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回溯｜社會空間：從齊美爾到戈夫曼

劉思達

香港大學

法律學院教授

社會學系禮任教授

社會空間：從齊美爾到戈夫曼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4期

作者 | 劉思達

責任編輯 李榮榮

本文從齊美爾、帕克、戈夫曼三位社會學家筆下的社會空間入手，對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傳統中關于社會空間的經典論述進行分析和梳理。對于齊美爾和芝加哥學派而言，社會空間的存在基礎是行為主體之間的社會互動，而社會實體和結構都是從這些互動過程中產生的。這個理論傳統強調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相互依賴性，對于社會空間的假設具有內生性、時間性兩個重要特征，并注重空間與人類情感的關聯。

一、引言

在社會學自19世紀興起至今的一百多年里，社會學家們的空間想象從未間斷過。“空間”二字的社會學意涵從物理和地理上的初始意義逐漸延伸到了更為抽象的“社會空間”，這在幾位法國社會思想家的筆下最為明顯。無論是布迪厄的“場域”還是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或是列斐伏爾所謂的“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都已經遠遠超出地域和物理距離對空間的限制，而在這個概念里融入了權力、生產、建構、互動等各種社會意涵（Bourdieu & Wacquant，1992；Latour，2005；Lefebvre 1991/1974）。除了這些影響深遠的法國理論之外，還有另一個關于社會空間的理論傳統，即由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和美國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所開創的關于“社會形態”和“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的研究（Simmel，1971，2009；Park & Burgess，1969/1921）。然而，齊美爾與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品味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不太重視理論的系統化，更不會像布迪厄那樣勤勉地將自己的一套理論詞匯不厭其煩地應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直到21世紀初的今天，在這個從齊美爾到帕克、戈夫曼再到阿伯特等當代社會學家的理論傳統中，關于社會空間的論述始終沒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梳理和分析，無論在漢語學界或英語學界都是如此。

齊美爾和芝加哥學派的社會空間不是以權力關系或階級斗爭為基礎，也不是將社會結構作為理解空間的根本要素，而是以特定時空之下的社會互動過程為基礎，強調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相互依賴性，具有內生性和時間性兩個特征。這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傳統和布迪厄的場域理論都存在顯著差異。本文并不試圖對這個社會學傳統超過一個世紀的理論文獻進行全面綜述，而是將關注點集中于該理論傳統的三位最具代表性的作者，即齊美爾、帕克與戈夫曼，從這三位社會學家筆下的社會空間入手，揭示空間和時間對于理解各種具體與抽象的社會形態的意義和作用。之所以選取這三位理論家進行分析，不僅因為他們是同一社會學傳統在三個不同時代的代表人物，更因為三者的社會理論雖然看似各成一派，但其對社會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基本假設其實是一脈相承，而這種理論傳承在三位作者關于空間的論述中尤為明顯。下文的討論主要使用幾個經典文本作為分析材料，包括齊美爾《社會學：關于社會形態建構的研究》第一卷的第九章《空間與社會的空間秩序》（Simmel，2009），帕克與伯吉斯、麥肯齊等人合著的《社會學科學導論》《城市：有關城市環境中人類行為研究的建議》等文獻（Park & Burgess，1969/1921；帕克等，2016）以及戈夫曼的《精神病院》和《公共空間的關系》的第二章《自我的領地》（Goffman，1961，1971）。

在對三位社會學家的空間理論分別展開論述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下社會空間的定義。雖然社會理論界對于這一概念有不同的稱謂，如布迪厄的“場域”或者芝加哥學派的“生態系統”，但在最為抽象的意義上，一切社會空間都有三個基本構成要素：（1）行為主體；（2）空間位置；（3）行為主體與空間位置之間的聯結關系（Abbott，2005；Liu & Emirbayer，2016）。這三個要素分別體現了社會空間與“社會結構”“社會系統”“社會網絡”三個常用概念之間的區別——社會結構關注的是社會生活的組織結構，而非身處結構之中的行為主體的自主性；社會系統關注的是行為主體在功能性系統中的角色和功能，而非其空間位置；社會網絡關注的是行為主體彼此之間的紐帶，而非行為主體和空間位置之間的聯結。與此相對，社會空間關注的核心問題恰恰是行為主體和空間位置如何聯結，而這些聯結的方式及其變化決定了整個空間的社會結構與歷史變遷過程。

二、齊美爾的社會形態

對齊美爾而言，社會學研究歸根結底是關于社會形態的研究。在他的著作里，“形態”（form）一詞有三種不同卻又彼此相關的意涵：（1）幾何意涵，如形狀、配置、結構、位置、圖形等；（2）先驗意涵，如前提、表現、意識、可知性等；（3）生命意涵，如生長、能量、更新、活力、流動等（Silver & Brocic，2019）。其中幾何意涵在齊美爾的社會空間理論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但其他兩種意涵也對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想象力和研究進路產生了重要影響。齊美爾認為，社會學的學科定位應當是社會科學中的幾何學，其基本任務是研究社會的各種“從具體現實中抽象出來的”形態（Simmel，1950：11），而把關于這些形態所承載的實體內涵（content）的研究留給政治學、歷史學等其他相關學科。當代美國社會學家埃里克森就此問題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齊美爾的社會學研究的是一個花瓶的形狀，而不是這個花瓶里裝的究竟是什么液體，而更重要的是，“一個花瓶的形狀并不取決于其中所承載的液體”（Erikson，2013：225）。同樣的社會形態可能對應不同的內涵，“正如太陽、雪球、籃球都是圓的一樣”（Silver & Brocic，2019：118），而不同的社會形態也會對其所承載的內涵產生影響。這個獨特的研究進路與馬克思、涂爾干、韋伯等其他幾位社會學奠基人都有顯著區別，因為它既不強調權力斗爭，也不強調社會團結，更不會為社會的發展方向指出某一條道路，而是專注于描述社會生活的各種基本形態及其變化過程。

