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危急關頭，鄉誼聯結志士，滇西北邊疆覺醒由此悄然開啟！

當全面抗戰的炮火在中原大地持續蔓延，內地眾多城市相繼淪陷，遙遠的滇西北麗江，似乎處在戰火難以觸及的后方。崇山峻嶺構筑起天然的地理屏障，卻無法隔絕中華民族面臨亡國危機的時代焦慮。長久以來，大眾提起麗江抗戰歷史，常常更多聚焦滇西反攻、駝峰航線、后方物資征調等具象的支援行動，卻容易忽略一條至關重要的思想傳播脈絡。

1938 年在昆明成立的麗江旅省學會，以方國瑜、李群杰等麗江籍知識分子為核心，在鄉誼紐帶之上扛起抗日救亡宣傳的旗幟，搭建起省城昆明與滇西北邊疆之間的思想橋梁。在我看來，麗江旅省學會最大的歷史價值，不在于轟轟烈烈的群眾游行，而在于完成了一次至關重要的思想擺渡：把全國性的抗戰共識，系統性輸送到多民族聚居、信息相對閉塞的滇西北山區，推動邊疆各民族從被動知曉戰事，轉向主動參與全民抗戰，這也是近代西南邊疆知識分子愛國實踐極具代表性的樣本。

想要理解麗江旅省學會誕生的時代必然性，需要放回 1937 至 1938 年整個云南的歷史環境之中。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國內文教機構大規模向西南遷移，昆明一躍成為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大量高校師生、學者匯聚滇池之畔，各類救亡社團、進步報刊如雨后春筍不斷涌現。與此同時，一大批麗江青年長期在昆明求學、供職，他們接受新式教育，熟悉現代報刊傳播方式，既深切體會到省城高漲的抗日氛圍，又牽掛家鄉民眾對時局的認知局限。

彼時的麗江，交通閉塞，信息流通緩慢，普通民眾獲取外界消息大多依靠馬幫口口相傳，對于戰爭規模、民族危機缺少完整認知，“亡國論” 等消極論調也隨著零散消息悄然傳播。很多邊疆百姓尚且認為戰事距離滇西北十分遙遠，難以理解這場戰爭與自身命運的關聯。

民國時期云南各地普遍存在 “旅省學會” 這類同鄉社團，早期大多以聯絡鄉情、互助求學、探討地方建設為主要目標，帶有濃厚的士紳聯誼色彩。但全面抗戰爆發之后，時代危機重塑了這類同鄉組織的使命，麗江旅省學會正是在這一轉型浪潮中誕生。1938 年，旅居昆明的麗江籍人士正式組建麗江旅省學會，核心參與者囊括多重身份的知識分子，后世大眾熟知的史學家方國瑜是重要發起人。此時的方國瑜已經深耕西南史地研究多年，深知邊疆穩定、民族團結對于抗戰大后方的戰略意義。

與此同時，中共云南地方組織重要領導人李群杰深度參與學會籌備與運營，和志堅、李寒谷、周光宇等一批麗江青年共同參與其中，首批入會成員達到六十余人。學會選址昆明開展活動，“旅省” 二字清晰點明組織屬性，它并不是設立在麗江本地的團體，而是扎根省會、面向家鄉開展工作的域外進步團體，這一空間布局，也決定了學會獨特的宣傳模式。

我認為，厘清方國瑜在學會之中的角色定位，是客觀認識這段歷史的關鍵，應當避免兩種簡單化敘事。一部分敘述容易將方國瑜簡單定義為純粹的學術參與者，弱化他在抗日宣傳當中的主動性；還有部分通俗敘事過度放大單一人物作用，忽視學會多元主體協作的事實。史料清晰顯示，方國瑜以學界聲望為學會提供號召力，利用自身人脈聯絡昆明文教界資源，持續為學會刊物撰稿，從邊疆治理、西南國防的視角論述持久抗戰的必要性。

