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江州治所變遷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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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東晉江州占據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江州治武昌、尋陽等地戰略意義有所不同。在門閥士族、新興權貴勢力的爭奪之下，東晉江州曾治南昌、武昌、尋陽、半洲、江陵、夏口，前后變動15次。東晉江州治武昌、尋陽是長期性的，治南昌、半洲、江陵、夏口是短暫性的。

關鍵詞：東晉 江州 治所

東晉江州居荊、揚二州要沖，戰略地位重要，東晉門閥士族和新興權貴勢力皆欲掌控江州。隨門閥士族、新興權貴勢力的興替及其對江州的爭奪，江州治所隨之改變。對東晉江州治所，《宋書·州郡志》江州刺史條載，“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尋陽，庾悅又治豫章，尋還尋陽”。《南齊書·州郡志》江州條載，江州初治豫章，庾亮“表江州宜治尋陽”，“其后庾翼又還豫章，義熙后還尋陽”。《元和郡縣圖志·江南道四》洪州條載，“東晉元帝時，江州自豫章移理武昌郡，自后或理湓城，或理潯陽，或理半洲，并在湓城側近”。洪亮吉《東晉疆域志》江州條載江州治所，引《宋志》《元和志》《寰宇記》，未作考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三國兩晉南朝卷》未考東晉江州治所，僅錄《宋志》的記載。本文著重考訂東晉江州治所變遷過程，進而分析江州治所變遷的原因。

一、東晉前期江州治所變遷

東晉建武元年（317），江州治南昌（今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宋志》江州刺史條和《南齊志》江州條皆載，晉惠帝置江州，治豫章。《晉書·王敦傳》，西晉末，王敦為江州刺史；“中興建，拜（王敦）侍中、大將軍、江州牧”；《王戎傳附王澄傳》載，西晉末有杜曾之亂，“時王敦為江州，鎮豫章”。據《通鑒》，晉愍帝建興三年（315）八月，“丞相睿承制”，“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江州刺史；晉元帝建武元年（317）三月，司馬睿稱晉王，“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為大將軍、江州牧”。可見，西晉末，王敦為江州刺史，鎮豫章。東晉立國之初，王敦為江州牧。豫章郡治南昌，江州當亦治南昌。東晉承西晉置江州，當仍治南昌。

太興元年（318），江州改治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區）。《晉書·元帝紀》載，太興元年（318）十一月，“加大將軍王敦荊州牧”；《王敦傳》載，“尋加（王敦）荊州牧”。當時，王敦以江州牧加領荊州牧。《宋志》荊州刺史條載，荊州刺史，“王敦治武昌”。《南齊志》荊州條載，荊州，“王敦治武昌”。故太興元年（318），王敦以江州牧加領荊州，治武昌。又據《王敦傳》載，永昌元年（322），“以（王）敦為丞相、江州牧，晉爵武昌郡公······還屯武昌”。可見，此時王敦為江州牧，治武昌。雷次宗《豫章古今記》載，“成帝咸和元年，以溫嶠為（江州）刺史”。《晉書·溫嶠傳》載，“咸和初，（溫嶠）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通鑒》載此事在晉成帝咸和元年（326）八月。據此，咸和元年（326），江州仍治武昌。

咸和三年（328），江州改治尋陽（今江西省九江市潯陽區）。《晉書·成帝紀》載，咸和三年（328）正月，蘇峻叛，“溫嶠帥師救京師，次于尋陽”；《溫嶠傳》載，蘇峻叛亂，“嶠屯尋陽”；《劉胤傳》載，“咸和初為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溫嶠率眾而下，留（劉）胤等守湓口······俄而，代嶠為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據《通鑒》，晉成帝咸和四年（329）四月，“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十二月，郭默擅殺劉胤；咸和五年（330）正月，“（朝廷）以（郭）默為江州刺史”；此后，陶侃、庾亮以郭默擅殺趙胤而討之；“郭默欲南據豫章（胡注：欲自尋陽而南據也），會太尉（陶）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為壘，以示有余，侃筑土山臨之。三月，庾亮兵至湓口”。《晉書·藝術傳·戴洋傳》載，“（戴）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后“胤遂為郭默所害”。據此，劉胤為江州刺史，鎮尋陽湓口。《元和志》江南道四江州潯陽縣條載，潯陽縣，“大業二年改為湓城縣，武德五年復改為潯陽縣”。《寰宇記》江南西道九江州條載，“江州，潯陽郡，今理德化縣”；“成帝咸和元年移江州理湓城，即今郡是也。晉初理在江北岸，地名蘭城，即舊郡城也。溫嶠為守之日移于此”。《寰宇記》所載咸和元年（326）應為咸和三年（328）。又據下引《南齊志》江州條載，亦可證江州所治尋陽，即湓口。劉胤為江州刺史，應治在尋陽湓口。故因蘇峻叛亂，咸和三年（328），溫嶠自武昌遷于尋陽，江州刺史即改治此。

