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凌晨四點，我在焦糊味里驚醒。
火從灶臺后面躥起來。
我沒命地沖進里屋，抱出那只鐵皮餅干盒。
鄰居罵：“你瘋了，為一個鐵盒子不要命了？”我蹲在街邊，沒答話。
盒子里有一枚黃銅戒指，一張泛黃的結婚照。
面館燒了沒什么。
這盒子比面館值錢一萬倍。
天亮，快遞員踩著灰燼過來：“劉秀蘭女士，迪拜國際函件。”信封上壓著暗金色王室印章。
我拆開，看了兩行，手里的信封掉進灰堆里。
我整個人，像被人照臉打了一槍。
01
火是什么時候燒起來的，我不清楚。
后半夜風大，灶臺底下一根沒滅盡的柴火芯子，被風一抽，火星子濺到油布簾子上，就這么著了。
我住在面館后頭的隔間里，睡著時滿鼻子都是煙味。
睜開眼，外頭已經紅了一大片。
我沒多想，三步并兩步沖回屋里，把床頭那只鐵皮餅干盒抱進懷里，濕毛巾堵住嘴，貼著墻根躥了出去。
街坊們拎著水桶跑過來，火是救不下了。隔壁賣水果的老陳拿手電照著我，氣不打一處來：“你這婆娘，命都不要了，搶個鐵盒子出來干啥？”
我沒答話。蹲在馬路牙子上，把鐵盒按在心口，喘了老半天。
盒子里頭幾樣東西：一枚黃銅戒指，雕著一只展翅的鷹，邊角磨得發亮；一張結婚照，我穿白紗，旁邊那個穿白袍的男人笑出一口白牙，耳根泛紅；還有一張登機牌，迪拜到臺北，二〇〇一年六月三十日。
我把戒指套上手指，指環有點松了。十六年了，手指粗了，人也糙了。
面館燒沒了。房子是租的，店里積蓄一并化成了灰。可我蹲在那堆焦木頭前頭，心里沒怎么覺得疼。真怪。
天快亮時，一個穿深藍色制服的快遞員踩著滿地臟水走到我跟前，對了對門牌號，又看了看手里那個信封：“劉秀蘭女士？”
我抬起頭。他遞過來一個厚牛皮紙信封，封口處壓著一枚暗金色的火漆印章，在晨光里晃得人眼暈。
寄件人一欄，寫著阿聯酋王室法律事務所。
我接過來，翻來覆去看了看，拆開，抖出里面的文件。
第一頁是英文的，下面附了中文翻譯。
我只看了兩行，眼珠子就像被什么東西攥住了，紙面上的字一個一個跳進眼里，連不成句子，心跳卻像擂鼓一樣，一下一下撞著胸口。
最后一頁夾著一封手寫的信，字跡潦草，像寫了半道沒力氣寫下去。我認得出，那是馬德旺的筆跡。
信上沒寫幾行字。滿打滿算，就四句話。
“秀蘭，我快不行了，死前想求你原諒。當年是我沒本事，沒能護住你，也沒能護住我們的孩子。我一直沒敢告訴你，那些孩子里頭，有一個我根本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拿著信紙，蹲在灰堆邊上，指頭抖得不行。又從頭看了一遍，看到最后一句時，手里的信紙“啪”地掉在地上。
“秀蘭，我不怕死。我怕的是，到死都不知道那個孩子長什么樣，活得好不好。”
我蹲在那兒，沒哭，就是渾身發冷。
太陽爬上來，照得滿地灰燼泛白，我卻像掉進冰窟窿里，從腳底板一直涼到天靈蓋。
十六年了，我一直以為當初孩子被婆婆扣下，是養在王宮里的。
可現在他告訴我，有一個孩子，根本不知道去哪兒了，甚至可能不在王室。
怎么可能。
我攥著那封信，在灰堆邊又蹲了很久，久到日頭曬得后脖子發燙，才慢吞吞地站起來。
腦子里翻來覆去，只有一個念頭在轉：馬德旺信里說的那個孩子，到底是三個里的哪一個？
