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陳把辭職信遞給我的時候,我正低頭批閱著下半年的預算報表。辦公室里很安靜,只有空調出風口發出輕微的呼呼聲。我起初沒在意,以為是他拿來需要簽字的車輛報銷單,直到那個白色的信封在我的紅木辦公桌上停放了足足半分鐘,而他依然站在原地沒有離開。
我抬起頭,看到老陳那雙布滿老繭的手局促地交握在身前,微微低著頭,眼神有些躲閃。信封上沒有字,但我心里突然沉了一下。
他說他孫子出生了,兒子兒媳在老家忙不過來,他自己的腰椎間盤突出也越來越嚴重,醫生囑咐不能再久坐。這些理由合情合理,像老陳這個人一樣,挑不出半點毛病。但我握著那封薄薄的信,心里卻涌起一陣難以名狀的酸楚和失落。
十五年了。從我還在那個破舊的汽配城里租用十幾平米的門面,到如今坐在擁有整層寫字樓的董事長辦公室,老陳一直都在。他是我買第一輛二手桑塔納時招來的司機,那時候他剛滿四十,力氣大,話少,干活極其麻利。
我閉上眼睛,腦海里全是我們共同經歷過的那些驚心動魄又灰頭土臉的歲月。那年冬天去隔壁省催討一筆陳年爛賬,對方是當地有名的地頭蛇,不僅不給錢,還找了幾個人把我們在一家小飯館里圍了。
最后是老陳隨手抄起一個破酒瓶,擋在我身前,硬生生用那股子不要命的狠勁把對方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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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我們開著車倉皇逃離,車窗玻璃被砸碎了一塊,寒風像刀子一樣往車里灌。老陳把他的舊軍大衣脫下來死死裹在我身上,自己穿著單薄的毛衣,在零下十幾度的深夜里開了一百多公里的夜車。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的雙手已經凍得僵硬,連方向盤都快握不住了。
還有我應酬喝到胃出血的那次,深夜被送進急診室,意識模糊中,是老陳背著我樓上樓下地跑,墊付醫藥費,拿化驗單。我在病床上躺了三天,他就坐在病床邊的一張塑料圓凳上守了三天,眼睛熬得通紅,硬是沒合過眼。
那時候我老婆沈曼還在國外進修,公司里亂成一鍋粥,只有老陳像一根定海神針一樣,沉默地守著我這條命。
在這個看似光鮮亮麗的商場里,我見過太多背叛和算計,但老陳對我來說,早就超越了雇傭關系,他是我在這個充滿戒備的世界里,少數幾個可以完全交付后背的人。
“一定要走嗎?”我放下信封,聲音放得很輕。
老陳搓了搓手,憨厚地笑了笑,眼角擠出幾道深深的皺紋:“老板,我也想再給你開幾年車,但這腰實在是不爭氣了,踩離合都發麻。再說,老家那邊也確實需要人。”
我知道老陳決定的事情很難改變,他是個講規矩懂分寸的人,既然開了口,必然是經過了深思熟慮。我沒有再挽留,因為我知道強留是對他的不尊重。
“好,你手頭上的工作這兩天和行政部交接一下。哪天的火車?我送你。”
老陳連連擺手,說不敢勞煩老板,自己打個車去高鐵站就行。我沒理會他的推脫,不容置疑地敲定了時間。
老陳離開辦公室后,我推開手頭所有的工作,獨自在落地窗前站了很久。我給財務總監打了個電話,讓他從我的私人賬戶里提十五萬現金出來。一年一萬,這是我能想到的,最直接也最俗氣的表達感激的方式。
老陳一輩子節儉,兒子買房結婚幾乎掏空了他的積蓄,現在又添了孫子,到處都是用錢的地方。我深知他是個好面子的人,如果直接轉賬,他肯定會想方設法退回來,或者感到惶恐。
三天后的下午,我親自開著那輛他平時開的邁巴赫,送他去高鐵站。一路上,我們像往常一樣,話都不多。老陳坐在副駕駛上,顯得十分拘謹,他的手一直搭在膝蓋上,目光時不時地掃過車內的儀表盤和后視鏡,仿佛還在執行他作為一個司機的職責。
“這車右前輪的胎壓傳感器有點不靈敏,我昨天已經讓4S店訂了件,估計下周能到,老板你記著讓小劉去換一下。”老陳看著窗外,突然開口叮囑道。小劉是行政部剛招來的新司機,接替老陳的位置。
我應了一聲,心里越發不是滋味。
車子在高鐵站的落客平臺停穩后,我幫他把那個略顯破舊的帆布行李箱從后備箱里拎出來。站外人聲鼎沸,拖著行李箱的旅客行色匆匆,離別的氣息在空氣中彌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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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車門儲物格里拿出一個厚厚的牛皮紙信封,塞進他手里。信封沉甸甸的,老陳一過手就變了臉色,像觸電一樣要把信封推回給我。
“老板,這不行,這絕對不行!我的工資獎金公司一分都沒少過我的,每個月還按時交社保,我已經很知足了。這錢我絕不能要!”老陳急得臉都紅了,聲音也高了八度。
我按住他的手,語氣是不容商量的堅決:“老陳,這十五年,你救過我的命,替我擋過酒,為了公司熬了多少個大夜。這些錢,不是公司的遣散費,是我個人給你的一點心意。你孫子剛出生,奶粉尿布哪樣不要錢?你腰不好,回去了好好治治,別舍不得花錢。”
老陳看著我,嘴唇微微顫抖著,眼眶肉眼可見地紅了。他粗糙的手指緊緊捏著那個信封,骨節泛白。兩個大男人在人來人往的高鐵站外面推搡,顯得有些滑稽,但他最終沒有再拒絕。他把信封貼身揣進懷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著極其復雜的情緒。
“老板,你是個好人,是大好人。”老陳的聲音有些哽咽,他退后一步,似乎想給我鞠個躬,被我一把拉住。
“行了,回去好好抱孫子,有空來城里了,或者有什么難處,隨時給我打電話。”我拍了拍他堅實的肩膀。
老陳點點頭,轉過身拉起行李箱準備進站。可是剛走了兩步,他又停了下來。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十幾秒鐘,周圍的旅客從他身邊穿梭而過,他卻像是一尊雕塑般靜止著。接著,他突然轉過身,拖著行李箱大步走到我面前,神色變得前所未有的嚴肅,甚至帶著一絲決絕。
他湊近我,壓低了聲音,用只有我們兩個人能聽見的音量說:“老板,有句話,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本來輪不到我一個外人,一個開車的下屬來插嘴,但我今天走了,以后就沒法替你盯著了。你……多留心一下家里,小心你老婆。”
我愣住了,大腦有一瞬間的空白。沈曼?小心沈曼?
沈曼是我八年前娶的妻子,那時候我已經過了創業最艱難的階段,公司步入正軌。沈曼比我小五歲,名牌大學畢業,長得漂亮,氣質優雅。結婚后,她順理成章地辭去了原本的工作,除了照顧家庭,也幫我打理著公司旗下兩家子公司的財務監管工作。
在外人眼里,我們是郎才女貌、舉案齊眉的模范夫妻。她溫柔體貼,把我生活起居打理得井井有條,甚至連我對海鮮輕微過敏這種小事都記得清清楚楚。
“老陳,你這話是什么意思?”我的眉頭猛地皺了起來,語氣里不自覺地帶上了一絲嚴厲。如果是別人說這話,我早就讓他滾蛋了,但面前的人是老陳,十五年來從未向我進過任何讒言的老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