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規落地，個貸定價圖譜出爐，24%紅線一統江湖，但松動信號已現？

文 | 堅白客，作者 | 濠梁

8月1日，《個人貸款業務明示綜合融資成本規定》（下稱“個貸明示規定”）正式實施。個人貸款收費徹底透明化時代到來。

從實際效果來看，在封死個貸隱性收費空間之外，個貸明示規定還發揮了一個絕妙的“副作用”——按照規定中順帶一提的附加要求，各大銀行近期密集公示了個人貸款利率上限。

不同類型的銀行，盡管個貸利率上限差距顯著，但年化24%仍然是絕對的天花板。

不過與此同時，也有難以忽視的信號預示著，“一統天下”的24%紅線，似乎仍有松動的可能。

銀行個貸定價圖譜出爐

截至目前，6大國有大行、12家全國性股份行，以及絕大部分中小城農商行，均已在官網公示個貸定價上限，利率分布呈現出鮮明的梯度分化特征。

傳統國有四大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穩居金字塔頂，利率上限整齊劃一，四家銀行的個人消費貸款以及個人經營貸款，利率上限均為6%。

而另外兩大國有行——郵儲銀行、交通銀行，雖緊隨其后，但利率臺階已翻倍抬升，兩類貸款的利率上限均達到12%，已經跌入股份行的主流梯度。

12家股份行中，招商、中信、興業等絕大多數，都將個人消費貸、經營貸的利率上限，統一設定為12%，從而奠定了股份行的主流梯度。

少數股份行則在12%線上下跳動，最低如華夏銀行，個人經營貸的利率上限低至8%，最高如平安銀行，個人消費貸上限達到18%，個人經營貸上限進一步升至24%。

此外，在股份行的公示中，網貸平臺終于開始登場。為了與自營貸款作區分，股份行相比6大行新增了一類貸款產品，叫做“合作類互聯網貸款”，這就是通過網貸平臺放出的貸款。各家股份行該類貸款的利率上限，整齊劃一為24%。

而在地方性的中小銀行陣營，個人消費貸、個人經營貸這兩類常規貸款，主流的利率上限則是24%，其中既包括銀行自營產品，也包括與網貸平臺合作的網貸產品。

部分銀行如青島銀行、鄭州銀行、紫金農商行等，更是不再區分產品類型，而是籠統地統一設定為24%。

當然，中小銀行中也不乏個別銀行出現定價極低的貸款產品，比如，成都銀行自營個人消費貸的上限為7%，上海銀行個人經營貸產品“宅急貸”上限更是低至5%，但讓人眼前一亮的極低價畢竟是少數，24%的上限仍然是中小銀行的主流選擇。

整體而言，銀行個人貸款定價光譜，呈現出鮮明的階梯形輪廓，6%、12%、24%是其中最為醒目的分水嶺。定價上限的分野，本質上是銀行客群定位及風險偏好的直觀體現，本身并無優劣之分，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位于頂端的傳統四大行，坐擁最優質的客戶群體，憑借低廉的資金成本，將貸款利率壓至6%以下，是其作為國有大行、服務實體經濟“壓艙石”的本分。

而從股份制銀行到地方性中小行，再到銀行與網貸平臺合作放貸，資金成本節節上升，疊加服務客群層層下沉，貸款利率從翻倍抬升至12%、24%，也是自然而然的。

但利率雖然分層，天花板卻統一而明朗。可以看到，無論是銀行自營貸款，還是銀行與網貸平臺合作貸款，利率上限或者說綜合融資成本上限，都被統一鎖定在了年化24%。

背后最關鍵的推動力，是去年10月開始實施的“助貸新規”，這份同樣是面向貸款類金融機構的文件，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

其中要求金融機構與網貸平臺合作發放的貸款，綜合融資成本需要符合司法實踐，金融機構與網貸平臺合作貸款年化24%的利率紅線，即來源于此，而在此之前，網貸平臺的紅線是36%。

24%紅線可能松動？

然而，在看似助貸新規對于網貸市場的重塑已經塵埃落定，24%紅線已然“一統江湖”的局面下，近期卻有跡象顯示，24%的利率紅線似乎還有松動的可能。

其中一個切實可察的信號，是部分專家開始為紅線松動做輿論上的鋪墊。

比如，這幾天，權威媒體第一財經、財新，先后分別發布了同一篇解讀文章，文章署名為董希淼，其官方身份是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執行主任、研究員，此外，董希淼還是眾多主流金融類媒體的座上賓，經常就熱點問題發表觀點。

財新發布的版本，標題為《24%是利率紅線嗎：“助貸新規”的誤讀和正解》，文章主旨一目了然，糾偏之意昭然若揭。文章的核心觀點是助貸新規并未設置24%的利率紅線，并從兩個方面加以論證。

首先，經逐字分析助貸新規原文，董希淼認為，關于貸款利率限制，新規原話是“綜合融資成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若干意見》等有關規定”，其中的“等”字意味著最高法的意見不是唯一參考，還可能包括其他相關規范，所以24%紅線并未鎖死。

然后，董希淼又從法律效力的角度提出，即使將最高法意見作為唯一參考，也同樣不意味著鎖死了24%紅線。

理由是，雖然最高法明確提出了“借款人……請求對總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調減的，應予支持”司法意見，但從屬性而言，最高法的意見是司法文件，約束的是法院自身的審判行為，因此，法院只有在借款人主動起訴的情形下，才有權力要求金融機構按照24%紅線、退回超額息費，而對于金融機構日常經營行為是否應該遵守24%紅線，法院完全無權干涉。

應該說，無論是咬文嚼字還是法理分析，董希淼的觀點在邏輯上均言之有理。不過，這樣的重新闡釋，顯然也并沒有從根本上糾正誤解、消除爭議。

比如說，我們可以沿著他的思路繼續追問，既然助貸新規原文中的“等”字意味可以存在另外的利率定價參考標準，那么，這些其他標準為什么遲遲沒有公布？

而在沒有其他標準可做參考的條件下，是不是只能將最高法的意見作為唯一標準來執行？

還有，如果從法理上而言，最高法的意見作為司法文件，對于金融機構的日常經營不具備約束力，那么為什么助貸新規還要援引這種沒有約束力的文件作為標準，讓金融機構對照執行？

助貸新規從去年4月份發布，至今已經15個月過去，相關解讀早已連篇累牘，助貸業務年化24%的紅線，也早已是不爭的行業共識，且已成為重塑助貸行業的核心力量。

而如今，董希淼這樣的知名專家，驟然重新解讀24%紅線，其背后的意圖無疑值得玩味，這或許意味著24%紅線仍有松動的一線可能。

結語

如前文所述，銀行貸款利率本身就是分層的，利率上限的分野，本質上是金融機構客群定位及風險偏好的直觀體現，不同的貸款利率服務不同的客戶群體。

個貸定價光譜的豐富度，決定著服務群體的覆蓋度，人為設置貸款利率上限，往往意味著將部分群體排除在服務范圍之外。

但邏輯層面的自洽，并不意味著現實層面的可行。貸款利率上限的確定，往往是綜合考量諸多因素的結果，除了經濟發展階段、居民收入水平，催收規則的完善、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等等，也是其中的關鍵變量。這就注定了共識不會輕易達成，爭議仍將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