他現在，又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必須找到他。
02
那一年，我二十一歲。
村里姑娘嫁人的嫁人，進廠的進廠。
我母親袁寶珍身體不好，哥哥劉立誠剛在基隆港找了份扛貨的活，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村里有個嬸子在迪拜打工，回來過年時，手腕上戴著亮晶晶的鏈子，說那邊缺服務員，一個月掙的錢抵得上家里三個月。
我心動了。
母親起初不答應，說迪拜那么遠，一個姑娘家去什么去。
后來實在拗不過，再加上哥哥那邊也等著錢用，她便松了口，抹著眼淚送我上了飛機。
帆船酒店是真的氣派。
我頭回進去，站在大廳里抬頭看，中庭那盞巨大的水晶吊燈從頂層垂下來，金燦燦的，亮得晃眼。
我穿著制服，端著托盤，走路都怕步子重了把地磚踩碎。
一個月后的一個午后，中餐廳人不多。
靠窗那桌坐了三個穿白袍戴頭巾的阿拉伯人，低聲談著什么。
我端著茶走過去，盤子上的玻璃杯晃了一下，冰水潑在了靠窗那個年輕男人的手腕上。
我嚇得話都說不利索，連連彎腰道歉。
旁邊一個年紀大些的皺了皺眉，正要開口訓斥，那個年輕人卻擺了擺手，用不太標準的中文說：“沒事，她也不是故意的。”我抬頭看了他一眼。
他長得不算特別英俊，但一雙眼睛很亮，笑起來的時候眼角有細細的紋路，看上去沒什么架子。
他又添了一句：“你叫劉秀蘭？”我愣了一下，點點頭。
他笑了笑：“我記住了。”
自那以后，他每天都來。
坐在靠窗的老位置，點一壺薄荷茶，也不怎么喝，就翻著手機，像在等什么人。
有時候我端著菜路過，他就抬起頭，用中文喊一聲：“秀蘭。”聲音不大，尾音微微上挑，像在叫一個老朋友。
我不好意思應，只能低頭走開，耳根卻燙得厲害。
連著來了十來天。
有一天我下班晚了，從后廊繞出去時，看見他站在走廊盡頭，手里攥著什么東西。
見我過來，他走近幾步，攤開手掌。
掌心里躺著一枚黃銅戒指，刻著一只鷹，線條粗獷，不像市面上賣的。
他說：“這是我們家的老物件。你收著，就算是個念想。”我不敢接，往后退了一步。
他沒再往前，只是看著我，語氣比平時低了些：“我不是壞人。我叫馬德旺，在迪拜做點小生意。”
我那時不知道，他說的“小生意”，大到買下整座帆船酒店都綽綽有余。
我也不敢接那樣貴重的東西，轉身跑了。
可第二天他又來，第三天還來，那枚戒指就放在他手邊，他不催，也不多說。
直到有一回，他帶我去了城外看星星。
沙漠的夜空跟家里的不一樣，像一口倒扣的黑鍋，密密麻麻綴滿了碎鉆。
他指著天上最亮的那顆，用生硬的中文說：“在我們這里，星星是給迷路的人看的。”我問他：“那你迷過路嗎？”他轉頭看我，眼睛被月光映得很亮：“遇見你之前沒迷過，遇見你之后就迷了。”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他也笑，隨后把那枚戒指從口袋里掏出來，又遞到我面前。
這回我沒再躲。
他握住我的手，把那枚黃銅戒輕輕推上我的無名指，戴完，又低頭看了看，像是挺滿意，說：“鷹在我們這兒，是忠誠的意思。”我低頭看著那枚戒指，心里有什么東西，輕輕地軟了一下。
那一年，我二十二歲，他三十四歲。
我以為遇見了愛情，卻不知道那是我這輩子最大的一場劫。
03
