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行動者與社會學研究范式的轉型——兼論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

文軍

華東師范大學

社會發展學院

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

教授

王云龍

華東師范大學

社會發展學院

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

非人行動者與社會學研究范式的轉型

——兼論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6年第2期

作者 | 文軍、王云龍

責任編輯 |何鈞力

社會學慣常以人為中心去構建自身的學科使命與目標愿景，但是隨著大量非人行動者的涌現，一種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范式應運而生。該范式旨在破除人類中心主義與物本主義的二元對立格局，充分聚焦“人—非人”行動者的互構實踐。通過梳理相關理論脈絡及分析前沿研究議題，本文重點對“智能模擬與人機交互”和“伴侶動物與情感關系”兩類議題進行具體闡釋，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超越人類主體的中國社會學探索。面向未來，如何基于中國社會的獨特價值，提煉兼具本土解釋力與全球對話能力的知識體系，將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范式轉型的重要任務。

中國探索1988年，拉圖爾（Bruno Latour）在《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s）上發表名為《人類與非人類的融合：閉門器的社會學》（“Mixing Humans with Non-Humans: Sociology of a Door-Closer”）的文章，為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礎。該文基于對技術物（門閂）的深度剖析，不僅揭示了傳統社會學長期忽視的非人行動者的作用，還敏銳地指出非人類（non-humans）將在未來社會產生重要的影響，社會學界需要對此進行深入探討（Latour，1988）。自發表以來，該文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股關于非人事物的研究熱潮，相關研究最初關注非人類本身，后來逐漸形成“人”與“非人”互構共生的“超越人類主體”（more-than-human）的研究視角。可以說，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領域不斷擴大，理論范式不斷革新，研究成果更是在21世紀呈現爆發式增長的態勢。本文將介紹什么是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梳理和總結超越人類主體社會學的理論演進、發展特征以及當代研究議題，并試圖在此基礎上拓展中國社會學的學術視野，立足中國社會的獨特經驗與價值語境，開展本土化的理論探索，建構兼具本土解釋力與全球對話能力的研究體系。

一、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發展緣起及其影響

社會學自誕生之初就被認為是一門推動人類社會協調發展與良性運行的學科。它根植于強烈的人類中心主義，并在研究和實踐中以人及其構成的各種關系為對象，綜合探討社會運行的方方面面。因此，在現實生活中，紛繁復雜的非人類事物盡管支持著人類的生存，同時為社會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在觀念層面，其作用和貢獻卻常常被輕描淡寫甚至是被忽視。如今隨著世界從“全新世”（Holocene）轉向“人類世”（Anthropocene），無論是人工智能、量子物理學、分子生物學等科技前沿對人類認知極限的突破，還是全球氣候異常、生態環境惡化和生物多樣性銳減造成的沖擊，都表明各種非人類現象正憑借其壓迫性的力量介入人類社會的資源分配乃至知識生產等各個領域。諸如人類與微生物的博弈共存、硅基系統與碳基生命的復合糾纏、氣候波動與基礎設施的時空錯配等現象更是接連涌現。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不再是萬物的主宰，而是與各式各樣的非人生命體平等地棲居于日常生活世界中（Kaaronen et al.，2023）。在這種情況下，若我們仍固守人類中心主義的單一視角，那么對這些復雜現象的理解將越來越有“見樹不見林”之憾。因此，伴隨著21世紀“不僅只有人”的學術思潮的興起，一種“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more-than-human sociology）研究轉向應運而生。這并非一門全新出現的學科分支，而是旨在喚起社會學對于非人類物種/生命的體認以及對人與非人互構實踐的聚焦。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主要在認識基礎、研究對象、理論與方法以及研究范疇等方面凸顯了自身的特征和價值。

首先，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要求重構社會學的認識基礎。面對“人類世”背景下由技術與生態劇變所衍生的復雜社會事實，傳統社會學的學科想象及其預設的“社會—自然”“主體—客體”等二元框架日益顯現出解釋力的局限性。為了回應這一危機，學界也先后涌現出“擬人”（anthropomorphism）、“類人”（human-like）、“超人類”（trans-human）、“后人類”（post-human）、“非人類”（non-human）等概念。然而，擬人化策略主要是將人類的心智投射到非人類身上，從而將之合法化為可互動的他者。正如薩克（Eugene Thacker）所概括的，“生命由主體投射到客體中，由自我投射到世界中，由人類投射到非人類中”（Thacker，2010：5），結果便是眾多非人事物雖然深刻地影響社會日常生活，但自身的能動性卻被替代為人的情緒或人所被賦予的意義。同樣，類人與超人類、后人類等概念雖然旨在描述那些在功能或情感上近似或超越人類的人造物，但其思考坐標始終未能脫離人類作為中心的隱性尺度。而非人及其代表的非人類中心主義雖然于近年來掀起了一波學術研究熱潮，卻在突破人類作為唯一價值主體藩籬的同時，又不自覺地陷入物本主義的敘事中。可以說，上述思考本質上仍面臨“以人為尺度”還是“以物為尺度”的非此即彼的選擇，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主客二分的問題。不過，本文所闡述的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并非簡單地將視角從人轉移到物，也不是用非人類中心取代人類中心，而是遵循關系互構的辯證邏輯，致力于識別、追蹤、辨析“人—非人”的異質行動者通過轉譯實踐共同編織的社會事實。在此過程中，人類與非人類的屬性、意義并非任何一方固有的本質，而是彼此關聯、相互建構的，進而擴展了社會學的認知視角與解釋框架。

其次，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在研究對象上拓展了傳統社會學的邊界。從整體層面看，它挑戰了將非人類視為背景或從屬物（物被人驅動）的既有理念，轉而強調非人類實體同樣具有的能動性（人也會被物影響）。這一取向并非對“人”的否定，而是將非人類也視為社會分析中不可化約的重要行動單元。例如，加拿大社會學者麥克法蘭（Craig McFarlane）在探討社會關系中的非人類角色時，就明確強調了社會理論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視角，將非人類納入社會學研究體系中的必要性，同時還指出社會學需要關注的對象恰恰是長期以來被忽視的自然生命以及機械產物（McFarlane，2013）。沿襲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理念，學界在后續的發展中又將之逐步擴展至動物、植物、微生物、全球變暖、生態污染等諸多事物。綜合已有研究，本文將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所涉及的主要研究對象概括為自然物、人造物和超物體三種類別。

