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如何重塑我們對科學的理解？

▲古天文臺

為什么中國人獲得奧運金牌相對容易，但是獲得諾貝爾獎卻那么困難？

原因可能是我們研究科學的方法不對，缺少一些深層次的探索。

這也許也可以回答為什么明明中國古代技術很發達，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卻首先發生在歐洲，而不是在中國。

上述疑問，由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首先提出，它被稱為“文明史中最重大的問題之一”。迄今為止，關于它的爭論仍在繼續。或許爭鳴本身即是意義，要知道，真理會在辯論中俞辯俞明......

科學的誕生，其實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李約瑟之問存在一個問題。

它有一個基本預設，以為只要條件適宜，人類都可以發展出科學。它淵源于希臘，而希臘文明本身具有很獨特的結構，那個民族天性爛漫、不脫孩童心理，有獨特的城邦政治自由，還有奴隸制的存在，使社會出現了一大批自由民，可以自由思想，這些條件因緣際會，都是很偶然的事情。問科學為什么沒有誕生在中國，仿佛在問為什么儒學沒有誕生在西方一樣，都是小概率事件。

科學的誕生，其實就是個小概率事件。

科學只誕生一次，與其追究它為什么沒有發生在中國，不如追問中國為什么學不會真正的科學。

明清之際，傳教士把西方的科學帶來了，為什么那時候我們不感興趣？1840年以后，我們學習西方科學，為什么只關注船堅炮利？我們一直學科學，卻一直學不到位，這些問題是值得深思的。有人經常追問什么是科學精神，實際上，科學精神就是自由精神。

▲清朝著名傳教士南懷仁

由此看來，李約瑟之問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科學問題。

中國人為什么喜歡研究李約瑟之問？因為它摻雜著中國人民的受難敘事和解放主題。我們曾經有輝煌的古代文明，也經歷過近代的苦難，同時也進行過艱難的解放運動。“李約瑟之問”確實迎合了這些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內容。

科學背后的權力結構

▋被誤讀的“李約瑟之問”

美國科學史家席文對“李約瑟之問”持否定看法，他認為歷史學家不應該關注這類問題，就像不需要關注為什么你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今天的報紙上一樣。

但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顧超老師對此提出商榷。他認為，如果普通人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報紙上，這不需追問。但如果是每天都出現在報紙上的人，突然某一天沒有出現，這顯然值得關注。如果我們說非洲文明為什么沒有發生科學革命，這顯然沒有意義。但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科學、伊斯蘭科學完全可以與西方科學進行對比。

顧超老師還在《科學與權力：知識政體的演化》一書中進一步解構了上述問題：

●科學革命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發生？

●科學革命為什么首先發生在 17世紀的歐洲？

●工業革命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發生？

●工業革命為什么首先發生在18世紀中后期的英國？

▋李約瑟之問的宏觀結構與微觀機制

“為什么發生”和“為什么不發生”，這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對它們的回答分別涉及到了研究視角上的宏觀結構和微觀機制。

顧超老師表示，只有具備了一些必要的宏觀條件，某件事才有可能發生。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它并不一定發生；如果要解釋一件事為什么發生了，首先要清楚，它已經具備了發生的宏觀條件，同時還要分析促成它發生的微觀機制。

比如，必須要有適宜且穩定的溫度，雞蛋才能孵化出小雞來，這便是宏觀結構。但假如是沒有受精的雞蛋，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它也不可能孵化，所以還要深究雞蛋的微觀機制。

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認為，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和中國江南地區非常相近，但是有兩點不同：其一，英格蘭的煤礦礦藏幸運地分布在距離潛在工業廠區較近的地方；其二，英格蘭能從海外殖民地中獲取大量資源。所以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

顧超老師認為，彭慕蘭的分析，只是看到了中國和英國之間在微觀機制上的不同，但是卻忽略了二者宏觀結構上的差異。

▋知識政體：科技背后的權力結構

顧超老師認為，解釋為什么不發生的時候，要先看宏觀結構。而解釋為什么發生的時候，再去看微觀機制。如果不看宏觀結構而直接進行微觀機制的分析，那是本末倒置。

為此，他在書中提出一種“知識政體”概念，以之區分不同文明之間的宏觀結構。

什么是知識政體？顧超老師認為它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即知識的生產主體、知識權威的來源、知識生產的動力。通過這三個維度的考察，區分不同文明科學發展的宏觀結構。他總結出了四種類型的知識政體：