婚后，我住進了王宮邊上一棟獨立的院子。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凈凈，院子里種了一棵椰棗樹，樹下一張石桌，兩把藤椅。
馬德旺幾乎每天都來，來了也不干什么，就陪我在樹下坐著，或者端一杯茶，看我擇菜，然后用他那半生不熟的中文問我：“這個叫什么？”我答：“豆角。”他就跟著念一遍：“豆角。”念完自己先不好意思地笑了。
半年后，我懷了孕。
大夫說是三胎，我躺在床上，又驚又慌，抓著馬德旺的手：“三個孩子養得起嗎？”他笑了，摸摸我的頭發：“養不起我們就偷偷跑，跑回你老家種地去。”話是玩笑話，可他那雙眼睛里全是認真。
懷孕九個多月，是我這輩子在馬德旺身邊過得最安穩的一段日子。
他每天下了班就回來，給我帶各種吃的，有時候是烤餅，有時候是一盒蜜棗。
我吃不下，他就坐在旁邊逗我笑，說等孩子生下來，一定長得像他，眼睛亮亮的。
可我那時不知道，王宮里有一雙眼睛，一直在背后盯著我。
那天下午，我疼得死去活來。
產房里一盞白慘慘的燈，醫生護士進進出出，我滿身是汗，抓著床單，指甲都快摳斷了。
好不容易聽見第一聲嬰兒哭，緊接著第二聲，第三聲，一個比一個細弱。
我躺在產床上，想抬起頭看一看，卻使不上力，只模模糊糊看見護士抱著三個襁褓從眼前晃過去。
一個瘦高個的老女人站在門口，眼神像兩把刀。
那是法蒂瑪，馬德旺的母親。
我在產床上暈了過去。
再醒來時，孩子已經被抱走了。
馬德旺坐在床邊，眼睛紅紅的，握著我的手：“三個孩子，兩男一女。都好。”我虛弱地點點頭：“我想看看。”他別過臉，看了窗外一眼：“等你好一點，再看吧。”
我信了。可我等到第七天，也沒能見上任何一個孩子。
第七天傍晚，院子門口停了一輛黑色轎車。
哈利勒管家帶著兩個穿制服的男人走進來，手里舉著一份文件，面無表情地念：“經王室安全部門查實，劉秀蘭與一名宮廷侍衛存在不當關系，有違王室體統。法蒂瑪王妃殿下裁決，即日起解除婚姻關系，遣返原籍。”
我愣了好一會兒，才明白他念的是什么。
我掙扎著從床上爬起來，扯著嗓子喊：“不可能！我沒有！我要見馬德旺！”哈利勒沒答話，只是側了側身，讓門口那個穿白袍的女人走進來。
法蒂瑪站在燈光下，看了我一眼，眼神涼得沒有一絲溫度。
她說：“你見不到他了。他現在不想見你。”
我絕望地喊馬德旺的名字，喊到嗓子嘶啞，那扇院門始終沒有打開。
雨從后半夜落下來，我被兩個女傭架著塞進汽車后座，連一件換洗衣服都沒帶。
車子開出王宮大門時，我扒著車窗往回看，只看見那扇鐵門在雨霧里越縮越小，最終消失成一團模糊的影子。
機場的海關玻璃窗后面，一個女人遞給我一張登機牌，迪拜到臺北。她看我的眼神，帶著公事公辦的冷淡，像看一個被清理出去的物件。
我上了飛機。
座位靠著舷窗，外頭是灰茫茫的云層。
空乘過來問我喝什么，我張了張嘴，喉嚨里像被什么東西堵死了，半天才擠出兩個字：“白水。”水遞到我手里，我端著，沒喝，一直端到飛機落地。
那杯水在我手里晃了整整五個鐘頭，一滴也沒灑。
后來我在無數個夜里回想那七天，無數次在夢里看見那三個小小的襁褓。一個媽媽，七天，三個孩子。我沒能看清他們任何一個人的臉。
04
回臺灣的頭兩年，我活得不像個人。
哥哥劉立誠在基隆港邊上的老房子里給我騰了個隔間，母親袁寶珍天天給我端飯端菜，我扒拉兩口就撂下筷子，坐在床沿上發呆。