再次，就理論與方法而言，與其他社會學領域在萌芽時期的狀況一樣，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在發展過程中深受相關理論體系的滋養，同時也進行了不懈的反思和探索。格魯辛（Richard Grusin）曾指出，達爾文關于人類與非人類物種遵循相同自然法則的洞見，為打破人類例外論奠定了重要基礎（Grusin，2015：viii）。當然除了生物屬性與物理功能之外，社會學者更關注的還是非人事物在具體應用場景與實踐場域中所凸顯的主體價值及其能動意義。因此，在后續發展中，無論是面向物的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還是活力物質主義（vital materialism）等，盡管其闡釋原點有所區別，但都是在去中心化的前提下對于“人”與“非人”之間互構命題的探究（Hendlin，2023）。在眾多思想源泉中，真正使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當屬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簡稱ANT）。在經典社會學的話語體系中似乎只有人類才能稱得上是行動者，而拉圖爾則進一步擴展了行動者的定義，強調給予非人類“比傳統自然因果關系更為開放的主體性”（Latour，2005：10），并將分析視角移至人與非人共構形成的行動者網絡，超越二元對應之疏漏，繼而關注二者的深度聯系和演化。但總體來說，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理論建設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這將是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在方法論層面，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一方面主張從“社會建構論”轉向“物質實踐論”，通過場域感知與在地實踐等方法實現對非人類事物的具身體察；另一方面，從“人類的獨白”轉向“多物種對話”，借助跨學科工具和多物種民族志等，嘗試傾聽并轉譯非人類之物的內在獨白，達成對人類與非人類在邂逅過程中的深刻理解。在研究尺度上，這一取向還特別注重在非人類實體持續變動的過程中，追溯不同時段、不同情境下與研究主體緊密相關的人、事、物等各類線索，以便求得整體性把握。

最后，延續上述思考，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在經驗范疇上主要遵循二元關系論：一方面關注非人類實體如何重塑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另一方面探索非人類存在及其實踐如何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就目前而言，這一研究范疇已初步得到學界的認同。可以說，沒有純粹的、不被社會文化浸潤的非人類存在，也沒有不交織著非人類實踐的人類社會。非人類并不是因為外在功用（utility）而被動地卷入社會之中，它們本身就是編織社會意義與權力網絡的構成性力量。綜上所述，人與非人將始終處于相互依賴的生成性平衡狀態中，而在二者之間發生的“糾纏”（entanglement）既是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所關注的核心內容，也彰顯了該研究視角的優勢所在。

此外，“超越人類主體”本身也成為一個跨學科研究領域。比如，沃特莫爾（Sarah Whatmore）提出的“超越人類主體的地理學”（More-than-Human Geography）構思開啟了一場21世紀探究非人類現實的“新文化運動”（Whatmore，2006），其他諸如超越人類主體的政治學、經濟學等也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可以說，相關學科的進展給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提供了諸多有益參考。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并非對以“人”為中心的社會學傳統的背離，而是旨在通過對一系列非人主體的拓展與補充，使社會學者更加全面地把握社會的真實圖景，從而有效識別并應對關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全新挑戰。

二、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理論演進與發展特征

（一）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理論演進

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理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持續爭鳴、動態演進的過程中逐漸得以發展。縱觀社會學學科史，非人之物一直存在，但由于受到人類中心主義的影響，其在理論預設中始終處于被支配的客體地位。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也正是以此為基礎建立起自己的批評基調，從而打開了廣闊的理論闡釋空間。在經典社會學研究中，人類毫無疑問地擁有主導性力量，社會的范圍更是被牢牢限定在了由人類驅動的現代化進程中。不論是實證主義、人文主義還是批判主義，彼此之間形成的共識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及其構成的各種集合狀態。社會學家們并不擅長探討非人類議題，且認為這是應當留給自然科學家的領域。例如，迪爾凱姆（2009）就主張將社會視為獨立存在的客觀實體，除此之外的生物體系以及更廣泛的非人存在，都與社會學無關。韋伯（2019）指出，社會互動所需的主體意識與意義理解能力只有人類才具備，社會學僅需要關注理性的人類行為即可。此外，在關于人的無機體（man’s inorganic body）論述中，馬克思更是將自然視為生命活動的直接手段、物質對象和工具（Clark，1989）。可以說，以人為中心的知識生產體系雖然為社會學躋身社會科學之林提供了入場券，但也在無形中推動了主體—客體、社會—自然、文化—物質之間的二元對立態勢。在這種體系下，人類擁有著一種凌駕萬物的地位，而非人類存在則成為了被排斥的外來之物。

20世紀60年代以降，全球現代性發生了巨大變革，人類中心主義認知邏輯與社會發展形態之間日益擴大的裂痕也對經典社會學的預設發起了挑戰。隨著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的出現，非人類物質的力量重新獲得關注。雖然新物質主義理論由各個流派匯聚而成，但總的來說，該理論一方面旨在反對傳統物質主義理論將非人類事物放置在人類視角下進行理解的狹隘視野，以及認為客體對象的行動能力由人類確立的思維桎梏，另一方面則意圖把非人類物質從中解放出來，轉而從客體事物自身的角度出發，探究其如何積極地參與社會塑造。這些新鮮、生動、有趣的非人類物質不再被看成充滿惰性、刻板的存在，而是被視為擁有生命力的主體，社會學之所以要去研究非人類物質，也正是因為后者本身就是擁有能動性的行動者。與此同時，建立在人類例外論基礎上的新環境范式更為明確地提出，人類決不能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支配自然界，相反，人類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大自然的（Dunlap & Van Liere，2008）。因此，在后續演進中，“物性”對于“人性”的塑造意義得到了空前強化，人類甚至被理解為物的一種，整個世界宛如由異質性物質構成的整體。全新的進路不僅探討了“非人之物是什么”，還致力于探索“非人之物做了什么”。的確，從物的社會生命（social life of things）角度來看，是物在解釋社會，而不僅是人賦予其意義。盡管技術進步可能在短期內突破自然限制，但這并不意味著自然法則的失效，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仍然受到地理、氣候、生物等因素的限制。就整體而言，雖然物本主義視角使得非人類事物的能動性及其現實影響逐漸成為學界共識，但將人化歸為物的構思本質上仍未能突破人類—非人類相互對立的結構范疇。

