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倩儀：沈從文與王?、王亞蓉“服飾三人組”的故事

《錦衾薄》日前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重磅推出。這不是一本服飾圖錄，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史，而是一部以口述史料為骨架、以人物命運為經緯的紀實之作。

《錦衾薄：沈從文與王?、王亞蓉的服飾故事》張倩儀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6-5

全書從1953年午門的一場偶遇落筆：年屆半百的沈從文為一名剛從朝鮮歸來的志愿軍戰士王?，連續七天講解故宮文物，從此牽出三段交織半生的緣分。沈從文是從“邊城”走出的文學家，在中年后轉向文物研究，孤軍撐起《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王?由門外漢起步，經馬王堆、馬山楚墓、法門寺地宮一路淬煉，成為中國紡織考古的開創者；王亞蓉從玩具設計師轉入，在兩位前輩離世后獨力扛起學科傳承。三人以“服飾小組”之名并肩數十年，填補了相關研究的空白，更在時代的夾縫里把冷門絕學織進了生生不息的學術傳承。

書名“錦衾薄”三字，取自岑參的詩句“狐裘不暖錦衾薄”。錦緞華美，衾被單薄，恰似這三位主人公的命數——手中織就的是文明華彩，身上扛著的卻是清寒與孤寂。而這本書最突出的特色，是為過去常被一筆帶過的“助手”王?、王亞蓉，還原出了完整的人生，繼而讓世人知曉一門學問是如何從一個人癡迷，到兩個人接力，再到三代人的傳續。

本書作者張倩儀，曾任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主持過《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敦煌石窟全集》等大型工程。她與三人的緣分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出版工作——不是學院派的沈從文研究專家，而是帶著出版人“在場感”的書寫者——是以在她筆下寫的是親見的人，而不是枯索的資料。

張倩儀近影 受訪者供圖

近日，張倩儀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

【對話】

沈從文也是“兵”，王?也是“秀才”

澎湃新聞：書中詳細描寫了1953年午門偶遇——沈從文為一個素不相識的年輕軍人王?講解故宮的銅鏡，一連講了七天。這個場景極具戲劇性，盡管你在相應章節里寫到了沈從文和王?在學歷背景、興趣愛好上的相似點，但王?畢竟是軍人，而沈從文則是個“秀才”，秀才見了兵，怎么就一見如故了？

張倩儀：其實沈從文也是“兵”，王?也是“秀才”。《從文自傳》里就曾提到他在14歲到20歲左右在湘西地方部隊里當兵的經歷，而王?雖然是一名解放軍戰士，但他日常喜歡畫畫、拉小提琴。書中也寫到王?在朝鮮戰場上，和戰友們一道在戰斗間隙，把春天里發芽的小草、冒出來的蒲公英采摘下來，裝在衣袋里，這是戰地獨有的朝氣和詩意。

回到那次偶遇，王?是在跟沈從文交流了一周，才知道面前這位溫柔敦厚的長者是沈從文——當時的文人或許對沈從文有猜疑，但年輕的革命軍人就未必，王?未必知道1949年郭沫若對沈從文《摘星錄》等作品的批判，以及沈從文棄文從學的那些波折，王?當時并不在那個圈子。沈從文也不是不能接觸的人，就像歷史博物館副館長說的，讓他在那么接近天安門的地方工作，就是組織上還信任他了。沈從文在反“右”期間也沒事。

1958年王?入考古所也是沈從文介紹的，三方都沒有介意。雖然我們不知道沈從文是跟誰聯系的，但當時考古所副所長夏鼐也很尊重沈從文。另一方面，王?的革命資歷也讓他不必有那么多疑慮吧，他一進考古所就當了副主任，沈從文介紹他進去完全不影響他的資格。跟王?同齡的考古所所長徐蘋芳說，王?公私分明，原則性很強，在人際關系上則有很濃的人情味，這在那個時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文革”早期沈王的聯系應該是減少的，但其實自認識以來，他們基本上都是各有各忙，交往主要是王?去請教，又或沈從文請王?幫忙找資料和數據。王?是眾多受沈從文熱情教益的年輕人之一，最初不見得就過從特別密，但持續的時間確比一般性請教的人長。王?受沈從文吸引，除了因為沈從文的博學，還因為他覺得有一種既親切又受尊重的感覺。沈從文對王?從逐步認識到完全信賴也有一個不短的過程，到“文革”后期才達到付托要事的地步，那距離他們初識已經二十年了。

