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河的最后一條三文魚與英國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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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肆》

三文魚是一個出入淡水和咸水兩種生境的重要物種，也是一個反映水質是否優良、生態系統是否健康的有用的指示物。英國的很多河流都曾以三文魚洄游著稱，它們甚至獲得了“三文魚河”之稱謂。其中，泰晤士河下游65英里的河段就有三文魚洄游，泰晤士河的三文魚還因其味道鮮美，而被視為英格蘭的上上品。一些英國人指出，自羅馬人統治時代以來，三文魚洄游泰晤士河長達1500年，曾經有一個時期，這里的三文魚十分之多，售價竟低廉到六便士一磅。從13世紀到18世紀末，泰晤士河的三文魚漁業十分紅火。僅1766年7月的某一天，從泰晤士河捕獲送到比林斯蓋特魚類市場的三文魚就多達130條，而捕獲長達1碼2英寸、重達16磅的三文魚，則為人津津樂道。還有人說，他絕對記得1789年在拉勒安姆村所在的泰晤士河邊，有人捕獲過一條重達70磅的三文魚。

泰晤士河

及至19世紀初，泰晤士河的三文魚漁業依然繁榮。1861年，一位漁民在皇家三文魚漁業委員會面前作證說，晚至1820年，在拉勒安姆村所在的泰晤士河邊，他常能捕獲“幾百條”三文魚；在那里，一個坐在渡船上的男孩曾在一天之內用魚竿釣起六七十條三文魚。同一位證人還證實，他看到過“20條三文魚”在“沿著那段不到200碼長的河界”產卵后，就死在那里了。另一位證人則遞交證據說，1794到1814年間，在靠近特普羅的波爾特船閘，每年差不多有15到66條三文魚被捕獲。1860年，有人發布了1794到1821年間在波爾特船閘和普爾所捕獲的三文魚清單，其數字是483條，總重量是7346.25磅，每條魚平均重達15磅以上。不過，這一時期年平均捕獲量是18條左右，與上述1766年的某一天就捕獲130條相比，這一數字在急劇下降，以至在1821年，喬治四世加冕典禮用餐時，想吃三文魚卻吃不到。更為嚴重的是，泰晤士河里這一曾經數量眾多、體量龐大的魚兒最終卻消失不見了。因此在19世紀，有不少關于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條”三文魚的記述。

年輕時的喬治四世

1857年，維多利亞時代的博物學家弗蘭克·巴克蘭（FrankBuckland,1826-1880年）首次出版《自然史的奇葩》。他在書中提到，有一位名叫芬摩爾的艄公，在因伊頓學子而聞名的索雷堡附近擺渡，是他捕獲了倫敦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條三文魚。巴克蘭緊接著說道：“自泰晤士河上的這一物種的最后一條成為人類貪婪的犧牲品以來，40年已經過去了。在索雷堡附近，有一個這可憐的魚兒最喜歡的魚窩子，當它最終被人發現時，它就注定要走向毀滅。”巴克蘭還根據他的了解，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這“最后一條”三文魚最終如何落網的過程：

……于是，有一天，那個魚窩子的四周被漁網圍了起來，漁民們對捕獲信心十足，但是他們搞錯了。那三文魚忽然覺察到了人類的背叛，它儼然是一條勇敢的、聰明的魚兒，縱身一躍，非但沒有落入網中——對這一點它太清楚不過了——反而正好越過漁網，成功逃脫，至少有一段時間是如此。幾天過后，當它返回家園，想回到其隱匿之所，漁網又一次向它圍撲過來。而這一次，有一張網被系在了撒在水中的那些漁網的軟木浮子網線上，同時通過一根繩子懸掛在了空中。那三文魚又一次突然出現，又一次一躍而起。他毫不困難地掙脫了水中的漁網，但卻自然地落入懸掛在空中的那張網中。它死了；雖然死得不光彩，但是它的遺骸卻得到了尊重，成為“精美的菜肴，被端到一位國王面前”；因為它被帶給了當時住在弗吉尼亞湖村（VirginiaWater）的這位國王（當時住在那里的英國國王是喬治三世?！P者注），國王以一幾尼一磅的價格從那位幸運的網民手中買下他捕獲的這條魚：幾小時的工作就掙了20幾尼啊！

巴克蘭的這段話已成為有關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條”三文魚的經典敘述。其筆下的這條魚雖然“勇敢、聰明”，但終究還是敵不過人類的智慧，最終不免化作了國王的盤中餐、平民的糊口錢。由于巴克蘭的這部著作首次出版于1857年，因此根據這一年份以及他所說的“40年已經過去了”的追憶推算，那位艄公捕獲這條魚的時間大約是在1817年。