為了從根本上破除上述二元窠臼，拉圖爾創造性地提出了廣義對稱性原則，并主張不再從因果關系上尋求所謂的社會解釋因素，而是在具體情境中平等地關注人類與非人類實體如何通過關聯（associate）、轉譯（translation）和組裝（assemble），實現對主體與客體、文化與物質、社會與自然等二元結構的再配置。如果說傳統社會學僅局限于人類社會系統的優化，而將非人類實體視為亟待支配、干預和改造的對象，那么在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視域中，人們所面對的將不再是簡單的工具，而是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重要他者”。在后續的發展中，哈拉維（Donna Haraway）關于“賽博格”與“伴侶物種”的著名宣言則系統闡釋了人類與非人類、有機物與無機物等物種間相處共存的實踐邏輯。在她看來，多物種之間的關系應該被視為一種在“攝受合生”的動態網絡中共同構成、共同進化的過程。這不僅體現了人與非人類的相互依賴，也揭示了宇宙間萬物生長、發展的普遍規律。總體來說，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理論建設至今仍處在一個持續探索的開放性階段。為了進一步刻畫非人物種的能動性，近年來還有不少后現代社會學家紛紛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礎上對該理論進行擴展與延伸。基于上述梳理，本文嘗試將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理論的核心觀點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在本體預設上，注重挖掘非人類的能動性。如果說傳統社會學總是不自覺地站在人的角度，那么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則是使研究目光兼顧到非人，并試圖發現以往未曾注意的自然物、人造物和超物體是如何參與并建構社會世界的。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社會學對于物的研究應一方面去看人進行了何種物質—話語實踐以讓物成為物，另一方面去看物在內在作用中如何又回過頭來定義了人（鄭作彧，2023）。當然這并不是指非人類事物具有與人類一樣的心智，而是強調其同樣擁有制造差異（make differences）的能力以及介入并影響事件進展的行動者地位。

二是在認識基礎上，秉持人與非人的互構性理念。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雖然致力于將物帶入具體的分析視角中，但并不是走向唯物質論，而是超越人與物的簡單對立（Fox & Alldred，2022）。在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視野下，所謂的“中心”得到了消解，主體間的雙向交互替代了單向的客體定位，這樣既扭轉了此前理論中人類價值吞噬物質的局面，也規避了“除物之外再無其他”的激進目標，體現一種萬物共生的學理姿態。

三是在研究取向上，強調動態生成的過程性思維。除了重塑人與非人的關系圖式之外，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還主張將社會實體關系視為一個在實踐中持續展開的過程。尤其是隨著全球流動速率的提升，外部世界始終處于變動生成的狀態中。諸如自然實體與行動要素等更是時刻發生著重組與糾纏，并呈現旁枝逸出、無限延展的特征。基于此，“物生成而不是物就是”自然成為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的研究立足點（Lopez et al.，2025）。這就需要從對普遍結構的追問轉向對特定情境中“正在發生之事”的辨析，進而更好地回應紛繁復雜的關系性事實及其變遷本質。

（二）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發展特征

從早期對非人類議題的關注，到后來一系列關于人與非人互構事實的理論剖析，再到逐漸發展出相應的實證研究，超越人類議題已成為近年來社會學界的熱點之一。為了更好地呈現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轉向的總體特征，本文對關鍵文獻以及學界動態進行了關注與追蹤。在關鍵文獻方面，自社會學家拉圖爾等人提出將非人技術物納入社會學的研究視域以來，這一思想觀點在社會學的主流研究中歷經了多年沉寂。直到塞魯洛（Karen Cerulo）在《社會學年鑒》（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發表《社會互動中的非人類》（“Nonhumans in Social Interaction”）一文，正式在理論層面有力地論證了引入非人類議題的可行性及必要性（Cerulo，2009）。在她看來，以非人類作為研究對象與社會學的學科理念并不沖突，既然要剖析社會，那么對非人類的關注就不應該缺席。不過，塞魯洛雖然實現了對社會意涵的擴充，但本質上仍是將非人之物定位為人類的行動媒介或符號資源，即“社會互動中的非人因素”，而非“以非人類為主體”的社會學進路。后續的學者正是沿著這條線索展開了進一步思考，相關成果首推皮廷恩（Olli Pyyhtinen）出版的專著《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一種新社會學想象力》（More-than-Human Sociology: A New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其中作者不再滿足于將非人類視為背景或是中介因素，而是倡導從關系取向出發，系統審視人與非人的交互作用，以期獲得一種整合性的理解（Pyyhtinen，2016）。當前，數字技術的加速迭代正以革命性姿態重塑著社會的構成基礎，在智能化、信息化的復合邏輯下，超人、類人、非人等實體已然演變為重要的社會性存在，從而使得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學術價值愈發顯著，也順勢推動著社會科學界對相關議題的關注。在學術主題的研討方面，2012年5月，威斯康星大學密爾沃基分校舉辦的“21世紀研究中的非人類轉向”（“The Nonhuman Turn in 21st Century Studies”）會議被視為社會科學的非人類轉向在美國的標志性事件。同年11月，由查理大學舉辦的跨學科會議“社會科學中的非人類存在III：過去的軌跡與未來的展望”（“Non-human in Social Science III：Past Trajectories-Future Prospects”）對于將人類重新定義為“混合實體”（hybrid entities）的倡議，更是在歐洲社會科學界引起了廣泛熱議。就我國而言，2025年1月9日，由華東師范大學、劍橋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明尼蘇達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等高校參與的“四海為學”圓桌會議也將主題定為“思考非人類”（“Considering Non-Humans”），期間不同國家、文化以及學科背景的學者共同分享了關于非人類的最新看法，與會學者特別指出，新興技術的井噴及其對日常生活的滲透使得人與非人類的關系衍變為愈發重要的理論議題，未來研究還需要密切關注這種新興動向。這次會議也標志著中國學界開始嘗試從本土經驗視角出發，有組織地介入這一前沿議題的全球對話與知識生產中。另外，國外的個別高校還于近年開設了相關課程，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就在2024年推出了“自然與技術：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Nature and Technology: More-than-Human Sociology”）選修課。課程大綱顯示，通過對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的講授，教師旨在幫助學生對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權力和生物政治等社會學議題進行“再思考”，對人類與其他物種以及物質的關系作出“再理解”。這類課程的出現同時也預示著超越人類主體的研究視角正在被轉化為系統的知識體系，從而使后繼學者培養一種面向人類世的思維理念。上述經典著作和學界前沿動態為本文梳理這一研究轉向提供了重要參考。

