。你要先上它的課，才有可能拿到考試資格。課程的好壞程度與他們對學校的影響力成反比——家長們最關心的不是課程質量，而是那張入場券。

第三類是產出證書的機構。比如有能力組織杯賽的機構，有些是正規的、經過批準的——但教委后來進行了規范和整頓，小學和初中階段已經沒有被批準的競賽了。

還能鋌而走險組織競賽的機構，主要就是“割韭菜”。報名費幾百到幾千，或者通過巧設名目上漲到過萬。經過被追擊到逃來躲去的考試后，一小部分人拿到想要的證書。證書寄到家，含金量自己品。

機構既要教課也做渠道和中介，因為光教課吸引不了更龐大的群體，賺不了更多的錢。努力教課在這種環境里成了賺“辛苦錢”，“附加價值”帶來的利潤更可觀也更輕便——那個價值來自于家長們的恐懼。

培訓機構的生態是一個完美的商業閉環。它們不需要制造焦慮，它們只是為本來就存在的焦慮提供一個出口：你付錢，我給你希望。至于希望能不能兌現，那是另一回事。

在這個系統里，機構是最積極的力量，因為它們有最清晰的商業邏輯。學校需要生源但不敢公開招考，家長需要機會但找不到門路，機構站在中間，左手牽學校，右手牽家長，閉環形成。

至于這會消耗多少家庭的資源和精力、會造成什么樣的社會問題，他們不在乎。

在這個循環中，付出和收獲是不能公開談論的，是否值得全靠自己判斷。家長們吃虧是常態，因為信息完全不對稱——這正是焦慮的根源。

但機構讓你永遠相信，下一次會有轉機。它們以家長心態為抓手，在時代洪流中開辟風口，迎風直上，獲取巨額利潤。

第二節老師系統里最細微的顆粒

老師在這里主要指機構老師或獨立教課的老師，他們是系統里重要的一極，是比機構更細微的顆粒。

可以說，只要你有孩子，你就必須與這些老師打交道。從出生到高考完全沒有接觸過課外老師的家庭，至少我沒見到過。

在升學考試系統里，老師的概念被泛化了。我自己接觸過各種老師，可以按類別分析一下。

第一類是以教課能力為核心競爭力的老師。他們首先要通過機構篩選——但很多機構招人很隨便、包裝很認真，所以老師良莠不齊。

比機構篩選更嚴格的是家長認可。家長在沒有經驗和試用時，主要依據機構包裝的簡歷或其他家長的推介進行選擇。但最終決定家長選擇的，一定是老師教課的能力，其中包括與孩子的溝通能力。

背景突出、能力卓絕的老師會很快脫離機構，要么合伙成立新的小機構，要么成為獨立授課老師。有能力出來獨立授課的一定是被市場驗證過的、適合大部分家庭需要的老師。這類人收入都很高，比如學而思和新東方出來的學科負責人之類的老師，很有市場。

但即便如此，我試過的老師里面依然不乏水貨。為什么他們能夠持續？因為很會宣傳自己，以及很多孩子上課都是應付的態度，從小培養了盲從的特點，不能分辨老師的教課能力。

比如我們曾經參加一個新東方出來的很年輕的女物理老師的課程，她給自己貼的標簽是“教過易烊千璽”。我兒子上課之后感覺老師不太行，我去聽了也感覺講課形式大于內容，于是撤退了。但對她趨之若鶩的人很多。

在這個階段，我兒子就表現出了很強的判斷力，他能分辨哪些老師教得好、哪些是“水貨”。很多家庭孩子的意見常常會被忽略，因為家長覺得“名師”更重要。這讓孩子逐漸失去表達真實感受的意愿，也就逐漸變成糊弄的樣子。

這讓“水貨”能夠得以橫行市場。

第二類是混名聲的老師。他們是上一類老師的升級版——能力出眾、有了市場認可度以后，變成了“明星講師”。機構繁盛時代，有人會整理“機構十大奧數名師”之類的名單，家長們對這種名單很愿意買賬。

這些人可以到處開講座，講政策、講趨勢、講得家長熱血沸騰，以此吸引擁躉。也有因為“奇葩”出名的，下一章會講到。他們的邏輯是：你越焦慮，越需要我。我只需要讓你覺得“我特別厲害，跟著我才會更好”。