社會形態雖然是一個抽象概念，卻并非靜態，而是在社會互動過程中產生和變化。齊美爾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只有在空間里才能實現，“如果在某種空間邊界之內的一些人彼此孤立地生活，那么每個人只是用他們的物質和活動來充滿自己的空間，而這個空間和相鄰的空間之間是未被充滿的空間；實際地講：什么也沒有”（Simmel，2009：545）。與此同時，空間也只有通過互動過程才獲得了社會學意義，康德將空間定義為“聚在一起的可能性”（Simmel，2009：545），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學的定義，正是人與人之間的各種聯系和互動讓彼此相聚成為可能。因此，社會空間與社會互動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只要存在社會互動過程，就必然涉及行為主體之間的邊界問題。齊美爾認為，“設置人們之間邊界的并非土地或財產，也并非城市和鄉村的街區，而是實施互惠行為的居民或所有權人”（Simmel，2009：551）。也就是說，只有當個人之間或群體之間開始進行社會互動，社會學意義上的邊界才會逐漸形成。因此，“邊界不是一個有社會學效果的空間事實，而是一個以空間方式形成的社會學事實”（Simmel，2009：551）。齊美爾關于“邊界”概念的社會學解讀與20世紀后期吉爾林關于科學社會學的“邊界工作”（boundary-work）概念（Gieryn，1983）和阿伯特關于職業社會學的“管轄權”（jurisdiction）概念（阿伯特，2016）相似，強調的都是邊界的空間意涵，而不同于當代西方社會學中以拉芒和韋莫爾為代表的將邊界作為種族或階級之間的認同差異的另一種解讀（Lamont，1992，2000；Wimmer，2013）。阿伯特關于“邊界的事物”（things of boundaries）的論述則更為明顯地繼承了齊美爾的社會形態視角，認為邊界并不只是事物之間的分界線，而是塑造了個人、群體、組織等社會實體的實質內涵，當邊界被連結成某種形態時，才產生了社會實體（Abbott，1995）。

關于邊界對于社會空間的意義，齊美爾做了一個十分形象的比喻，認為這就像畫框對于一幅藝術作品的作用一樣：“框架宣稱在它里面有一個具有自身規范的世界，一個不會被周邊世界的決定因素和動態影響的世界；它象征著藝術作品的自給自足性，同時又因其本質而強調了周邊的事實和印記”（Simmel，2009：548）。同樣，邊界一方面將一個社會空間與周邊世界分隔開，保證了社會空間是“內在粘合的”，而另一方面，社會空間“這個互動的統一體，其中各個元素之間的功能關系都在框架的邊界上獲得了空間表達”（Simmel，2009：549）。這個畫框的比喻充分體現了齊美爾對社會空間“內生性”的假設，即社會空間相對于周邊世界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自主性的。因為邊界的存在，雖然社會空間也會打上外部環境的“印記”，但其社會結構歸根結底是由內部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所決定的。下文的分析將會顯示，這個內生性假設在帕克、戈夫曼等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關于社會空間的論述里也一直存在。

除了邊界之外，齊美爾的社會空間理論中另一個核心概念是社會距離。當代西方社會學界對于社會距離的理解往往基于社會網絡分析的視角，尤其是齊美爾關于“二元群體”（dyad）和“三元群體”（triad）的論述（Simmel，1950），甚至還有布萊克這樣的社會理論家試圖以實證主義的方式對社會距離進行科學測量（Black，2000）。事實上，齊美爾筆下的社會距離與人的情感和精神狀態緊密相關，并非一個超脫于行為主體之外的客觀概念，這一傾向在他的名篇《大都市與精神生活》里清晰可見（Simmel，1971：324-339）。與涂爾干關于社會團結的論述相對，齊美爾對于人性的基本假設明顯更為消極，他雖然強調社會互動，卻并不認為每個人都想要積極地與其他人進行更多的互動，大都市生活中常見的厭倦或冷漠態度正是人們保持社會距離、逃避與他人互動的傾向最好的體現。

社會距離與人類情感之間的聯系具有時空性，會同時受到時間和空間的約束。齊美爾認為，當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過于接近時，有可能產生“最令人興奮的歡樂”，也有可能帶來“最無法承受的壓迫”（Simmel，2009：569）。而空間距離經常會與時間距離共同對人的情感產生作用，例如情侶之間的短暫分離或許會觸發“小別勝新婚”之類的強烈情感，但倘若分離的時間延長，彼此的情感就會逐漸冷淡甚至變得漠然（Simmel，2009：568）。齊美爾舉的另一個例子是朋友和鄰居：“和鄰居做朋友是件好事，但和朋友做鄰居就危險了。友誼關系中的相近性幾乎都包含著某種距離；空間上的疏遠替代了用以維系持續接觸所需要的內在距離的那些經常讓人很尷尬和心煩的規則”（Simmel，2009：569）。而在那些無法保持物理空間距離的人之間，例如家庭成員之間，經常會建立最嚴格的倫理道德規則，以防止發生亂倫等破壞風俗的行為。

