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暉石棺和樊敏碑闕

蘆山在漢武帝時期始置“青衣縣”，曾經是“漢嘉郡”駐地。蘆山文物古跡富集，體量大的有王暉石棺、樊敏碑闕。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這些文物的面世一度引起轟動并產生深遠的影響。

1.王暉石棺

王暉石棺的時間是“建安十六年”(211年)，高頤闕是“建安十四年”(209年）前后只差兩年，屬于同一時期。

王暉石棺（嚴永聰 攝）

1942年，時任西康省通志局主任的任乃強先生在蘆山主持發掘了王暉石棺。之前，王暉石棺已經被盜，半掩半露的撂在那兒，當地人傳說是王暉的狐妻之墓。墓地陰晦，因此少有人關注。彼時蘆山交通閉塞，經濟落后，群眾大多沒有“文物”的概念。經任乃強考察、發掘，漢代末年“上計史”王暉的石棺才得以浮現出土。

任乃強先生以深厚的學術功底對王暉石棺進行了精到的闡述，形成了詳細、專業的發掘考察報告。但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并沒有在業界之外產生多大的影響。本來，文物這種東西比較冷門兒，難以引起大眾注意的，何況又是一個偏僻之地的石棺，之所以后來引起大轟動，原因是撞在一位記者的“槍口”上。

1942年，《新新新聞》記者車輻（車瘦舟）來蘆山采訪著名的抗日空軍英雄樂以琴的事跡，就住在蘆山樂家。閑暇時，他就在周邊到處轉悠，偶然了解到王暉石棺和樊敏碑闕。他以記者特有的敏銳感覺到這是價值很高而不為世人所知的文物，于是他決心尋找渠道把這些文物宣傳出去。

車輻回到成都后，便給郭沫若先生寫了一封信。當時，郭沫若在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任職。很快，車輻就收到了郭沫若的回信。沒多久，車輻從成都到重慶開會，面見了郭沫若，向他談起了蘆山發掘的文物，還帶去了5張石棺圖刻拓片，引起了郭沫若極大的興趣。郭沫若心情激動，詩興大發，提筆作了一首《詠王暉石棺》詩。

第二天，詩興未盡的他又續寫了《題王暉石棺玄武像》詩一首，并且將兩首詩在兩幅拓片上題錄，交新聞界發表。郭沫若在“龍”拓片上的題詩是：“地底潛行二千年，忽而飛來入我手。誠哉藝術足千秋，相逢幸有車瘦舟。”在“玄武”圖拓片上的題詩是：“憎到極端愛到底，總以全力相盤旋。”郭沫若最終又在拓片上寫下：“不意東漢末年蘆山偏僻之地竟有如此之無名藝術家存在也!”

郭沫若為何如此感興趣?估計原因有三：其一，青衣江流域是郭沫若的老家，緣于沫水、若水的情結；其二，郭沫若時任國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是彼時文化界第一交椅；其三，郭沫若本人功底深厚，考古、歷史、文字、文學無所不通。所以車輻把蘆山文物介紹給他，他介紹給學術界，引起轟動也就不意外。

王暉石棺出土于1942年。墓主王暉，曾經擔任東漢朝廷的“上計史”。壽終正寢后，可能是為了“永垂不朽”，也可能是當地習俗，于是采用了石頭。大約是因為有錢，石棺被精心雕琢，便把一個時代崇高的智慧和獨特的審美眼光鐫刻在不朽的石頭上。

棺首是一扇半掩半開的門，一位半遮半掩的女子。從形象上看，也是半人半神的形象，俗稱“仙人引路”，仿佛是在打開神化世界的大門，迎接駕鶴登仙者。右邊是35個漢代隸書：“故上計史王暉伯昭以建安拾六歲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拾七年六月甲戌葬嗚呼哀哉”。

這個直白的“墓志銘”，把官位、人名、時間、事件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讓發生在建安十六、十七年（公元212、213年），也就是距今一千八百年前發生的事情，恍若昨天。難怪郭老在當年收到的拓片題詩時不由得感慨“西蜀由來多名工，蘆山僻地競爾雄”。

左右兩側是一對精美的“龍”圖案，石棺右邊雕刻的一條虬龍形象生動，栩栩如生。頭上有角，身有翅膀，腹部有鱗片，口銜綬帶，四爪騰躍，氣勢矯健。左側與之呼應的是一條螭龍，但是沒有長角，氣勢比起另一條也要溫和一些，但是同樣動感十足，仿佛要與右側的虬龍一道挾棺而走。

那么，這兩條龍究竟是什么龍，當時就引起很大爭議，而且爭議的雙方正是重量級的任乃強和郭沫若先生。

任乃強先生認為，這是一對“虬螭”，是古代人們意象中的一種龍。虬為雄，螭為雌，一對龍夫妻。理由是“龍生九子，子子不同”。所謂龍生九子，是古代人附會的，名字都比較怪異，老大囚牛，琴頭獸：老二睚眥，吃鐵吐火，刀環劍柄吞口獸；老三嘲風，屋頂瞭望，殿角走獸；四子蒲牢，洪鐘提梁獸；五子狻猊，香爐鼎足獸；六子霸下，又名赑屃，碑下負重龜形獸；七子狴犴，獄門虎牢獸；八子負屃，身似龍，石碑頭頂盤龍；老九螭吻，殿角吞脊獸。