有時候一坐就是一下午，窗外的漁船鳴笛，街口的狗吠，都像隔了一層紗布，跟我沒什么關系。
嫂子周蕾嘴上不饒人，背地里沒少跟我哥嘀咕：“養個活人容易，養個死人難。”我聽見了，沒回嘴。
她說得對，我心里的那口活氣，早就跟著那架飛機落在迪拜了。
母親怕我想不開，白天夜里都跟著我。
有一回深夜，我站在灶臺邊燒開水，盯著那團藍汪汪的火苗看了半天。
母親不知什么時候醒了，搶過來一把把火擰滅，拽著我的胳膊，顫聲道：“秀蘭，你就算不替自己想，你替我想想？”我看著她滿頭的白發，想說點什么，喉嚨卻像被堵住了。
那天晚上，我沒睡。
我坐在窗臺上看了一夜的海，聽到遠處的船笛聲，一聲長，一聲短，像人在嗚咽。
后來我跟著哥哥去漁港幫忙。曬魚干，補漁網，手被粗麻繩勒出一道道血口子，疼著疼著，心里那股死勁兒反而慢慢散了。
漁港里有個小男孩，看上去七八歲，瘦得跟竹竿似的，天天蹲在魚攤邊幫人搬箱子，一件破T恤洗得發白。
他是我哥哥村里一個遠房親戚的孩子，爹媽不在了，沒人管，被哥哥接了回來。
我頭一回正眼看他，是他捧著一袋炸小魚，跑到我跟前，仰著黑乎乎的臉：“姑姑，吃魚。”我看著那雙眼睛，心里忽然鈍鈍地疼了一下。
那雙眼睛不大，卻亮亮的，像極了一個人。
我后來問哥哥這孩子叫什么。
哥哥說：“叫劉明禮。他媽走的時候才三歲，他舅舅帶不動，送到咱們家來了，我就先養著。”我蹲下來，看著那孩子。
他也看著我，忽然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豁牙：“姑姑，你眼睛紅紅的，是不是哭了？”我搖搖頭：“沒哭，迷了眼睛。”他踮起腳，用臟兮兮的手背擦了擦我眼角：“那我給你吹吹。”他湊過來，對著我的眼睛輕輕吹了一口氣，熱乎乎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滿腦子都是那孩子的眼睛。
像誰呢？
我說不上來，可心口那個被埋了許久的洞，像被什么東西輕輕戳了一下，又酸又澀。
第二天早上，我跟母親說：“我想開個面攤。”母親愣住了，看了我半天，眼眶紅了，連連點頭：“好，好，開個面攤好。”
面攤就在漁港邊上。
一口鐵鍋，一張案板，幾張塑料凳子。
我每天早上四點起來和面，熬一鍋豬骨湯，炸油條，下面。
頭一個月，沒幾個客人。
第二個月，慢慢有了些回頭客。
劉明禮放學了就跑到攤子邊，幫我看鍋幫忙擦桌子。
我說他：“小孩家家的，回去寫作業。”他嘿嘿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姑姑，我作業寫完啦，我幫你。”
我看著他蹲在灶臺邊，認認真真地把碗筷碼好，眼角的余光落在他手腕上。
他左手腕上有一塊指甲蓋大小的青色胎記，像一枚碎掉的小葉子。
那顆心像被什么東西揪了一下。
可我只是摸了摸他的頭，沒說話。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過。
面攤變成了小店，小店慢慢有了些起色。
我把劉明禮當自己孩子一樣養，給他交學費，給他買新鞋。
每次蹲下去給他系鞋帶，看到他手腕上那塊胎記，我的心就莫名地沉一下。
好像有什么東西，一直在我看不見的地方暗暗涌動著。
05
面館是在第七年的時候換的招牌，從“秀蘭面攤”改成了“秀蘭面館”。