通過對邊界和社會距離的討論，齊美爾試圖呈現的社會空間意象已經基本清晰：這是一個具有內生性、基于社會互動、與人類情感密切相關的空間，位于社會空間之內的行為主體所受到的約束不僅是空間性的，也是時間性的，只有在時空的特定約束下才能充分理解行為主體之間的社會互動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社會形態是一個超越實體內涵的抽象概念，但對社會空間形態的研究卻并非一種脫離社會語境的邏輯推演，而是在具體的物理空間里觀察和理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過程及其時間演變。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雖然緊密相關，二者卻不能混為一談。上文所舉的鄰居和朋友的物理距離與社會距離之間的差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外，上文提到的社會形態的生命意涵恰恰意味著形態有一個生命過程，“從互動的流動之中有創造性地出現，賦予方向和能量，但也有可能變得窮盡，以至于激發對更新（renewal）的探尋”（Silver & Brocic，2019：118）。正如物理空間的形態會隨著戰爭、城市化等社會變遷過程而改變一樣，社會空間的形態同樣會不斷生長和變化，可以誕生，也可以消亡。

齊美爾的空間視角與布迪厄的場域理論有著顯著區別。場域是一個想象出來的虛擬空間，幾乎不受物理空間的約束，而只是行為主體和空間位置之間的一種關聯關系，場域中的位置只有在被某個人或某個群體占據時才有意義（Liu & Emirbayer，2016）。與此相對，齊美爾筆下的社會空間是以物理空間和時間為基礎的，因此不一定在每個空間位置上都有行為主體存在，這也就是他所說的“虛無空間”（empty space）。齊美爾認為，虛無空間對于社會群體而言既是分界也是聯結，“兩個族群之間的虛無、未占的邊界地帶是商業或其他流動的中立區域，它是此類結構中最簡單的，具有純粹的、最清晰的消極性質，因此作為它所象征的彼此對立的因素之間的這個獨特、分化的關系形態的手段，最終，虛無空間本身成了社會學互動的一個工具和表達”（Simmel，2009：620）。也就是說，虛無空間的存在恰恰為社會互動提供了可能性，行為主體在社會空間內的流動正是以空間位置可以不被任何人占據為前提，而如果一個空間之內的所有位置都已經被占滿的話，流動就無從談起了。這個關于虛無空間的解讀體現了齊美爾與布迪厄的社會空間理論之間的一個根本區別——場域的本質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結構性空間，不以社會互動和流動性為前提，而后者恰恰是齊美爾空間理論的核心，后來在芝加哥學派對社會空間的論述中也一直被傳承下來。

三、帕克的人類生態學

作為美國社會學歷史最悠久的學術傳統，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理論和研究方法都受到齊美爾的顯著影響，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首先，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斯莫爾（Albion Small）和領軍人物帕克都曾在當時代表歐洲學術最高水平的德國訪問或留學，其間與齊美爾熟識，并將他的社會學思想帶回美國。其次，芝加哥是20世紀初期美國最重要的移民城市之一，聚集了來自歐洲和世界各地的諸多族群，人口具有極強的流動性和異質性，各種社會互動形態層出不窮、五彩繽紛，這為托馬斯（William I. Thomas）、帕克等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應用齊美爾關于社會形態與社會互動的理論視角提供了經驗基礎。與歷史悠久、結構相對穩定的歐洲社會相比，20世紀初期美國的族群關系重構與國家形成過程密切相關，而不同族群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空間分化和社會關系形態都與齊美爾以柏林為原型所描述的大都市生活有所不同，這在帕克和芝加哥學派關于城市的研究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帕克等，2016）。

就社會空間理論而言，芝加哥學派的重要貢獻是提出了“人類生態學”的研究進路，并以此為核心發展出了一系列關于理解社會空間內互動過程的概念與分析工具。雖然帕克經常被認為是人類生態學的創始人，但事實上，這個借鑒了生物學理論的社會學研究進路是帕克和伯吉斯、麥肯齊等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和學生們共同創立的。在收錄于《城市》一書的一篇早期文章里，麥肯齊對人類生態學作出一個經典定義，即“從環境的選擇、分配與適應能力對人類的影響著眼，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空間關系與時間關系”（麥肯齊，2016：77）。而帕克在題為《人類生態學》的另一篇文章里認為，“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作為地域單位的社會只不過是一個區域，其中的生物性競爭衰落了，而為了生存的斗爭呈現出更加高級和升華了的形態”（Park，1936：7）?？梢?，人類生態學的一個根本假設就是把人與社會互動放在空間和時間里來理解。與齊美爾關于社會互動的論述相比，帕克等人的論述雖然加入了一些20世紀初美國社會科學界頗為流行的生物學元素，但二者的理論進路是一脈相承的。這個根本假設在麥肯齊文中的這段話里得到更為清晰的闡述。

人類生態學根本的興趣在于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面研究區位（position）對人類制度與人類行為的影響?！吧鐣梢恍┛臻g上相互分離，分布在不同區域，并具有獨立遷移能力的個體所組成。”人與人之間的這種空間關系是競爭與選擇的產物，并且當新因素進入擾亂原有競爭關系，或者有助于產生流動性時，這種空間關系還會不斷地發生變化。為了適應某種特定的空間關系，人類制度與人性本質也會發生某些改變。當這些空間關系發生變化時，社會關系的物質基礎也發生了變化，因而產生諸多社會與政治問題。（麥肯齊，2016：77）

