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阻隔的西南邊境，一個傣族青年的覺醒，這才是真正的家國擔當

當我們回望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西南邊疆，西雙版納是一處極為特殊的歷史樣本。這里延續數百年的車里宣慰司封建領主制度，在解放戰爭的浪潮之下迎來劇烈的社會變革，舊的社會秩序逐漸瓦解，全新的民族關系正在艱難地破土生長。召存信，正是站在兩種制度交匯點上的關鍵人物。他出生于 1928 年，祖籍江城整董，出身傣族土司上層，少年時代便躋身車里宣慰司權力核心，又在時代洪流之中主動脫離舊的統治體系，奔赴思普解放區，追隨中國共產黨投身邊疆解放事業，作為民族團結誓詞碑首位簽字代表，后來成為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長，把此后將近四十年的人生全部交付給這片土地的團結與建設。

我認為，解讀召存信不能簡單用 “傳奇人物” 這種標簽化的敘事一筆帶過，他不是憑空出現的英雄，他的選擇，既是個人良知與理想驅動的結果，也是特定歷史環境之下，邊疆少數民族上層先進分子順應歷史大勢的縮影。要真正理解這個人，就必須把他放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滇南復雜的社會格局當中，看到他身上舊時代留下的烙印，也看見他主動掙脫舊體系束縛的艱難，理解個人命運、民族命運與國家命運交織在一起的復雜過程。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西雙版納，社會結構保持著長久延續的封建領主制，車里宣慰司作為地方權力體系，劃分出森嚴的等級，召片領是最高統治者，而召景哈也就是議事庭庭長，是整個領主體系當中地位僅次于召片領的核心角色，掌管議事庭，處理地方軍政、民族事務，協調各個土司村寨之間的關系，掌握著實實在在的地方權力。召存信年少便登上這個位置，這份身份本身就意味著，他屬于舊秩序的既得利益群體。按照舊時代的邏輯，他本可以依托這套制度，維持自身的地位與特權，在動蕩的亂世之中保全家族與地方勢力。

但歷史事實恰恰走向了另外一個方向，在現有公開的黨史史料、地方檔案記載當中，青年時期的召存信已經切身感受到舊體系內部的腐朽，以及國民黨地方政權橫征暴斂帶給各族百姓的苦難。抗戰時期日軍進逼滇南邊境，年輕的召存信曾經組建抗日武裝保境安民，在與各方勢力周旋的過程里，他親眼見證兵匪橫行、苛捐雜稅層層盤剝，各族底層民眾承受沉重負擔，民族之間、村寨之間矛盾沖突不斷，舊的統治力量既無力抵御外患，也無法解決邊疆內部深重的社會矛盾。

他曾經多次抵制國民黨當局攤派的糧餉徭役，也因此兩次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牢獄經歷進一步加深了他對舊政權的失望。我認為這一段經歷非常關鍵，很多敘事會直接把他的轉向簡化為一次思想頓悟，但現實歷史當中，人的思想轉變往往是漫長累積的結果。他不是一開始就擁有完整的革命理論認知，而是在現實的痛苦當中，逐漸意識到原本賴以生存的舊制度，已經不能再給邊疆各族人民帶來安穩的生活，這條路已經走不通。

彼時滇南局勢波詭云譎，解放戰爭節節推進，國民黨殘余勢力不斷向西南邊境收縮，邊境一帶特務流竄，各方地方武裝犬牙交錯。思普解放區逐步建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開始在滇南部分地區傳播，但是在西雙版納，大部分土司頭人對新生的革命力量充滿疑慮。長久以來大漢族主義遺留下來的歷史隔閡，加上國民黨當局不斷造謠抹黑，很多邊疆上層人士害怕革命到來之后會剝奪自身的利益，因此持觀望甚至抵觸的態度，不敢輕易接觸解放區的力量。