為了更加直觀、全面地了解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趨勢，歸納并總結其發展特征，本文進一步選擇了目前收錄信息比較全面且認可度較高的數據庫“Web of Science”，并對其中的相關文獻進行計量分析。篩選后的數據庫共包含2506篇文獻，這些文獻的總被引頻次為32409次。隨后，本文根據標題和摘要，納入符合標準的文獻235篇，由此構成本文所分析的主要數據基礎。綜合來看，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相關發文量總體呈現指數級增長的態勢。尤其是受到20世紀末新物質主義的影響，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逐漸發展成為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這也與本文的理論梳理線索大體契合。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學在該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因為同一時期超越人類主體的地理學學術出版物數量為6777篇，幾乎是社會學相關研究的3倍，這種數量上的差距從側面體現出社會學對該領域的探索在未來仍有較大空間。

此外，通過分析納入本文研究范圍的文獻可以發現，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作為跨學科研究領域，還吸引著諸如地理學、生態學、動物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學者的關注。同時，與21世紀初的研究主要聚焦非人事物的單一趨勢相比，近年的相關研究總體呈現多種議題齊頭并進、方法論和研究工具不斷創新、實證研究與理論探索互相促進的局面，共同塑造出了一種超越傳統二分框架的社會學新見解和新洞見。概括而言，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特點。

一是轉向以關系為本體的研究思路。以高揚人類主體性、堅持主客體劃分為中心的社會學研究傳統已然隨著賽博格、元宇宙、身聯網等混合體的出現而變得岌岌可危。于是有學者提出，若繼續將社會視為內部割裂、封閉靜止的載體，只會加深社會學與社會之間的裂痕（Foster，2025）。為了更好地分析全新的社會現象，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需要立足于關系本體論，基于“人—非人”的互構邏輯深刻體察事物的發展變化及其背后蘊含的規律。這也徹底扭轉了從單一實體屬性出發研究社會的慣用思路，使“關系”本身成為理解社會構成的基本分析單位。倘若離開了關系，社會也就失去了應有之義。

二是突出實踐取向的技術路線。傳統社會學致力于對社會作出解釋性理解和各種因果性說明，學界的目光也大多聚焦于理論的普適性。然而，全球變暖、氣候危機、新發傳染病等復雜性事物不僅無法被直接測量，也難以憑借經驗感知。于是部分研究者開始主張發展實驗性技能，通過謀求積極的技術干預和行動介入，從多個方面、多種角度挖掘人與非人“接觸地帶”的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McLeod，2014）。與此同時，基于反思性實踐深化對人類與非人類交互現象的理解，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既主張從經驗中提取社會規律作為行為參照，又力圖通過實踐反饋改進對規律的認知，最終增強社會學的現實建構能力。

三是加強研究范式的學術自覺。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正在實現著從“理論無意識”到“理論自覺”的轉變，同時在學術成果與方法論進展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較大突破。但與之相對應的是，研究范式的建構還有待進一步深化。當然，有學者認為，“正是由于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學研究取向及單一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傳統，才使得這種超越性思維遲遲未能被納入主流研究議程中”（Pyyhtinen，2016：10）。因此，這種情況并不意味著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吸引力、創造力不足，其作為當代社會學思想的“新發明”本身興起的時間就較晚，故研究范式的確立正在路上。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看到，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諸多觀點已于近年來陸續出現在主流社會學刊物中。于是有學者對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提出了更高期待，認為未來不僅要增加出版數量，更重要的是加快建立相應的研究團體與組織，從而吸引更多學者參與其中，實現對研究議題的持續創新（Ergene & Calás，2023）。

三、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核心議題與研究呈現

為了進一步呈現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核心議題，本文利用可視化軟件“Cite Space”對相關文獻進行了研究熱點分析，結果發現涉及的主題非常廣泛，涵蓋了人工智能、自然生命、活力物質、人類世、跨物種等諸多方面。本文參照相關權威著作的主要研究框架（Latour，1988；Cerulo，2009；Pyyhtinen，2016），同時結合文獻分析軟件的統計結果，歸納并總結了四大核心議題。其中，“智能模擬與人機交互”作為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前沿轉向，旨在探討擁有具身能力和擬人特質的智能體等與人類之間的交互協作及其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發揮的塑造作用。“伴侶動物與情感關系”同樣屬于當前的研究熱點，該議題意圖超越將動物視為客體的功能性認知，轉而聚焦人與動物的情感互動，關注其對傳統親密關系與社會交往模式產生的深刻影響。“環境不平等與物際正義”在研究譜系中占據著基礎性位置，相關研究在理論上主張突破用人類價值標準衡量自然環境的視域局限，并將公平正義的倫理框架從人類社會延伸至非人類自然界；在實踐上力圖綜合跨學科視角與地方性生態知識，系統考察環境污染、資源負擔等在人與非人復合網絡中的分配失衡問題，最終使隱匿的自然生命重新進入公共視野中，推動跨物種生態秩序與權利體系的確立、完善。“病毒擴散及其社會性影響”這一議題則致力于揭示病毒等非人類存在如何在傳播與擴散的過程中穿透固有生物邊界，通過與人類的跨界互動實現對社會生活模式與組織形態的重構；相關研究主要涉及病毒與公共交通網絡、人口跨區域流動之間的復雜關聯，及其對傳統以人為中心、穩定固化的空間認知模式的沖擊。新型病毒對公共衛生體系與社會治理結構的挑戰，以及疫情擴散所引發的社會區隔與集體信任危機等內容，為理解風險社會中非人類物質對人類社會的型塑作用提供了關鍵線索。

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議題并非孤立靜止，而是在自身的演進中呈現漸進式發展的脈絡。具體而言，盡管上述議題均立足于“人—非人”的互構性范疇及其社會性后果，但早期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純物質”形態的非人類存在，這類非人事物與人類的互動本質上屬于物質—實體的跨界關聯，甚至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中介作用下，還與環境社會學、風險社會學等學科分支形成了呼應。而隨著研究視角的不斷深化，當前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關注點則逐步轉向具身智能、伴侶動物等具備“類人類”特質的非人事物。后者不僅在情感、認知與交互模式上挑戰人類的獨特性，更將人與非人的關系模式從以往物理層面的“作用與反作用”推進至共同演化與協同共生的新階段。特別是在數智化轉型與情感結構變遷的背景下，如何處理人與人工智能、寵物等的關系尤為值得探究。因此，本文將重點對智能模擬與人機交互、伴侶動物與情感關系兩大核心議題展開深入剖析，以期更加集中地反映學科前沿趨勢與時代關切。