1987年沈從文與前來探訪的王?。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王?在自述中有一個細節讓人難忘：他二十多年后才敢問沈從文，為什么小說寫得那么“野”。沈從文的回答是什么？你如何看待這對師徒之間這種“不敢問”與“終于問”的關系——它是否折射出沈從文在文學與文物之間的某種隱秘張力？

張倩儀：沈從文的回答很有趣，他說做人要規矩，寫小說要調皮。我想文青們可以仔細琢磨一下這個回答。二十多年后才問，反映的倒不一定是沈從文的震懾力，而是王?的性情使然。他或許因為不好意思說溫文有禮的老先生“野”，所以直到兩人熟得不能再熟的二十多年后，才提出來。這情節如果發生在王亞蓉身上，可能她過一年就會問了。這就是王?，所以張兆和曾笑稱王?是克己復禮。

1981年《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終于出版，沈從文、張兆和夫婦與王?與樣書。 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王?的生平堪稱傳奇——從志愿軍戰士到紡織考古學科開創者，從“對文物一竅不通”到主持馬王堆、馬山楚墓、法門寺等頂級考古現場的紡織品保護。紅山文化專家郭大順評價他“從德、才、技、經歷四方面來說，是個奇人”。在你看來，他身上最“奇”的地方是什么？是他的自學能力，還是那種“目光四注，勤于耕耘”的治學態度？

張倩儀：他的才藝當然是奇絕的，那么多世界級的考古發現，都因他而更顯光芒。我記得總編輯最初給我們介紹時，說王?一個山東大漢，手卻無比靈巧，什么東西給他看一下，他就能講出是怎么做的。不過，在工藝界、文物修復界，手工好的人有很多，頂尖好手也不少，王?就講過比他早進考古所的兩個下屬，在動手能力方面也是他的老師。不過動手能力強之外，王?能研究，能寫有深度的論文，那就不多見了。

對于王?的好朋友來說，他的德，他的高尚人格才是最奇的。發掘山西大同煤礦煤峪口南溝萬人坑（注：侵華日軍占領大同煤礦時期，“以人換煤”屠殺中國礦工的遺骸掩埋地），那些可怕的景象使他睡不著覺，但他對那些死難者的同情讓他用最專業的態度繼續做下去。他的同情也不是抽象的，他自己少年時在濟南就見過那些被騙工人的慘況，以至回憶起來仍是很難受。

他在沈從文最低沉的日子，不計得失默默支持他。但他也敬佩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當沈從文和夏鼐爭奪人才時，如果他留在考古所，無論從事業發展還是從工作舒適度來說，對他自己都是最好的——何況當時夏鼐也不想放他走，他完全可以拿領導的意見當擋箭牌，不調去歷史所，但他對已經80歲高齡的沈從文有更逼切的責任感。他從沒有正式拜沈從文為師，對沈從文也一無所欠，而屢次犧牲自己去為沈從文的文化事業出力，完全就是一種濃厚情誼包裹的赤誠。

王?法門寺第六重寶函清理保護現場。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王?去世時，由沈從文的后人張羅才在醫院后門辦了個簡單的儀式。一個為中國紡織考古做出如此巨大貢獻的人，身后如此寂寥。在你看來，王?被公眾忽視的原因，除了他本人低調，是否還與“助手”這個身份標簽有關？