郭沫若先生則堅持認為這兩只神獸是“青龍”和“白虎”，理由是古人崇拜的四神：朱雀、青龍、白虎、玄武。

至于哪個說的是對的呢?學術而言，見仁見智，并不存在對與錯，兩種理解都可以。其實，“龍生九子”的說法主要還是在明代以后，“虬螭”似乎有更貼切些。“青龍白虎”也不錯，因為和朱雀、玄武相配，確是表方位的。要有興趣，就去查一下相關知識，學術無止境，研究可深入，既擴展了自己的知識范圍，也達到了藝術賞析的目的。

棺尾是“玄武”圖案。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本來是古代天文中用來劃分星宿、代表方向的名稱，東方青龍，西面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但是古代文化又賦予它們不同的象征意義，人們從它們代表的星宿構成的形狀特點，把它們想象成不同的圖案，于是就有了四種具體的動物形象。

玄武是古代的一種神獸，龜蛇相交在一起。在這里既有方位的意義，更多的似乎是神靈護佑的情感象征，把千年的靈動定格于一瞬間，所以郭沫若先生說的方位象征也很有道理。

2.樊敏碑闕

幾乎是同一時代，在王暉墓地不遠的地方，巴郡太守樊敏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沫水河畔的樊敏碑闕便成了他的最后歸宿地。

樊敏碑闕的文物有三大部分：樊敏碑、樊敏闕、墓前石獸。

在古代，碑闕的尺寸是有嚴格的等級的。我國現存的28座墓前闕，大多分布在四川，而最大的兩座就是雅安的高頤闕和樊敏闕。

王樊敏闕（李年龍 攝）

樊敏闕時間最早，建于東漢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比高頤闕早四年。因為是同一時期，樊敏闕與高頤闕的結構特點差不多。樊敏碑闕是雙闕，但是宋代以前就曾經倒塌，歷史上的有識之士把它重扶起來。直到1957年，四川省文化廳派人將左闕修復，而右闕僅存闕頂、闕檐、斗拱等部分構件。因此，修復后的樊敏闕完整程度、精美程度比高頤闕略有遜色。

碑，最早不是用來“紀念”的。春秋以前立的石碑是一根石頭柱子，立在宮門外的用來測日影，豎于宗廟外的用于拴牲畜，豎于墓側的用于放下棺木。春秋以前，有墓無墳，深坑下棺，需要搭個石柱子以繩索放下。到孔子的時候才筑土為墳，后來墳就越筑越大，筑成了一座山。并且開始在碑上刻文字，逐漸演變成了墓碑，實用功能逐漸被紀念功能取代。

王樊敏碑（李年龍 攝）

樊敏碑高2.98米，寬1.2米，厚0.28米。石碑嵌置在巨石龜背上，下豐上削，碑額為圭首形。兩條浮雕交曲螭龍，形成環拱。碑額上鐫刻12個篆字“漢故領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算是整通碑文的標題，也明了了墓主樊敏的身份。這樣高大厚重的石碑后世極為罕見。接下來的主體部分就是碑文，共分列22行，558個字，全部為八分隸書。歷經1800年風雨剝蝕，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樊敏碑記述的時間是建安十年(205年），比高頤闕早了四年。樊敏是巴郡太守，級別比高頤略差，但也是高級別的官員。

這個碑的內容主要是記述樊敏家族世系源流，以及他的生平事跡。就其文字而言，現在讀起來都佶屈聱牙，確實有一定的難度。主要內容說，樊敏字升達，出生于名門，祖宗是伏羲氏，周王朝衰落，分封有變，輾轉變遷，就落到了西南邊陲這個地方。因為品學兼優，被舉薦做了“公務員”，逐漸有了級別，出任永昌長史（現在的哀牢山地區），調任宕渠縣令。其間三年母憂，離別官場。光和（漢靈帝年號178—183年)末，京師擾攘，天下紛亂，朝廷欲委以重任，但他辭病不就。以后終于還是出山，任“治中諸部從事”，大約是管司法治理等綜合部門的一個副職，一方面懲惡揚善，一方面教育自己“身邊工作人員”引以為戒，不要以身試法。再后來被任命為司徒，堅辭不就。后得益州牧劉焉賞識，任命為巴郡太守。后掛“校尉”之名號在家養病，活到84歲壽終。

后面是“辭曰”，評價樊敏德行高潔，成績卓著諸如此類的溢美之詞。末尾有“建安十年三月上旬造，石工劉武良鐫書”的落款。

這是一篇個人碑文。從歷史學的角度講，它是東漢末期的一幅風俗畫，記錄的是當時的社會生活，反映了東漢末年的動亂情況，以及蜀中的地方史事，為后人展示了一幅生動的漢代歷史畫卷。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看，全碑554字，屬于隸書高度成熟時期，字體遒方、圓潤秀逸，書法精湛。作為漢代通行的字體，隸書柔中帶剛的風格是中國文化一個典型代表。即使是雕刻工藝，也是精美卓絕，古往今來很多大家都予以高度的評價。

歷代的歷史學家、金石學家，如宋代的趙明誠、洪適、王象之等，就已經將此碑收入他們的著作中。明代的蜀中狀元楊升庵，清代的大家顧炎武，到近代的康有為，現代的郭沫若、沈尹默等大家，對樊敏碑都是推崇備至。

康有為先生贊譽樊敏碑“如日月開天，荷花出水。”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除此之外，蘆山還有很多價值很高的文物。比如趙儀碑，漢代畫象墓門石刻、東漢石刻樓房、石刻搖錢樹座、姜城遺址出土城門神獸等等。眾多的文物表明漢代時期這里生產發達、社會繁榮——這是一座積淀深厚的千年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