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伊斯蘭化，如何造成伊朗的積貧積弱？3大內傷后遺癥直到今天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體制中蘊含著深刻的內在矛盾，其核心是神權與人權、極權與民主的悖逆沖突。

霍梅尼哲學強調人是宇宙的中心，是關注的焦點，是世間問題解決的基點，同時，霍梅尼也認識到，只有迎合人民的愿望、得到民眾的理解支持，才能贏得政治斗爭的勝利和國家的融洽管理。

因此，在推翻巴列維王朝后，霍梅尼堅持平民主義的立場，建立了伊斯蘭共和國，通過選舉、公民投票等方式體現了共和國的現代主義色彩，并一再要求政府官員尊重民意、為人民服務。共和國的現代主義色彩似乎也可以解讀為某種程度的人民主權和民主。

伊斯蘭共和國政治體制所蘊含的這種悖論，既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邏輯結果，也是伊斯蘭革命本身的產物，這種政治體制的運行必然會產生奇特的雙重權力結構和統治集團內部的激烈派別斗爭，威脅共和國的穩定。

1、難產的土地改革

在經濟方面，霍梅尼認為伊斯蘭經濟既不同于社會主義經濟，也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是優于兩者的“健康經濟”。

他說:“伊斯蘭不贊成專制的資本主義，因為它傾向于剝奪受壓迫的大眾。”“伊斯蘭教也不是類似于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府體系，后者譴責私有制，宣揚不同程度的公有制”，“伊斯蘭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與公平相矛盾”，“然而，伊斯蘭共和國則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私有制，在一定限度內允許其存在的適度的體系，它是推動健康經濟的車輪，而這正是健康政治體系所必需的。”霍梅尼要求人們“承認并尊重在伊斯蘭制度之內的合法私有制和私人資本”，強調“經商是一種高尚行為”。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在經過伊斯蘭化改造后，伊斯蘭共和國的經濟模式實際上是國家社會主義與傳統小私有經濟的混合體制。保守與激進的雙重內涵，使得不同社會群體對這種體制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對于保守的上層烏里瑪和巴札商人而言，伊斯蘭政府保護私有財產、允許私營利潤；而對于激進的年輕教士和普通民眾來講，伊斯蘭意味著維護社會公平、防止貧富分化。經濟體制的這種內在沖突使得伊斯蘭共和國的經濟政策與運行充滿爭論與搖擺，難以駕馭復雜的現代國民經濟，因此，共和國的經濟模式雖然用意良苦，結果卻有違初衷。

伊朗的經濟現代化本來在巴列維王朝時期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在伊斯蘭世界處于領先地位，尤其是王朝后期的經濟增長速度更是驚人，無論生產總值還是民眾生活水平都有大幅提高。然而，在革命之后，伊斯蘭共和國的經濟每況愈下，國內生產總值持續下降，1977-1996年，伊朗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大約1/3，按人均計算下降了50%，即使根據官方顯然保守的統計，在此期間人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下降了20%。

此外，貧富懸殊仍然存在。據統計，1993年收入在25萬伊朗里亞爾(約合158美元)以下，即在貧困線以下的居民仍然占全國人口的60%。有200萬個家庭月收入不足12萬伊朗里亞爾。占全國人口10%的最貧窮的居民的國民收入只占全國國民收入的1.3%。而在另一端，占全國人口20%的富裕居民得到了國民收入的一半。

土地改革問題最能說明伊斯蘭共和國經濟上的選擇與混亂。當年巴列維國王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白色革命”遭到霍梅尼等人的強烈反對，在伊斯蘭革命進程中及烏里瑪掌權以后，他們反對土地改革的意圖和立場再次受到歷史檢驗。