（一）智能模擬與人機交互

智能模擬與人機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簡稱HCI）是現階段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重點關注的前沿議題之一。傳統社會學理論慣常將技術視為人類主體的延伸，然而隨著人工智能體系的升級，不但機器自主化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智能體還開始作為與人類平行的行動者介入社會生產生活中。面對預期發生的互構實踐，社會學的研究邊界也需要作出相應調整。概括而言，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在該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具身智能與人機協作，二是虛擬化身與人機擬情，三是倫理困境與人機治理。

對于第一方面，有學者認為，智能擬真技術的發展正在推動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的形成。與前階段基于人工數據喂養和任務執行的離身型機器相比，具身智能體主要是通過身體感官（傳感器）與環境交互實現自主學習，進而形成“感知—行動”實時互動的智慧機器（Liu et al.，2025）。它們不僅在外觀上對人類進行仿擬，還能基于強大的內置神經網絡和運動控制系統與人類進行溝通并作出即時響應。自誕生以來，具身智能體就在不斷革新，從最初特斯拉開發的“Optimus”、波士頓動力的“Atlas”到宇樹科技的“Unitre”等，它們逐漸在工業生產、公共服務、醫療養老等領域發揮愈發重要的作用，甚至在部分國家和地區日益成為社會剛需品。隨著具身智能的發展，人類與機器之間的協作也開始增多。機器人具備高速計算、精確執行的能力，而涉及復雜場景、模糊規則的決策工作則交由人類處理。其中的關鍵在于，具身機器能夠理解人的指令、意圖，人也能夠干預和處理機器決策的結果，從而大幅提高合作效率。面向未來，隨著計算能力的指數級躍升以及機器自主性的持續強化，技術將持續干預并融入社會發展過程，而人類也會不斷創造新的技術應用，進而在人類與機器之間達成一種雙向延展、協同進化的關系。

就第二方面而言，研究者們主要關注網絡空間中的虛擬化身與人機擬情。所謂虛擬化身（virtual avatar）主要是基于計算機圖形學（computer graphic）制作生成的虛擬人類（Qu et al.，2025）。如果說具身智能體現的是“數字的生命化”，那么虛擬化身則表征了“生命的數字化”。從外部特征來看，虛擬數字人似乎僅僅存在于網絡設備（如電腦、手機）中。但是就內部構造而言，它們可以通過復雜語義系統和強大的情感模擬機制，更好地理解人類的焦慮、歡樂等情緒并予以適切回應。隨著人類開始與虛擬智能體扮演的各種角色進行互動，人機關系也從賽博格式的肉體接合跨越到了精神交往。在很多互聯網平臺上，用戶可以根據自身喜好設定人物性格、外貌等特征，將虛擬數字人打造為理想形象，并在持續的擬情過程中將之視為朋友或戀人。例如，美國人工智能公司開發的AI伴侶“Replika”既能傾聽人類的心聲，又可以調整參數、訓練迭代，以個性化的方式給予每位用戶細致入微的陪伴。近年來，依托現實增強和高精度建模等技術，“Project December”平臺還可以通過數字仿擬與讓人們過世親人進行對話，從而在人類與機器之間生成更加豐富的擬情類型。與此同時，盡管虛擬化身本質上無法復刻人類主體，但過度沉浸其中卻會削弱人們在現實世界中建立與維護深層人際交往關系的能力。面對人類主體間性被人機擬情關系侵蝕的現實，有學者提出，亟須對社會關系及其信任基礎作出相應調適（Malfacini，2025），其核心訴求并不是讓人機關系替代人際關系，而是讓人們在虛實交織的環境中獲得情感滿足的同時，還能有效增強現實生活中的情感聯結。

第三方面的議題表明，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不僅著眼于人類與機器的日常交互何以可能，還會進一步剖析深度耦合的人—機行動者網絡帶來的全新倫理問題。尤其是當人工智能從早期的反應型工具演變為兼具自主決策與情感擬真的具身行動者時，它們已不僅能夠像人類一樣思考，更擁有與之相似的自主學習與行動能力。但由于現階段人工智能的行為邏輯還無法被完全研判，當出現技術故障或存在算法缺陷時便可能會引發一系列非預期后果。例如，在虛實互嵌的人機系統中，機器學習與演化過程一旦脫離人類的監督，決策邏輯便有可能偏離普適性價值準則，甚至產生過度功利化、缺乏基本共情能力等與人類情感、認知相沖突的表現。更為關鍵的是，現階段的法律體系與道德準則主要是以“人”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在面對智能體所造成的歧視、不公現象時可能會發生懸置。再加上算法黑箱的存在，這使得此類不可預測的人機脫節風險既無法有效地依照傳統責任追溯體制予以界定，具體的事故原因也難以完全厘清。長此以往，由技術引發的信任危機甚至會導致社會倫理與道德體系出現裂痕。為有效應對上述挑戰，有學者在承認人工智能作為社會功能性主體的前提下，提出了“多元道德責任”（pluralistic moral responsibility）的治理框架，旨在通過制度準入與倫理規則的編程，為算法設計者、設備運營商、機器使用方以及人工智能系統本身等一切人與非人行動者劃定出動態、清晰的責任邊界（Symons & Abumusab，2024）。這種規范的價值在于，它既能包容非人技術主體的社會參與，同時還能捍衛好人類的身份內涵，最終推動社會邁向公平、開放的賽博文明形態。