店面不大，七八張桌子，來的多是熟客。
我每天三更起，半夜收，手上一道道燙疤刀痕，漸漸也就習慣了。
劉明禮已經長到十六歲，個子躥得比我還高半個頭，放學回來就在店里幫忙。
他話不多，手腳卻麻利，柜臺上那臺老式收音機壞了，他自己拆開搗鼓兩天，居然修好了。
日子平得像一碗白水。如果沒有那封信，我可能就這么一直過下去了。
那天是三月中旬，雨下得不大，滴滴答答敲在雨棚上。
我正蹲在門口擇菜，一輛黑色轎車停在路邊，下來一個穿深色套裝的中年中國女人，手里提著一只暗紅色公文包。
她走到我面前，站定，看了我一會兒，緩緩開口：“劉秀蘭？”我站起來，手里的菜掉在地上。
她眼眶有點紅：“我是梨花。以前在迪拜照顧過你，你生完孩子后，我給你送過七天的湯。”
我腦子嗡了一下。
梨花，那個沉默寡言的奶媽。
馬德旺身邊為數不多的中國人之一。
我愣愣地看了她好一會兒，嘴唇動了動：“你怎么來了？”梨花沒答話，轉身從車里拿出一只牛皮紙文件袋，遞到我手里。
“馬德旺讓我來的。”她說，“他兩年前查出胰腺癌，一直在治療，瞞著所有人。去年病重，他把我叫去，讓我務必找到你，有些事，他不能再瞞下去了。”
我接過文件袋，手有些抖。
梨花站在門口，沒進來。
我拆開封口，抽出里面的東西：一封信，一本翻得起了毛邊的阿文日記本，還有幾張照片。
信是馬德旺寫的，中文，一筆一畫，像小學生練字一樣認真。
他在信上說：“秀蘭，我這一輩子只真心愛過一個女人，就是你。我恨我自己，在你最難的時候沒有站出來。可我有件事，一定要告訴你。你當年生下的三個孩子里，老二，那個男孩，不是我們馬家的孩子。他出生當天就被法蒂瑪做主，從宮里帶了出去，換了一個早夭的嬰兒頂替。我媽告訴你，那個孩子死了，可他沒有死。他被人送走了。我查了十幾年，線索斷斷續續，始終沒能找到他。”
信紙上洇開幾團發暗的水漬，像滴過眼淚。
“秀蘭，我知道你恨我。你不原諒我也沒關系。我只求你，幫我找到那個孩子。他已經十六歲了，十六年，我沒能親眼看他長大，求求你，至少讓我知道他活得好好的。”
我拿著信紙，站在雨棚底下，兩只手抖得幾乎捏不住那張紙。
腦子里像有臺老式放映機在飛速倒帶，那些我從未細想過的細節，一個一個翻涌上來：出生記錄上那個“沒了”的男嬰，法蒂瑪冷漠的眼神，護士欲言又止的表情，還有劉明禮手腕上那塊青色胎記。
我猛地抬頭看向店里。
劉明禮正背對著門口擦桌子，肩膀微微弓著，瘦高瘦高的個子，后腦勺有一小撮頑固翹起來的頭發。
他像是感覺到什么，回頭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姑姑，你怎么了？”
我張了張嘴。
喉嚨里像被人塞了一大團棉花，一個字也擠不出來。
眼眶燙得厲害，我趕緊低頭，把手里那幾張信紙胡亂塞回信封里，干巴巴地應了一聲：“沒事。風迷了眼。”他“哦”了一聲，又轉過身去擦桌子。
我站在門口，看著他的背影，胸腔里那顆心像被人攥在手里，一下一下地攥緊。
那個孩子。那個被我當侄子養了八年的孩子。他左手腕上那塊青色胎記，和馬德旺在信里描述的，一模一樣。
06
那幾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撐下來的。
白天開店，炒菜，收拾碗筷，手腳機械地動著，腦子里卻亂得像一鍋滾沸的粥。