所謂“區位”，正是指行為主體在空間中的位置和分布，而此處的“空間”既是社會意義上的，又是物理和地理意義上的，因此空間關系的變化才會引發“社會關系的物質基礎”的變化，從而產生社會和政治意涵。必須強調的是，區位并非一個靜態的概念，而是基于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社會互動過程來確定的，這也正是人類生態學所關注的重點。相比之下，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中雖然也有類似的“位置”（position）概念，但場域中的位置并非源于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而更多地是由場域自身的社會結構所決定的（Liu & Emirbayer，2016）。

帕克和伯吉斯在《社會學科學導論》（Park & Burgess，1969/1921）一書中提出了社會互動的四種基本形態，即競爭、沖突、順應與同化。在這四種形態之中，競爭具有最根本性的地位。如帕克所言，“競爭在人類（像動植物一樣）社區中運作，當社區平衡被某些入侵因素的出現或者其自身的生命史所打破時，產生并恢復這個平衡”（Park，1936：7）。帕克認為，沖突、順應、同化、支配、演替等其他互動形態的根源都是物種或人群之間的競爭，但它們有時會表現為一種更為高級的形態，即“為了權力和聲望的斗爭”（Park，1936：10）。這個把人類權力斗爭的根源歸結于生物性競爭的理念同韋伯、布迪厄等社會學家強調壓迫與服從的權力理論形成了鮮明對照，在當代芝加哥學派的理論論述中也有所體現。例如，阿伯特就曾明確指出，他關于職業之間管轄權沖突的職業系統論（阿伯特，2016）不是一個權力模型，而是一個競爭與平衡模型?！盁o論一個職業的權力有多強大，提供劣質服務的職業都不可能一直排斥外來競爭者，平衡的力量會最終獲勝”（Abbott，2005：135）。

然而，芝加哥學派所謂的競爭并不等同于生物學意義上的物競天擇或者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競爭。帕克和伯吉斯認為，社會接觸引發了互動，而“在嚴格意義上，競爭是沒有社會接觸的互動”（Park & Burgess，1969/1921：507）。產生這一邏輯悖謬的原因在于，人類社會中的競爭總是與沖突、順應、同化等其他互動過程混雜在一起。于是，帕克和伯吉斯提出了一個新概念——“競爭性合作”（competitive co-operation），來描述競爭所創造的這個“其中每人各自追求自我利益，卻又不得不把其他人變成達到目的之手段的非個人的社會秩序”（Park & Burgess，1969/1921：508）。這個基于競爭的社會秩序雖然超越了個體利益的約束，卻還要受到習俗、法律、傳統等文化過程的限制，而并不只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競爭。此外，競爭和沖突這兩個互動形態是相輔相成的，“競爭決定了個體在社區中的位置；沖突確定了他在社會中的地位。位置、區位、生態性的相互依存——這些都是社區的特征。地位、服從與優越、控制——這些是社會的顯著特征”（Park & Burgess，1969/1921：574-575）。

除了競爭、沖突、順應、同化這四種基本社會互動過程之外，帕克和伯吉斯在《社會學科學導論》一書中還強調了另外一個概念：孤立（isolation）。孤立是社會接觸和互動的反面，人相對于社會群體的絕對孤立是無法想象的，但正如地理學意義上的孤立意味著空間分隔，孤立在社會學意義上的本質特征是排除溝通。帕克和伯吉斯認為，“在分析任何群體的生活史時，都會發現它既包含孤立的元素，又包含社會接觸的元素。作為一個群體的成員意味著與圈內其他參與者的接觸增加，但與圈外人的接觸減少。孤立因此是保存個體性與統一性的一個因素”（Park & Burgess，1969/1921：229）。可見，孤立并不只是一種靜止狀態，而是隔離（segregation）這個減少接觸的動態過程的結果，恰恰是隔離與孤立的社會過程導致社會群體之間產生了齊美爾所說的無人占據的虛無空間。帕克和伯吉斯認為，歷史上各個國家和族群的形成就是孤立的一個后果，因為地理上的分隔造成族群之間的彼此孤立，而這正是不同種族與文化形成的前提條件。當代美國社會學界的某些研究種族問題的學者將帕克的人類生態學解讀為一個種族主義的線性演進過程，即各個族群之間從孤立到競爭、沖突再到順應，最終實現白種人對其他種族的同化（Morris，2015）。這其實是一種嚴重的誤讀，因為帕克和伯吉斯的這些概念之間并不是線性關系，也不存在演進目標，而是位于同一社會空間內的行為主體之間的多樣化互動過程，與行為主體的空間位置（即“區位”）密切相關。

除空間內部的這些互動過程外，社會空間的演變還會受到外部生態變化的影響，例如麥肯齊在研究城市社區變遷時所說的“入侵”和“適應”。麥肯齊認為，人類社區中“人口的形成、區隔分化和聚集都是一系列入侵過程的結果”，“入侵既可能是針對某個未被占領、無人居住的區域，也可能是針對那些或多或少都已有人占據、居住的區域”（麥肯齊，2016：87-89）。顯而易見，這個關于入侵的論述體現了20世紀初期大量移民涌入芝加哥及其他美國大城市的社會現實，但其中更重要的理論觀點在于，入侵在社會空間里所引發的適應過程是各社會群體之間分化整合的一個原動力。如麥肯齊所言：“持續的入侵與適應過程會使社區內部形成各種界限明確的區域，它們都有自己獨特的篩選標準和文化特征”，“社區內的每一個群系或生態系統都如同一個具有篩選性的磁力，吸引與其相適應的人口，并排斥某些不協調的個人和群體，從而使城市人口在生物學和文化層面上發生分化”（麥肯齊，2016：90-91）。伯吉斯以芝加哥為原型提出的關于城市社區分布的“同心圓模式”所描繪的并非一個靜態地圖，而是在這些社會互動過程中產生的動態性的城市空間結構（帕克等，2016）。