張倩儀：讓王先生的事跡廣為人知，絕對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沈從文和王亞蓉雖然也歷盡艱辛，但在聲名上，他們都得到回報，唯獨王?不為人知。他在自述一開始時說，“人老了，有許多想法變得很可笑，我是個一生對任何人不大談自己生活情況，特別是工作的得失不想談。做這工作的人非常多，做得相當出色，我不過是其中之一，沒有什么特別突出的地方，也許我自己也不大認識。可是到了我這個年齡，身體的這樣狀況，好像又希望有一個人知道一下，所以談談情況。”

我在香港想發表他的自述，當時一個雜志編輯在簡介上說他“籍籍無名”。這讓我頗感不平，但又要無奈地承認是事實，不過我還是請編輯把這個詞刪去。我想助手之名未必是得不到重視的原因，王亞蓉也是助手。更關鍵的可能是時勢和機遇，以及有沒有人推動吧。王先生死得太早了一點。

王?（右立者）在馬山一號墓清理保護現場。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王?在紡織考古中的具體貢獻，比如金縷玉衣的修復、素紗禪衣的揭展、法門寺地宮絲帶的解開，這些在書中都有精彩描述。有一個細節特別打動我：他做保護灰化絲綢實驗時，做了十多個配方，有的實驗要連續觀察七八年。這種“笨功夫”在今天的高科技時代似乎已經稀缺。你是否認為，王?代表的這種“手藝人”式的研究方法，恰恰是紡織考古這類“絕學”得以傳承的關鍵？

張倩儀：他那種做法已經不是手藝而是科學實驗了，所以我說他是個科學家。高科技時代也要同樣的笨功夫，科技只是手段，令過去解決不到的能有方法解決，科技也打開了更多缺口，通向更多可能。找出那些可能性，也需要思考，要嘗試，要細心，要承受挫折。文物保護永遠沒有完美，沒有盡頭，要秉持惟精惟一的工作態度，不斷尋找更多方法，更高的技術。能這樣做的人，必定是出于對歷史、對文化、對子孫后代的責任心。

帶著孫女的沈氏夫婦與各帶女兒的王?、王亞蓉在承德。沈從文口袋上插了小花，最小的女孩是王亞蓉女兒，正在吃野酸棗。受訪者供圖

王亞蓉單手支撐紡織考古工作，堪稱女中豪杰

澎湃新聞：王亞蓉的加入是“三人小組”形成的關鍵一環。她從玩具設計師起步，偶然結識沈從文而踏入紡織考古領域。書中提到她“為志業舍下至親的不離不棄”。這種選擇的代價是什么？在男性主導的考古學界，她作為一個女性學者，是否面臨過額外的困難？我讀這本書才知道，為了不弄壞棺槨內古尸的衣服，她竟然是赤手從尸體上取衣，這種對待文物的虔敬和勇氣實在令人震撼。

張倩儀：作為女性，選擇事業的結果必然是對家庭對家人有所虧欠。沈從文在信中也曾表示過對王?和王亞蓉家人的抱愧。但王亞蓉還不是只選擇事業，她選擇的不光是她個人的事業，她感激沈從文，因為他擴闊了她的眼界，對沈從文的遭遇和艱困也有深深的不平之感。如果純粹是個人功業，她可能就放棄了。畢竟按王?的要求，不戴手套去接觸那些充滿尸身分解物的衣服，絕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我想我無論如何都做不到，前幾年我第一次看到那些照片，就忍不住問她到底怕不怕鬼。而且那時候紡織考古是沒人肯干的，你這樣犧牲，別人也不會視你為英雄。

王亞蓉再次修復葉茂臺遼墓紡織品。受訪者供圖

當時女性在考古前線，確實有許多生活上的不便。所以考古界當時以男性為主，有實際的原因。王亞蓉就說過，從前考古工地條件差，男隊員連很多外來人全擠在一個屋里住，要專門另找住處給她，她經常是住到老鄉家。可那時老鄉家也不見得有多余的空房，只能讓她跟全家同睡在一張炕上。去云南做紡織調查，沒有廁所，當地人教她上山解決。