關于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條”三文魚被捕獲的時間和地點，還有另外的許多說法。也有人說，1812年在切斯維克小島和普特尼之間捕獲的那條三文魚或許是最后的一條；也有人說，從泰晤士河游來的最后一條三文魚于1823年在芒肯島被捕獲，并送給了住在溫莎的喬治四世；還有人說，他注意到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條三文魚是在1833年6月被捕獲的。不過，雖然英國人對于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條三文魚到底于何時何地被捕獲各有說法，但是這魚兒最終從這條河里消失不見，卻成為不爭的事實。由于這并非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歷史事件，因此，對于泰晤士河里三文魚到底消失于何時何地的回答，顯然難以精確到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某個地方。世人也許永遠不可能確切地知曉三文魚在泰晤士河絕跡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但是可以說，在泰晤士河里棲息已久的這一物種經歷了一個不斷減少并最終消失的過程，直到19世紀四五十年代，終于在這里絕跡了。

泰晤士河上的捕魚者

在泰晤士河里棲息已久的三文魚，為什么會在19世紀中葉消失不見？對于這一問題，英國人早就作出了種種思考，并給出了答案。就漁民方面而言，有人認為，是因為他們缺乏虔誠，漸漸忘了給教會交納慣常的捕獲三文魚的什一稅，三文魚也就漸漸從泰晤士河里消失了。這一看法讓人聯想到有關三文魚的一個宗教傳說。它說的是，在往昔，威斯敏斯特圣彼得修道院院長主張，他有權征收倫敦市長大人管轄范圍內的三文魚捕獲什一稅，并連續征收了幾個世紀；其借口是，當圣彼得在威斯敏斯特以他的名字命名那里的教堂而使之得到尊崇的時候，他授予這座修道院征收該稅的權利。后來，漁民們漸漸忘了這一條，因而也就影響了三文魚在泰晤士河里的出沒。這一說法當然不足為信，不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紀部分英國人如何憂慮和思考泰晤士河三文魚及其漁業之命運的問題。

英國人的這一憂慮為時不短，遠的不說，至少在1758年，倫敦城市政官水務副手羅伯特·賓內爾在有關泰晤士河的描述中即明確地表達了這一點。賓內爾在分析泰晤士河三文魚漁業“主要是如何毀掉的”，或“造成泰晤士河這一漁業毀滅的這種巨大罪過的原因”時提及，“捕魚的時間、季節和方式不合法，所使用的漁網和工具不合法，因此總體上毀掉了這魚兒的卵、幼魚和魚苗”。賓內爾所提及的三文魚漁業被毀原因可稱之為“過度捕撈”。到19世紀，許多英國人認為，對于一些河流里三文魚捕獲量的減少來說，或許可以用“過度捕撈”加以解釋，但是這并非泰晤士河里三文魚消失的原因。譬如，1883年，查爾斯·弗萊爾說，“過度捕撈”，無論是通過正當的手段還是通過不正當的作法，其本身都不足以解釋一些河流的三文魚漁業的衰竭，以及其他一些河流的三文魚漁業的徹底毀滅。此處，他指的是泰晤士河。他進而說道：“對貿易來說意味著生機的事物，對漁業來說則意味著死亡。在一時的熱情之中，這個民族以及公共利益的衛士們徹底忘了三文魚；‘英格蘭的大江大河’被無法通過的堰壩分隔成一段段短促的流域，河水滯流不暢，在下游河道不再快速流動以迎接到來的三文魚；盡管表面上貿易在國民眼前增加了，但水下的三文魚卻逐漸窒息而亡?！倍涂颂m則在弗萊爾之前描述說：“有位漁民的看法是，三文魚不斷離開泰晤士河，不是由于那些輪船或者那河里的污水問題造成的，而是由于煤氣廠排放的污水造成的。他這么跟我們說的時候給出了理由，我們被說服了，于是就支持他的看法?！?/p>

像這樣，無論弗萊爾還是巴克蘭，他們都指出了泰晤士河三文魚消失的主要原因，是貿易增長和工業生產對三文魚的危害。其實，早在1824年，調查三文魚漁業狀況的議會委員會已認識到三文魚與貿易和工業之間的絕望的搏斗。該委員會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在那些靠近大商業城市，靠近密集工廠帶的河流里，就不要指望三文魚漁業會繁榮；當它可能出于這些原因而近乎消亡的時候，期待它在某時可能會恢復，這簡直是異想天開。這種情況諒必很明顯，本委員會決不想提出有關它們的建議，這么做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1883年英國全球漁業博覽會銀章