可見，芝加哥學派的人類生態學視角一方面秉承了齊美爾的社會空間理論，另一方面卻也對其進行了重要改造，尤其是借鑒了20世紀初方興未艾的生物學理論，將人類社會與動植物生態系統類比，使用民族志等質性研究方法，對各個族群在人類社區里多樣性的生長、競爭和互動過程進行描述和分析。對于社會空間理論而言，人類生態學不但提出了競爭、沖突、順應、同化、孤立、支配、演替等一系列描述社會互動過程的基本分析概念，而且將分析單位從個人或群體之間的互動擴展到社區、城市等更大尺度的社會實體，并以芝加哥這個當時正在高速發展的城市為實驗室，從社區、族群、職業群體等多個側面展現出社會空間中互動過程的普遍性與多樣性，描繪出人類生活多個層面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值得注意的是，與二戰后第二代芝加哥學派的符號互動論（Blumer，1969）和戈夫曼的社會理論對于微觀互動的專注相比，第一代芝加哥學派的生態理論的應用范圍并不局限于微觀層面。因為從社會互動的角度講，個人、群體之間的互動與組織、國家之間的互動的基本社會形態并沒有太多差別。帕克所說的“競爭性合作”在微觀的個人、群體之間或宏觀的組織、國家之間都同樣存在。甚至可以進一步講，所謂“微觀”與“宏觀”的分析層級差異在芝加哥學派的理論視角下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社會實體之間的互動形態，以及這些互動在時間和空間里如何延展。

四、戈夫曼的個人領地

雖然人們經常將戈夫曼與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布魯默（Herbert G. Blumer）、施特勞斯（Anselm L. Strauss）等人一同視為符號互動論的代表人物，但事實上，戈夫曼的社會理論與布魯默所開創的符號互動論之間是有顯著差別的。在1980年的一次訪談中，戈夫曼把自己稱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結構功能主義者”和“一個秉承了休斯傳統的城市民族志研究者”，而拒絕使用符號互動論這個標簽（Verhoeven，1993：318）。他認為包括貝克爾（Howard Becker）、弗萊德森（Eliot Freidson）和他本人在內的于20世紀40年代就讀于芝加哥大學的那一代社會學家幾乎都受到休斯（Everett Hughes）的重要影響，他們所從事的研究是“社會民族志”，而提出“符號互動論”這個概念的布魯默卻對民族志不感興趣。戈夫曼甚至認為，布魯默的那種符號互動論的最大弱點在于它是“抽象的”“缺乏實質的”和“反系統的”，沒有為結構、組織或樣態（pattern）留下任何余地，僅僅是一種“批判性的、原始的研究進路”（Verhoeven，1993：331-334）。與此相對，戈夫曼認為自己的社會學認識論是“老派、保守和質樸的”（Verhoeven，1993：327），對社會秩序與社會過程都有同樣的關注，而這個不同于符號互動論的理論進路在他關于社會空間的論述里體現得尤為明顯。

在《精神病院》一書中，戈夫曼提出了著名的“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概念，即“一個讓許多處于相似地位、與外部社會脫節一段時間的人一起過一種封閉的、受到正式管控的生活的居住和工作場所”（Goffman，1961：xxxi）。除精神病院外，全控機構的例子還包括監獄、軍隊、集中營、寄宿制學校等。戈夫曼認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空間安排就是人們“在不同的場所里睡眠、娛樂、工作，與不同的參與者在一起，受制于不同的權威，而不存在一個全面理性的計劃”（Goffman，1961：5-6）。然而，全控機構在家庭與外部機構這兩個世界之間“創造并維系了一種特殊的張力，并用這種張力來作為對人實施管控的策略杠桿”（Goffman，1961：13）。進入這類機構里的人要經歷一個“自我屈辱”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自我的“領地”（territories）會遭到各種身體上和人際關系上的侵犯與污染。與此同時，每個機構成員也會進行相應的“次級調整”，即從事那些并不直接挑戰工作人員的權威但可以獲得被禁止的滿足感的實踐行為，如監獄中犯人對違禁物品的使用和交換。而次級調整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兄弟化”過程，讓原本社會距離較遠的個體之間相互支持，從而逐漸形成共同的“反道德規范”，以對抗全控機構將他們強制塑造成“單一、平等的命運共同體”（Goffman，1961：56）。在這個意義上，戈夫曼將全控機構比喻為“一個顯現出許多小島的死海，在島上有生動、引人入勝的活動。這些活動可以幫助個人忍受自我被攻擊所產生的心理壓力”（Goffman，1961：69）。

與上文提到的齊美爾的畫框比喻類似，戈夫曼的全控機構也是一個具有高度內生性的社會空間，人們一旦進入這個機構，就與空間之外的環境隔離開了。事實上，帕克等第一代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的人類生態學研究中也有這個潛在假設，即把芝加哥這個城市視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空間，關注點只集中于空間內部的人群與社會互動，卻不太考慮空間之外的環境因素對這些互動過程的影響。唯一的例外或許是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的經典著作《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Thomas & Znaniecki，1995/1918），其中涉及這些農民在歐洲故鄉的生活。而戈夫曼在《精神病院》一書中所描繪的全控機構則更進一步將空間與環境完全區隔開，甚至連行為主體在外部環境中獲得的身份認同也要在自我屈辱的過程中被逐漸抹去，最終實現機構對人的“全控”。