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召存信在進步人士的影響下，開始主動了解共產黨的主張。1949 年，他聯合進步力量接管車佛南三縣國民黨地方政權，之后毅然決定，離開自己世代生活的西雙版納，長途跋涉前往思普解放區尋找黨組織，主動要求接受黨的領導，把自己掌握的武裝交由革命隊伍整編，進入普洱軍政干校學習，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在我看來，這一步抉擇，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是充滿風險的。他放棄了宣慰司議事庭長手握的權力，離開熟悉的故土，投向一個尚不被邊疆多數上層群體信任的新生力量，一旦局勢發生逆轉，他所要面對的代價是巨大的。這不是一個既得利益者本能會做出的選擇，驅動他做出抉擇的，一方面是對底層民眾遭受壓迫的共情，另一方面，是他希望西雙版納擺脫戰亂、剝削，獲得安定的現實訴求。

當然我們也需要客觀承認，這個階段的召存信，思想上依舊存在時代的局限，他身上還帶著傣族上層社會的認知底色，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民族平等理論的理解，是在后續的學習、斗爭實踐當中，一步步完善成型的，不能用后來成熟革命者的標準，去苛求剛剛投身革命的青年。

回到西雙版納之后，召存信組建車里民族自衛大隊，在邊境和國民黨九十三師殘余武裝開展斗爭。1950 年 2 月，解放軍追擊殘敵抵達瀾滄江北岸，湍急的江水橫亙在前，對岸敵情不明，部隊不熟悉當地環境，語言不通，群眾工作很難開展，軍事渡江面臨巨大阻礙。召存信得知消息，帶領二十余名地方頭人主動前往解放軍駐地，懇請部隊渡江解放西雙版納，承諾籌措船只、糧草，發動群眾充當向導，配合軍事行動。在他的協調之下，解放軍順利渡過瀾滄江，西雙版納全境實現解放。

這次事件在西雙版納地方黨史當中有明確記載，它的歷史意義并不僅僅在于軍事層面的配合。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解放，和內地城市農村的解放存在很大區別，單純依靠軍事勝利，并不等于社會秩序的穩固。如果得不到當地民族上層和群眾的理解支持，即便軍事上取得勝利，邊疆依舊會潛藏動蕩的隱患。召存信以本地有影響力的傣族上層身份出面，向村寨民眾解釋黨的政策，消解群眾心中的恐懼猜忌，大大降低了解放之后社會重建的阻力。

我認為，這正是少數民族進步上層人士在特定歷史階段不可替代的價值，他們熟悉本土社會運行邏輯，通曉本民族的文化習俗，能夠搭建起新政權和邊疆各民族群眾之間溝通的橋梁。但同時我們也要分清歷史主次，西雙版納的解放，根本上是人民解放軍軍事斗爭的成果，是黨的正確民族政策發揮作用，召存信的貢獻屬于重要的助力，不能把歷史進程全部歸結于個人的作用，這也是唯物史觀看待地方人物應當守住的尺度。

1950 年 12 月，普洱第一屆兄弟民族代表大會召開，這次會議是新中國初期西南邊疆民族工作里程碑式的事件。彼時邊疆清匪肅特任務還在推進，境外國民黨殘余勢力不斷派遣特務滲透，各民族之間歷史遺留隔閡深重，部分地區村寨械斗時有發生。大會匯集普洱轄區數十個民族的代表，按照少數民族傳統習俗舉行剽牛喝咒水的盟誓儀式，立下民族團結誓詞碑，48 名各族代表共同簽名立誓，召存信是第一個在石碑之上簽下傣文名字 “召景哈” 的代表。

在當時的會議現場，很多土司頭人內心依舊充滿顧慮，在石碑簽名，在少數民族傳統認知當中，等同于立下不可違背的盟約，一旦簽字，就意味著公開擁護黨的領導，放棄搖擺觀望的立場，要承擔相應的政治風險。在這種氛圍下第一個落筆，需要極大的勇氣。這塊石碑留存至今，成為新中國民族團結事業重要實物史料，很多后世的研究都會反復提及召存信的這個簽名。

