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想讓美國放棄全球霸權，只能祝他好運

文 | 丁毅超

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政府發布了第二任期首份《國家安全戰略》。這份長達33頁的文件不僅是對2017年首份戰略的修正，更是對二戰后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徹底決裂。文件以“美國優先”為核心原則，明確宣告美國不再承擔維持全球秩序的無限責任，拒絕充當世界的“阿特拉斯”。

如果說1947年的杜魯門主義宣告了美國作為全球秩序擔保人的崛起，那么2025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則宣告了這一角色的終結。用報告中的話說，追求“永久性的全球統治”不僅是失敗的政策，更是一個“根本不可取且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從最直接的表現看，這份報告標志著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義勢力，已經能夠進一步擺脫過去數十年建制派的結構性限制。從更深層次看，這是美國已經無力維護全球秩序治理成本的邏輯結果；從根本邏輯看，這是自由國際主義自身結構性缺陷的必然結果。門羅主義正在回歸，全球多邊主義和干涉主義將會步入墳墓。

特朗普的美國不想做全球霸主了

如何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堪稱當前全球性的智庫研究熱點，對這份戰略的看法也基本沿著意識形態傾向而分裂。但無論哪種意識形態都承認，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確實貫徹了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核心思想，并對全球地緣政治產生劇烈影響。

這種新版門羅主義可以簡化為這樣一種目標，即拒絕任何非西半球的競爭對手（特指中國和俄羅斯）在西半球部署軍事力量、控制戰略資產或施加政治影響。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一方面移民和跨國犯罪不再被特朗普政府視為單純的社會治理或執法問題，而是被上升為僅次于大國戰爭的國家安全首要威脅。

另一方面，推動了激進的供應鏈重組。戰略要求通過“近岸外包”將關鍵供應鏈從亞洲轉移回西半球，以減少對遠程物流的依賴并削弱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對于不配合的國家（如哥倫比亞、墨西哥），美國威脅使用關稅大棒甚至軍事行動。

對于不了解這份報告的讀者來說，這具體可以分為五個地緣政治版塊進行敘述。首先是門羅主義的全面回歸。戰略明確指出，美國必須“在西半球保持卓越地位，這是我們安全與繁榮的先決條件”。這意味著一種零和博弈的回歸：美國承認世界正在劃分為不同的勢力范圍，而美國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其“后院”不被外部大國（特別是中國）所滲透。

具體而言，特朗普試圖在西半球打造一個緊密的安全和經濟網絡。這一網絡將美洲的利益和安全與美國深度綁定在一起，以全力確保南北美洲的戰略絕緣性。反映到最近的政治事件上，就是特朗普對巴西征收高額關稅和對委內瑞拉的軍事打擊。

其次是更為交易化的印太戰略。這體現在軍事和經濟兩個層面上。在軍事上，美國雖然繼續承諾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威懾力，但這種威懾力更多表現為通過技術和裝備出售來強化盟友自我防御能力的策略，而非美國直接下場作戰的承諾。美國希望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友承擔起第一島鏈防御的主要成本，自己則退居第二島鏈進行遠程威懾。

在經濟上，特朗普進一步強調經濟民族主義的正當性。美國市場不再是一種全球公共產品，而是一種籌碼，用來從盟友和對手那里榨取讓步。中美經濟競爭則被視為中美博弈中的核心環節。進一步說，特朗普的最終目的是，盟國必須和美國一樣最終切斷與中國供應鏈的聯系，建立一套以美國制造業為基礎的供應鏈結構。

第三部分則是與歐洲建制派的決裂。與印太戰略相比，特朗普政府對歐洲建制派的態度更為苛刻。戰略明確要求歐洲在2027年之前“接管北約的大部分常規防御能力”。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美國將取消在北約框架下對歐洲北約盟國的無條件支持。換言之，歐洲建制派心心念念想要給基輔的北約第五條保障本身已經開始動搖。