王亞蓉（左）和學生一起脫取石景山清代干尸衣物，圖中可見兩人都是在赤手工作。 受訪者供圖

王?（左二）修復保護馬王堆漢墓絲織品。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2024年王亞蓉去世，你說這標志著“三人服飾小組的歷史畫上句號”。這個句號意味著什么？在今天，還有年輕人愿意投身紡織考古這樣的“冷門絕學”嗎？

張倩儀：句號表示物理意義上的完結，他們持續的努力正式落幕了。紡織考古的前路怎么走，由很多因素決定。我一直催她為紡織考古經驗做些總結，王?本來是最該總結的人，但他因為后期身體狀況沒法完成，如果王亞蓉也不寫，那就太可惜了。王亞蓉在深圳的大學那一年，我日催夜催，終于完成了一本，快出版了。

她在書里也提到，隨著墓葬開掘的相關規定陸續出臺，未來很長時間內都不會再開啟大型墓葬。未來未必有像馬王堆、馬山、法門寺等等的重大發現，而紡織考古是需要練習的。當年郭大順、徐秉琨等幾位遼寧考古界代表人物多次請王?和王亞蓉去為一個遼代貴族墓的碳化織物做清理保護，他們沒有去，要等到1987年做過法門寺的碳化織物，有了一些經驗，才敢去做。紡織文物的現場提取，是紡織考古最重要的環節。不隨便發掘，是中國考古人的共識，但也因此年輕一輩可能無法再有紡織考古的現場實踐機會。這個保護與傳承的矛盾需要思考解決，她在書里也提了一點想法和建議。至于紡織考古的修復保護環節，有很多迫切的工作要做，像各地博物館庫房堆積了近幾十年出土的紡織文物，都急待修復。出土文物經長時間存放也會劣變，到想搶救的時候可能就來不及了。考古教學里加入包括紡織品的有機質文物的相關課程，這也很有必要。

1982年，沈從文在湖北荊州聽彭浩（左一）介紹馬山楚墓發掘成果，王亞蓉(右一)伏在架上摹畫文物圖案。圖片取自三聯書店公號文章

澎湃新聞：如果要用一句話分別概括沈從文、王?、王亞蓉這三人，你會怎么說？

張倩儀：編輯曾要求過我各用200字去描述他們，當時已經覺得難度超高。套用當時對沈從文的概括：（前刪174字）一輩子執著自然美、人性美，將書生人生演成一出英雄劇的熱心人；王?是高風亮節，技藝超群，經歷獨特的奇人；王亞蓉單手支撐紡織考古工作，努力傳承，堪稱女中豪杰。

“錦衾薄”是全書寫完之后才起的書名

澎湃新聞：書中有一段話非常動人：“璀璨的成就、美好的品德與溫暖的瞬間，又像荊棘上開出繁茂的花。”這種“荊棘與花”的意象，和“錦衾薄”的寒暖對照，是否有內在的呼應？你是否刻意用這兩種隱喻來結構全書的情感基調？

張倩儀：“錦衾薄”是全書寫完之后才起的書名，在寫作時并沒有刻意營造“狐裘不暖”這一種情感基調。不過貫徹三人精神的那種堅持，加上事業開展早期的艱苦，令編輯也有感而發，在內容簡介里寫下荊棘與花的比喻吧。應該說，是事實的過程和漫長，令每個接觸到他們三人的故事的人，都生出近似的感受，于是大家覺得這兩個比喻很貼切。

沈從文（1902.12.28-1988.5.10）。圖片取自三聯書店公號文章

澎湃新聞：書名取自岑參“狐裘不暖錦衾薄”，但讀完書會發現，“錦”的華美與“衾”的單薄之間，恰好構成了三位主角命運的張力——他們做出的是錦繡事業，經歷的卻是寒薄人生，尤其是對于沈從文和王?兩位先生而言，經歷更讓人唏噓。能否介紹下在接觸、接近這三位學者時，所聞所見的那段故事，是什么讓你決定一定要為他們寫一本書？

