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風云之中朝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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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伍》

19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加緊瓜分東亞各國。中國、印度支那半島、朝鮮半島等，相繼成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與此同時，新興資本主義強國——日本，也開始了它的擴張之路。東亞上空的國際局勢一時風云變幻，空前復雜。

東亞上空山雨欲襲，戰爭陰云密布

歷史上，朝鮮與中國唇齒相依、往來密切。自西漢始，朝鮮半島上的新羅、百濟和高句麗就遣使朝貢，與中國各政權維持著友好的外交關系。到了明代，中朝兩國使臣來往不斷，保持了十分密切的“宗藩”關系。清王朝興起后，朝鮮向清投降，停用明朝年號，斷絕與明朝的一切交往，轉而奉清為宗主國。中朝雙方使節頻繁交流，除每年三大節——元旦、冬至、萬壽(皇帝的生日)的固定“常貢”外，還有一些不定期的“隨表貢物”。此時朝鮮和新興的清王朝維持著暫時的穩定關系。

明代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繪制的地圖，上面標注朝鮮是中國的朝貢屬國

依附于清朝宗藩關系的朝鮮，因遠離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的主航道，偏安一隅，閉關鎖國，被西方稱之為“隱士之國”。但這種情況在19世紀下半葉出現了變化，隨著國際形勢突變，以天朝上國自稱的清王朝在西方堅船利炮面前不堪一擊，清朝東南沿海防線完全洞開。清王朝在內憂外患之中與西方列強締結了喪權辱國的條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安南、琉球、暹羅等藩屬國紛紛借機脫離控制，東亞僅存朝鮮最后一個藩屬國。近鄰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實力大增，朝鮮成為其窺探滿蒙的跳板。

1862年，朝鮮國王去世后無嗣，大臣們迎立皇室支系幼童李熙繼承大統，是為高宗。因其年幼，其生父興宣大院君攝政，奉行親清的政策。1873年，李熙親政，王妃閔妃（明成皇后）推翻了親清派的大院君，執掌朝鮮實權，這為近鄰日本提供了滲透的契機。閔妃為徹底清除大院君勢力，一改大院君閉關鎖國的政策，制定了引入日本勢力、改善朝日關系，同時借歐美勢力牽制日本的外交策略。但日本派遣的理事官森有禮，趁赴釜山刺探朝鮮政局動向之際，意圖乘朝鮮內訌局勢不穩，以武力為后盾，逼朝鮮開國。這一計劃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為制造入侵借口，日本多次派出軍艦向江華島草芝鎮炮臺逼近。朝鮮守軍不得不開炮預警，而日本非但不撤退，反而說“不意受岸上發來炮火所擊”，朝鮮“竟以無端暴力行徑加諸我帝國旗幟”，以此為借口對朝鮮炮臺守軍猛烈轟擊，侵犯閑散島和永宗島，血洗永宗鎮，制造了“云揚號事件”。

云揚號事件

隨后，日本一面以“賠償戰爭損失”為借口派兵開赴朝鮮，一面展開外交活動，試探清廷態度。在駐華公使森有禮指鹿為馬的恫嚇威脅之下，清廷洋務大臣奕?唯恐引火上身，當即向日方表明，朝鮮一切政教禁令，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與聞。在中國看來，中朝藩屬關系是歷史形成的，這種國與國的封貢體系，是居藩屬之名而無實際干涉內政之實。日本抓住了奕?外交辭令中的漏洞，斷章取義地認為，既然中國不干涉朝鮮內政，那么日本就能以“自主之邦”，而非附庸國來對待朝鮮，中國不應干涉。最終，朝鮮于1876年被迫與日本簽訂了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朝日修好條規》(又稱《江華條約》)。該條約第一款就明確了“朝鮮國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這無疑昭示了日本的用心，通過否認朝鮮為清朝藩屬，進而為其侵略朝鮮掃清國際外交障礙。《江華條約》的簽訂破壞了傳統東亞地區中國與朝鮮的藩屬關系。

“壬午兵變”：中國力圖保持對朝話語權

19世紀60年代中國開始了洋務運動，這個垂垂老矣的帝國一度出現了“同治中興”的局面，甚至打造出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而日本也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19世紀末期的東亞地區，出現了兩強對峙的局面。一個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國，一個是野心勃勃的新興帝國。新老秩序交替之下，中國和日本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矛盾。這種矛盾的激化首先就反映在了朝鮮半島的問題上。