除了苛刻的條件外，特朗普政府更是對歐洲建制派的意識形態進行了全面攻擊，將問題上升到西方文明的高度。戰略承諾，美國通過支持歐洲內部的“愛國主義政黨”（即右翼民粹主義力量），試圖“培養對歐洲當前軌跡的抵抗”，從而抵消自由國際主義的“破壞性”。

對于中東地緣政治板塊，特朗普政府傾向徹底改變小布什以來的先發制人戰略，認為美國即將完成中東地區的使命。所以美國將會在該地區去意識形態化，轉而專注于維持現有力量結構的平衡。對海灣的君主國來說，特朗普政府的態度無疑讓它們松了一口氣，至少這意味著它們在對內鎮壓異議的時候擁有更寬松的國際環境。

最后則是無人重視的非洲版塊。整份戰略僅僅用三段話總結了美非關系的未來。簡而言之，這份新戰略明顯帶有交易性質，其重點在于建立能夠提升美國商業利益并帶來投資回報的伙伴關系。

全球霸主為何破產

特朗普對全球美國的反感在其第一任期就已經奠定，并被建制派指責為孤立主義的表現。但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并非只是個人的突發奇想，而是有深刻的邏輯連貫性，即維持全球霸權的成本已經超過了其帶來的收益，導致了美國的戰略破產。本次的報告則更為系統化地闡述了這種戰略破產的表現。這具體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同時也是特朗普政府最關心的問題，即產業空心化。報告中寫到，外交政策精英們“在‘全球主義’上押下了極具誤導和破壞性的賭注”，雖然全球化在總量上增加了財富，但它導致了制造業向低成本國家（主要是中國）的轉移。這是美國制造業空心化的直接原因，而這一基礎恰恰是美國經濟和軍事優勢的根基。或者說得更明確些，一個無法生產自己的鋼鐵、船舶和微芯片的霸權顯然是脆弱的。

更為糟糕的是，對全球主義的加倍加注導致美國利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特權，通過印鈔來購買全球商品（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美元收割）。但也正是這種收割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國內生產能力的萎縮。所以美國必須通過保護主義政策（如關稅）來強制實施“再工業化”，即便這意味著犧牲全球經濟效率，這也是為何WTO這樣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徹底啞火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維權全球帝國所造成的財政赤字。美國聯邦預算正處于一個不可持續的軌道上。利息支付正在迅速增長，并即將超過國防預算，這使得維持全球霸權所需的軍費開支在財政上變得不可能。換言之，美國的能力已經不足以全球布武，同時完成在歐洲遏制俄羅斯、在中東打擊恐怖主義、在印太對抗中國三個戰略目標。

用報告的話說，精英們“高估了美國同時資助龐大的福利國家和龐大的全球軍事外交綜合體的能力”。面對這種能力與承諾的失衡，理性的選擇是減少承諾，而不是無限增加投入。 同時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大量的軍事投入非但沒有為美國帶來一個更安全的環境，反而導致美國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泥潭，錯失了應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窗口。

第三是盟友體系正在日益變為一種負擔，也就是特朗普經常說得白嫖。歐洲和亞洲的富裕盟友實際上“將他們的國防成本轉嫁給了美國人民”。這種不對稱的聯盟結構不僅在財政上不公平，而且在戰略上制造了道德風險——盟友因為有美國的保護，敢于在不具備相應實力的情況下挑釁對手，從而可能將美國拖入“與其自身利益無關”的沖突中。

烏克蘭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表現。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綁架了整個歐盟，歐盟則綁架了整個拜登政府投入到不可能勝利的對俄戰爭中。因此，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選擇退出，從而迫使盟友承擔起自身的安全責任，消除這種不對稱性。