咸和五年（330），江州改治武昌。雷次宗《豫章古今記》載，“（咸和）五年，陶侃以荊州領江州，置在江陵。九年，庾亮以豫州領江州，鎮蕪湖”。《晉書·陶侃傳》載，平定蘇峻叛亂后，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通鑒》晉成帝咸和五年（330）五月載，陶侃移鎮武昌。可見，咸和五年（330），江州改治武昌。《豫章古今記》與《晉書》所載咸和五年（330）江州治所不同，當從《晉書》。雷次宗以為庾亮以豫州領江州，江州遂遷鎮蕪湖。然《晉書·庾亮傳》載，“陶侃薨，遷（庾）亮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乃遷鎮武昌”；《通鑒》載此事在晉成帝咸和九年（334）六月。據此，咸和九年（334），庾亮領江、荊、豫三州，是豫州遷治武昌，而非江州、荊州遷治蕪湖。

咸康六年（340），江州改治尋陽。《宋志》江州刺史條載，江州刺史，“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尋陽”。《南齊志》江州條載，晉惠帝時置江州，治豫章；“庾亮領（江州）刺史，都督六州，云以荊、江為本，校二州戶口，雖相去機事，實覺過半，江州寔為根本。臨終表江州宜治尋陽，以州督豫州新蔡、西陽二郡，治湓城，接近東江諸郡，往來便易”。《晉書·成帝紀》載，咸康六年（340）正月，“庾亮薨”；《庾亮傳附庾翼傳》載，“及亮卒”，授庾翼荊州刺史，“代亮鎮武昌”。又據《晉書·王舒傳附王允之傳》，“咸康中，（王允之）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據《通鑒》，晉成帝咸康八年（342）正月，“豫州刺史庾懌以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田余慶先生認為，“在咸康五年秋后至咸康六年春，王、庾兩家族的王允之與庾懌，恰好互換了地盤”。王允之任江州刺史，應在庾亮卒后，即咸康六年（340）。故咸康六年（340）荊州、江州分治，荊州仍治武昌，江州改治尋陽。

咸康八年（342），江州改治半洲（今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區西北）。《晉書·外戚傳·褚裒傳》載，“（褚裒）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通鑒》載此事在晉成帝咸康八年（342）十二月。據此，咸康八年（342），江州改治半洲。

建元元年（343），江州改治武昌。《晉書·庾亮傳附庾冰傳》載，“（庾冰）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通鑒》載此事在晉康帝建元元年（343）八月。又據《通鑒》，晉哀帝興寧元年（363）十月，“以征虜將軍桓沖為江州刺史”。《晉書·桓彝傳附桓沖傳》載，“（桓沖）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沖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沖遣將討獲之，遽還所鎮”。由張駿等“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可見，此前江州仍治武昌。

二、東晉后期江州治所變遷

寧康元年（373），江州改治尋陽。《晉書·桓彝傳附桓石秀傳》載，“（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通鑒》載此事在晉孝武帝寧康元年（373）七月。

太元六年（381），江州改治江陵（今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區）。雷次宗《豫章古今記》載，“（太元）六年，桓沖以荊州領江州，鎮江陵”。《晉書·孝武帝紀》載，太元二年（377）十月，桓沖為荊州刺史。據《豫章古今記》，太元六年（381）桓沖又兼領江州刺史，江州遂遷治江陵。

太元九年（384），江州改治尋陽。雷次宗《豫章古今記》載，“（太元）九年，桓伊為（江州）刺史”。《晉書·桓宣傳附桓伊傳》載，桓伊為江州刺史，“（上疏）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據《通鑒》，晉孝武帝太元九年（384）二月，桓伊為江州刺史。故此年江州改治尋陽。《晉書·桓彝傳附桓沖傳》載，桓沖上表，以為“尋陽北接強蠻，西連荊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可見，當時仍治尋陽。《晉書·桓玄傳》載，“詔以（桓）玄為江州，（殷）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回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據《通鑒》，晉安帝隆安二年（398）九月，“以（桓）玄為江州刺史”；十月，桓玄與殷仲堪“盟于尋陽”。可見，至隆安二年（398）桓玄為江州刺史，江州仍治尋陽。

