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三十年時間，把一篇文章變成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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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人民解放軍席卷大半中國，國民黨敗亡已成定局，在新的歷史階段成立新的中國政權，迫在眉睫。

為了完成這件堪稱開天辟地的大事，為了給中國找到前進的方向，9月21日，來自全國各地的662人走進北平中南海懷仁堂，代表14個黨派團體、9個解放區和待解放區、5支野戰軍和總部，以及農民、工人、婦女、青年、學生、工商界、文藝界、教育界、新聞界、自然科學界、社會科學界、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宗教人士，開始共商國是。

放眼中國近代百年，如此恢弘的陣容，絕無僅有。

因為，此次會議便是事實上的開國大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能把紛爭、內耗將近百年的中國各界團結起來，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我黨統一戰線的勝利，但歸根到底是教員的“民眾聯合”思想的勝利。

開幕式上，教員鄭重地向代表們宣告：“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strong>

那一刻，教員或許想到了三十年前，他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時寫過的一篇重磅文章，標題就叫——

《民眾的大聯合》。

現在，他終于把這篇文章帶進懷仁堂，寫在中國的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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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春夏之際，教員離開北京大學圖書館，返回湖南長沙，一邊兼任修業小學的歷史教員，一邊組建湖南學生聯合會，響應五四運動。

雖然他在北大的時候月薪僅有八塊，衣食不足，蹭了幾次胡適的課，也被胡適嫌棄出身寒微，但在北大這座中國最高學府，教員真正看清了那些高級知識分子到底在爭論些什么。

有些理論，他極為認可，有些觀點，他棄如敝履。

于是在回到長沙以后，教員白天上課工作，晚上挑燈寫作，把腦子里思考的東西，一字一句地寫在紙上。

7月14日，《湘江評論》創刊問世，首印兩千份當即售罄，加印兩千又被一搶而空，以至于第二期出版時，直接印刷了五千份。

正是在這一期的版面上，教員刊登出了那篇《民眾的大聯合》。

他不像其他青年一樣，喜歡到歷史中尋找現成答案，也不將希望寄托在開明政客的身上，他對“如何救中國”這個話題的判斷極為質樸，說：

“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但要做到這一切，首先要做到民眾的大聯合。”

一句話，團結就是力量，組織起來才能救亡圖存。

教員不僅提出了觀點，還給出了可操作的方法，那就是農民、工人、學生、婦女、車夫先組成小聯合，小聯合再逐漸合并，最終匯聚成全中國的大聯合。

這，便是教員給出的救亡圖存、改造中國的政治施工圖。

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都有政治觀點。

例如胡適在《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解決具體的問題，反對空談社會理論。傅斯年覺得，改造社會要靠個人自我修養，不能指望群眾運動。

他們都有各自的道理，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時代，但教員認為，中國的力量不是來自文縐縐的城市青年，而是來自目不識丁的農民、工人、販夫走卒。

改造中國的方法不是啟蒙少數人，而是組織多數人。

這樣的判斷，將教員和其他知識分子區別開來，也注定了他此后三十年要走的每一步路、做的每一件事。

然而，《湘江評論》僅僅創刊一個月，就被湖南督軍張敬堯查封，教員只能把沒有寫完的文章記在心里，轉身離開。

3 六年之后，教員終于有了踐行理念的平臺。

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教員參與了黃埔軍校招生、代理了國民黨宣傳部長、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把當年文章里的設想，一點一點地落到實處。

有了豐富的實踐積累，教員便在1925年12月，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篇第一句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并通過縝密的分析，把爭取誰、聯合誰、打倒誰，梳理得清清楚楚。

這篇文章，其實就是《民眾的大聯合》的姊妹篇。

再過一年半，教員用32天時間走遍湖南五縣，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帶有泥土氣息的文章共計17000余字，更細致地闡述了民眾聯合的理念——

唯有農民聯合起來，才能以極大的力量推翻地主改造農村，并鼓動成千上萬的群眾，聯合成更大的力量。

可以說，八年時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教員卻始終未變。

但就在教員通過社會實踐推演理論的時候，中國革命局勢大變。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聯合軍閥、幫會、政客、資本家對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工農群眾亮起屠刀，一時間，全國各地血流成河，共產黨員從6萬銳減到1萬左右，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

生死攸關之際，每個人都面臨命運抉擇，有人叛變、有人心灰意冷，也有人堅持革命。

大難臨頭各自飛，本是人之常情，離開的人可以理解，但留下的人更值得尊敬。

教員自然是堅持革命的一員。

他領導秋收起義反抗國民黨的屠刀，失敗之后，又帶著千余殘部走進井岡山，聯合王佐和袁文才，建立起第一塊革命根據地。

教員要以此為基礎，以另一種方式，聯合他認定的那四萬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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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8年，教員和同志們把井岡山根據地發展成中央蘇區，又親眼目睹中央蘇區失敗。革命軍隊從千余殘部發展到十萬大軍，卻在長征時犧牲得僅剩七千。

兜兜轉轉一大圈，中國革命似乎回到了原點。

但，苦難磨礪過的人方知勝利可貴，浪潮洗禮過的思想才能顯露璀璨光芒。

1935年12月，即中央紅軍長征結束的兩個月后，面對貧瘠的陜甘寧根據地、窮追不舍的國民黨反動派以及虎視眈眈的侵華日軍，黨內同志們初步放棄了教條主義、關門主義等錯誤思想，轉而接受了教員的“民眾聯合”思想。

于是在“瓦窯堡會議”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現階段黨的基本路線，發動、團結、組織全中國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反對日本侵略者和賣國賊蔣介石，成為黨的主線任務。