第三類是撈錢的。這算是老師的“黑化”版。基于個人強大的忽悠能力或者所處領域的特殊性，他們收取高昂的補課費，比如奧數老師里特別會哄小孩的，或者八少素培訓老師做一對一，一小時三五千。

反正這種考試沒有范圍和大綱，家長判斷不了是否適合。等家長意識到沒用，錢已經收完了，即便覺得不值，家長也不太愿意公開承認自己識人不明，也就不會去“維權”。

第四類是高級掮客。能做這個工作的，勢必是領域資深、在家長群體里赫赫有名的人。比如我進入西城群里那個坐鎮的老師，縱橫行業多年，積累了豐富的學校需求和家長資源，只要他需要，招呼一下就能形成好多群，分分鐘就能攢起一個課程。

當然，為了能夠長久發展，他們會很珍惜自己的羽毛。比如說“可以推薦”，那就真會有人被推薦，只是比例非常稀薄——這才能讓這套玩法持續下去。

還有一類是卷入其中的校內老師。我們在公開新聞里見到的被通報“下馬”的領導們，以及市場上長期流傳的“六小強”“四金剛”名師們，里面一定是有真的學校老師的。

這些老師收費遠高于機構老師，講課不露臉，不對外展示個人信息，家長們只能上課以后才能“驗貨”。

很多家長都喜歡“學校老師”，尤其是所謂的學科主任、教研室組長、出題主管等。有的家長花兩三千一小時請了某校學科主任，孩子跟著學了好幾年，最后中考分數只提了幾分，知道結果后方才痛悔不已。

家長追名師和小孩追星差不多，心理上要么圖省事，因為名師中教得好的概率肯定大于普通老師，要么出于盲從心理，不愿意自己花心力判斷。這樣的家長帶的孩子也往往不愛判斷老師怎樣，這也是這類老師能夠一直存在的原因。

第三節大V是焦慮放大器

家長群體里總能產生“大神”。他們分析局勢、解讀政策、預測趨勢，每一條分析都頭頭是道，每一個結論都讓你覺得“不聽他的就虧了”。

但他們的目的主要是“帶貨”。那幾年，冒出來無數冠以“北大”“清華”Title的公眾號大V，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作用于系統。他們粉絲數多則上百萬，少則幾十萬，他們文章里出現的那個“孩子”不一定真實存在。

上海有個知名大V“胖老師”，寫作風格幽默詼諧，一時間風頭無兩，收獲幾十萬粉絲。我在有了一點粉絲之后，收到過一個以震驚體制造焦慮見長的公眾號矩陣以及胖老師所在矩陣的收編邀請。

可是我在抓住賺錢機會這方面確實不夠擅長，以及內心道德感太重、過于清高，拒絕了機會。我后來做了好幾年家長社群，也是花費巨大心力但回報極低，以致于等到后來我和養娃合伙人要錢給孩子報班他不痛快給錢讓我感到非常傷害自尊的時候，我會常常回想如果當時我接受了這些機會，是不是生活就會不一樣。

但人的個性是很難改變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缺陷”。

教育系統中，大V的角色可以分幾類：

一類是作為信息掮客。他們不生產信息，只做信息的搬運工——從政策到機構和學校的各種信息，他們都會涉及。可能是因為這個工作太容易，很多人只靠搬運不加分析就能活得很好。搬運的同時如果還有有一點分析能力的，簡直就能以“校長”“院長”自居了。

一類是意見領袖。這些人會進行政策討論、會引領家長進行理念辨析，比如我第一章提到的對學區房、對海淀家長和西城家長的區別有著很深見地的那些人。

也有的會組織一些“行動”——我們小升初那年，西城某片區在一個月明星稀的晚上展開了一場游行活動，旨在抗拒多校劃片帶來的不利影響。

帶頭大V有一定風險，但在當下時代帶頭搞“民主”也會有巨大收益——他們會作為首要安撫對象，得到一些想要的東西。

我們五年級時，本來想第二次參加八少素考試，但當年因為招生簡章上調整了可參考孩子的年齡區間，很多孩子被排除在外。有些家長憤憤不平，到處私聯，想要找學校“要個說法”。