隆安四年（400），江州改治江陵。《晉書·桓玄傳》載，“（桓玄）表求領江、荊二州”，詔以桓玄為荊州刺史，桓修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于是“復領江州刺史”；《通鑒》載此事在晉安帝隆安四年（400）三月。《宋志》荊州刺史條載，荊州刺史，“王忱還江陵，此后遂治江陵”。《南齊志》荊州條載，荊州，“太元十四年，王忱還江陵。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唇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不立故也。自忱以來，不復動移”。據《通鑒》，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七月，以王忱為荊州刺史。故自太元十四年（389），東晉荊州治江陵。桓玄以荊州刺史兼領江州，故江州改治江陵。

隆安五年（401），江州改治夏口（今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晉書·桓玄傳》載，“（桓玄）以（桓）偉為江州，鎮夏口”；《通鑒》載此事在晉安帝隆安五年（401）十二月。據此，隆安五年（401），江州改治夏口。

元興三年（404）前，江州改治尋陽。《晉書·何無忌傳》載，劉裕起兵討桓玄，桓玄以“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桓玄傳》載，“（桓）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宋書·武帝本紀上》載，晉安帝元興三年（404）二月，劉裕起兵討桓玄，聲言“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三月，“（桓）玄經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備乘輿法物資之”。據此，元興三年（404）前，郭昶之為江州刺史時，江州改治尋陽湓口。《晉書·劉牢之傳附劉敬宣傳》載，“（劉敬宣）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據《通鑒》，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四月，“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又據《通鑒》，晉安帝義熙二年（406）十二月，以何無忌為江州刺史；義熙六年（410）二月，盧循自番禺北攻江州，“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可見，劉敬宣、何無忌為江州刺史，仍治尋陽。

義熙七年（411），江州改治南昌。雷次宗《豫章古今記》載，“安帝義熙六年，庾悅為（江州）刺史”。《宋志》江州刺史條載，“庾悅又治豫章”。《南齊志》江州條載，“庾翼又還豫章”。《南齊志》中“庾翼”應為“庾悅”。《宋書·庾悅傳》載，東晉末，庾悅為“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毅上表稱“愚謂（江州）宜解軍府，移治豫章”；“于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惔領千兵守尋陽”。據《通鑒》，晉安帝義熙七年（411）四月，江州刺史庾悅移鎮豫章。庾悅雖義熙六年（410）為江州刺史，然江州移鎮豫章則在次年。豫州郡治南昌，江州遂治南昌。

義熙八年（412），江州改治尋陽。據上引《宋書·庾悅傳》，劉毅“解（庾）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晉書·安帝紀》載，義熙八年（412）九月，“劉裕帥師討（劉）毅。裕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雷次宗《豫章古今記》載，“（義熙）八年，孟玉為（江州）刺史”。此“孟玉”應為“孟懷玉”。《宋書·孟懷玉傳》載，“（義熙）八年，（孟懷玉）遷江州刺史”。《宋志》江州刺史條：載，江州刺史，“庾悅又治豫章，尋還尋陽”。《南齊志》江州條載，江州，“義熙后還尋陽”。義熙八年（412），劉毅敗死，孟懷玉為江州刺史，江州當還治沿江重鎮尋陽。宋永初元年（420），江州入宋。

三、東晉江州治所變遷的原因

考察江州治所變遷的原因，首先要明確西晉設立江州的背景。《南齊志》江州條載，“晉元康元年，惠帝詔：‘荊、揚二州，疆土曠遠。有司奏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為新州，新安、東陽、宣城舊豫章封內，豫章之東北，相去懸遠，可如故屬揚州。又割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并十郡，可因江水之名為江州，宜治豫章’”。據此，西晉因荊、揚二州疆土廣遠，難以治理，遂置江州，統豫章等十郡，治豫章（南昌）。西晉置江州，治豫章（南昌），當因豫章郡在江州十郡中地位較高有關；且豫章郡居贛水下游，與江州十郡和其他各地的交通也有便利之處。

東晉定都建康后，江州的地位就顯得異常突出。對此，田余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中有深入分析，他認為，“東晉時的江州，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江州運漕既要資給下游建康，還有供應上游軍食”；“江州多流民，豐糧谷，又居荊、揚之間的軍事要沖，地位非常重要”；“江州若合于荊州，上游就更能自主，從而對下游的優勢也會加大，建康將感到威脅。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荊州方鎮將難于獨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除短暫治豫章（南昌）外，東晉江州其余治所皆在江水之濱，這與上游、下游之爭有關。