1977年至1979年，在政治氣氛愈加緊張、反抗國王統治的群眾運動愈加高漲之際，霍梅尼再一次攻擊國王的農業政策，并向農民許諾教士掌權之后，農民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1978年11月，霍梅尼在流亡巴黎時曾宣稱:“伊朗可以很快解決農民問題，使農民能夠真正過上人的生活，使國家擺脫糧食進口。”他還抨擊:“國王的土地改革只不過是一個毀壞農業的綱領。”

霍梅尼及烏里瑪對國王的土地改革所采取的批判和反抗態度，在人民群眾中間，尤其是在貧苦農民中間喚起了對徹底改變土地關系的希望。革命的勝利鼓舞了農民，他們懷著從上千年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激情，將地主從村莊、從村民委員會、從合作社中趕了出去，在有些地方，農民們自己進行了土地改革并成立了集體管理機構。

農民要求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實行“耕者有其田”，為了安撫農民，政府答應進行一次“真正的”土地改革。

從1979年9月17日革命委員會制定第一個關于轉讓和墾殖土地的法令，到1986年10月30日議會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一個關于轉讓革命后暫時由農民耕種著的土地的草案，伊斯蘭共和國在7年的時間內總共制訂了8個有關土地轉讓和墾殖的法令。

在這一過程中，土地改革的議程一再遭到神職人員和地主的反對，教士控制的監護委員會，一再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伊斯蘭原則，否決議會提出的土地改革法案，土地轉讓的范圍一再縮小，甚至“白色革命”前的宗教地產和大地主土地都不得轉讓，“白色革命”中出售給農民的宗教地產發還給宗教基金會，最終在第8個法令中，土地轉讓和墾殖的范圍僅限于國有荒地和革命中農民強占的一小部分土地。然而，就是這個涉及范圍已經最小化、已經最大限度地照顧宗教界和地主利益的法案最終也基本上是無果而終。

據統計，到1985年11月共轉讓給農民682766公頃土地，其中471926公頃為荒地，52886公頃為革命后沒收來的土地，157954公頃為地主的土地。這些土地分給了12339個合作社中的87243戶農民。

即使按照1986年10月30日通過的法令，在應該轉讓給農民的土地范圍內，大約有80萬公頃耕地原由地主所有，現由大約12萬農戶耕種著，而當時全國有農戶大約450萬，耕地1300萬公頃，應該轉讓的80萬公頃僅僅約占全國耕地面積的6%左右。

因此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問題遠沒有解決。

為了呼喚起農民的宗教信仰和對伊斯蘭政權的支持，霍梅尼曾經對農民說：

“在國王統治期間，你們消極怠工，因為你們知道你們是為錯誤的目的而工作。今天卻不是這樣，你們在為伊斯蘭而工作，為真主而祈禱。”

盡管共和國政府做出了努力，但農民的失望和灰心是明顯的，因為他們看到，一度失勢的地主又重新奪回了土地和財產，并把農民趕出村莊，而這一切都是在神職人員和司法安全部門的幫助下進行的。農民不愿意繼續沉默、忍受下去，在一些地方出現了農民與地主之間的械斗。

土地改革肯定有利于貧苦和無地的農民，有助于增加政權的合法性與穩定性，但革命后實現這種改革的政治條件比革命前要不利得多。盡管在神職人員中進行了長期的爭論，但由于保守的烏里瑪占優勢，“監護委員會”的多數人都不同意進行土改，改革方案難以在他們那里通過。

雖然有些政治家和神職人員一再批評土地問題遲遲不得解決，并且指出其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后果，但多數神職人員并不認同，如庫姆理論學校教師聯合會的秘書阿亞圖拉阿扎里·格密稱：“土地問題已完滿解決了。土地問題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我們國家幅員遼闊而且土地肥腴，沒有必要進行分配土地工作。”

1986年10月30日法令通過以后，事實上一場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被無限期地推遲了，因為法令只涉及80萬公頃左右耕地的所有權問題，而這些土地近年本來就由農民占有和耕種著。原來的宗教地產和屬于國王統治時期舊官員的大部分肥沃耕地由“被剝奪者基金會”之類的宗教組織管理著，該組織和類似機構都強烈反對進行土地改革。