我記得有個家長微信鼓動我，想讓我帶頭組織，我雖然經常很熱血，但也知道這是想利用我，直接拒絕了。

當然最后沒有形成這樣的“維權”群體，因為八少素考試很特別，沒有誰可以拍著胸脯說“只要給考試機會，我的孩子就一定能考上”。這些家長都是所謂的“高知”群體，權衡利弊還是知道的。

大V里面有些本身就是機構的人，他們的“客觀分析”背后都是商業算計；有的大V其實是一群人，以一個虛擬人格出現，他們文里經常出現的各種“上岸”的孩子根本不存在，但他們卻實實在在上岸了流量。

那么家長呢？他們就只是甘心被割的韭菜嗎？

不是的。

家長和大V是一種共謀關系——家長需要有人告訴他們“你走的路是對的”，大V通過家長的信任變現。家長心甘情愿被“需要”，大V當然不會承認自己在收割。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非常有智慧的說法：

如果沒有競賽，名額都被權力和關系占掉了，我們普通孩子根本沒有機會，所以要好好珍惜考試機會，感謝那些給我們提供考試的機構。

其實所謂的權力和關系本就和普通家長不在一個”鍋里吃飯”。上述邏輯在家長視角是成立的，只是能夠從中受益的只有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家庭，受損的是陪跑的大多數。

所以到底怎么想，看你站在哪。

還有兩類群體，不太好歸類，鑒于對系統的作用力，我也把它們放在這里。

一類是中介或信息黃牛。這類人或機構手里有考試渠道，明碼標價。比如朝陽有的本來是“坑”的機構，后來直接簡化了流程，以幾千上萬的價格出售考試機會。也有的機構售賣證書，比如大師賽銀獎之類的，因為都是一對一銷售，價格幾何大多人都不清楚。

另一類是直接售賣學校錄取名額的。價格從30萬到六七十萬，根據學校檔次來定。有一次我認識的一個海淀家長微信誘導我，她先和我聊天，東拉西扯，正聊得高興，她突然問我：“你需要名額嗎？”我說“啥名額呀”，她說“某某小強的名額呀”，我腦海里瞬間警鈴大作。

沒錢的人一般都很警惕提錢，掙錢太容易的人可能容易上當。這些東西有沒有人買？肯定有。每年都聽說有上當的——名額沒拿到，還錯失了報考機會，這種虧吃了都沒地方說理去。

等孩子結束了初中，不管多么不愛思考的家長都會明白：

他們被“愛子心切”綁架了。

初中進不進名校肯定有影響，但學校所起的作用真的沒有想象的那么大。最終還是要由“孩子是不是學習的料”來決定，除非你有能力一直幫他買到一個好工作。

我在當時自覺也很清醒，但是現在回頭看才更清晰。家長們在系統里被恐懼驅動，做出很多事后看來不理智的選擇。

但在當時，越是進取的家長越無法置身事外。

第四節學校隱身的權力中心

最能決定學校成績的是生源。

好生源是篩選出來的，這是鐵律。

但政策不允許公開考試。怎么辦？

有能力的學校會發展出各種招生形式。

合理合法的當然是借由政策支持申請各種項目，早培和八少素就是這類項目。但早早培和邱班因為可能會鼓勵過度競爭而被取消了。“雙減”政策出來之后，又增加了一類所謂的“創新人才選拔”考試，可能也會被利用，成為“點招”的變種。

海淀能在各區中成績獨占鰲頭，和體制有一定關系。比如海淀一些學校是高校直屬，教委政策有時候對它們影響力有限。

和“基因”以及膽魄也有關系——海淀家長集中了更多在升學考試中勝出的人，他們有更強的路徑依賴，也更愿意遵循系統邏輯。海淀的學校們也就更有動力去不懼政策限制，挑選生源、獲取成績。

西城次之。且相對來說是一部分手握權柄的群體的聚居地。西城看上去比海淀好像佛系一點，但家長群體之間的競爭可能比海淀還激烈。

比如校內榮譽可能會對進入好初中有幫助，那就成了家長們爭奪的重點，在一些知名小學中甚至會引發傳奇事件。這些都會成為家長群里的談資。

比如在我的那個還剩幾十人的家長群里，大家某天就聊到了西城某知名民辦校是多么難進，以及某知名小學為什么不評區三好、而是六年級一次性評選市三好，結果并不以投票論，就是因為神仙打架。