美國想收縮，有可行性嗎？

以上兩個部分更多是對這份《國家安全戰略》的技術性分析。特朗普的算盤打得叮當響，問題是特朗普能否將這種戰略推行下去？

從積極的因素看，特朗普顯然擁有了進一步推行下去的政治資本。比如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雖然冠以“美國優先”之名，但在具體內容上仍帶有濃厚的傳統共和黨建制派色彩。說得更明白些，當時的共和黨建制派試圖將特朗普的政治口號融合進建制派長期構建的政治秩序。這種高度的結構性束縛導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根本無法有效推行自己的國家安全戰略。

這一點在2025年發生了根本逆轉。特朗普顯然意識到為了貫徹自己的主張，首先必須在人事和結構上完成對“深層政府”的清洗。通過長達數月的清洗，特朗普及其陣營成功將建制派的力量邊緣化。這份新戰略不再是官僚機構妥協的產物，而是直接反映了總統本人及其核心圈子（比如萬斯）的世界觀 。如果各位讀者有印象，特朗普在幾個月前召開全美高級軍官線下全體會議后，美軍內部的人員動向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揭開一個西方建制派長期以來自我安慰的假象，即認為自己可以通過奉承和欺騙最終主導特朗普的行動。（這種說法在我國的最終變種就是酒桌上有人表示自己和美國關系密切云云，美國政客實際上在把特朗普當傻子哄；或者更簡單的說，陽奉陰違）

烏克蘭問題可能是一個更有說服力的故事。自從特朗普表達出對俄和解的強烈意愿后，整個大西洋的建制派都聯合起來，試圖以不公開反對特朗普的方式破壞和平談判。當他們以為自己成功馴服特朗普，并且在媒體上反復吹風特朗普即將改變態度重新支持烏克蘭時，特朗普直接以秘密外交的方式將28點和平計劃甩在了建制派面前。其結果也不言而喻，歐洲建制派直接在談判中出局，他們只能通過烏克蘭才能獲得談判的一手消息。

因此，特朗普推行政策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這些日益邊緣化的建制派，而是全球美國自身造成的結構性阻礙。諸如老生常談的制造業人才基礎短缺是一個問題，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在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和強制性投資引導面前，美國具有逐漸恢復制造業能力的可能性。只不過這一過程需要較長的時間。但在特朗普民粹主義的引導下，恢復制造業已經變成了新的兩黨共識，所以即便特朗普政府下臺，正如拜登沒有停止中美貿易戰一樣，對美國制造業的保護和長期投入也不會輕易改變，稀土問題同樣如此。

更為麻煩的問題還是要回到美元霸權本身。正如這份《國家安全戰略》自己承認的那樣，美元霸權實際上成為了美國制造業空心化的關鍵誘因。但廢除美元霸權并不直接等同于制造業的恢復，這也意味著美元主導性的喪失。

說得簡單些，美元霸權是什么，是能讓美國能夠以低于其他國家的成本進行借貸，并長期維持巨額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美國可以通過印鈔來購買外國商品，而世界其他國家則需通過出口換取美元。這種機制實際上是全球在補貼美國的消費和軍事開支。在特朗普拒絕將美國市場無條件開放和削減全球支出的情況下，對美元的需求也將大量萎縮。

這代表存在這樣一種潛在的可能性，即為了“省錢”而進行的戰略收縮，反而會因為融資成本的上升而導致國家破產。在這一意義上，美國軍隊不僅是花錢的機器，更是維持美元信用、從而保障廉價融資的關鍵資產。

從現在的情況看，特朗普政府似乎在實踐上奉行一種機會主義的策略，即在戰略收縮的過程中盡可能壓榨美元霸權的剩余價值。特朗普政府剛剛宣布對我國繼續出口H200芯片是這種機會主義的表現。

