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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不能被合法出售的東西,是沒有價格的。
七月中旬的新澤西,大都會球場里塞進了八萬多人。四十八支球隊、一百零四場比賽,規模史上最大的一屆世界杯在這里收尾,看臺上國旗層層疊疊。
這屆賽事把足球的商業天花板又抬高了一截。國際足聯對2023至2026周期的收入預算,最初定在780億元人民幣,2024年上調到920億元,決賽前夜,因凡蒂諾在紐約對各會員協會代表說,最終數字“可以突破1065億元”。
同一場談話里他還提到,要把國際足聯手里“全部的商業潛力釋放出來”。九天之后,外界知道了這句話的具體所指。
7月28日,國際足聯公布了一份名為FIFA Forward Enterprise(下稱FFE)的方案:新設一家全資商業子公司,把轉播、贊助、票務、授權連同賽事運營一并裝入,摩根大通給出的初始隱含股權估值約合1420億元人民幣,國際足聯據此向外部投資人出讓不超過20%的非控股少數股權,募資最多約300億元,并強調自己保留唯一控制權,以及對足球治理、賽事、賽歷和全部監管與競技事項的排他權限。作為回報,211個會員協會每周期拿到的發展資金將從5700萬元提高到1.42億元。
兩天后,歐洲55個會員協會宣布一致且明確地拒絕,并放話說只要這個方案還留在桌上,歐洲球隊就不參加國際足聯的賽事。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聯、亞足聯相繼表態。8月1日,日內瓦,因凡蒂諾宣布FFE不再推進。距離首次公布不到七十二小時。
七十二小時
FFE是一個典型的資產重組加戰略少數股權融資結構:把一個非營利組織內部現金流最好、最容易被資本市場定價的那部分業務單獨裝進公司,用投行的估值模型給出價格,再切一小塊賣給挑選過的長期資金。
國際足聯在給會員協會的材料里給出的理由是,相較其他體育賽事,世界杯的商業價值長期被低估,而FFE可以把商業運營和足球治理分開。投資人不進入國際足聯理事會,不在會員大會上投票,FFE將由專門的管理團隊和董事會運營,但方案公布時董事會一個人都還沒定;《衛報》報道稱投資人也不獲得分紅。211個會員協會的表決截止日定在9月19日,資金計劃在10月底前募齊。
拿一級市場的常規眼光去看這份清單,會有點意外:買方幾乎什么都沒拿到。沒有席位,沒有票權,沒有現金回報,鎖定期長得看不到頭。
反對來得比募資節奏還快。周二方案公布,歐足聯當天定調:“足球的靈魂與治理不是可交易的資產,尤其是在誰獲利完全不透明的情況下。”周四升級為集體拒絕。
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聯的反對是因為程序上:決策窗口太短、方案沒有提交給國際足聯相應的決策機構、透明度不足;亞足聯則表示自己根本沒有被咨詢;南美足聯要求補充材料后再表態,大洋洲把討論排到8月。
非足聯是唯一沒有加入反對陣營的大洲,只說執委會將開會評估,同時重申希望增加非洲足球的發展資源。周五夜里國際足聯發了一份措辭強硬的回應,稱“沒有人在出售足球”,把咨詢程序受阻歸因于不準確的媒體報道,并表示會繼續走完程序,讓每個會員協會基于事實投票。第二天,方案撤回。
三個明確反對的大洲,成員國加起來超過140個,遠高于否決所需的多數。也就是說,從周四那個晚上開始,這份方案在算術上已經不成立了,后面兩天更像是收尾。
高級顧問卡洛斯·科爾德羅辭職以示反對,首席運營官凱文·拉穆爾公開質疑項目的透明度,這兩人都是長期在因凡蒂諾身邊共事的角色。歐盟委員會負責體育事務的專員米卡萊夫表示歐委會將仔細研究這份提案,并提醒說,依據歐盟條約,體育規則在可能影響歐洲經濟時受歐盟法律約束。前主席布拉特也發聲,稱國際足聯主席與美國總統的密切關系“已經進入了金錢維度”。
那么國際足聯為什么要在這個時點融資?