如同巴列維“白色革命”期間的土地改革一樣，伊斯蘭共和國的土地改革同樣沒有進展，甚至比巴列維時代有所倒退，這大大阻礙了共和國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和農業的發展。

2、國家利益還是革命理想？

在外交領域，伊斯蘭共和國推行反以、反殖、反帝、反西方和輸出革命的對外政策，這種外交政策既是鞏固伊斯蘭政權的工具，也是伊朗所追求的國家目標，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的邏輯結果，是共和國領袖們基于伊斯蘭政權利益而界定的目標選擇。

與巴列維時期相比，伊斯蘭革命后伊朗的對外政策無疑出現了大轉向，凸顯出國。家目標和利益將因政權的更迭而轉變。伊斯蘭共和國的這種對外政策落到實處，必然會導致四面樹敵。深受伊斯蘭革命挑戰的阿拉伯君主國和其他伊斯蘭國家、被霍梅尼視為非法存在的以色列、受到共和國強烈譴責的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都對伊斯蘭政權充滿敵意，這就使得伊朗外交舉步維艱。

霍梅尼時期，發生了3件涉及伊朗利益的重大國際事件：扣留美國人質危機(1979-1981年)；蘇聯入侵阿富汗(1979年)和兩伊戰爭(1980-1988年)。人質危機和阿富汗戰爭使伊朗同兩個超級大國的關系極度緊張，薩達姆趁著伊朗的外交困境悍然發動的兩伊戰爭，不僅導致雙方的慘重損失，而且置伊朗于伊斯蘭世界更為孤立的境地。

兩伊戰爭的長期化以及在國際上的孤立，極大制約了伊朗的外交，并迫使其走向反面。伊朗在戰爭中需要武器補給，開始是通過伊朗國家石油公司駐倫敦辦事處，在歐洲黑市購買價高質劣的武器及配件。從1981年起，伊朗就一直秘密從以色列進口武器。霍梅尼辯稱，與穆斯林的敵人打交道是為了伊斯蘭事業的長遠利益，為了維護和擴大伊斯蘭世界，可以不擇手段。

同時，伊朗還嘗試同美國進行接觸。1985年7月，霍梅尼接見伊朗駐北美、南美和西歐的大使時說，為了爭取國際上的支持，為了伊朗國家的利益，“如果華盛頓表示愿意改變它的政策，同美國進行接觸也是可以的”。于是，伊朗派員展開活動，經沙特阿拉伯大軍火商哈紹吉介紹和以色列外交部辦公廳主任金奇的穿針引線，美國開始陸續向伊朗提供了一些武器及配件(其中有“陶”式反坦克導彈、“響尾蛇”式導彈、“小牛”式空對地導彈、“隼”式防空導彈、直升機與戰斗機零部件、用于修理美制坦克與大炮的零部件、彈藥)。

作為交換，伊朗施加影響，讓兩名黎巴嫩劫機犯釋放了3名美國人質。1986年9月，蒙塔澤里女婿的兄弟、時任“伊斯蘭解放運動”辦公室主任的邁赫迪·哈什米，向黎巴嫩《帆船》周刊透露，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法蘭1986年5月曾秘密訪問德黑蘭，同伊朗外交部、議會和軍隊的官員舉行了4天的會談，伊朗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的軍事裝備。據拉夫桑賈尼說，伊朗向美國購買了2000枚“陶”式反坦克導彈和“霍克”式防空導彈的零件。