普通家長別把孩子送進這種群體，撈不到好處不說，還可能被誤傷。班級氛圍好壞影響家庭幾年的生活質量。

有些群體專事鉆政策空子以此獲利，比如“政保”。“不使為眾人抱薪者凍斃”是我們的文化傳統，“政保”是對這個理念的政策保障——讓那些對社會做出超額貢獻的群體有所補償。

比如疫情期間支援武漢的醫護人員，冒著生命危險救死扶傷；比如軍隊和消防員中立了大功的工作人員，可能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些人的孩子當然應該受到照顧。但現實中，就會有人把這些東西轉化成可以出售或交換的利益。

信息不對稱不僅存在于學校和家長之間，也存在于家長內部——誰有更多的內部消息，誰就占據了更有利的位置。而“內部消息”本身就是一個可以交易的商品。

這是復雜系統里不確定的變量。

學校作為系統的一極，沒有挑選生源的合理路徑，或者有了路徑還覺得不夠，就會找尋更多辦法——比如讓機構充當自己的代理人。

有的學校只委托機構幫忙考試，但信不過機構的出題能力，自己提供試題，而且為了實現充分選拔，會委托好幾個機構。有的學校讓機構全權代理，最后交出原件就好。這里面可能充斥著權力尋租。

不管哪種，從家長視角看，過程基本相同：

機構組織秘密考試，根據規則篩選簡歷，通知錄取。

學校躲在幕后，機構沖在前面。出了問題，是機構的事；招到好學生，是學校的本事。

至于學校老師出來代課——這種明顯違反政策規定的事情，顯然只是個人行為。他們甘愿冒著失去教師資格的風險，只是因為利益的誘惑太過巨大。當然，也有的老師是經學校授權、為學校選拔生源——工作沒耽誤，順便掙點錢。

學校和機構之間的關系，有松散的，有緊密的。有的機構可能是學校退休老師開的，有的機構能獲得學校的授權，充當學校的“馬甲”，正如古語所云“魚龍混雜，泥沙俱下”。

學校、機構和老師之間形成的鏈條，構成了“點招”時期的灰色生態。在這里，你很難定義誰好誰壞——每個部分都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對自己最有利的事：學校要生源，機構要利潤，老師要收入，家長要機會。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個普通人根本看不透的黑匣子。

任正非對人性和企業系統有很深刻的認識，他提出了“灰度理論”——世界的萬事萬物都不是黑與白的模塊化拼接，而是黑與白融合構成的灰。

他認為“‘灰’是人的本色，是事的本質，是物的本源”。我們要多學習這種解釋事物的思維，因為“水至清則無魚”。

這個視角讓我后來對系統的看法從憤怒轉向了和解——不是認同，而是看清。看清之后，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五節家長為什么離不開這個系統

我是誰？

我是這個系統里的一個家長，占人群絕對多數的普娃家長之一。

我不是一個人。我是千千萬萬個家長的縮影。

我們這批考一代家長，骨子里相信勤奮和規劃。當年我們靠“做題”改變命運，于是天然地相信：只要我夠努力、夠聰明、夠早入局，就能幫孩子復制這條路。

布迪厄把這種“相信”叫作“慣習”——一種內化于身體里的、不假思索的行動傾向。我們不是被逼著跑的，我們是自己選擇跑的。因為我們太習慣在規則清晰的賽道里獲勝了。

可小升初這個系統，恰恰是一個規則不透明、信息不對稱、結果不可控的場域。我們的“慣習”在這里變成了雙刃劍：

它讓我們拼命奔跑，也讓我們沒法看清跑道本身的問題。

家長是這個系統里最矛盾的角色。我們一邊抱怨，一邊參與；一邊看透，一邊不敢停。我們像被困在一個巨大的跑步機上——跑得越快，跑步機轉得也越快。你停下來，就會被甩出去。

但你問自己：

我到底在跑什么？

答案是模糊的：“為了孩子？”“為了不掉下去？”“因為別人都在跑？”