然而，正如戈夫曼的“死海”比喻所揭示的，全控機構里也有“地下生活”，“機構的地下生活對于社會建制而言就像黑社會（underworld）對于城市而言一樣”（Goffman，1961：199）。每個機構成員的世界都分為三種不同空間：接觸不到的空間、被監控的空間和自由場所。那些對大多數人而言接觸不到的空間卻是少數人的自由場所，而每個機構成員都會在自由場所或“群體領地”中逐漸形成“個人領地”。戈夫曼的“領地”概念傳承了芝加哥學派人類生態學對于區位的關注，但與帕克和伯吉斯等人筆下的城市中各個族群的區位相比，全控機構中的群體領地與個人領地等空間的社會性更強、物理性更弱。更重要的是，領地這個概念具有很強的主觀性，每個機構成員的各種領地都有所不同，同一個物理空間有可能同時是一個人的自由場所，卻是另一個人的被監控空間，也可能在不同時間成為不同成員的個人領地。

社會學界對于戈夫曼的研究汗牛充棟，但他對于領地的獨特論述以及該論述對社會空間理論的發展卻并未受到廣泛關注。本節對戈夫曼的討論集中于這一核心概念，正是為了深入闡釋他對社會空間理論的獨到貢獻?！毒癫≡骸烦霭媸曛?，戈夫曼在另一篇文章《自我的領地》中將關于個人領地的理論進一步發展成熟（Goffman，1971）。在這篇文章的開頭，戈夫曼寫道：

在社會組織的中心位置是主張（claims）的概念，圍繞著這個中心，研究者必須恰當地考慮維系它們的環境變遷……有一種主張變得至關重要：這就是為了“領地”而施加的主張。這個源自行為學的概念似乎很貼切，因為主張并不是關于某件單獨和具體的事，而是關于事物的一個場域（a field of things）——關于一個禁區（preserve）——因為這個場域的邊界是被主張者日常性地巡邏和防御的。（Goffman，1971：28-29）

一個人的領地有可能是固定的，如房子、院子等，也有可能是情境化的，如公園的長椅或餐館的桌子，只在某個時間段屬于某個人。另外，領地還有可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禁地，跟著要求者移動，他本人位于中心”（Goffman，1971：29），如錢包、書包或手機等隨身攜帶的物品。但無論是哪一種領地，都是一個需要被“巡邏和防御”的“事物的場域”。而與上文提到的麥肯齊關于城市社區的入侵和適應的論述相似，其他人對個人領地的侵犯以及由此引發的互動過程正是形成社會空間邊界的一個關鍵。戈夫曼認為，對領地的侵犯包括兩種不同的“罪”：一種是“入侵”，指一個人闖進一個他本無權進入的領地或者污染了一個禁區；另一種是“妨礙”，指一個人將他對領地的要求擴展到一個更大的區域，以至于讓周圍的人感到他們侵犯了他的領地，盡管事實未必如此（Goffman，1971：50-51）。例如，一個人在地鐵車廂里用自己的隨身物品占了多個座位，或者用手機大聲放音樂，就是對身邊其他人領地的一種妨礙，雖然他似乎并未直接入侵別人的個人領地。

可見，戈夫曼關于領地的論述秉承芝加哥學派的人類生態學視角，從對空間位置的界定和爭奪入手來理解社會的組織變遷。但戈夫曼的獨到之處在于，他以行為主體的自我為中心重新解讀了社會空間的不同位置，在《自我的領地》一文中發展出了八類不同的個人領地：個人空間、落腳之處、用途空間、次序、外套、占有領地、信息禁區、談話禁區。

個人空間是“環繞一個人的空間，如果其他人進入的話，會使這個人感到被侵犯，進而表示不快，有時甚至會退出”（Goffman，1971：29-30）。個人空間的邊界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會隨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不斷變化。例如，當你進入一部人很少的電梯時，個人空間是十分寬敞的，而隨著電梯里乘客的增多，每個人的個人空間邊界都要不斷調整。反之，如果一個擠滿了人的車廂里忽然有很多人下車，那么還在車上的乘客就會“顯得有些不自然，因為他們必須同時面對兩種相反的傾向——獲得與其他人的最大距離，并且不做出會冒犯別人的回避行為”（Goffman，1971：32）。

落腳之處是指那些人們可以對其提出暫時的占有主張的空間，如舒適的椅子、能看風景的書桌、電話亭，等等。對個人而言，雖然無法與個人空間相分離，卻可以暫時離開落腳之處。此外，個人空間很難與他人分享，但落腳之處卻經?？梢员粠讉€人一起要求，如一個球場或劇院的一個包廂。落腳之處的邊界一般是比較明確的，不像個人空間的邊界那樣經常變化。用途空間則是指處于一個人身旁的空間，因為某種顯而易見的用途而被他人尊重。例如，畫廊里有人站在一幅畫前面欣賞，其他人路過時就會盡量避開這個人的視線與那幅畫之間的空間。同樣，當一名運動員在健身房在使用某種器械時，或者一名工人在工地上施工時，其他人也會盡量避開這些用途空間。與落腳之處不同，用途空間的存在是情境化的，其邊界也并不明確。

次序是指在某個具體情境下根據某種規則讓一個人獲得相對其他人的好處的秩序，如“女士兒童優先”“頭等艙乘客優先”“先到先得”等。次序不僅需要一個排序規則，還需要一個主張機制，如乘客名單等。當排隊的人用自己的身體形成一種次序時，每個人都既要維護自己在次序中的位置，又要維護自己的個人空間，在隊列排得很緊湊的時候尤其如此。