伊美以人質換武器的秘密交易傳出，引起軒然大波，此即“伊朗門事件”。此事令美伊當局十分尷尬，伊朗一直信誓旦旦決不同美帝國主義接觸，美國也曾通過議會立法“武器禁運”和不同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接觸，這下真相大白，一片嘩然。蒙塔澤里的親信在國內散發小冊子，指控有人偷偷摸摸地同美國接觸，背叛伊斯蘭革命。伊朗議會有8名議員聯名給議會寫信，要求對傳聞有人同美國接觸一事進行調查。霍梅尼對此極為震怒，警告他們“不要制造分裂”，并以“叛國殺人、綁架和偽造證件”的罪名下令處死哈什米。“伊朗門事件”表面上看是伊朗為了戰爭需要不得不委曲求全，與虎謀皮，實質上凸顯了伊斯蘭共和國追求國家利益與革命理想之間的困境。

伊朗伊斯蘭政權實施輸出革命政策，固然有其意識形態背景，同時也是基于鞏固新政權的動機。實際上，伊朗領導人是將其政權利益與國家目標結合起來了，因此，國家目標的設定與政權利益是息息相關的。霍梅尼主義意識形態所追求的是伊斯蘭烏瑪的利益，這種利益的界定跨越了國家疆界，與現實主義者所謂的國家利益決定國家行為的觀點不符。可見，意識形態取向扭曲了伊朗領導人對國家利益的界定與評估，導致了非理性的行為和最終的困境。

3、猶豫的變革

伊朗的輸出革命政策，無疑會影響伊朗與有關國家的關系。而在革命勝利之后，伊斯蘭共和國本身又面臨著保持革命成果的外部環境問題，這是一個矛盾。如何權衡兩者的利弊得失，適當加以調節，一直是伊朗當權者所面臨的一個問題。

一位伊朗官員說，伊朗所有的領導人都認為，伊朗的外交政策必須以輸出革命為基石，但是“在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上，我們有不同的想法”，“在我們當中，有一部分人認為，幫助全世界，特別是中東的伊斯蘭反對派運動是我們的職責；另一部分人認為，我們最好還是同各國現有的政府保持良好的關系，以便能夠和平地把這里發生的偉大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的信息傳播出去”。

面對困境，霍梅尼不得不對共和國的內外政策做出一些調整。例如在1984年10月，他就外交問題做出了新指示，強調要與各國政府建立友好關系。在這一新指示的指導下，當時的總統哈梅內伊、議長拉夫桑賈尼、外長維拉亞提等領導人在1984-1988年間分別訪問了日本、中國、非洲、東歐、西南歐等國家和地區，開創了伊朗外交所謂的“開放”階段。

霍梅尼的外交靈活性還表現在1988年伊朗無條件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第598號決議，宣布與伊拉克停火。接受598號決議為伊朗開啟了與鄰國改善關系的大門。到1988年底，伊朗已經與除沙特、伊拉克之外的所有海灣國家建立了正常關系。

當初，伊斯蘭政府嚴格控制文化娛樂活動，要求每一位穆斯林嚴格遵守教規戒律，過樸素的清教徒生活，但廣大民眾不可能長期過著這種苦行僧式的生活，為了緩和人民的不滿，伊斯蘭政權有限放松了對文娛活動的控制。

從1983年下半年開始，電視臺增加了文娛節目，放寬了對外國影片的播映(仍限于伊斯蘭教法和傳統倫理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對居民在室內玩奏樂器、唱歌、打牌、下棋之類的文娛活動也不加干預(直到1988年才明文取消禁令)。1987年12月，霍梅尼發布教令，承認電影除了具有宣傳政治思想、傳播宗教道德的功能之外，還具有娛樂、啟蒙的功能，默許了電影的娛樂性作用。

1988年1月，霍梅尼允許不戴面紗的婦女形象在電影中出現。伊朗電影因此而繁榮起來，成為世界上的電影生產大國。1988年10月，霍梅尼發布命令，允許私人購買音樂器材，允許下棋、打撲克。這些變通的事實表明，宗教功課不能代替人民的文化生活，宗教意識形態也不能完全支配信徒的世俗思想。

