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惟楚有材，于斯為盛”。岳麓書院門前的這副楹聯，在晚清以來的一百多年里，獲得了最震撼的歷史回響。湖南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為何在近現代中國歷史的關鍵節點，能密集涌現出如此之多引領風潮、改變國運的杰出人物？
回顧歷史，星光熠熠。晚清時局，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為代表的湘軍集團，崛起于太平天國運動的風暴中，深刻影響了晚清的政治軍事格局，力挽狂瀾于既倒。維新變革，譚嗣同（瀏陽人）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我自橫刀向天笑”的壯烈，展現出湖南人追求變革的獻身精神。唐才常（瀏陽人）為變法犧牲。辛亥革命，黃興
（長沙人）與孫中山并稱“孫黃”，是革命黨軍事領袖；宋教仁（常德桃源人）是杰出的憲政專家，為民主共和殫精竭慮；蔡鍔（邵陽人）領導護國運動，反對帝制復辟。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羅榮桓、任弼時……開國領袖和元勛中，湖南籍貫者比例極高。他們深刻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這一前所未有的“湖南人現象”，是多重因素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化學反應”。
一是獨特的地理格局，湖南“三面環山（西、南、東山地），北向敞開（洞庭湖平原連通長江）”。這種半封閉性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文化圈和強悍、尚勇、堅韌的民風（所謂“霸蠻精神”）。而當中國進入近代，隨著長江水道日益重要和西方勢力由沿海沿江深入內地，湖南便由“偏遠”一躍成為中西文化碰撞、新舊思想交鋒的前沿地帶，激發了強烈的變革圖強意識。
二是深厚的文化教育積淀。岳麓書院等千年學府傳承的“經世致用、敢為人先、實事求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湖湘學精神，是核心文化基因。這種學問強調聯系實際、關心社會、勇于擔當，與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需求高度契合，孕育了深刻的憂患意識和改革愿望。
三是近代湖南教育的勃興與風氣引領。晚清以來，湖南得風氣之先，創辦新式學堂（如時務學堂），提倡新學，報刊雜志繁興，留學風氣濃厚（赴日本尤多）。這種思想解放和教育革新思潮，極大地啟發了民智，為革命提供了思想和人才準備。
四是“辣椒性格”與社會土壤。雖然湖南人性格火爆（常與“辣”相聯系）與人才輩出并無科學上的必然因果關系，但湖南人歷史上普遍具有的堅韌執著（霸蠻）、果敢擔當、不畏犧牲的精神特質，無疑在風云激蕩的革命年代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
“湖南人現象”的形成，是獨特的地理歷史孕育了特定的文化精神（經世致用），這種精神在巨變時代找到了用武之地（應對挑戰），加上近代湖南成為思想變革前沿（新式教育勃興），最終集中爆發出的歷史力量。它詮釋了文化傳統與時代機遇共振的巨大能量，是湖湘文化留給中華民族的一份寶貴精神財富。(湖南省社科聯 杜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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