1876年《江華條約》后，日本開始逐步蠶食朝鮮。為鞏固政權，閔妃大力推行“開化自強”政策。閔妃一派既效法中國的“洋務運動”，成立統理機務衙門，處理洋務事宜，又派遣使團赴日學習，聘請日本人幫助朝鮮組建新式軍隊——“別技軍”。這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一支近代化軍隊，主要是由日本人擔任教官，負責訓練，但朝鮮并未因“開化自強”走上獨立自主發展之路。日本借組建“別技軍”的機會，尋找到干涉朝鮮內政的契機；同時通過朝日間的不平等口岸條約，日本壟斷了朝鮮包括糧食在內的日常生活用品的貿易，使得本就苦不堪言的朝鮮人民雪上加霜，民間反日情緒與日俱增，“語到倭邊，咬牙欲殺之，小民尤甚”。但對于國內的排日情緒，當時的閔妃派尚未有清醒的認識。

朝鮮國軍務大臣

1882年朝鮮大旱，京城人心惶惶，有謠言說這一切都與閔妃親近日人和不守婦道有關。恰在此時，朝鮮政府決定擴“別技軍”、縮減原“舊軍”五營的京軍（訓練都監、龍虎營、禁衛營、御營廳、總戎廳）為兩營（武衛營和壯御營）。“新軍”與“舊軍”待遇懸殊。舊式軍隊不僅要被裁汰半數以上的士兵，而且長達13個月無軍餉可發。而被稱為“倭別技”的新軍，卻在待遇和裝備上高出一籌。舊軍士兵怨恨重重。1882年7月，士兵沖進都俸所搶米，四名士兵被捕。為營救這四名士兵，這些軍人沖入總戎使閔謙鎬家中，在蟄伏的大院君指使下，搶米事件演變成反閔妃政權的兵變。同時，民間也開始圍攻日本公使館，殺死13名日本人，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倉皇出逃回國。

壬午兵變遂變成了中日勢力的角逐。大多數日本政客叫囂趁此機會討伐朝鮮，“未達城下之盟不罷休”。為避免外交紛爭，特別是考慮到中俄的態度，明治天皇未敢輕舉妄動，而是指令公使花房義質先率領1500名士兵于8月12日抵達朝鮮仁川港，接觸重新掌權的大院君，以“問罪”之名試圖與朝鮮簽訂新條約，否則就發動戰爭。而此時的清廷也已經意識到日本的威脅，開始注意防范日本。1882年8月7日，在獲知日本出兵的消息后，應朝鮮要求，清廷準備以宗主國身份鎮壓亂黨。8月9日，代理北洋大臣的張樹聲命令水師提督丁汝昌與道員馬建忠赴朝鮮觀察局勢，此時日本軍艦已進駐仁川港。20日，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率部4500人前赴朝鮮平亂。同時隨行的還有張謇、袁世凱等后來的風云人物，特別是袁世凱，朝鮮成為他躋身中國高層政要的跳板。

丁汝昌

聽聞清廷出兵，日本一方大為震驚。日本天皇下令花房義質火速與大院君談判，妄圖在清軍進朝之前簽訂條約，造成既成事實。由于日方條件苛刻，包括懲辦兵變兇徒，賠償被害日本人，增開通商口岸，允許日本有駐兵權，等等，使得一向主張排外的大院君借口閔妃國喪，與日本虛與委蛇，暗中卻調遣軍隊欲與日本一較高下。花房義質一怒之下撤回到濟物浦，準備訴諸武力。但這卻給了遲到的清軍機會，在清朝“避免與日沖突”的原則下，丁汝昌與吳長慶一面與花房義質協商，一面與大院君接觸，探聽其虛實。8月26日，丁汝昌與吳長慶二人以“煽動兵變”罪逮捕大院君并交“登瀛洲”艦送往天津。9月12日，閔妃回漢城重掌政權。

壬午兵變開啟了中日在朝競爭的開端。作為鎮壓亂黨的功臣，清朝在兵變后不久就與朝鮮簽訂了《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獲得在朝鮮的領事裁判權、海關監管權，代管朝鮮海關及外交事務；在朝鮮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設立清租界，其中跟隨清軍前來的四十多名中國商人扎根仁川，仁川唐人街由此得名；將平亂的慶軍六營全部留駐朝鮮，幫助朝鮮訓練新軍，重新加強對朝宗主國地位。日本方面也有收獲，先是在8月30日與朝鮮簽訂《濟物浦條約》，確定了其駐軍權。之后在1885年的《漢城條約》中又得到了在仁川設立租界權，與清租界只有一墻之隔。同年與清朝簽訂《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約定“朝鮮若有變亂或重大事件，清、日兩國如果其中一國要派兵入朝，應先行文通知對方”。至此，在朝鮮問題上，日本擁有了與中國平起平坐的權利，雙方的爭奪將會更加激烈。