一個容易得出的結論是缺錢,但賬面上并不支持。920億元的周期收入,對應的是915億元的預算支出,一個完整周期結束后能計入儲備的只有7億元左右;其中約640億元的收入集中在2026年這一年產生。這是一條四年一次的脈沖曲線,非世界杯年份的收入可以低到只有幾十億元人民幣的量級,而211個會員協會的補貼、青訓、女足和各類賽事的支出卻是按年發生的。300億元一次性到賬的現金,對一個這樣的組織來說,作用更接近于給脈沖裝一臺平滑器,而不是解燃眉之急。
會員協會的發展資金從5700萬元提到1.42億元,此后兩個周期繼續提到1.56億元和1.7億元,一直排到2038年。對非洲的54個協會來說,未來數年每家最高可拿到約2.84億元。在一國一票的體制里,這筆錢的分配方式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安排,它繞開了大洲聯合會,直接落到每一張選票上。
至于估值,1420億元對應一個周期一千億元出頭的收入,大約1.3倍,放在體育版權和賽事運營公司的可比區間里并不算激進。摩根大通的定價沒有明顯冒進的地方。問題從來不在這個數字上。
賣方需要先證明東西是自己的
歐足聯那句“沒有人是足球的所有者”,聽起來像是一句情緒化的口號,落到法律和公司治理層面卻相當具體。
國際足聯是瑞士法下注冊的非營利協會,不是股東制公司,它手里的世界杯商業權利來自211個會員協會的授權和托管,而不是所有權。管理人把受托的資產裝進一家自己控股的公司、再向第三方出售股權,這在信托邏輯上要過的第一道關卡,是證明處分權的來源。這一步在方案里被跳過了,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過去一百年里,沒有人要求它證明過。
中北美和亞洲的意見落點不同。他們反對的不是交易,是時間表壓過了治理程序:一份重塑組織收入結構的方案,從公布到表決不到八周,募資在兩個月后完成,中間沒有經過理事會審議,也沒有向大洲聯合會做過實質咨詢。亞足聯主席薩爾曼在方案撤回后強調,任何足以重塑世界足球的動議,都必須經過與各大洲聯合會、理事會成員和會員協會的透明協商——這句話是對程序說的,不是對錢說的。
彭博報道稱,FFE的構想最早出現在去年因凡蒂諾與喬舒亞·庫什納的私下討論中;《泰晤士報》則報道,因凡蒂諾本人可能在2031年第三個任期結束后出任FFE的負責人。國際足聯對此的回應是,方案并未為任何特定個人設定未來職位或薪酬安排。
Thrive方面也向媒體否認了特朗普參與其中的說法。這些在常規PE交易里屬于關聯方披露的標準動作,擺在一起并不必然意味著什么,但它們缺席的時候,市場會自己填空。
真正會讓這筆交易在成交之后繼續發酵的,是歐盟那條線。有報道稱歐盟監管機構計劃依據反壟斷權限對該提案進行審查。這不是假設,2021年歐超案之后,歐洲法院對體育組織的商業安排設過標準,一家掌握全球賽事準入權的機構引入外部股東,很難說完全落在這套標準之外。
假設方案通過了,會發生什么?投資人不參與治理是寫在紙上的,但資本有回報訴求這件事寫不進條款。回報的來源只有收入增長,而國際足聯收入增長的歷史路徑其實很單一:擴軍、增設賽事、加密賽歷。
2026年的48隊世界杯是一例,2025年新辦的32隊俱樂部世界杯是另一例。后者的轉播權賣給了DAZN,據報道價值約70億元人民幣,直接把這個周期的收入預期從780億抬到920億;此外還有一個叫FIFA World Series的友誼賽系列在計劃中。資本進來不改變誰投票,卻會長期改變投票的傾向。這才是歐洲的俱樂部、聯賽和球員工會真正緊張的地方。
權力結構上的變化更直接。300億元一旦落地并轉化為對211個協會的直接派息,主席和會員協會之間就形成了一條不經過大洲聯合會的財政通道。歐足聯在這件事里要保住的不只是原則,還有杠桿。
而對財政拮據的中小協會來說,這道題的形狀完全不同。一家年度可支配預算只有幾百萬元人民幣的國家協會,面前擺著的是未來數年最高2.84億元的發展資金——這個數字大到很難用“原則”兩個字推開,但接受它又意味著足球世界的南北分歧被制度化地固定下來。這也是為什么非洲的沉默在整個事件里顯得格外沉重。
所以這筆交易失敗的原因,不在條款設計,也不在估值高低。在任何一次正常的股權融資里,出讓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證明"這是我的"。跳過這一步,后面的模型再漂亮也懸在半空。
買得到版權,買不到正當性
一個拿不到治理權、拿不到分紅的投資人,究竟在買什么?