在我看來，這個簽名不只是一個儀式動作，它象征著召存信完成一次公開的身份切割，他以原本封建領主體系核心人物的身份，公開宣誓投身各民族平等團結的新事業，和舊時代的統治邏輯劃開界限。當然學界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不能把盟誓的意義完全歸于個體，這塊石碑是全體參會各民族代表共同意志的結晶，是多民族集體的歷史記憶，這一觀點同樣值得重視，我們既要看見關鍵人物的推動作用，也不能遮蔽集體的歷史參與。

1953 年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區正式成立，后來改為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召存信當選為首任自治區主席，也就是后來的州長，從封建領主體系的議事庭長，正式轉變為人民政權下的地方領導干部。就職之后，他公開宣布放棄封建領主的特權，放棄召景哈的職務，徹底告別舊制度賦予他的身份地位。這一次身份的轉變，遠比奔赴解放區更加考驗人。

過去的身份帶給他人望、物質特權，而人民州長的身份，意味著要站在各族人民的立場之上，推動社會改革，要去處理領主制度遺留下來的土地剝削問題，協調不同民族村寨之間的利益矛盾。

我認為，最能體現他思想蛻變的地方就在這里，他不是被動被時代剝奪特權，而是主動選擇放棄特權，把自己的全部工作重心放到改善民生、協調民族關系之上。建國初期的西雙版納發展條件極為惡劣，全境沒有公路，沒有現代交通設施，從景洪去往昆明，騎馬趕路需要二十天左右，物資流通艱難，醫療教育資源近乎空白，壩區和山區發展差距巨大，部分山區少數民族村寨常年缺糧，生存條件艱苦。

召存信利用自己熟悉本土社會的優勢，調解民族之間的矛盾，做壩區傣族群眾的思想工作，動員糧食富余的村寨接濟缺糧的山區拉祜族村寨，踐行 “民族不分你我，有飯一起吃” 的理念，實實在在解決群眾生存難題。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當中。解放之初的西雙版納，大山大河阻隔了和外界的聯系，封閉是貧窮落后重要根源。他親身推動修建西雙版納第一條簡易公路，在全國人大會議提交修建瀾滄江大橋的提案，上世紀八十年代，又積極奔走推動西雙版納機場的建設落地，一點點打破地理帶來的隔絕，為后來西雙版納的發展打下基礎。他長期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后來擔任全國政協常委，1957 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完成從民族上層愛國人士到共產黨員的身份轉變。

此后數十年，無論時代環境如何變化，他始終扎根西雙版納，在民族工作、邊疆建設崗位上履職，直到 1992 年才離開領導崗位，前后主持當地政務長達四十年。四十年的時間跨度，覆蓋邊疆民主改革、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多個重大歷史階段，期間地方建設經歷過曲折與波折，我認為，我們不能把他四十年的執政歷程美化成一路坦途，作為地方主官，他同樣身處時代的局限之中，部分工作會受到當時整體環境的制約，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主流公開史料更多記載他的貢獻，對于具體工作當中的曲折，地方史學界也有零星的整理探討，這是歷史研究客觀看待人物的應有態度。

但縱觀整體，他始終堅守民族團結誓詞碑許下的諾言，始終把邊疆各族群眾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一生反復強調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民族團結，這句話不是口號，貫穿在他處理村寨糾紛、分配資源、推動社會變革的一件件具體事務當中。

2015 年 1 月 23 日，召存信在景洪逝世，享年八十七歲。斯人已逝，但是關于他的歷史討論，依舊值得我們繼續思考。現在網絡上存在兩種比較極端的敘事傾向，一種是過度浪漫化，把他塑造成天生的完美英雄，忽略他出身舊統治階層，思想存在逐步轉變的客觀過程，把復雜的時代抉擇簡化為個人道德神話；另一種則是脫離具體歷史背景，用后世的標準去苛責，無視四十年代邊疆社會的現實，否定少數民族上層愛國人士的歷史價值。