外套是指遮蔽住身體的皮膚和衣服。這或許是戈夫曼的八類個人領地中最為怪異的一種，因為這些所謂“外套”其實就是個人的一部分，是“最純粹的自我中心領地”（Goffman，1971：38）。戈夫曼認為，在不同文化情景中人體不得侵犯的部分也有所不同，例如美國中產階級社會并不在意對胳膊肘的侵犯，卻很在意對人體其他一些部位的侵犯。占有領地則是指那些屬于某個人的物品，無論這些物品在哪里，如夾克、帽子、手套、手機、書包、包裹等。此外，對某些設備的控制也是一種占有領地，如對收音機、電視機、溫度、窗戶、燈光等的控制。戈夫曼甚至把孩子也視為父母的一種占有領地，因為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時，孩子就像是他們的個人物品一樣。

信息禁區是指那些存儲一個人不想讓他人知道的信息的空間，如墨鏡、口袋、錢包、信件等，這些信息既包括生理特征，也包括其他個人隱私。談話禁區則是指一個人控制自己談話圈子的權利，包括誰能讓他開口講話，以及談話內容不被圈外的人知道的權利。在21世紀的網絡虛擬空間里，信息禁區和談話禁區在各種電子設備、社交媒體上也隨處可見，例如手機聊天記錄和微信群、朋友圈，等等。

如果從理論的嚴謹程度來衡量，戈夫曼對個人領地的分類存在一些十分明顯的問題。例如，同一件衣服既有可能是外套，又有可能是占有領地；所謂次序并非一個空間，它所描述的其實是社會空間中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相對區位的社會形態；至于把孩子與個人物品相提并論，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雖然從占有和控制的角度講二者確有相似之處，但這一類比完全忽視了孩子作為人的能動性。然而，這八類個人領地的引人入勝之處正是從自我的主觀感受出發，將社會空間從外部環境對個體的結構性約束轉變為以自我為中心的、情境化的領地，并在對這些五花八門的領地的分析和論述中，生動地勾勒出環繞著每個人的各種空間形態以及關于這些空間的社會互動過程。

如前所述，關于個人領地的互動過程是由他人的侵犯所引發的，而為了保護自己的領地，人們會在個人領地上作各種“標記”。標記的種類很多，有些是“中心標記”，將標記周圍的空間都變成個人領地，如座位上的書包、吧臺上的一杯酒等。戈夫曼甚至認為，人的身體其實就是個人領地的一個中心標記。還有些是“邊界標記”，用來在兩個相鄰領地之間劃界，如劇院相鄰座位之間的扶手、超市結賬時兩位顧客的物品之間的隔斷等。另外還有些是“烙印標記”，即在一個物體上留下簽名等印記以顯示對其占有，如將名字或圖案印在衣服、設備、牲畜甚至奴隸身上。關于標記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作為標記的東西往往是不安全的。以上文提到的落腳之處為例，要占領一個落腳之處，一個人就必須將個人物品作為標記置于被盜的危險之中，而在盜竊猖獗的地方，落腳之處就會比別的地方更少。

與齊美爾較為抽象的社會形態概念相比，戈夫曼對于社會空間的理解從個人感受出發，將空間與身體、物品等具體事物聯系起來，極大地模糊了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界限。而當分析單位從第一代芝加哥學派所關注的族群和社區變為個人之后，關于領地的互動就不僅是競爭、沖突等一般性社會過程，還加入了人的心理和觀察等主觀因素。從這個角度講，戈夫曼的個人領地理論其實彌補了帕克和伯吉斯的人類生態學的一個重要缺陷，即將空間互動視為類似于植物生長和繁衍的消極演變過程，而不太考慮人的認知和感受。在戈夫曼筆下，不僅能讀出人類生態學的空間互動傳統，源于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詹姆斯（William James）、米德等學者的美國實用主義社會心理學傳統也依稀可見，而這正是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另一塊理論奠基石。

戈夫曼晚年為1982年美國社會學協會年會所寫的會長演講中提出了“互動秩序”的概念，認為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互動過程形成了“社會情境”，而社會情境是互動秩序的基本分析單元（Goffman，1983）。他認為，面對面互動過程的重要特征是“被空間相對約束，并且被時間絕對約束”（Goffman，1983：3）。這個過程包含“情感、情緒、認知、肢體傾向、肌肉活動”等。而當一個人將自己的身體和其他附屬物品帶到社會情境里，并與其他人的身體和物品有所接觸，我們的個人領地就產生了“偶然性”，容易受到侵犯（Goffman，1983：4）。但身體之間的互動不只是相互侵犯，也會產生社會管理技術，以應對這些個人領地的偶然性。可見，戈夫曼所謂的社會情境是一個微觀時空，一旦脫離個體之間的面對面互動過程，全控機構、個人領地、互動秩序這些概念就都無從談起。這事實上體現了上文提到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芝加哥學派的社會空間理論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在帕克、伯吉斯、麥肯齊那一代學者筆下，空間的基本分析單元是社區、族群等較個人而言更大尺度的社會實體，而這些社會實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往往超出了戈夫曼所說的社會情境。對社會情境的強調讓戈夫曼所描述的各種社會空間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彩的人類身體和情感互動，但其代價是將社會空間理論的應用范圍限制在了微觀層面。