（二）伴侶動物與情感關系

伴侶動物與情感關系則是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重點關注的另一核心議題。早在1979年，布萊恩特（Clifton Bryant）就批評了社會學在非人類動物（nonhuman animals）研究方面的短視，認為應當探討動物與人類的情感關聯（Bryant，1979）。但由于動物在主流社會學脈絡中常處于附屬地位，這一時期的討論大多停留在相關研究的背景或注腳中。如今，在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中，關于動物的探討已不再局限于生物學上的功能意義，而是更加注重其社會性身份，即“伴侶動物”。具體的研究關注點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伴侶動物如何推動親密關系的變革；二是伴侶動物在新型交往模式建構中的作用；三是對跨物種關系與身份的新認知。第一個問題與英國社會學會動物—人類研究小組（BSA Animal-Human Studies Group）以及伴侶動物研究學會（Society for Companion Animal Studies）密切相關。兩大機構長期以來致力于將非人類動物納入主流研究議程，而且近年來在開展相關項目實踐時都相繼指出，動物之于人類的意義已從作為“附屬品”的寵物角色上升至作為“必需品”的伴侶角色。這種稱謂的變化并非簡單的擬人化，而是反映出關系結構的調整以及情感模式的變遷。尤其是傳統社會紐帶的解體、社會流動速率的提升以及就業市場的不穩定導致個體面臨著高度不確定性，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希望通過飼養寵物的方式獲得穩定、無條件的情感支持。正如伴侶動物研究學會指出的，貓、狗、魚、鼠等眾多動物不僅發揮著強大的情感支持作用，也重塑了固有的家庭概念，它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替代了孩子的角色。至此，不僅親密關系的界定范圍從以血緣為中心拓展到了跨物種共同體，而且家庭內部的責任倫理與關懷實踐也得到了重新定義。調查研究顯示，全球家庭動物數量已突破十億大關，近一半的人將伴侶動物視為生命中最珍視的存在。作為彰顯親密意涵的行動，無論是對寵物的親昵命名、訓練與游戲互動，還是商業美容、護理與門診救治，人們投入的金錢與時間成本均是基于日常互動中自然生成的情感羈絆，而非單方面的控制與規訓。反之，除了情感支持外，伴侶動物還會在無形中影響著人類的品性。一項基于社會心理學的實證研究表明，與同齡人相比，人在童年時期對伴侶動物的關懷實踐既會使其在成年后表現出更強的責任感與同理心，還會使其在無形中對社會釋放更多善意（Bosacki et al.，2022）。臨床社會工作等專業領域更是開始通過動物輔助療愈的方式服務案主，從而重塑社工傳統的干預技術（Compitus，2021）。

關于“伴侶動物推動新型交往模式的建構”這一議題的研究也成為了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的研究要點。尤其是在高度原子化的現代都市中，伴侶動物不僅成為人們枯燥生活的慰藉，還是個體進行社會聯結、構建身份認同的重要橋梁。由于多數動物都需要定期外出活動，社區、廣場、公園內部的寵物空間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個專屬、具身的“附近”（Wodarczyk，2021）。在這類人與非人的互動場域中，人類關系的建立往往伴隨著寵物間的嬉戲、玩鬧，伴侶動物反而成為破除人際壁壘，建立低壓力、低成本的輕量化社交網絡的重要中介。此外，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云”養動物也逐漸興起，人們以網絡為媒介，以伴侶動物為認同符號，通過分享養育經驗與心得，將私人照料公開化，在虛擬空間中建立起相應的交流社群。同時，人與伴侶動物之間惺惺相惜、飽含溫情的日常記錄也被上傳至社交媒體，感召并吸引著其他潛在成員的加入。這不僅極大地拓展了跨物種交往的時空邊界，更催生出一種以非人類生命展演為核心的數字親密關系。近年來，許多地方還在積極推動寵物友好型城市建設，其意義不只局限于基礎設施的調整，更意味著城市正在接納由人與非人共同建構的微觀生活單元。尤其是對于外來青年而言，他們得以與伴侶動物一起通過一種自然的方式融入城市空間，從而更為直觀地體驗到被接納的感覺，使他們在大都市的融入感、歸屬感得到顯著提升。

就“跨物種關系與身份的新認知”這一議題而言，隨著伴侶動物中“伴侶”內涵與外延的不斷變化，人類對于自我、他者的認知方式也發生著根本性重塑。尤其是在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范疇中，伴侶動物不再是被動的情感容器，而是擁有獨立行為邏輯的重要他人，其表達方式、日常習性乃至生命歷程都會對人們的生活節律乃至價值選擇產生影響。因此，人的身份不應先于關系確定，而是在與動物每時每刻的關系實踐中得以構建。伴侶動物也不再是被審視的對象，而是成為了一面獨特的反身棱鏡，其核心便是人類看待自己的方式，即主體身份認知（哈拉維，2025）。在與動物共同經歷衰老與死亡的過程中，人們直面生命的流逝，從而反思自身對于永恒的執念。通過觀察動物在現代生存環境中出現的適應難題，人們得以明晰“人類世敘事”所遮蔽的對于其他物種生存空間的擠壓。可以說，正是由伴侶動物帶來的反身性思考，促使人們摒棄人類中心主義的狹隘身份觀，以謙遜、平等的姿態重新審視自身和萬物的關系。這也意味著，“超越”并非抽象的理論宣言，而是在與非人類他者的互動實踐中實現對傳統倫理責任、道德屬性乃至自身存在意義的再理解。

四、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范式的中國探索

西方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興起，無疑為洞察人與非人互構而成的社會事實提供了新的分析進路。然而在其發展過程中，因受到西方社會思潮與經典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影響，后續的相關研究逐漸與最初的理論構想發生偏離，進而制約了新視角應有的解釋力與應用性。若不加辨識地將西方學術思潮視為普適真理直接套用，便會忽視內在的張力與盲點，甚至使本土研究淪為附庸。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遷不僅孕育了大量人與非人深度勾連的鮮活實踐，更催生出諸多亟待回應的新興議題。因此，本部分將以對西方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批判性反思作為起點，在系統梳理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國內學術探索現狀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兼具本土特色與全球對話能力的研究范式。這既是應對中國現實挑戰的必然要求，也是立足本土實踐推動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范式轉型的根本性任務。

（一）西方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的困境反思

西方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最初旨在審視由人類與非人類共同建構的日常生活世界，其革命性意義在于將非人之物從人類主體的認知陰影中解放出來，揭示異質性行動者相互轉譯、共同編織的社會事實。然而，這一極具革新意義的思想卻在西方“權力/權利”思潮的影響下發生了偏移。部分西方學者雖然高舉超越人類主體的旗幟，卻在行文中不加辨識地將生態危機、性別/種族等問題的根源歸因于人類主導的價值體系，而非從資本邏輯、社會制度與歷史語境的多重關聯中揭示人與非人關系異化的根源。這不但在無形中弱化了人類作為共同受害者而非主宰者的形象，更掩蓋了不同群體、地區在社會危機中承擔的差異化責任。西方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發展到后期，關于人類中心的合理批判與否定人類主體價值的激進主張之間的界限變得愈發模糊。為了在人與非人之間踐行一種徹底的對稱觀，該范式在西方后現代語境的主導下甚至衍變為“人類退位、讓物解放”的極端思想。盡管這種批判本身獲得了某種道德正當性，但是對人的背離顯然使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失去了基本的價值錨點。與此同時，在繼承經典社會學洞悉社會運行狀態、闡釋時代發展規律之學科使命的前提下，西方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范式還側重對一切人與非人互構現象的生成性意涵予以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而且與傳統社會學范式相比，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之長恰恰在于突破了將社會事實簡單歸因于單一人類主體的認知局限，相關研究通過將自然、技術、動物等非人實體納入分析語境，不僅還原出了更加完整的社會運行圖景，也使那些被長期遮蔽的深層癥結得以浮現（McLeod，2014）。然而，當研究范式的全部智識傾注于現象本身的描述以及復雜事件的解析時，反而弱化了對行動路徑的探索以及變革性方案的追問。具體而言，西方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更多集中于“是什么”“為什么”的解釋層面，卻在“怎么辦”“應如何”的實踐層面嚴重缺位。倘若長期固守這種“重解釋輕實踐、強解構弱建構”的傾向，原本的范式優勢便會逐漸淪為“無的放矢”的學術思辨。總之，上述問題不僅暴露了西方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范式受其文化語境、價值立場影響而呈現的固有局限性，也為開啟我國本土的學術探索提供了必要前提與創新空間。