劉明禮跟我說話，我常常答非所問。
夜里躺在屋里，我翻來覆去睡不著，眼前反反復復出現那張出生記錄上的腳印，和明禮手腕上那塊胎記。
我不能憑一個胎記就下結論。我要確認。
第三天一早，我跟劉明禮說，醫院組織給附近街坊做免費體檢，一個戶口本上的能一起查。
他信了，跟著我去了醫院。
抽血的時候，他坐在椅子上，卷起袖子，看我一眼：“姑姑，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我搖頭：“沒有。就是讓你檢查檢查。”他沒再問，由著護士扎了針。
等報告那兩天，我度日如年。
白天端著鍋鏟的手都在抖，有回炒菜時走了神，鍋里的油躥起半尺高的火苗，我愣是被嚇了一跳。
晚上睡不著，躺在床上瞪大眼睛看著天花板，心里翻來覆去地算日子。
十六年前他出生，十六年后他站在我面前，高我半個頭，喊我姑姑。
我拿他當親侄子疼了八年，可如果那封信說的是真的，那他應該是我親生的兒子。
我在心里反反復復地念這個念頭，每念一遍，心口就燙一下。
檢查報告出來的那天上午，我坐在醫院走廊的長椅上，兩只手不停搓著膝蓋。
劉明禮在我旁邊，手里捧著個手機看視頻，聲音外放。
過了一會兒他抬頭：“姑姑，報告出來了嗎？”我站起來，走到窗口，接過那張紙，低頭看了半天。
白紙黑字，一行一行密密麻麻的數字和字母，我看不太懂。
可是最后那行結論，我認得：線粒體DNA序列比對結果顯示，送檢人“劉秀蘭”與“劉明禮”存在母系直系血緣關系，符合度99.99%。
我整個人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悶棍，腳底下一軟，后退半步，一屁股坐回長椅上。
劉明禮被我嚇了一跳，趕緊站起來：“姑姑？你怎么了？”我攥著那張紙，手指捏得骨節發白，喉嚨里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了，半天才擠出幾個字：“沒事，有點低血糖。”
他扶著我坐了一會兒，起身去自動販賣機買了瓶水遞給我。
我接過來，擰開蓋子喝了一大口，水順著喉嚨滑下去，卻像吞了一把碎玻璃，一路刮得生疼。
我低下頭，眼淚終于砸在手背上，一滴，兩滴，滾燙的。
他是我兒子。
我親生的兒子。
那個我在產床上拼了半條命生下來的三胞胎里的老二，那個我以為十六年前就沒了的孩子，那個法蒂瑪換走、對外宣稱已經夭折的男嬰。
他一直就在我身邊。
我把他當侄兒養了八年。
他喊我“姑姑”，喊了八年。
而他手腕上那塊青色胎記，我幫他系了八年鞋帶，看了八年，竟從來沒有往那個方向想過。
我坐在醫院走廊上，把那瓶水喝完了，才重新站起來，擦了把臉。
劉明禮在門口等我，轉頭看見我，笑了笑：“姑姑，報告沒事吧？”我點點頭：“沒事。都挺好。”他如釋重負地“哦”了一聲，走在前面，步子輕快。
我走在他身后，看著他的后腦勺，那根翹起來的頭發，一晃一晃的。
心里有個聲音一遍遍地喊：別喊姑姑了，我是你媽。
可那句話卡在喉嚨口，說不出來。
我說不出來。
因為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這個真相。我也不知道，該怎么告訴他，他親生的父親，正在世界的另一頭等著他。
07
從醫院回來后，我一連幾宿沒合眼。