張倩儀：至于決定寫一本三個人相關的書完全是計劃之外的事。當年跟他們交往，有工作的需要（追稿），也有情誼成分。

就因為是長輩，是朋友，看著他們在那么清貧的年代專心致志地工作，為中國文化的命脈賡續而孜孜不倦，一種“我能夠幫什么忙”的感覺就會油然而生。事實上能不能幫忙，心中是沒底的，只有能做一點就多做一點的簡單想法。正如為王?先生保留自述，并不是有什么地方發表，有什么讀者在等著看，后來的發表困難也見證到這一點。但我完全相信認真的人事不應該埋沒，所以董秀玉老師提出寫書，我就立即寫。

沈從文在小羊宜賓胡同住所院子里留影。圖片取自三聯書店公號文章

澎湃新聞：書中附錄收錄了張婉儀錄音整理的《王?自述》，這個附錄非常珍貴。在整理和使用時，你做了哪些取舍？

張倩儀：王先生是很會講故事的人，他的語言既樸素又生動，我不必越俎代庖去代他潤飾修改，整理時基本上只是處理口語常見的重復、補充、倒敘等小問題。用到正文時會查得更準確點，在自述處我保留王先生講的，但在書中正文我用了夏鼐的說法，因為夏鼐是記日記的，當時就記下了，不是王先生幾十年后去回憶，會更準確點。整理時更花精神的是一些口音，以及我本身沒有相關背景的問題。有一些我就放棄了，像他提到修復工作時一種細菌的名稱，我怎么都聽不清晰，找會普通話的人反復聽也聽不出來，我就放棄了。

這本書的方向不只是王?一個人的角度，我還得不時想著怎么講沈從文和王亞蓉，所以會在他敘述之余補入沈從文當時的情況，讓故事成為一個整體。比如王?講到他問老先生名字，“他說他是沈從文”。然后王?沒有講沈從文有什么反應，我當然也不知道沈從文會有什么反應，但想起那一年也是他的文學作品被毀版的一年，我就在這里插入了毀版的往事。所以不是王先生講的和我敘述的有什么需要對照互證，而是我一直要記著我是在講三個人的事。

王?與作者張倩儀的姐姐張婉儀。受訪者供圖

“認真，要耐煩，做久了自然有成績”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毫無出版希望的情況下，沈從文在東堂子胡同的斗室里“不眠不休，日夜奮斗，長達幾年”。你說張兆和的不理解，“反而證明她是一個很正常的妻子”。這種專注力，在今天這個效率至上、成果導向的時代，是否更難被理解？你認為沈從文留給當代知識分子的，除了具體的學術成果，還有什么精神遺產？

張倩儀：沈從文對王亞蓉說過一句話，要認真，要耐煩，做久了自然有成績。這是從他自己的經驗得來的，想想他成為作家的過程，就是靠這種韌力和耐性而使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沈從文的生活經歷鑄就他的價值觀，他堅定的價值觀支持他的奮斗。反過來說，他也可以溫和地堅決不屈服。

錢鍾書曾對黃永玉說，“別看沈從文溫文爾雅，可他不干的事，你迫他試試？”錢鍾書這句話黃永玉在紀念文章中提了兩次。所以我也想澄清一點：對于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沈從文是堅持，而不是癡迷。他本來沒想到自己會搞絲綢服飾，因此說過一句話，“原是公家要我作，才作。不要我作，沒有可陳情處。我想只照做公民的責任，盡力作去，到死為止。”