1860年，議會派出英格蘭和威爾士三文魚漁業皇家調查委員會，以調查英國主要地區的三文魚漁業狀況。翌年2月7日，該委員會的委員提交了“英格蘭和威爾士三文魚漁業報告”。該報告揭示，在一些河流再也見不到三文魚，而在其他一些河流它們則瀕臨滅絕，還有一些河流其數量在迅速下降。其中，泰晤士河有5162平方英里的流域被堰壩和污染物毀掉了。與此同時，這份報告強調，“泰晤士河的堰壩對那條河里三文魚滅絕的影響甚至比倫敦的污染物還要大”。當討論污染時，該報告又進一步指出，某個城鎮的日常生活污水的影響，對于魚兒的損害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么大，而最為致命的污染物則是煤氣焦油、石灰、鉛洗滌劑以及有毒物質，所有這些東西在每一條河里都應是不容許存在的。

上述一些看法提示我們，在探究19世紀影響泰晤士河里三文魚洄游以至其絕跡的因素時，一方面，可以將它們歸為兩大類，即堰壩或水閘以及污染物；另一方面，需要對這兩大因素的具體影響或危害問題作具體的分析。

被工廠廢氣包圍的泰晤士河 托馬斯·拉斐爾/繪

首先，是堰壩或水閘的影響。在泰晤士河上設堰筑壩從而妨礙三文魚洄游的問題早已出現，并不斷有人談及。譬如，生活在17世紀的艾薩卡·沃爾頓（IzaakWalton,c.1593-1683年）在1653年首版的《垂釣者言》（TheCompleatAngler））中談到，貪婪的漁民設置堰壩與不合法的陷阱，妨礙了淡水中孵出的成群的三文魚魚苗經過一段時間之后再向大海返回，因而將它們成千上萬地毀掉了。也有人指出，就泰晤士河以及諾森伯蘭郡的科克河而言，經漁業檢查員仔細調查后發現，最初使得三文魚離棄它們的原因，是設立了無法通過的磨坊水壩和水閘，因而切斷了三文魚抵達產卵場所的通道。尤其是水閘，在18世紀后半期和19世紀初依據議會通過的一些泰晤士河航行條例建立起來，其目的是確保泰晤士河通航以大力發展貿易，但它們同時也成為導致泰晤士河三文魚消亡的主要原因。對此，1858年W.懷特先生在其著述中確然地說道：

以前，夏日的夜晚，沿泰晤士河邊散步，從桑伯里往上到溫莎，你會看到許許多多碩大的三文魚從柳條依依的河中小島旁跳出水面，或嬉戲，或飛騰。現在，船閘和堰壩那么不科學地建了起來，因此，即使三文魚會沖破險阻穿過水潭，它們進一步往上游動也將因這些糟糕的人工建筑物而徹底受阻。

懷特所揭示的問題是，泰晤士河上不斷建設的大大小小的人工建筑物日益嚴重地阻塞了三文魚的洄游通道，因而成年的三文魚難以輕松地從大海游回淡水故地，產卵、孵化；即使它們英勇地做到了這一點，它們孵化出的魚苗也難以自在地從河流返回咸水家園，成長、壯大。這一局面，對于泰晤士河里三文魚種群的生存來說，的確具有致命的影響。

然而，有一點必須明確，這些堰壩和水閘大都位于倫敦之上的泰晤士河河段。譬如，1788年和1789年所建的本森閘和德伊閘都位于牛津郡，1812年所建的克里夫頓閘同樣位于該郡之內。因此，它們對于三文魚洄游的妨礙也只是發生在倫敦之上的泰晤士河上游流域。而前文所說的到19世紀四五十年代三文魚在泰晤士河里絕跡，指的是整條河流都不見這一魚類之蹤跡的情形。這樣，就倫敦之下的泰晤士河下游流域而言，三文魚的消失，就不能僅僅歸咎為堰壩或水閘等人為障礙物的影響。究其根源，還必須重視當時人一再論及的污染物的危害問題。這不僅包括泰晤士河沿途城鎮日常生活污水排入的危害，而且包括沿途廠礦企業所產生的廢棄物傾倒的危害；對于泰晤士河里三文魚的消失來說，后一方面的危害尤甚。

19世紀中期諷刺倫敦泰晤士河污染的漫畫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三文魚是一個“十分苛嚴”的物種，它遵循著洄游魚類的遷徙模式，要經過異乎尋常的喂養，并在咸水中生長、成熟。之后，成魚回到淡水溪流產卵；在那里魚卵孵化后，魚苗經由幾個明顯的階段發育成長。而三文魚對產卵環境要求之嚴格，從美國生物學家和自然作家丹尼爾·波特金（DanielB.Botkin）的一段描述中可窺見一斑：

一條三文魚會將卵產在淺水溪流的礫石河床上。它所要求的條件是嚴格的，因此三文魚十分苛嚴。雌魚會仔細選擇產卵場所。它倒豎著，垂立于河水之中，用力擺動尾巴，并檢查礫石河床，由此測試其質量。一定要那種剛剛好的礫石河床；疏而不密，足以騰出空間讓水暢流，以便將氧氣帶給魚卵，但又不過于疏松，這樣河床在洪水季節或高水位期間就不易垮塌；一定要有大小合適的空間，那河床至少必須是其身長的三倍。一旦它感覺那礫石正是其所理想的類型，它就會產卵。

