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云文 | 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

中華文明歷來崇尚和而不同、以和為貴、美美與共，在數千年文明演進中凝結出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將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列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并強調其對塑造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作用。這一交往之道，倡導以誠信立交、以和睦共濟、以仁善處鄰，能夠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各國實現和平共處和合作共贏，提供獨特的中國智慧。

“講信修睦”語出《禮記·禮運》，先賢在大同理想中描繪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恢宏圖景，將誠信、和睦確立為人際相處的倫理基石與社會運行的內在原則；“親仁善鄰”見于《左傳·隱公六年》，鄭莊公請和于陳，陳桓公不允，其弟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視親近仁義、與鄰為善為立國法寶。講信修睦與親仁善鄰，分別從社會理想與治國方略兩端立論，并在歷史實踐中貫通互滲。究其里，“信”是他者與我可相依憑之根，“睦”是他者與我可相安守之序，“仁”是他者與我可相親近之心，“鄰”則是地緣或道義上相近之境。四字合而為一構成的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是建立于“人同此心、邦同此理”深切洞察之上的倫理安排，把誠實守信、和睦相處的德性從一身推廣到一家、一國乃至天下。

追根溯源，這一交往之道在中華文明起源的上古時代就已埋下根芽?；顒佑邳S河中下游的諸部落，在漸趨融合的過程中經歷了兼并戰爭。上古政治家在戰爭中不僅感受到和平之可貴，更參悟出“修身而天下服”的道理?！渡袝酚涊d舜說“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認為敦厚德行、信任善人、遠離巧言令色的小人，便無須兵戈而能感化四方蠻夷之族競相歸服。夏商之后，周人通過武王分封、周公制禮確立西周統治規范，“德”為政之本、“禮”為序之綱，朝覲、會同、聘問之制系統建立，使“講信”有盟誓可憑、“修睦”有禮數可循。史書記載的盟會，飽含著古代中國人用“信”與“睦”去約束武力、彌合分歧的努力與和平邦交方式的早期實踐。這一以禮立信、以盟修睦的制度框架，深刻塑造了后世中國的邦交模式。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禮崩樂壞，蘇秦、張儀“合縱連橫”，范雎“遠交近攻”，各國在權謀之策下動輒背棄盟約、犧牲盟國。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板蕩天下中，思想家愈發致力于重建秩序，恢復社會對秩序背后仁義原則的信心，不約而同地倡導和推崇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理念，使之顯得愈加珍貴。儒家為這亂世開出的方劑，是以“仁”率“信”，以“信”歸“仁”?？鬃诱J為人之交在于信、國之治亦在于信，提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不立”，使“信”由一種美德升格為君子立身、邦國立政的根基，并將“立身之信”向外推擴為“交鄰之信”；由“仁”出發，提出“為政以德”，倡導修文德、慎征伐，以開“近者說，遠者來”之局。孟子身處戰國征伐不休之世，把仁義之道提升為王道政治，認為施仁政于民的國家，“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回應將水患轉嫁鄰國卻自稱治水之功超越大禹的白圭，“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指出以鄰為壑、嫁禍于鄰是仁人所厭惡的無恥行徑。荀子在大一統時代臨近之際，對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理念進行了更為現實的探討，將其與“用”即具體實踐緊密結合，認為“義立而王，信立而霸”，義與信是治國安邦、協和萬邦的重要原則，要通過“隆禮”、“重法”使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理念獲得禮法并舉的制度依托。儒家先賢層層遞進，由“信”立身、“仁”治國、“王”安天下，構建起信仁同源、義利相成、王霸有別的思想體系，構建了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理念此后兩千余年的主流解釋框架。

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廣泛見于經典文獻。左圖為宋刻本《禮記》，其中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右圖為元刻本《左傳注疏》，其中載有“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供圖