“甲申政變”成為清朝在朝鮮的最后一勝

壬午兵變后，日本雖然獲取了駐兵權以及50萬元的賠款，但這遠遠不能夠滿足其侵略朝鮮的狼子野心。這時的朝鮮國內，閔妃重新上臺后對清朝倚重程度加深，親華派官員形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勢力。因此，扶持朝鮮國內“開化派”（曾流亡日本的激進青年）成為日本進一步侵朝的探腳石。起初，守舊派在清廷的支持下，對勢力較弱的“開化派”進行權力架空。但隨著中法戰爭的失敗，清軍在朝鮮的威望逐漸降低，守舊派和親華官員也開始動搖。開化派和日本認為時機已到，決定發動政變。1884年12月4日，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開化派重要領導、郵局總辦洪英植在大宴賓客之際發動政變，挾持國王李熙和閔妃遷往景佑宮。

朝鮮高宗李熙

開化派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迅速奪取了政權，并于第二日公布新政權名單。駐朝清軍將領未接到李鴻章的命令，不敢輕舉妄動。時任駐朝大使袁世凱兩次致函國王，要求晉謁并帶兵入衛王宮均遭拒絕，倉促之下，袁世凱果斷行事，率領一營官兵及朝鮮新軍左右營趕赴王宮。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戰，清軍大獲全勝，平息了叛亂。而背后支持開化派的日本大使竹添在漢城民眾的圍攻下，自焚使館，逃往仁川日本領事館躲避。甲申政變最終以中國大勝而告終，此一役不僅使袁世凱一戰成名，成為朝鮮的實權人物，掌控了朝鮮的內外大權，而且也使清廷在朝鮮重新站穩了腳跟。當然一役的戰敗并未阻擋日本稱霸亞洲的野心，此后十年日本人枕戈待旦，終于借朝鮮東學黨起義再次向中國發起挑戰。朝鮮經此一役后也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對清廷的向心力逐漸減弱。表面平和的東亞局勢實際上暗潮涌動。

甲午風云：中國在朝鮮的慘敗

1894年初，以全奉準為首的朝鮮農民起義軍反抗壓迫、揭竿而起，并于5月攻占全羅道的首府全州。面對農民起義的燎原之勢，朝鮮政權大為驚恐，不得不向傳統宗主國清朝求救，借兵鎮壓“亂黨”。對于朝鮮的請求，北洋大臣李鴻章是猶豫的，特別是考慮到對日本的防范。因為1882年的《濟物浦條約》已賦予日本駐兵權，按照常理，此時的日本早應跳出來，但日本卻一反常態，悄然無息。根據《中日天津會議專條》，如果清朝派兵，應行文知會日本。但李鴻章并不想與日本發生直接沖突，因為中日實力此消彼長，此時的日本已遠非十年前的日本了。北洋海軍從1888年到1894年未添一艦，而日本海軍在1890年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發展海軍和陸軍，甚至明治天皇從皇室經費中撥出30萬兩用于海陸兩軍建設。日軍實力遠遠超過了清軍，李鴻章決定靜觀其變，謀求國際解決。

日本海軍軍官在討論侵朝計劃

日本方面為了倒逼清廷出兵，不斷給當時身份無異于“監國大臣”的袁世凱傳遞假消息。日本駐朝鮮公使書記鄭永邦（逃至日本的鄭成功后人）多次告知袁世凱，日本最多派點警察保護僑民，不會出兵朝鮮。因為鄭永邦的漢人血統，袁世凱對其是信任的，但事關國家機密，鄭永邦的低級職員身份又使得袁世凱將信將疑。就在這時，一向與袁世凱交好的日本駐朝公使以及日本公署使臣山村也相繼透露，日本承諾不會出兵，并暗示中國盡快出兵。出于對情報的掌握以及對自身地位鞏固的需要，袁世凱極力請求李鴻章出兵。最終，1894年6月清廷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總兵聶士成率軍一千五百多人，進駐漢城以南的牙山，并知會日本。日本立即乘機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為借口，派兵占據了從仁川到漢城一帶的戰略要地。這時候，朝鮮內部已鎮壓了東學黨起義和全州起義。清政府建議中日兩國同時撤兵。日本政府一面假意撤兵，但始終不簽文件，反而拋出中日一起幫助朝鮮改革的辦法，獲取國際輿論支持，同時7月20日，大鳥圭介向朝鮮發出最后通牒，要其“廢華約、逐華兵”，并限朝方三日內答復，為日軍留在朝鮮尋找借口。