五、結語：流動的社會空間

社會空間是一個實體還是一種修辭？它的基礎是社會結構還是互動過程？百年來不同流派的社會學理論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各有不同，對于齊美爾和芝加哥學派而言，社會空間的存在基礎是行為主體之間的社會互動，而社會實體和結構都是從這些互動過程中產生的。與布迪厄關于“互動的實質不在其自身”（Bourdieu，2005：148）的論述相對，無論是齊美爾筆下的社會形態、帕克筆下的城市生態還是戈夫曼筆下的個人領地，對社會結構都沒有場域理論那么強的預先假設，而是把關注點放在產生這些結構的社會互動過程上。競爭、沖突、入侵、適應等互動過程的不斷變化意味著社會空間是一個流動的空間，而不是布迪厄筆下以結構性位置、資本和慣習的再生產為基礎的高度穩定的空間。

這兩個關于社會空間的不同理論假設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社會語境和經驗基礎。布迪厄所關注的20世紀中后期的法國社會相對穩定，階級、群體、職業之間的社會分層較為明確，社會地位和慣習的再生產也十分明顯，場域理論正是在這個社會語境下產生的。雖然布迪厄的早期著作借鑒了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調查經驗，但場域理論的經驗基礎主要還是法國社會。與此相對，無論是齊美爾寫作《大都市與精神生活》時所處的19世紀后期的柏林，還是帕克、伯吉斯、麥肯齊發展人類生態學時所處的20世紀初期的芝加哥，都是充滿流動性、多元性的高速變化的社會，這自然也影響了他們對社會空間的論述與想象。而戈夫曼則是一個異類，他雖然繼承了芝加哥學派的生態互動傳統，身處的卻是與布迪厄類似的20世紀中后期相對穩定的美國中產階級社會，于是他的全控機構、個人領地等概念的流動性就明顯弱于第一代芝加哥學派的競爭性互動等概念。但即使如此，與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相比，戈夫曼所謂的“互動秩序”的基本假設仍然是互動先于結構（Goffman，1983）。在這個關于結構與互動的類似于“雞生蛋、蛋生雞”的社會學辯論里，芝加哥學派的基本立場是一脈相承的。

芝加哥學派社會空間理論的另一個特征是強調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相互依賴性，而不像布迪厄的場域理論那樣幾乎完全脫離物理空間，成了一個純粹的社會學想象。無論是齊美爾關于鄰居和朋友的社會距離的論述，還是帕克和伯吉斯關于城市社區變遷的論述，抑或戈夫曼關于全控機構和個人領地的論述，都是在真實、具體的物理空間的基礎上建構社會空間、描述互動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芝加哥學派所描述和理解的社會空間不只是場域、網絡、嵌入性之類的社會學修辭，更是一個個有生命力和自然史的社會實體。當然，并非每個芝加哥學派的繼承人都沿襲了這個理論取向。例如，阿伯特的職業系統論就并未考慮物理空間對于職業生態系統的約束和塑造作用，于是職業系統也成了一個抽象的社會空間（阿伯特，2016）。考慮到該理論興起的時間與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同樣是20世紀80年代，而在同一時期也還產生了盧曼的社會系統論（Luhmann，1995/1984）和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Giddens，1984），這或許體現出那個特定時代的社會學家某種追求抽象化的共同理論傾向。

此外，齊美爾和芝加哥學派筆下的社會空間還有兩個重要特征：內生性和時間性。如前所述，這個理論傳統對于空間的外部邊界一直有較強的假設，齊美爾的畫框比喻、人類生態學里的城市、戈夫曼的全控機構、阿伯特的職業系統都是相對于外部環境較為封閉的空間，這個內生性假設一方面有利于將研究的關注重點放在空間內部的互動過程上，另一方面卻也限制了研究者對不同社會空間之間的關系以及行為主體的跨空間流動等問題的分析（Liu，2021）。相比之下，場域理論在這方面就要靈活許多，各個場域不僅是開放性的，而且可以相互影響和嵌入。然而，芝加哥學派的社會空間理論對于社會變遷的時間性明顯比場域理論更為敏感，競爭、沖突等多樣化的互動過程都不像布迪厄筆下的權力斗爭那樣一成不變，而是在時間的流淌里形成一段段不同的自然史，進而塑造空間的各種社會結構。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空間的流動性正是以其時間性為基礎，失去了時間維度的空間也就沒有了互動和演變的可能。

本文最后要強調的一點是社會空間中所蘊含的人類情感。從上文提到的齊美爾對社會距離與情感之間關聯的經典論述開始，這一學術傳統下的社會學家們就從未將情感排除在空間理論之外。阿伯特在一篇題為《反對敘事：抒情社會學前言》（Abbott，2007）的文章開頭曾引用了第一代芝加哥學派的名著《黃金海岸與貧民窟》中對于城市街區的描述（Zorbaugh，1929），以此作為通過社會學寫作來抒發個人情感的例證。即使是戈夫曼筆下最為冷漠無情的全控機構，也承載了許多屈辱與快樂、悲痛與渴望，而不僅僅是一個韋伯意義上的“鐵籠”。歸根結底，人與人之間的聯結紐帶不只是布迪厄所關注的權力與資本，也不只是涂爾干所謂的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更是社會互動所引發的歡樂、激動、憤怒、失望等或復雜或質樸的情感。在21世紀的網絡科技、人工智能和數字社會日新月異的今天，社會互動的基本形態已經從面對面的社會情境延伸到人人面對電子設備和屏幕的虛擬空間，但即使如此，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共鳴、沖突和相互關聯依然是理解社會空間內各種互動過程的重要方面。作為社會學研究者，我們在描述社會空間的自然史時，可以超越戈夫曼所謂的社會情境，卻不能少了這個時空里的那些“美麗和憂傷”（Abbott，200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