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大先生尊鑒：
今日午后，翻檢出幾封舊信，紙張已經脆了，邊角也卷起來，像一片秋天的梧桐葉子。信是幾年前一位朋友寫來的，說讀了我的文章，覺得頗有些“魯迅風”的意思，問我是不是有意學了先生的筆法。我看了，便想起先生當年說過的話：“只要能培育一朵花，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這話我記了很多年。
算起來，今年是先生誕辰一百四十五周年，也是先生逝世九十周年了。九十年——這個數字是不小的。然而先生的文字還在，先生的骨頭也還在。前些日子重讀《墳》的題記，讀到先生說自己“很愧”于那些“明知道要有結果的”青年，心里便有些發緊。先生一生，為青年看稿、改稿、寫信、作序，主編《莽原》，創辦木刻講習會——這些事情，先生自己是不大愿意說的，只說是在“打雜”。可就是這“打雜”，打出了蕭紅、蕭軍，打出了柔石、殷夫。先生給蕭軍、蕭紅寫過五十多封信——五十多封。現在的人，微信發過五十多條可能只是剛套上近乎，可那五十多封信，每一封都是先生深夜燈下寫的，每一封都有先生的體溫。
我想起先生給青年回信時，常先糾正稱呼，說“中國的許多話，要推敲起來，不能用的多得很”。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連稱呼這樣的“小事”也不肯含糊過去。但先生又絕不是那種板著臉說教的人——先生在信尾寫“即頌著祺”“即請撰安”，也寫“此頌曼福”，寫得很認真，又似乎帶著一點笑意。這種認真里的溫和，是先生獨有的。
先生一生主張“文藝大眾化”。一九三〇年左聯成立的時候，先生就在《大眾文藝》上寫了文章，說文藝“應該并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夠鑒賞”，又說要多做“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先生這些話，放在今天，還是對的。現在的文學，有一部分已經變得太高了，高到只有三五個人才看得懂；也有一部分變得太低了，低到只剩下熱鬧。先生當年既反對“誰也不懂”的“絕作”，也反對“迎合大眾，媚悅大眾”——這條路，一百年過去了，我們還在走著。
我時常想，先生若活到今天，看到現在的青年還在讀他的書，會怎樣說呢？大約還是會皺一皺眉，說一句“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之類的話吧。先生是不肯輕易夸人的。但先生也一定不會失望。因為先生知道，青年“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先生信得過那些“要前進的”青年——正如當年信得過蕭紅和柔石一樣。
先生說過：“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這話先生說了近一百年了，可每次讀，都覺得像是剛剛寫下的。大約真正有力的文字，是不怕時間的。
信寫到這里，窗外起了風。想起先生寫過：“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我窗外沒有棗樹，只有幾棵梧桐，葉子已經黃了，風一吹，便簌簌地落下來。我忽然覺得，先生就像那棗樹——在夜里站著，不聲不響，卻把枝干伸向天空。
就此擱筆。即頌
撰安。
一位后學
二零二六年七月一日
原標題：《給大先生的一封信 趙一鑒：我們，不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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