日本公使到達朝鮮

1894年7月23日，日軍突襲景福宮，扶植了以興宣大院君為首的親日傀儡政府，并向清政府下了絕交書，中朝外交關系中斷。清政府在訴諸英俄調解無果的情況下，8月1日正式對日宣戰。平壤之戰是兩國首次大規模陸地作戰，雙方兵力旗鼓相當。當時清軍占據著平壤城的有利地形，易守難攻，而且還得到了朝鮮人民的支持，甚至大院君都暗中給清軍傳遞情報。但由于主帥葉志超臨陣逃脫，掣肘清軍抗敵，結果日軍對平壤形成了合圍之勢。9月15日，日軍從大同江南岸（船橋里）、玄武門外以及城西南三個方向攻打平壤，清軍大敗。之后的六天，清軍一路潰敗，最后渡鴨綠江回國，日軍占領朝鮮全境。1894年9月17日12點50分，中日黃海海戰爆發，這是雙方海軍的主力決戰。經過五個多小時的激戰，北洋艦隊損失“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甲”（“廣甲”逃離戰場后觸礁，幾天后被自毀）五艘軍艦，死傷官兵千余人；日本艦隊“松島”“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艦受重創，死傷官兵六百余人。之后，李鴻章為了保存實力，不準北洋艦隊巡海迎敵，日本奪取了黃海的制海權。

日本畫展中的平壤戰役

取得黃海制海權，為日本攻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掃清了障礙。平壤戰敗后，清軍士氣不振，日軍則野心勃勃，甚至叫囂直搗北京，讓清朝皇帝“面縛乞降”。戰況可想而知，10月24日鴨綠江江防之戰開始，不到三天，日軍就撕裂了該防線。11月7日，日軍分三路向大連灣進攻，大連守將趙懷業聞風潰逃。之后，日軍繼續進逼旅順，素有“隱帥”之稱的前敵營務處總辦龔照玙置諸軍于不顧，乘魚雷艇逃往煙臺。11月21日，日軍向旅順口發起總攻，次日，號稱“東亞第一要塞”的旅順陷于日軍手中。旅順口的失陷，意味著渤海灣這一重要戰略位置的失守，也意味著清政府北洋門戶的洞開，京城岌岌可危。這時李鴻章為保存實力，命令北洋艦隊深藏威海衛港內，清軍戰局更是急轉直下。1895年3月9日清軍遼河東岸全線潰退，17日，日軍在劉公島登陸，威海衛海軍基地陷落，北洋艦隊全軍覆沒。至此，清政府完全退出了朝鮮半島，乃至整個東北亞。

威海衛東岸摩天嶺堡壘

《馬關條約》：中國的危局

由于日本攻陷了朝鮮，隨后又在黃海和遼東、山東半島大敗清軍，從而直接威脅到京師要地，使得清政府如芒在背，屢次要求同日議和。早在平壤戰役和黃海海戰失敗后，清政府就試圖聯絡英美俄三國向日本求和，但遭到日本拒絕。之后，清政府屢次向日求和均遭拒絕。直到1895年2月17日，日軍攻陷劉公島，北洋水師全軍覆滅之日，日本才以割地、賠款為“議和”先決條件接受清政府的“請求”。1895年3月19日，李鴻章抵達日本馬關，住在接引寺（古代為朝鮮通信使的住所）。3月20日雙方在春帆樓（有名的日本料理旅館，以烹調河豚聞名）正式開啟和談。日方以勝利者的姿態肆意對清威脅訛詐，其代表伊藤博文向李鴻章強硬表示，“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而且對條約內容“只管辯論，但不能減少”。美國顧問科士達則想漁翁得利，所以也極力慫恿李鴻章接受議和條件。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之后，各列強依照片面最惠國待遇也獲得了同樣的在華權益，大大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

朝鮮和遼東半島的重要性，對清政府是不言而喻的。朝鮮半島的失敗，迫使清政府在條約中承認“朝鮮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朝鮮“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后全行廢絕”。至此，中朝延續了千年的宗藩關系從法理上正式終結，朝鮮實現了名義上的獨立。而失去了朝鮮半島的屏障，則讓中國的遼東半島處于日本的炮火威脅之下。在甲午戰爭后的中日談判中，日本要求將遼東半島、臺灣島及所有附屬島嶼（包括釣魚島）、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對于中國而言，遼東半島衛戍京師，且是清“龍興之地”，因此要首保遼東半島，其次才是臺灣、澎湖。最后，清政府借助俄、法、德的干涉，支付了巨額“贖遼費”才使日本吞并遼東的計劃落空，但是卻讓中國失去了臺灣和釣魚島，破壞了主權的完整，其遺患影響至今。

《馬關條約》簽訂場景

朝鮮和遼東半島的潰敗進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二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一下子讓年收入僅為八千萬日元的日本，“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地富裕”。日本占領朝鮮、臺灣，從戰略上對華東北、華東造成直接威脅，成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日本嘗到了侵略的甜頭后，啟動十年擴軍計劃，欲雪三國干涉還遼之“恥”；同時與英國結盟，開始在東亞進行新一輪的爭霸戰爭。20世紀上半葉的東亞愈發動蕩不安。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