對知識的輕視，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以及大批知識分子逃亡國外，使革命之后伊朗的文化教育與科學技術出現了大倒退。改變對知識分子和科教事業的政策，成為伊斯蘭政府反思和重建的一個重要內容。從1982年開始，伊斯蘭共和國領導層就有人呼吁，為了伊斯蘭政權和國家的利益，應該軟化意識形態的立場，停止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號召流亡國外的知識分子回國服務。

最終，霍梅尼發出指示：不管是否曾為國王做過事，也不管他是否傾向伊斯蘭政權，只要他愛國，愿意為祖國服務，就應該歡迎他回來。為了表示政策轉變的誠意，伊斯蘭政府解散了學校、醫院、學術機構等單位里的清洗組織，對大部分被無辜監禁的知識分子實行大赦。

伊斯蘭政權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恢復了高等教育。1983年9月，伊朗的大學重新開學。總理穆薩維在慶祝大學重新開學的典禮上意味深長地說：“光喊口號是不能獲得獨立的......我們必須作出很大的努力去培養專家，他們才能決定國家的未來。”

為了緩解經濟困難，最高領袖不得不重新作出抉擇，1984年10月31日，霍梅尼對新內閣說，“讓那些受到委托的愿為國效勞的商人有為國效勞的自由，不要什么都實行國有化”。

后來，霍梅尼在遺囑中又重申，要尊重伊斯蘭教所允許的私有財產，使人民敢于投資，從事建設性活動。這意味著伊斯蘭政府對私營部門政策的局部調整，其目的在于希望利用私營經濟幫助伊朗擺脫經濟困境，也希望伊斯蘭政權繼續獲得中小資產階級和中小地主的支持。

1989年1-2月，為緩解國內矛盾，霍梅尼分幾批先后赦免了數千名在押犯人。然而，這種有限的政治爭論和政策調整很快顯露出失控的征兆，霍梅尼隨即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原則與底線。

2月11日，伊朗紀念革命10周年，蒙塔澤里在圣城庫姆接見群眾時，不僅對慶祝活動本身頗有微詞，而且對過去10年的政策失誤和極端行為進行了尖銳批評，指責由于內部極端主義、左派主義和政府管理水平低下，伊朗未能實現其革命目標，廣大群眾對現政權感到失望；伊朗在戰爭問題上的僵化立場和空洞口號，使世界感到畏懼，導致伊朗國際處境十分孤立。作為霍梅尼的法定繼承人，蒙塔澤里對現狀不滿早有傳聞，但如此公開的指責還是第一次。

2月22日，霍梅尼發表講話，指責蒙塔澤里等人的言論旨在討好國內的自由派分子，并聲稱:“只要我活著，我就決不會讓這個國家落到自由派的手中”，對外也決不放棄“不要東方，不要西方”的原則。

3月下旬，當蒙塔澤里寫給霍梅尼的一封信在美國之音和BBC先后曝光之后，霍梅尼的反應更為強烈。3月24日，他發表措詞強硬的講話，指責“天真幼稚、頭腦簡單的人受到伊斯蘭共和國敵人的影響而變成了自由黨人和偽君子們的發言人”。幾天之后，在霍梅尼的壓力下，蒙塔澤里公開發表聲明，辭去了領袖繼承人一職。

蒙塔澤里的辭職表明，一方面，在推翻王權10年后，“法基赫的監護”體制實踐并不如意，國內的不滿情緒和統治集團內部的分歧都在加劇；另一方面，霍梅尼仍然堅持自己的原則路線，只要他還活著，伊斯蘭共和國就不可能在內政外交上有較大的轉變。

霍梅尼臨終前的政治抉擇壓制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分歧，暫時扼殺了溫和派的改革夢想，堵住了共和國的變革之途。面對霍梅尼的這一遺產，未來的伊斯蘭共和國無論是要墨守成規還是為解困而另求他途，都將是一次艱難之旅。然而，霍梅尼的去世畢竟消除了變革的最大障礙。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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