道、墨、法三家則從各自立場作了重要補充，使之超出儒家一家之言而成為更加寬廣的思想理念。道家從“道法自然”的宇宙觀出發，老子以“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警世，又言“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于大邦”，把謙下不爭視為大小國相處的智慧——以“不爭”達“莫能與之爭”之效，從本體層面深化了中華民族對“和”的理解，為修睦之道提供了“無為而無不為”的哲學根基。墨家以“兼相愛，交相利”為宗，痛陳“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主張超越親疏貴賤以破“別相惡”之弊，視人之國若己國、人之家若己家、人之身若己身。法家以富國強兵為務，看似與信義和睦相遠，實則另有深意。韓非子強調“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于信”，力主以法促信、以信治國；提出“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認為要通過法律、賞罰等制度體系對信任關系進行構建和約束，使講信修睦獲得了制度性約束。三家立場各異，旨歸卻高度一致：都希望為亂世尋一條以信義為本、以和睦為序的出路。因而，講信修睦、親仁善鄰不僅僅是儒家一家的道德論，更是融匯諸子的思想共識，經春秋戰國“王霸之爭”淬煉為中華民族深沉的文化基因。

秦漢大一統格局形成后，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從諸子學說進一步融入國家治理，并在思想家的建構中獲得新的理論形態。董仲舒結合陰陽五行學說重構儒學義理，將仁政與天道貫通，提出“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使“信”與仁、義、禮、智并列為天地之常道。這一安排，使誠信由個人德性升格為維系家國秩序的常道，為王權正當性提供了宇宙論依據——王者不可以無信于民，無信則天道不佑、民心不附，信義乃是王道合法性的重要支柱。此后，《白虎通義》以“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定“信”之義，進一步將信義凝定為經學共識。漢代形成“霸王道雜之”的治國傳統，主張德教與刑罰并用、懷柔與裁制相濟，正是以王霸之術行信仁之道的典型方略。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實現通使、互市；漢宣帝設西域都護府，不更其俗、不奪其地，成為有漢一代以信綏邊的典范。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政權分合、族群遷徙，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理念在多元激蕩中實現理論拓展。魏晉玄學家王弼以“本末”、“一多”之辨闡釋本體統一性與萬物分殊性的內在關聯，為和而不同的相處之道奠定了形上根基；注寫“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強調以中正文明的方式處理邦國間、人際間的關系。佛教東漸后，佛家“慈悲平等”、“眾生皆有佛性”與儒道“仁愛”、“不爭”互證融通，使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理念獲得了更深的心性根基。由此，人不分華夷、邦不分遠近，皆有情識、皆可相親，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內部及與他者的和睦相處提供了切近而厚重的哲學支撐。唐初經學家孔穎達主持編纂《五經正義》，系統疏解《禮記·中庸》以“中和”為本的教化宗旨，中道與和睦之理成為舉國通行的標準經學要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理念。唐太宗以“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立政，通過懷柔、冊封、互市、和親等方式維系與東西南北諸族的關系，造就了萬邦來朝的長安盛景，體現了以“仁”協和諸族、以“信”約束武力的思想外化。玄奘西行、鑒真東渡等，進一步使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理念由邦國之交延及民間往來。

兩宋以降，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在理學的重構下進一步深化拓展，并展現于多民族政權并立、各族群交融共生的現實之中。宋儒朱熹融攝道家宇宙觀思維與佛家心性論思辨方法，貫通“誠意正心”之內圣功夫與“講信修睦”等外王實踐，使此類道德規范從德目上升為天理；以“理一分殊”打通天地萬物的界限，人與人、邦與邦之間的誠信和睦遂與天地生生之德同源共貫，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由是獲得了天理層面的依據。明儒王陽明以“致良知”之說，把“信”的內涵從“不欺人”深化為“不自欺”，從根本上保證了講信修睦之可能——唯其心誠，方能行于外而不悖；提出“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強調“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主張“視人猶己，視國猶家”，進一步破除狹隘地域與族群界限，為親仁善鄰提供了形上論證。清儒視禮學為經世之具，“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思想由此得以深化，親仁善鄰從心性之德被外化為政治實踐。清代通過設置理藩院、頒行相關典制等，建構起統一多民族國家協調內部族群、處理外部事務的基本禮法框架，在制度層面推動了各民族的長期和平共處與交往交流交融。至此，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基本完成了從本體到德性再到制度的構建。

縱觀其流變，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是中華文明對國與國、人與人、人與自身如何相處這一根本問題的恒久回答，漸成中華文明之鮮明底色和突出標識，并顯現出規約對外關系、涵育社會風貌、塑造人格氣象的深遠力量。