白天照常開店，夜里坐在床上發呆，腦子里翻來覆去地想著同一件事：要不要告訴明禮？
要不要帶他去見馬德旺？
明禮像察覺到什么，那幾天格外安靜，吃完飯就搶著洗碗，掃地，擦桌子，也不多問。
有一天晚上，他蹲在門口換燈泡，我站在門簾后頭看他的背影，瘦瘦長長的，肩膀已經有點大人的樣子了。
他回過頭來，沖我笑了一下：“姑姑，燈泡換好了。”
我胸口一陣酸澀，差點沒繃住。
他越懂事，我心里那道口子就撕得越大。
猶豫了三天，我終于做了決定。
我去銀行取出了這些年攢的一半積蓄，訂了兩張飛迪拜的機票，又托梨花從中聯系了王室的律師。
律師答應安排我們見一個人：哈利勒，當年親自把我送出王宮的老管家。
飛機落地那天，迪拜的太陽白晃晃的，空氣里一股熱浪卷著沙塵味。我站在航站樓出口，恍恍惚惚想起十六年前那條路，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律師約在一家老式咖啡館見面。
我和明禮進去時，靠窗的座位上坐著一個滿頭白發的老人，穿著一件深灰色阿拉伯長袍，瘦削，背微微佝僂。
他抬頭看見我，渾濁的眼睛里閃過一點光：“劉女士？”我點點頭，在他對面坐下。
明禮坐在我旁邊，好奇地看著窗外。
哈利勒看了明禮一眼，目光在他臉上停了片刻，又緩緩移向我，聲音干澀：“你終于找到他了。”
“我是來找你確認一件事。”我說，“當年，你親自經手的那個孩子，是不是左手腕上有一塊青色胎記？”哈利勒沉默了很久。
咖啡館里放著低沉的阿拉伯音樂，窗外的棕櫚樹被風吹得沙沙響。
他緩緩點了點頭：“是。”
我攥著杯子，指節泛白，沒有出聲。
哈利勒又說：“當年是王妃下令，讓我把孩子交給一個阿富汗來的護士。護士帶著孩子出了宮，繞過兩道人脈，最后把孩子送到了東亞。我先是你孩子的下落，查了幾年，后來才知道，那孩子經由香港的一家孤兒院轉送出去，最后被一對華人夫婦收養。”他頓了頓，看向我，“但后來我查出那對夫婦沒養多久，孩子又被轉手了一次，最后到了一戶姓劉的臺商遠親手里。我當時不知道那是你的親屬。”
我坐在那兒，半天沒說話。
咖啡館的風扇在頭頂一撥一撥地轉著，攪得空氣又悶又熱，我胸腔里卻涼得厲害。
那個孩子，胎記，被轉送了三趟，最后落到了我哥家。
十六年。
他輾轉了半個地球，最后還是回到了我身邊。
是命嗎？
還是有人在暗中安排？
“你早就知道他姓劉，對不對？”我盯著哈利勒，聲音有點發緊。
哈利勒沒有回避我的目光，慢慢點了點頭：“我當年欠你，也欠那個孩子。從查出那孩子落到劉家起，我就一直托人給了你哥哥幾筆錢，說是遠房親戚寄的撫養費。但我沒敢告訴你真相。”他說到這里，有些吃力地喘了喘，“我怕你知道了，會沖回迪拜找王妃拼命。”
“我現在，也照樣可以。”我說。
哈利勒嘆了口氣，像是想說什么，又咽了回去。
過了好一會兒，他才低聲說：“王妃去年中風了，現在只能坐在輪椅上，說話也不利索。她已經管不了任何事了。”我沒有接話。
明禮在旁邊低聲問：“姑姑，你們在說我嗎？我怎么聽不太懂。”我轉頭看著他，看了很久，伸手摸了摸他的頭：“明禮，等會兒姑姑慢慢跟你說。”
他點了點頭，又補了一句：“姑姑，你手好涼。”我心里一酸，趕緊把手收回來，握成拳頭，攥了半天，還是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