Thrive Eternal是Thrive Capital新設的一只永久資本工具,定位是對特許經營權和文化機構做數量極少的長期投資,今年剛剛入股了美職棒舊金山巨人隊。永久資本的訴求不是IRR和退出窗口,而是凈值增長加上稀缺資產的準入權。世界上還沒有被證券化的全球性體育IP已經不多了,世界杯大概是最后幾張牌之一。
理解了這一點,就能理解為什么這樣一份苛刻的條款仍然找得到領投方。同時也能理解,為什么它在治理端毫無抵抗力:一個主動放棄治理權的投資人,也就無法為這筆交易提供任何治理層面的背書。
過去十年,私募股權進入體育領域其實已經跑出了一條相當清晰的曲線。西甲拿到CVC約175億元人民幣的注資,代價是未來50年8.25%的影音版權收益;法國職業聯盟做了類似的安排;CVC還持有法甲商業公司13%、六國橄欖球賽14.3%,以及國際排聯商業子公司Volleyball World約33%的股份。最后這一筆和FFE的相似度最高,同樣是一個國際單項體育組織,把商業權利裝進子公司賣給基金。
失敗的案例同樣成群。德甲試圖出售25%媒體權益,被俱樂部投票否決;意甲10%的類似方案,也沒能讓俱樂部達成一致。把成功和失敗擺在一起看,規律并不復雜:標的所在的治理層級越高,交易越難成立。買俱樂部最容易,買聯賽的商業公司要費些力氣,買到國際組織核心賽事權利這一層,撞墻的概率就相當高了。FFE是這條曲線的天花板測試,結果已經出來了。
值得一提的是,CVC在2025年9月把旗下體育資產整合成Global Sport Group,累計投入約380億元人民幣;2026年3月,這家平臺在以約745億元估值出售大額股權數月未果之后,最終按約580億元的估值完成融資,由KKR旗下保險公司和太平洋投資管理注入約250億元債務,若干潛在買家因部分資產表現不及預期而放棄。
也就是說,就在國際足聯敲門的同一年,體育資產PE化這條賽道自身的估值故事正在降溫。
共識是成本,不是阻力。國際足聯用兩個月的路演去對抗一百年的治理慣性,德甲和意甲的前車之鑒其實早就擺在那里。分散所有權結構里的每一張否決票,都需要提前買下來,事后再去說服的成本會高得多。
稀缺不等于可交易。資本市場習慣把稀缺直接翻譯成高估值資產,但有一類稀缺性恰恰來源于它的不可交易。世界杯的價值里有一部分建立在“它不屬于任何具體的人”這個共識之上,當交易結構本身開始動搖這個共識,被賣掉的那部分價值會在成交的同時消失。文化資產、體育資產、公共IP的證券化,多多少少都要面對這個悖論。
因凡蒂諾在日內瓦的說法是,項目“制造了分裂”,接下來會轉向就擴大足球發展資金尋求更廣泛的共識。他也重申,這個方案的初衷是強化會員協會、支持全球足球發展,尤其是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國家。
這兩句話都成立,只是就交易本身而言,這300億元與其說是被否決,不如說是被證明了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一件不能被合法出售的東西,是沒有價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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