諷刺泰晤士河被污染的漫畫（1828年） 希思·威廉/繪

由此可以理解，對三文魚來說，19世紀的泰晤士河到底出了什么問題。一方面，18世紀末以來大量建設的堰壩或水閘之類的人為障礙物，嚴重阻擋了三文魚的洄游，使之難以抵達其產卵河段；另一方面，這一時代來源甚廣的大量污水和廢棄物源源不斷地排入泰晤士河，耗盡了河里的溶解氧，使三文魚喘息困難，并逐漸在整條河里“被窒息而亡”。這兩方面所反映出的一大問題，即是泰晤士河里三文魚所需的淡水生境遭到了破壞。于是，19世紀后期以降，盡管處于溯河產卵期的三文魚幾乎年年出現于泰晤士河河口，但是由于這條河一直處于被堰閘段段分隔和嚴重的污染狀態，這魚兒也就難以重新溯河而上，它們已找不到回歸出生故地的路途了。

在19世紀的英國，像泰晤士河所發生的三文魚消亡的例子絕不在少數，在上述的三文魚漁業皇家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們所巡查的每一條河流里，三文魚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少。三文魚在與人類的貿易和工業之戰中最終敗下陣來，這一變故顯然具有多方面的意味，因而反映出了不小的問題。對于三文魚這一物種本身而言，這無疑是一場莫大的悲劇。因此，大西洋三文魚信托基金會的研究主任、美國亞利桑那州的作家理查德·謝爾頓不無惋惜地說道：“在其漫長的進化史上，作為一個物種的大西洋三文魚的存在，有史以來第一次再也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了。”而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早已表達了他們對于這一結果的思考；譬如巴克蘭十分懊悔地嘆曰：“可是，唉！泰晤士河里的三文魚現在竟然像毛里求斯島上的渡渡鳥一樣滅絕了?！?/p>

毛里求斯島上的渡渡鳥

誠然，在今人看來，19世紀中葉泰晤士河里三文魚的絕跡，與17世紀末毛里求斯島上渡渡鳥的滅絕并不一樣，因為后者體現的是一個物種在地球上的徹底滅絕，而前者體現的是一個物種在某些地方的暫時消亡，但巴克蘭的慨嘆清楚地說明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對這種變故的嚴重性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畢竟，因設堰筑壩以及建立水閘而妨礙洄游魚類遷徙的現象古已有之，但是像泰晤士河上所發生的因河水變臟有毒而危及河中物種生存的變故卻是曠古未聞。

19世紀四五十年代三文魚在泰晤士河絕跡的時刻，恰恰是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其經濟大力發展、社會根本轉型并最終進入城市——工業社會的重要關頭。這一亡一興、兩大變化的重迭，絕非歷史的巧合和偶然，而是工業革命催生的新的工業文明之于自然和社會等方面的不同影響的具體體現。泰晤士河里三文魚在堰壩或水閘以及污染物的共同作用下消亡，突出地體現了新興的工業文明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程度及其結果。堰壩或水閘早已有之，它們的設立，長期以來對三文魚的洄游和生存的確是一種威脅，但是，因河流污染使得三文魚消亡的災難加劇并實實在在地發生，則是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之后的新問題。因此，這種災難警示我們應該全面地看待工業革命的結果和影響。

工業革命時期的倫敦火車站

今天，我們翻開英國環境史上這沉重的一頁，再敘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條”三文魚如何落網的故事，揭示歷史上這一繁盛的物種是如何在堰壩和污染物兩大“殺手”的合謀之下而消失，由此透視河流污染的嚴重后果，其意義不僅在于提示人們如何看待英國工業革命開啟的工業文明的歷史影響，而且在于啟發人們如何從這一歷史及其影響中總結教訓并加以汲取。就此而言，格里菲斯等英國科學家所強調的“給自然騰出空間”的理念，不啻是英國人積極反思之前的不當發展及其問題并汲取那段歷史留下的教訓的體現。從中既可以看到今天像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在發展方面的大趨勢，又可以看到它們在環保方面的新思路。這對于我們如何思考和對待當前自身問題，尤其是在利用自然發展經濟以惠及民眾的同時，如何考慮自然本身的需要，為自然留出空間，增強生態系統健康意識，是有著啟發意義的。譬如它可以啟發我們深入考問并探究，在有關政府部門提出的“河湖水系連通”治水方略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水生生物的生存、瀕危物種的保護和生物多樣性的存在等問題，到底占有多大的分量。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