說服型知識政體。希臘科學的知識生產主體是自然哲學家，他們主要采用“理論—形式”理性的思維方式，擅長辯論說服，因此將其稱為“說服型”知識政體。

統合型知識政體。中國古代科學的知識生產主體是儒家士大夫，他們主要采用歷史理性的思維方式，旨在建立符合帝制儒學的國家意識形態（如三綱五常），以及為大一統國家服務的科學知識（如欽天監），被稱為“統合型”知識政體。

依附型知識政體。中世紀科學知識的生產主體是神職人員，中世紀知識權威有三重來源：宗教、理性和傳統。這時期的科學知識依附于宗教知識，但又沒有被完全統合進宗教知識之中，被稱為“依附型”知識政體。

實驗型知識政體。科學革命使科學共同體成為了科學知識的生產主體，現代科學依靠對自然的數學化和受控實驗使科學自身成為知識權威的主要來源。由于知識主要來源于理性和實驗，因此可稱之為“實驗型”知識政體。

知識政體背后的機制是權力結構。不同的權力結構塑造了不同的知識政體，也就是塑造了不同文明之下科學發展的宏觀結構。

顧超老師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不是因為中國古代科學不夠發達，而是因為中國古代是“統合型”知識政體，無法自發地演化到“實驗型”知識政體。

理解科學問題，終究繞不開政治

從政治與權力的關系進行探討，這為理解中國科技問題，提供了一個別樣視角。

亞里士多德認為自由學術主要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財務自由，要有閑暇的時間；二是政治自由，不要有條條框框上的約束。后來愛因斯坦又增加了一條——言論自由。

在希臘有個地方很特別，名字叫Agora，中文有時把它翻譯成農貿市場，因為這里是賣菜、吃飯的地方。但是這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功能，它是公民高談闊論、談論城邦重要問題的地方。

吃飯與言論合一，這種思維模式和中國傳統思維很不一樣。北大哲學系教授張岱年先生曾說過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人只一張嘴，要吃飯就別講話。而希臘人卻認為：人是一張嘴，又要吃飯、又要講話。

講話與不講話，都是政治運作的結果。每個人都是政治人，所以從政治的角度理解科學，這是非常好的切入點。從政治的角度思考科學問題，也是當下科技史與科技哲學中最重要的、最前沿的問題。

科技哲學在建立之初，思考的核心問題是：科學是什么？科學是不是真理？但是經歷了百余年的爭論，對上述的回答仍然沒有結果。于是在二戰以后的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對科技的反思逐步轉向了對權力的思考。

西方民主化經歷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建立民主政體；第二次是爭取一些具體權利，例如投票權、男女平等權、黑人權力等；第三次是技術民主化。

現在我們談論政治，很多都是在新科技背景之下進行。例如氣候變化，這顯然與科技相關。我們今天討論AI，其實也是政治問題，這關涉到了大國競爭之類。

科技與政治是一種互動結構，說政治決定科學或者科學決定政治，都是錯誤的觀念，當我們在談論二者關系時，要注意，切莫跌入“政治決定論”或“科技決定論”的陷阱。

當然，如果您想更深入地了解科技與政治的互動關系，顧超老師的這本《科學與權力：知識政體的演化》值得一讀：

從希臘科學到中國古代智慧，從中世紀的知識依附到科學革命的實驗精神，本書以“知識政體”這一全新理論視角，深入剖析科學與權力的互動發展過程。

通過對李約瑟問題的首創性回應，作者提出：科學的發展不僅是技術進步的結果，更是文明內在權力結構與知識體系相互作用的體現。書中開創性地提出“知識政體”這一概念，從知識生產的主體、權威與動力三個維度，重新審視了科學革命發生于西方而非其他古老文明的深層原因。

本書不僅是對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本質是范式變革”理論的深化與拓展，更為理解科技與權力之間的復雜關系提供了全新的學術框架，以及對未來科學發展的重要啟發。

中國科學院院士、國科協名譽主席韓啟德評價道：“誠如王元化先生所言，學者要做"有思想的學問和有學問的思想"。總體而言，《科學與權力:知識政體的演化》運用科技政治學的全新視角，不僅很好地回答了李約瑟問題，超越了科技史和經濟史的陳見，還對科學與權力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剖析，思想和學問兼有，體現了一位青年學者敢于直面宏大問題，努力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有益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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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Leonardo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