自由國際主義的終章

美國能否實現戰略收縮這個問題過于宏大，以至于我們幾乎不可能用單一的理論維度進行準確衡量。這份《國家安全戰略》也明確提出了這一點，即認為不能用特定的理論框架解讀整個戰略。用戰略的話說，特朗普總統的外交政策是務實而非“實用主義”，現實而非“現實主義”，有原則而非“理想主義”，強硬而非“鷹派”，克制而非“鴿派”。它不基于傳統政治意識形態，而是由“什么對美國有效”這一核心驅動——簡言之，即“美國優先”。

更深層次的結論則是，美國正站在歷史的懸崖邊。繼續維持現狀意味著緩慢的去工業化死亡和社會動蕩；而大膽的轉型雖然充滿驚濤駭浪，卻提供了美國恢復為正常國家的唯一路徑。換言之，整個自由國際主義的不可持續性。

自由國際主義在思想上是啟蒙普遍主義的邏輯結果之一。它以自由民主的普世性作為基本出發點，認為應當按照康德式的政治觀念，實現全體人類政治制度的趨同化。用拜登時代最喜歡的話來說，這就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自由秩序。

在這種邏輯的指引下，作為全球霸主的美國必須承擔起將世界民主化這一歷史使命。用米爾斯海默的理論來解釋，這種邏輯結構迫使美國必須無時無刻處于修正主義狀態，不斷改造所謂的非民主國家。（當然，你也可以認為這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但自由國際主義的假設本身是不成立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它沒有構建出一種真正能夠獲得普遍認可的人性論基礎。這一點筆者在以前的多篇文章中已經指出，不加累述。

更為糟糕的是，這種自由國際主義將啟蒙的精英制困境進一步放大。它認為人類可以憑借理性進入類似康德所構想的完美政治狀態，又同時承認在現實中絕大多數人達不到這種理性程度，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由已經被啟蒙的精英帶領民眾走向理性的普遍勝利。在這種理念下，啟蒙成為了新的暴政和意識形態十字軍。

在由此帶來的二元世界中，一切不符合自由國際主義進步世界觀的部分都需要被無情淘汰。所以美國中產階級因為產業空心化而衰弱什么的不重要，大量移民涌入美國產生的一系列結構性摩擦也不重要，實現普世的政治理想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東西。這最終創造出一個超越于本地民眾的全球化精英階層，并且整個階層試圖加倍解構主權實體的正當性。

特朗普二進宮之前萬斯在某次批評美國基建問題時的言論

當然結果我們也已經知道，是整個西方建制派的集體衰弱。或者更直接地說，如果政府不能優先考慮自己國家公民的利益，而是優先考慮抽象的“全球規則”，那么它就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

在這一意義上，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義本質上是自由國際主義自身邏輯崩潰的必然結果。它承認它無法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引力，也無力承擔改造世界的西西弗斯式重負。這一新戰略雖然被批評為“孤立主義”或“交易主義”，但從邏輯上看，它是為了使美國的目標與其手段重新匹配，以避免像歷史上的雅典或大英帝國那樣，因過度擴張而自我毀滅。然而美國不只是MAGA的美國，也是新自由主義和全球資產階級和世界公民們的美國，我們只能祝特朗普和MAGA們好運了。

反過來說，這也是西方建制派的自我安慰為何反復失效的原因。只要他們仍然將特朗普視為一種非理性的異常，他們就不可能進行根本性的反思。財政破產使得美國無法再通過借債來維持全球帝國的開支；工業空心化使得美國必須通過保護主義來重建國內力量；地緣政治的失敗證明了自由國際主義在改造世界方面的無能。這種深刻的結構性困境是不可能通過將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民粹主義非人化或者非理性化就能解決的。

總而言之，美國不再做阿特拉斯，是因為它已無力支撐全球帝國的治理成本。而2025年的《國家安全戰略》標志著戰后時代的真正終結。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沒有最終擔保人的時代，一個更加混亂、危險，但也許更加真實的多極無序時代。對其他國家而言，這意味著不要指望美國的仁慈，也不要低估美國的破壞力。或許我們應該再次回想起19世紀流行于大英帝國的那句箴言，“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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