由上文所考，江州曾治南昌、武昌、尋陽、半洲、江陵、夏口，前后變動15次。其中，江州治武昌3次，前后50余年；治尋陽有6次，前后40余年；治江陵2次，前后4年多；治夏口1次，不足3年；治南昌2次，前后2年多；治半洲1次，不足1年。可見，東晉江州治武昌、尋陽是長期性的，治江陵、夏口、南昌、半洲是暫時性的。江州多治武昌、尋陽，與此二地所具有特殊戰略地理位置有關。

武昌舊屬荊州，后屬江州，為兵沖要地。《晉書·王湛附王述傳》載王述言，“武昌實是江東鎮戌之中，非但捍御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顧祖禹認為，“自東晉以后，談形勢者未嘗不以夏口、武昌為要”。夏口在武昌西側，江州治夏口或武昌，戰略意義大體相近，只是夏口更偏西，武昌又為武昌郡治所。較之武昌、夏口，尋陽距東晉都城建康更近，且如上引庾亮所表，尋陽“接近東江諸郡，往來便易”。《寰宇記》江南西道九江州條載，尋陽“彈壓九派，襟帶上流，自晉以來，頗為重鎮”。顧祖禹言，“自晉置江州，以潯陽中流襟帶，倚為重鎮”。相比武昌，江州治尋陽，對京都建康更具有威脅。若建康方面需要倚重上游方鎮之援，或上游方鎮欲脅迫朝廷之際，江州遂居尋陽。半洲在尋陽西側，江州治半洲或治尋陽，戰略意義大致相同，只是半洲偏西且為孤島，尋陽為尋陽郡治所。

東晉江州占據十分重要的戰略地理位置，門閥士族、新興權貴勢力皆欲控御江州。據田余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可知，東晉時，瑯邪王氏、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皆曾一時當權；東晉末，劉裕當權，門閥士族走向衰落。東晉江州治所的變遷，與東晉門閥、新興權貴勢力之間相互爭奪有很大關系。上游方鎮和建康勢力間的抗衡，往往會帶來江州治所的改變。結合上文考證和萬斯同、吳廷燮《東晉方鎮年表》，將東晉江州治所和江州刺史的變遷列表于下，以便分析江州治所變遷的具體原因（表1）。由表中內容可見，瑯邪王氏、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和劉裕權勢集團皆曾一度控制江州。

東晉初年，“王與馬同天下”。瑯邪王氏不僅有王導掌握朝廷中樞，也有王敦控御江、荊二州。王敦自南昌遷至武昌，一方面可以加強對上游荊州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可順流控御朝廷所在建康。晉成帝初，蘇峻逼建康，朝廷需要上游方鎮相救；江州刺史溫嶠自武昌入救，軍于尋陽，江州治所遂遷于此。平蘇峻之叛，陶侃功高。陶侃以荊州刺史兼領江州后，遂自荊州江陵移治武昌，江州遂移武昌。晉成帝咸康之際，門閥王氏、庾氏之爭“達到劍拔弩張的程度，氣氛之緊張前所未有”，江州在此背景下由武昌遷往尋陽。咸康八年（342），褚裒以外戚任江州刺史，治半洲，當是出于平衡王氏、庾氏關系。據《通鑒》，晉康帝建元元年（343），當時庾翼為荊州刺史，庾冰領江州，“鎮武昌，以為翼繼援”。

潁川庾氏之后，陳郡謝氏和瑯邪王氏先后控制江州，江州治武昌相沿不改。桓溫因滅成漢之功，譙郡桓氏成為新的門閥。此后，江州控制權便落入桓氏手中。桓溫卒后，桓氏遂將江州治所自武昌遷治尋陽，即可防范控御朝廷的王、謝家族勢力，也可對建康方面施加影響。陶范為陶侃之子，王愉出身太原王氏。東晉后期，太原王氏在朝中有極大權勢。桓沖、桓玄為從陶、王手中奪回江州的控制權，皆先以荊州刺史兼領江州，荊州治江陵，江州治所遂暫寄治江陵。桓氏奪回江州后，江州、荊州旋又分治，江州前后兩次自江陵分別遷回尋陽、夏口。桓玄欲取代司馬氏，又將江州自夏口遷于尋陽，以脅迫朝廷。東晉末，江州短暫治南昌，是因劉毅與劉裕之爭。劉毅迫使江州刺史庾悅遷治南昌，以親將趙惔守尋陽；劉毅敗死，江州遂遷回尋陽。據上述，東晉江州占據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江州治武昌、尋陽等地戰略意義有所不同，在門閥士族、新興權貴勢力的爭奪之下，江州治所常有變遷。

作者：魏俊杰

來源：《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耿 曈

校對：宋柄燃

審訂：賀雨婷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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