不同于純粹時政評論者，方國瑜的文字自帶邊疆史地學者的視野，他不斷提醒讀者，西南邊疆是抗戰不可或缺的后方屏障，各民族團結是穩固后方的根基，邊疆民眾的覺醒，事關整個西南國防安全。這種立足于地域視角的論述，更容易獲得麗江本土民眾的理解與認同。而李群杰則承擔著組織策劃、輿論引領的核心工作，依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路，確定學會宣傳方向，調和團體內部不同思想傾向的成員，保證救亡宣傳持續穩定開展。不同知識背景、不同政治立場的麗江籍人士能夠匯聚在同一個學會之內，本身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云南邊疆落地的生動體現。

學會最重要的陣地，便是 1938 年 7 月創刊的《麗江旅省學會會刊》。在印刷條件有限、交通不便的年代，這份刊物成為連接昆明與麗江最重要的文字載體。會刊定期印刷之后，依托往返滇西北的馬幫源源不斷輸送回麗江城鄉，在學校、商鋪、士紳群體之間傳閱。刊物內容有著清晰的分工，既有剖析國內外戰局的時政評論，駁斥動搖人心的亡國論調，闡釋長期抗戰的戰略邏輯；也有面向家鄉的鄉土評論，討論麗江地方發展、民生改良；同時持續刊登呼吁民眾支援抗戰的文章。

李群杰撰寫的發刊詞直接定下刊物基調，明確學會成員是 “文化運輸隊”，肩負向家鄉傳播抗戰文化的責任。創刊號刊發《半年來時局演變概觀》，系統梳理抗戰形勢，糾正民間碎片化、失真的戰事傳聞。李寒谷等作者撰寫面向普通民眾的通俗文章，用邊疆百姓能夠讀懂的語言號召募捐、支持前線。方國瑜則結合西南邊疆局勢，撰文警示邊疆危機，呼吁各族民眾摒棄隔閡，共赴國難。

除創辦刊物之外，學會開展多維度的抗日動員工作。學會組織會員開展募捐活動，籌集資金支援前線將士；在昆明聚魁樓舉辦集會，歡送奔赴前線的麗江籍官兵，以儀式化的方式營造參軍報國的氛圍。會員持續通過書信、返鄉探親等渠道，把省城的抗日思潮帶回麗江，與麗江本土進步青年形成呼應。

后續麗江本地陸續誕生大眾壁報、抗日話劇團、學生歌詠隊等宣傳載體，這條本土抗日宣傳鏈條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麗江旅省學會思想傳播的推動。學會搭建起一條自上而下又雙向流動的通道：向外，凝聚在昆麗江青年形成愛國合力；向內，持續向滇西北輸入系統化的抗戰思想，打破山區信息壁壘。

站在邊疆救亡運動的視角審視，麗江旅省學會的實踐，有著區別于城市學生救亡運動的獨特性。內地城市的抗日宣傳，面對的是信息流通相對順暢、市民群體集中的受眾；而滇西北屬于多民族雜居區域，納西、漢、白、藏等各族民眾生活方式、認知習慣存在差異，單純照搬內地宣傳話術很難奏效。

學會成員大多生長于麗江，熟悉本土社會結構、鄉土民情，他們的宣傳內容兼顧家國大義與地方現實，沒有空洞的說教。在我看來，這正是麗江旅省學會不可替代的價值：它實現了抗戰話語的 “在地化轉化”，把宏大的民族救亡敘事，轉化為邊疆民眾能夠共情、能夠理解的身邊事，讓保家衛國不再是遙遠的口號，而是和每一個麗江人息息相關的責任。

同時我們也需要秉持嚴謹史觀，客觀看待學會存在的局限，拒絕過度美化的敘事。受經費、交通、人員流動條件制約，《麗江旅省學會會刊》難以長期穩定持續出版，傳播范圍局限于城鎮識字群體，很難深入偏遠鄉村。學會核心成員以知識分子為主，和底層普通民眾直接聯絡的渠道相對有限，宣傳受眾存在明顯圈層性。

作為依托同鄉紐帶建立的民間團體，學會沒有固定經費來源，所有活動依靠會員自籌資金，長期面臨物資短缺的困境。而且隨著戰爭持續推進，部分會員因求學、工作、參軍陸續離開昆明，團體人員流動性較大，長期穩定開展活動受到不小沖擊。這些局限，是當時所有后方民間進步社團普遍面臨的現實困境，放在時代條件下審視，更能體會這群知識分子堅持宣傳工作的艱難。