在我看來，這兩種視角都偏離了唯物史觀的要求。評價召存信，不能夠脫離二十世紀中葉西南邊疆特殊的社會條件。封建領主制在西雙版納延續數百年，不可能一夜之間徹底消散，一大批少數民族上層人物，身處新舊時代交界，他們當中一部分人固守舊有特權，對抗時代變革；而另一部分人，看到舊制度的弊病，看到底層民眾的苦難，認清國家統一、民族平等是歷史大勢，主動選擇站到人民一邊，召存信就是這一類愛國進步上層人士當中的典型代表。

他的進步，不是憑空生成，是時代浪潮的感召，是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吸引，同時也是他本人不斷學習、不斷自我革新的結果。他沒有回避自己來自舊體系的出身，而是主動和舊制度當中剝削壓迫的部分切割，把自身在地方社會的影響力，用來服務于各民族共同的利益，這恰恰是他身上最珍貴的地方。

更進一步去延伸思考，召存信的一生留給我們的啟示，遠遠不止于一個地方人物的生平故事。多民族國家的社會轉型，從來不是簡單的推翻舊秩序就可以完成，制度的變革之外，人心的團結更為艱難。舊時代留下來的民族隔閡，世代積累的利益沖突，不同民族文化習俗之間的差異，都需要有人搭建溝通的橋梁。少數民族內部的先進分子，熟悉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理解普通民眾的訴求，他們的覺醒與參與，對于邊疆的穩定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

民族團結誓詞碑上那四十八個簽名，不是某一個人的功勞，是各個民族代表共同的承諾，召存信的名字刻在石碑最前面，但石碑承載的，是整個滇南邊疆各民族共同選擇跟黨走的集體記憶。我認為今天我們回望召存信，不只是記住一個傳奇老州長的故事，更要讀懂那段歷史背后的邏輯：各民族的團結，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夠實現的，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主動去選擇、去堅守、去踐行。

要放下歷史造成的隔閡，跳出狹隘的局部利益，去追求各民族平等、共同發展的遠大目標，這份盟約，刻在七十多年前的石碑之上，也同樣對當下有著現實的參照意義。

當然，關于召存信的部分歷史細節，不同地方口述史料之間存在細微出入。比如部分事件的具體時間節點，武裝力量發展過程當中的細節，民間口述回憶和檔案文字記錄會存在少量差異，這也是邊疆近現代史研究當中經常遇到的情況。

因為當年邊境戰亂動蕩，很多文書檔案保存并不完整，大量歷史信息依靠親歷者回憶留存，史學界處理這類材料，需要把官方檔案、黨史文獻和口述史料相互比對甄別，不能單方面采信某一類材料。這也提醒我們，看待邊疆近現代人物，不能滿足于故事化的演繹，要區分經過考證的正史史料和民間口頭演繹，審慎對待存在分歧的細節，不做絕對化的定論。

回望他完整的一生，從江城的傣族少年，到車里宣慰司的議事庭長，再到奔赴解放區的革命者，西雙版納的首任州長，耄耋之年依舊心念邊疆發展，他的人生軌跡完整映射出西南邊疆半個多世紀的社會變遷。舊時代給了他尊貴的身份，而他主動拋棄舊時代的特權，選擇投身于建設一個各民族平等的新邊疆。

我始終認為，讀懂召存信，就是讀懂那一段波瀾壯闊的西南邊疆史。個人的命運始終依附于時代，一個人的價值，不在于他與生俱來擁有怎樣的地位，而在于當歷史轉折到來的時候，他做出了怎樣的選擇，把自己的力量交付給什么樣的事業。

在封建領主制度尚未瓦解的年代，他看見底層民眾的苦難；在各方勢力搖擺觀望的時候，他選擇向著光明的方向前行；手握權力數十年，他始終謹記石碑上的誓言，守護各民族的團結。歷史不會忘記這樣的人物，那塊矗立在普洱的民族團結誓詞碑，既是過去的見證，也在不斷提醒后世，各民族一心一德，才是邊疆安定發展最堅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