這個系統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有多強大，而在于它讓每個人都不敢退出。學校不敢公開招生，機構不敢明碼標價，家長不敢放棄任何機會。

大家都不敢，于是大家都繼續。這是一種集體行動的困境——個體的理性選擇，導致了集體的非理性結果。每個人都在做對自己最有利的事，但合在一起，讓群體付出了巨大代價。

我在孩子五年級時開始受北京電視臺某欄目邀請，做過幾期直播，解讀政策、提供思路和方法。薛老師是這個欄目的主編，她兒子比我兒子大幾歲。我們是這條路上的同行者。她因為進入跑道比較早，又因為工作中接觸的全是升學考試的內容，思考特別多，所以覺醒得也比較早。

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跑不動了”。我當時不懂她為什么顯得很“消極”。后來我才明白，她不是消極，她只是比我早兩年看清了真相。

在系統裹挾下，我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矛盾——我一邊批判，一邊參與；一邊覺得荒誕，一邊繼續奔跑。這不是虛偽，這是為了生存。在這個系統里，你不可能既保持清醒又不被淘汰。

你只能選擇：

要么徹底出局，要么一邊罵一邊跑。

我選了后者，因為我輸不起。

正是這種“輸不起”，讓我成了系統最忠實的燃料。

在這個階段，我的養娃合伙人——孩子爸爸——撤出了育兒主場，逐漸變成了家庭教育的隱身人。他不關心我在忙什么，不知道機構的名字，不知道“點招”是什么意思。

他只知道我經常和他要錢。在這個階段，他暫且還在充當遵循我指令行事的工具人，但不再“共同決策”。這種家庭分工在小學階段還能運轉，因為孩子還不需要太多情感鏈接來驅動。

等到初中，孩子開始叛逆、開始關門、開始不說話的時候，爸爸的缺席就會變成一道致命的裂縫，讓家庭險些崩壞。

第六節系統是如何運轉的

我們再看一下系統全貌：

學校需要生源→ 委托機構篩選 → 機構通過老師和課程聚攏家長 → 大V放大焦慮、引導流向 → 家長帶著孩子涌入 → 機構賺到錢、學校拿到生源、大V收割流量 → 系統自我強化

這個循環里，每一個環節都在輸出兩個東西：行動和焦慮。行動維持系統的運轉，焦慮維持行動的持續。焦慮越多，行動越多；行動越多，系統越強；系統越強，焦慮越大。

這是一個典型的正反饋循環。它的特點是：

一旦啟動，就會自我加速，直到某個外部力量，比如政策，強行打斷，或者內部某個環節崩潰，比如家長徹底放棄、孩子出現問題等。

在這個系統里，沒有誰是主謀，但每個人都是幫兇。學校隱身，機構收割，大V煽風，家長以焦慮做投入，被系統燃燒。所有人的理性選擇，合在一起，變成了一場集體的非理性狂歡。

我當時有所覺察，但還不能清晰認識。我覺得這個系統像一個巨大的漩渦，把人吸附進去，讓你完全沒有能力對抗。后來讀了很多書才明白：

系統問題，不能用系統內部的思維來解決。你必須站在系統外面、有能力俯瞰全貌時，才能真正明白系統到底是如何運轉的。

如果你站在“宇宙雞娃中心的中心”——海淀黃莊某棟大樓的門口，看著進進出出的家長和孩子——他們背著書包，手里拿著水杯和飯盒，行色匆匆。有人滿臉焦慮，有人面無表情，有人邊走邊打電話，語氣急促。

你可能會想：

如果從天上往下看，這些人是什么樣？

我們就像一群螞蟻，在一張巨大的網里爬來爬去。

也像雞圈里嘰嘰咯咯的雞，好奇地盯著喂食的人，沒法預判什么時候被抓出去“割喉”。

每個人都很忙，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方向是對的。但沒有人知道這張網是誰搭的，網的盡頭是什么。

我們只是快速地搗著雙腿在爬，一拱一拱地，用盡全部力氣。

這個眾人合力搭起來的大網，在拼殺和博弈中實現了最精妙的設計：

它讓你以為一切都是自己的選擇。

（感謝各位點擊、打開、收看，這讓我更有動力寫下去。我們下周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