（二）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中國探索

我國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雖然學者們沒有就該領域形成普遍共識，也缺乏像皮廷恩等人那樣明確要開展一項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開山學者（Pyyhtinen, 2016），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學者的缺席，相關的學術探索已然逐步展開。例如，邱澤奇（2005）在《技術與組織的互構——以信息技術在制造企業的應用為例》中就將技術視為具有“準行動者”屬性的非人實體，旨在突破傳統社會學的人類中心主義框架，論證信息技術對組織結構的重構作用。文軍（2024）在《重回“人”的新時代：構建有生命力的社會學》中也明確提出傳統社會學研究主要是以生物學意義上的人為中心，但未來人與非人的共存事實將對人的中心地位發起挑戰。此外，環境社會學、消費社會學和技術社會學等領域近年來也涌現了不少蘊含超越人類主體意涵的研究成果。相關討論雖未明確采用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理念和方法，卻已展現出鮮明的問題意識與探索活力。為了更加清晰地勾勒中國社會學界相關研究的實然圖景，下文將分別從實踐與理論兩個層面進行梳理和闡釋。

就實踐層面而言，中國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整體呈現散點式論述與本土化關照的雙重特征。一方面，中國社會學的已有研究視野廣闊，但大多分散在各個學科領域中。例如，環境領域的部分研究就突破了馴化自然的片面認知，轉而從自然與社會雙向塑造的視角探討環境問題的成因以及環保政策的制定（陳占江，2017；洪大用，2022）。技術治理領域的研究也關注到了物聯網、大數據等作為非人行動者所具有的作用，并聚焦人、技術、組織、制度等“人—非人”的異質性要素的協作效能與適配張力（呂鵬，2025）。再如，關于人與動物的討論也逐漸轉向跨物種情感關系的生成及其文化意義等議題（李升、邵雨齊，2025）。更有學者在分析城市中的人貉沖突現象時，提出要將非人動物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納入社會學的分析中心（吳迪、顧金土，2023）。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學的研究特色鮮明，主要偏向于對本土問題的觀照。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既具有與西方現代化相通的特征，也面臨著自身獨特的發展問題。中國社會學者關于社區協同治理中的轉譯實踐、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的行動者網絡建構等方面的研究，正是體現了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本土化探索的特點（文軍、陳雪婧，2023；呂方，2025）。這些學術成果不僅敏銳地捕捉到了中國社會轉型中存在的人與非人的互構經驗，也構成了中國本土研究對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貢獻。

就理論層面而言，中國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主要存在范式的適切性改造與理論的批判性反思雙重特征。一方面，國內早期的相關研究大多停留在對行動者網絡、新物質主義、后人類主義等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基礎理論的譯介、述評之上。但近年來學者們則致力于對其作出相應的調整、改造（譚宏澤，2023；王寧，2024），使具體的分析框架不僅能夠為本土經驗事實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更能夠為解讀中國語境下非人類行動者的能動性打開廣闊的闡釋空間。另一方面，隨著國內應用性研究數量的增多以及對于人與非人互構理念的逐步接納，有學者嘗試超越工具性的理論引介，圍繞人與非人的關系內核作出批判性反思（戴宇辰，2023）。亦有學者從類型化的角度出發，進一步提出了共鳴、異化、災難、化用等四種“物—人”關系范疇，形象地勾勒出人與非人之間關系的辯證內涵（鄭作彧，2023），等等。綜上所述，可以說中國學界關于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呈現了穩步向好的總體態勢，但還沒能形成相對系統的研究體系，也尚未實現理論視角的統合。這些問題既對學界構成了重要挑戰，也意味著該領域在我國擁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

（三）中國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范式轉型

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雖源于西方對后人類境況的省思，但其核心視角應用于轉型期的中國時，并非簡單的理論移植與概念套用。特別是西方社會學知識體系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語境與研究傳統，難以深刻詮釋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人與非人相互勾連的復雜事實。這就要求我們從對西方理論話語的追隨，轉向基于中國本土經驗的追問。面向未來，中國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新范式可從以下三方面展開。

第一，根植傳統文化，提煉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標識性概念。早期的社會學本土知識構建大多關注西方理論在中國的發展，后者或多或少都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于是學界主張在歷史的縱深處和源遠流長的文化中汲取養分，通過提出關鍵議題與標識性概念的方式，回答中國經驗中的獨特問題（楊典、向靜林，2022）。尤其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禮記·中庸》）、“泛愛萬物，天地一體”（《莊子·天下》）等中國傳統思想本就蘊藏著文化與物質、社會與自然間的共生智慧。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還需要與生態治理、技術下鄉、人機協作等現代化實踐進行創造性結合，進而提煉出獨具標識性的本土概念。例如，在我國傳統文化中，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始終遵循道法自然、生機合一的生態理念，由此提煉出的“生機治理論”也更能夠凸顯我國生態治理中強調人類與非人類相互生成及轉化的深刻意涵。總之，基于傳統文化提煉的標識性概念不僅彰顯了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范式的中國文明底色，也為中國學者參與國際學術討論與理論對話奠定了基礎。

第二，在“人—非人”的關系互構中，堅持以人為中心的研究導向。中國社會學自創立以來便將改善社會、促進人民的發展作為使命。無論研究視角、方法議題等如何轉換，社會學根本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始終都是圍繞人而展開的。如今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范式對于周遭物質環境、技術媒介等非人類要素的關注與重視，也是為了在人與非人的互構關系中體察、理解人類自身的生存處境與發展困境。總之，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新范式并非要提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元理論，而是希望形成一種仍然堅持以人為中心但又充滿包容性的研究洞見，探尋既尊重非人類行動者的價值又守護人類根本利益的平衡之道。