會議結束以后，教員還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做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進一步的說明。

從此以后，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婦女、學生、華僑甚至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都成為中國革命的聯合對象。

《民眾的大聯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次登場。

而在全面抗戰開始以后，這種思想被具化為一項政治制度——抗日根據地的各級政府中，共產黨員、黨外進步人士、中間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誰也不能越界。

這項制度，稱為三三制。

一個政黨親手建立且牢牢控制的政權，竟然愿意主動讓出三分之二的席位給黨外人士，無論在什么時候，這都極其罕見。如果沒有海納百川的胸襟、沒有與天下人共天下的魄力，是不可能做到這一步的。

事實也證明，這種做法是極其成功的。

由民眾大聯合演化而來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實踐中發展出19塊抗日根據地、百余萬抗日軍隊、聯合了一億人口，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教員曾經許下的“無數個小聯合匯成大聯合”的宏愿，至此已初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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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緊接著，蔣介石連發三封電報，請教員到重慶商談中國前途。這三封電報里藏著怎樣的陰謀，每個人都很清楚——

前往重慶，便脫離了根據地和軍隊的保護，生死都在對方一念之間。

可若不去，又會給民眾留下“抗拒和平”的印象，在輿論上落入下風，蔣介石便可以此為借口，光明正大地發動內戰。

這是一道兩頭堵的難題，但，教員為了中國革命的前途，決定接受邀請，到重慶去。

臨行前，他已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8月28日，飛機降落重慶，教員、周先生和蔣介石一方展開了為期43天的談判。

在這個過程中，教員白天出席官方會談，晚上和各界人士私下長談，有空還親自前去拜訪張瀾、黃炎培等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安排非常密集，幾乎沒有片刻歇息。

教員肯定知道，戰場上沒有決出勝負，談判桌上是不會有結果的，但他仍然堅持談判，為什么？

教員這么做，目的其實非常明確——

讓所有中國人看清楚，到底誰是真心求和平、誰是假意演戲，最終實現聯合民眾改造中國的宏愿。

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署《會談紀要》，談判結束。

所有人都很清楚，這份文件極有可能淪為一紙空文，不會有事實上的結果，但教員在重慶得到的，從來不是這份文件，而是人心，是那些親眼見過他、親耳聽他講話的人，開始重新評估他、評估他領導的政黨。

那些搖擺觀望的中間勢力，從此有了另一種選擇。

而蔣介石的做法，又從側面幫助這些中間勢力，下定了聯合我黨的決心。

1946年7月，李公樸在昆明遭遇暗殺，聞一多在追悼會上痛斥暗殺罪行，說“你們殺死一個李公樸，會有千千萬萬個李公樸站起來”，結果在回家路上，也被國民黨特務開槍暗殺，流血倒地。

通過這兩件事，國共兩黨以外的中間勢力清醒了。

他們意識到，蔣介石是靠不住的，國民黨是不可能放權讓利的，唯有在重慶四處奔走的教員、在根據地建立三三制政府的我黨，才愿意和他們共商國是，聯合起來建立新的中國。

至此，中國的天平砝碼逐漸向我黨一方傾斜，民眾的大聯合，有了全盤落地的可能。

6 此后數年，中國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走向——

蔣介石和國民黨，不僅在解放戰爭中屢戰屢敗，還發行金圓券搜刮民財，甚至違反政治協商的約定，召開了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

教員和我黨，則在解放戰爭中屢戰屢勝，并在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初步實現了耕者有其田，1948年4月30日還發布了著名的“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這個口號，仍然是《民眾的大聯合》的延伸、升華。

而見到“五一口號”的內容，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陳其尤、譚平山、郭沫若等人在香港熱烈響應，共同發表一封通電，說“五一口號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希望盡快落實。

什么是人心所向？

這就是。

再往后，解放軍通過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消滅了蔣介石苦心經營的嫡系軍隊，國民黨再沒有立足的資本，中國的土地上只有人民解放軍在保衛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中國的局勢徹底明朗。

中國向何處去，還有疑問嗎？

沒有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1949年9月21日，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各界的662名代表，便得以走進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他們數十年來夢寐以求的政治協商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他們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決定北平為新中國首都、五星紅旗為國旗、《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通過了《共同綱領》作為新中國的臨時憲法，并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人員。

新中國，就此揚帆起航。

這個新生的政權，不是任何一個單獨的政治力量能夠獨占的，它是中國民眾聯合起來、為救亡圖存、改造中國而建立的，那么它就理應屬于所有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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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教員在長沙的小屋里寫下《民眾的大聯合》，鼓勵中國各界聯合起來，1949年，教員在北平主持政治協商會議，聯合中國各界建立起新中國。

那篇文章的底稿，跟著教員上井岡、渡湘江、走長征，穿過了黃土高原、登上前往重慶的飛機、在西柏坡短暫停留，最終在燈火通明的懷仁堂，寫下最后一句結語。

從“說到”到“做到”，教員整整用了三十年。

可能正是因為過程艱苦，教員才有底氣說出那句：

“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strong>

現在再來看《民眾的大聯合》，我們可以發現，這篇文章不僅提出了救亡圖存、改造中國的方法，還回答了一個更核心的問題——

一個國家的力量、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到底從何而來？

教員的答案不是槍桿子、不是外國列強、不是精英擁戴，而是社會各界、三教九流、所有民眾的大聯合。

所謂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從來不是政治權謀，它是深刻的政治哲學。

因為不是你要奪取政權才得去搞大聯合，而是你有整合各界、聯合民眾的胸襟和能力，才有資格執掌這片錦繡江山。

這個理念，教員畢生都沒有改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