沈從文不隨波逐流，他說過自己不相信權力，只相信智慧。無論是當作家還是學者，他一直走自己的路。這必然是一條孤獨的路，同時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條自由自主的路。他的東堂子胡同奮斗是超乎常人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做到。我們也不必追求自己能做到。如果環境許可，沈從文亦未必想這樣奮斗，那幾年中他也對自己為家人造成的困難而感歉疚。不過，這種堅毅精神我們雖不能至，但可以心向往之，希望自己也具有這種毅力和精神。沈從文無論是作家還是文物研究者，都熱心扶持年輕人。讓我們的年輕人感受到有支撐生命的力量，就是他最想留下的遺產吧。

澎湃新聞：我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后記、再版后記中都看到了作者致謝的文字，比如沈從文在后記中致謝了齊燕銘、龍潛、劉仰嶠等官員，以及周恩來總理，能否介紹下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成稿和出版過程中，對沈從文師徒三人給予援助的故事？

張倩儀：《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出來，從學者評價和市場銷售兩方面來說，反映都是非常熱烈的。甚至可以說，因為這本書的成功，香港商務才會開始出版大畫冊。反映熱烈也是在出版社預期內的，否則當時也不敢出8開本這么大，定那么高的價錢。當時我就買不起這本書，每天完成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這大書豎在桌上細細品讀。這本書不但在海外華人文化界引起轟動，外國出版社也很重視，立即就有世界有名的出版社想出英文版，不過提出外國讀者對中國文化了解未足，想出縮節本。最后沒有出成，只因沈從文不同意而已。增訂本出版后，這書出了日文版。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及日文版。受訪者供圖

雖然《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成書過程歷盡艱辛，時間漫長，但不能說完全沒有愿意玉成的人。沈從文是很感謝齊燕銘的，因為1960年代是齊燕銘向周恩來總理提出由沈從文來做古代服飾研究。燕銘最后沒有看到這書出版就去世了，沈從文很為故人而感遺憾。

沈從文多次跟王?說，這書是周總理委托寫的，他不會為了出版去求領導，叫王?他們也不要這樣做，甚至為此對王?發過脾氣，嚇得王?不敢再去見他。這書之所以能面世，最后還是王?、王亞蓉跟自己所在的社科院領導劉仰嶠聯系的結果。但他們不是“求”，而是社科院也有這需要。“文革”之后，百廢待興，社科院要搶救學科，搶救人才，沈從文這一次甚至是跨機構去搶救。我不喜歡只從一個角度講說話，所以專門去看了胡喬木的書信集，發現當時社科院其實也很困難，很多人在住屋上、經濟上有困難，但社科院縱使解決不了沈從文的工作空間問題，還是下決心租友誼賓館的客房供他們作幾個月的攻堅，這不能不說是果斷的大手筆，也說明胡喬木和劉仰嶠很重視，真的是在搶救學科人才。

王?、王亞蓉在紀念沈從文40年展覽會上與王忍之（右二）及郭沫若兒子郭漢英（左）合影。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你提到沈從文的核心驅動力是“生命的價值”和“美的價值”，而且“從二十歲到八十歲并沒有變”。王?和王亞蓉是否也分享了這種價值觀？或者說，三個人雖然性格迥異、背景不同，但某種共同的“底色”讓他們走到了一起——這種“底色”是什么？

張倩儀：王?肯定跟沈從文抱持相同的生命價值觀，他們都是理想驅動的人，而且受過死亡的試煉，所以都很堅定；王亞蓉的時代背景不同，但她也不缺正義感。沈從文是一生都有一抹美感作為底色的，這是少年時代就形成的對美的敏銳；王?也有，但沒有沈從文那么明顯，而且他后來作為科學家、發明家的重擔，也把他青少年向往的美壓在了身后；王亞蓉是一生都愛美的，看她的研究面向跟王?的研究面向的寬廣度之不同，就可以看出來。王亞蓉說過他們三個人在性格上都有點執著。無論是出于責任還是出于喜愛，三個人都是認定了就拼命去做的人。特別的，“為子孫后代負責任”這話，在他們三人各自的言行上經常出現，這種歷史責任感可能是更重的底色。

澎湃新聞記者 王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