這一交往之道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處理對外關系的思想范式。中華民族始終堅信“德不孤，必有鄰”，認為有道義的國家終不孤立于世，自會吸引志同道合者相交，從而形成萬邦匯聚、共商大計的世界圖景。中華文明對“鄰”的認知，迥異于以吞并為務、以征伐為功的帝國式取向，而主張“修文德以來之”，在德義與利害之間保持著動態平衡。和親通好、互市貿易、厚往薄來，皆為此種動態平衡的制度化呈現。由此，中國歷代疆域的拓展更多呈現為文化認同的擴展，而非武力征服，這在世界文明史上獨樹一幟、殊為可貴。其所以如此，根植于中華文明對人性與秩序的深刻理解，即信仁不立，則爭端難息、萬邦難安；以力服人，縱能一時得勢，卻難長久安眾、永固疆域；唯講信修睦、親仁善鄰，以信仁換信任、以和睦換安全，方能造就協和萬邦的持久秩序。循此交往之道而行，中華民族與周邊、世界的關系能夠在信仁框架下走向互惠共贏，為人類探索不同文明和平共處之道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思想范式。

這一交往之道推動形成了古代中國道義為本、守望相助的社會風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是中華民族千年未變的社會理想。雖然中華傳統社會是以血緣為紐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卻不能僅靠血緣調節，尚需一種跨越血緣、行于鄰里之間的“軟約束”，講信修睦、親仁善鄰正是其在民間的落地形態。鄉約、宗規、商會之約等，本質皆是以道義為紐帶重構社會秩序的嘗試。所謂“守望相助”，看似是對個人的道德要求，實為共同體成員彼此相托的契約；所謂“禮尚往來”，看似是對交往的禮數要求，實為維系社會和睦的倫理節律。推其深意，中華傳統社會在對人與人關系的安排中，并未把“信”局限于“不欺人”的行為底線，而是上升為一種積極的共同體擔當?！靶拧迸c“睦”，二者相即相入，使社會既能在治世合理運轉，又能在王朝更替、災荒兵燹之際保持相當的穩定性與韌性。法度所不及之處，自有信義與和睦悄然支撐。此非補位的權宜，而是中華文明對“良序何以可能”的作答。此種以道義為底色的治理智慧，使中華傳統社會具有一種強大的自治能力。

這一交往之道有力塑造了中華兒女修身以信、立己達人的道德品格。中華民族對“信”的理解，并未停留于事用層面的“誠實”，而是上升到關乎人之為人的根本的“誠信”?！抖Y記·中庸》直揭“不誠無物”，把誠信提升到本體高度，正為此義。由此，“信”既為不欺人，亦為不自欺；既為守約，亦為成人之約。與“信”相貫通者，乃是推己及人之“恕”。中國傳統哲學強調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待人接物。一個“信”字深植心間，使人立得穩、行得正；一個“恕”字推及交際，使人不計較、能成物。二者使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內化為中華兒女立身處世的精神底色，外顯為既不尚凌弱、不好窮兵，又不甘受侮、不棄原則，于不卑不亢間涵育出有信、有睦、有仁、有鄰的君子氣象。它綿延為國人深沉的文化氣質，使中華兒女無論處順處逆、為官為民，總能彼此相認、相托?！靶拧?、“恕”二字，推之于邦國，便是講信修睦、親仁善鄰；推之于天下，便是天下為公、天下大同。

2025年6月10日是首個聯合國“文明對話國際日”。圖為中國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辦的“文明對話國際日”主題活動現場展示“《文明宣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畫卷Ⅰ”（絲綢版），該長卷主軸以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和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為核心文本，以聯合國六種官方語言及中國書法藝術呈現。 文明雜志社供圖

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是奔涌于中華文明歷史長河中的活水，閃耀著中華民族以和為貴的道德理想與政治智慧，穿越世代更迭而生生不息，被不斷賦予新義。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百余年來始終以胸懷天下的格局與和而不同的智慧，處理民族、國家、黨際間的關系。進入新時代，面對“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的重大課題，中國給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答案。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脈相承，都根植于親仁善鄰、講信修睦、協和萬邦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彰顯了中國外交自信自立、堅持正義、扶弱揚善的精神風骨，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的世界情懷，都展現了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堅定決心。面向未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強調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為人類文明何去何從指明方向。一個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新時代中國，必將為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者：邢云文，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

來源：《求是》202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