長久以來，關于抗日戰爭的敘事，長期偏向正面戰場的軍事交鋒，后方邊疆地區的思想動員歷史常常處于被邊緣化的位置。大量邊疆救亡團體的事跡散見于地方史志，缺少足夠廣泛的傳播，麗江旅省學會的歷史遭遇同樣如此。很多人知曉方國瑜在西南史學領域的卓越成就，讀過他留下的諸多史地著作，卻很少了解他在 1938 年參與組織抗日宣傳的這段經歷。

人們熟知麗江在滇西抗戰中物資輸送、修建機場、兵員征調的貢獻，卻常常忽略，所有物資支援、民眾參戰的基礎，是持續不斷的思想喚醒。如果沒有廣泛的宣傳動員，邊疆民眾很難自發形成持續支援抗戰的共識。從這個角度來說，以麗江旅省學會為起點形成的滇西北抗日宣傳網絡，是麗江能夠持續為抗戰輸出人力、物資重要思想前提。

方國瑜一生治學始終堅持 “立足西南、經世致用”，學術研究從來不是脫離現實的書齋之學。參與麗江旅省學會抗日宣傳，是他經世思想重要的實踐階段。抗戰后期，方國瑜持續關注滇西戰局，戰后實地走訪滇西各個戰場遺址，走訪親歷者，整理史料，完成《抗日戰爭滇西戰事篇》，為滇西抗戰保存一手史料。

這條線索可以清晰串聯起來：1938 年參與學會開展抗日宣傳，讓他真切意識到西南邊疆在抗戰全局中的戰略分量，也促使他后來主動投身滇西抗戰史料搜集工作。學會這段經歷，構成方國瑜人生脈絡之中不可割裂的一環，不能簡單作為獨立的插曲看待。

放大視野來看，麗江旅省學會也是抗戰時期西南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投身救亡圖存的典型案例。近代以來，邊疆少數民族先進分子不斷走出大山，接受新式教育，在民族危機到來之時，主動承擔起溝通邊疆與中心的使命。他們兼具雙重身份，既熟悉邊疆民族社會，能夠理解本土民眾的思想訴求，又接受現代民族國家觀念，認同全民抗戰的時代目標。

在中華民族面臨共同外敵的歷史節點，這類知識分子成為維系民族團結、凝聚后方力量重要紐帶。麗江旅省學會的實踐印證一個歷史結論：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是全體中華兒女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共同參與的民族解放戰爭，西南邊疆各民族從來不是抗戰的旁觀者，自始至終都是參與者、奉獻者。

回望八十多年前那段歷史，一群身在昆明的麗江游子，依托同鄉社團，以刊物為載體，跨越連綿群山傳遞救國之聲。沒有轟轟烈烈的武裝斗爭，沒有驚天動地的英雄壯舉，他們依靠筆墨、書信與馬幫，耐心消解閉塞環境里的迷茫與消極，播撒團結抗日的火種。

在我看來，讀懂麗江旅省學會的歷史，能夠幫助我們跳出單一的軍事視角理解全面抗戰。戰爭不僅僅發生在前線戰壕，后方持續的思想動員、文化宣傳、民族凝聚，同樣是贏得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線。地處偏遠的滇西北能夠融入全國抗戰洪流，正是無數類似麗江旅省學會這樣的民間進步團體，一點一滴推動的結果。

今天的麗江，作為享譽世界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世人更多沉醉于古城風光、納西傳統文化。但我們應當記得，這片土地不只有山水人文，更有厚重的紅色救亡記憶。1938 年麗江旅省學會開啟的抗日宣傳事業，留下一筆珍貴的精神遺產。

它提醒后人，無論身處祖國疆域的哪一個角落，當民族遭遇危難，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邊疆知識分子心懷家國、扎根鄉土、聯結內外的愛國選擇，時至今日依舊具備深刻的借鑒意義。發掘、傳播這類被時光淡去的邊疆抗戰史實，還原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在救亡運動當中的貢獻，也能夠讓完整的云南抗戰圖景變得更加豐滿、立體，讓偉大抗戰精神擁有更加多元、豐富的歷史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