第三，立足中國本土實踐，構建行動取向的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范式。鑒于我國當前所經歷的深刻社會變革，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還需要堅持經世致用的社會學行動品格，不能僅僅止步于對國家發展與社會建設中凸顯的人與非人互構性問題作出解釋與說明，更要以實踐性的姿態介入其中，自覺承擔起破解現實困境、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比如在城市智慧治理實踐中，既要優化人與非人在技術—組織—制度間的協同適配，也要推動技術倫理規范的確立以及基礎設施的普惠供給，打造兼具治理效能與民生溫度的數智服務格局。總之，這種從西方“重解釋輕實踐、強解構弱建構”到我國“解釋與實踐并舉、解構與建構兼顧”的范式轉型，無疑會成為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本土突破性延伸。

五、總結、討論與反思

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影響下，經典社會學致力于理解人類的社會行為變遷，卻沒有對非人行動者的重要性予以足夠的認識。本文通過系統梳理和總結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的理論演進、發展特征及當代議題，清晰地呈現了這一新興研究范式的基本輪廓，并將其與本土實踐相結合，凝練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探索路徑。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拒絕在人類中心主義與物本主義之間做非此即彼的二元選擇，而是聚焦“人—非人”行動者在具體實踐中相互糾纏、彼此塑造的內在邏輯。當然，它也無意建立一門以非人行動者為核心的獨立學科分支，而是倡導一種兼具關系性與實踐性的新研究范式。面向未來，這一新的研究范式需要在扎實的田野經驗、深刻的理論對話與審慎的倫理反思之間保持平衡，并為理解和應對人與非人深度糾纏的時代貢獻社會學的智慧。

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出現并非被動的學科內省，而是社會學面對非人行動者作出的主動回應。特別是在人工智能和“Web 30”深度演化下，一些曾被視為人類專屬的核心能力，正逐漸在非生命的異質載體上實現功能化呈現，大量跨層級、跨領域、跨區域甚至跨物種的社會事實更是深刻地挑戰著社會學的傳統構思。因此，為了更好地對各種非人類對象予以全面審視、綜合分析乃至系統詮釋，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還主張發展一套能與異質性行動者對話的方法體系。事實上，拉圖爾等學者早期就曾嘗試探索一條貫通人與非人的分析路徑，卻由于過多強調行動者的二元均等性以及人與非人的強對稱性原則，引起了以柯林斯（Harold Collins）和耶爾萊（Steven Yearley）為代表的弱對稱性倡導者的質疑（皮克林，2006：17-19）。盡管當時的雙方都對文本意義上的非人能動性表示認可，但其核心的爭議點在于：何以在實踐環節中打破非人類的“緘默”？弱對稱性倡導者尖銳地指出，若非人之物的意志無法被捕捉與表達，那么所謂的對稱性就不過是研究者的自作多情，缺乏真正的實踐根基。然而，拉圖爾最終只是借助“擬客體”（quasi-objects）等含糊的概念止步于互生共現的哲學思辨，并沒能給出詳盡的操作方案（拉圖爾，2010：59）。也正因如此，當下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始終將方法論創新置于關鍵位置，致力于發展出一套不僅能在理論上申明，更能在實際中踐行的研究程式。概括而言，我們可以將其總結為研究技術的創新與傳統方法的革新。一方面，由于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從人轉移到“人—物”的糾纏，慣常使用的結構化數據和深度訪談便難以滿足研究需求，于是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開始轉向對感知型數據的采集與信息轉譯工具的擴展。無論是環境傳感器的電流脈沖、動物活動的肌肉電位還是社交媒體的語義湍流等，多模態的數據正在突破傳統社會學的認知高墻，使那些悄然運作的非人類行動得以被真實地呈現與把握。在此基礎上的非人行動者的數據分析環節則進一步延續了生成式社會科學（generative social science）的技術范式，即通過數據計算、模擬的方法，盡可能完整地還原人類與非人類行動者之間互動博弈的過程。另一方面，作為對傳統質性方法的革新，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雖然是以參與式觀察、民族志為基礎展開的跨物種知識生產，但同步引入了水下麥克風、增強現實設備（Accelerated Reader，簡稱AR）等工具，將諸如動物的聲波交流、植物的化學信號乃至電子廢物的物質降解節奏等非人類實體的“隱性表達”轉化為可識別、可闡釋的具象知識（Atchison & Head，2017），旨在突破人類獨白式的研究傳統，以更好地理解非人類的行為模式及其與人類社會的關聯。上述方法并非單純的技術手段，而是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構成要件。

從全球范圍來看，跨學科研究也成為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對此，學界需要在保持社會學想象力的同時，深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交流合作，依托學科交叉的整合優勢，使研究過程從單純依靠人類語言闡釋的慣習中解放出來，擴展跨物種分析視角。具體研究工作的開展也需要整合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的思路，基于多樣化的數據擬真、解碼，系統捕捉人與非人行動者間的動態交互過程，最終形成一個多維度、立體化的研究進路。這種跨領域的知識重組不僅是突破人類中心認識桎梏的內在要求，更是回應技術奇點與生態臨界革命的關鍵所在。與此同時，方法論的革新也伴隨著相應的挑戰，如方法進步導致的數據殖民、算法偏見、表征暴力、認知剝削等風險，以及腦機接口對非人類生物可能造成的痛苦等，這意味著方法論創新必須與研究過程的反思、權力關系的洞察、責任歸屬的追問緊密結合，確保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在工具主義盛行的時代，始終保持對非人類主體的道德關懷以及社會價值理性的堅守。

限于篇幅，本文的部分內容未能充分展開。但可以肯定的是，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本土化探索注定是一個充滿挑戰的過程。這不僅是因為議題本身的碎片化特征，更在于研究涉及的大量非人類事實往往相互交叉、彼此重疊。因此，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如何明確自身定位，規避因對象泛化、身份模糊所造成的困境？又該如何突破傳統建構主義的思維局限，實現對非人類的“非擬人”“非表征”呈現？相較于地理學界對非人類、超越人類等議題的重視程度，超越人類主體的社會學研究的受關注度偏低，那么日后又該如何有效提升學界認同度，使之逐步融入主流社會學視野？凡此種種，都需得到社會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反思，諸多未竟問題也有賴于更多學界同仁日后的共同參與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