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厘清所謂的“產能過剩”問題,7月28日,商務部發布萬字文件《關于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提出產能問題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產業迭代、市場波動、分工演變出現的正常現象。
各國應堅持以市場眼光和全球視野,從經濟規律出發,客觀、辯證看待所謂的產能“爭議”,多探討合作而非制造對立,共同致力于打通全球供需堵點。
在當日召開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商務部相關人士對“產能過剩”問題進行進一步解釋。
全球尚未對“產能過剩”形成廣泛共識
可從理論、歷史、實踐三個維度理解
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長動能不足。部分經濟體出于對自身產業競爭力和市場地位的擔憂,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問題,以這一問題為由,推行保護主義措施。
在此大背景下,《關于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對外發布。該文件全文由前言、正文、結束語三部分組成。其中,正文共有四章,包括全面客觀看待全球產能和所謂“過剩”、對“產能過剩”相關四對關系的看法和立場等。
實際上,針對“產能過剩”,全球尚未形成廣泛共識。世界貿易組織(WTO)協定中未對“產能過剩”進行界定,也沒有針對“產能過剩”的條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產能過剩”是一個復雜概念,需要結合宏觀經濟場景進行理解。
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商務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衛龍在回答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可以從三個維度作梳理,以便更加全面、客觀、系統地理解這個問題。
從理論維度看,“產能過剩”是一個復雜概念,需要結合經濟場景進行理解。
經濟學界大多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解釋。宏觀層面認為,“產能過剩”是供過于求,總生產能力明顯超出總需求;微觀層面認為,“產能過剩”是企業產能閑置,壟斷競爭等因素破壞了產能出清,未達到最優產出狀態。
林衛龍表示,“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中的動態現象,既與供需變化相關聯,也受產業生命周期影響,始終處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動態循環之中,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普遍的。
從歷史維度來看,全球產能重心隨著產業轉移發生了多輪大的歷史變遷。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是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結果,也是全球生產制造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實踐維度看,國際上通常用產能利用率指標來衡量“產能過剩”情況。這一指標指的是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的比值,不同經濟體的合理區間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斷標準。
發達和快速成長經濟體的產能利用率中值多位于75%-80%之間,欠發達國家產能利用率一般在50%-64%之間。
“我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總體處于合理區間。2025年規模以上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4.4%,高技術制造業、高端裝備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產能利用更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傳統行業產能利用率階段性偏低,主要是結構調整、綠色轉型帶來的適應性調整。” 林衛龍稱。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周密對貝殼財經記者表示,“產能過剩”并沒有公認的標準,各國的判定標準也無明確說法。“產能過剩”主要用于判斷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但在國際分工越來越細的情況下,很難通過單一指標進行判斷。比如,出口增速較快并不表明我國存在“產能過剩”,反而表明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在增加,我國產品恰好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補貼造成產能過剩”?順差大等于“產能過剩”?
商務部逐一反駁
貝殼財經記者注意到,《關于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還客觀分析了產業補貼、貿易順差、經濟失衡、市場競爭與“產能過剩”的關系,直接回應了部分經濟體炒作的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問題,商務部相關人士在發布會上進行了進一步解釋。
比如,針對國際上出現的“補貼造成產能過剩”論調,商務部世界貿易組織司司長韓勇表示,當前,很多國家結合自身國情和產業發展需要,制定有側重的產業政策,例如,為新興產業提供研發補貼、為農業提供風險補貼等,這些是世貿組織成員合規的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工具。
他表示,產業補貼本身不是問題,產業補貼與“產能過剩”也不存在必然聯系,合理合規的產業補貼政策有助于糾正市場失靈、推進技術創新、保護生態環境、減少貧困、促進均衡發展,并不會造成所謂的“產能過剩”。
“中國補貼主要補在科技研發、技術產業化攻關、市場消費等環節,更多采用公共服務、技術標準、技能培訓等市場化、引導性手段,重點支持技術研發創新、中小企業發展、綠色節能等領域。” 韓勇稱。
《關于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提出,美國《通脹削減法》計劃在2022-2031年提供7500億美元各類補貼,其中,獲得補貼的電動汽車需滿足本土或北美生產和銷售等條件,將其他世貿組織成員排除在外。美國對人工智能領域的產業補貼,更是遠超其他所有國家。
又如,在討論貿易順差與“產能過剩”的關系時,商務部對外貿易司負責人賀少軍表示,各國在工業化進程中普遍經歷了貿易順差的階段,英國、美國、日本、德國等制造強國都曾長期保持貿易順差。美國芯片有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交付的商用飛機約2/3銷往北美以外的客戶。歐盟的汽車、藥品、化妝品,2025年順差分別為922億、2146億和116億美元。
賀少軍稱,出口多、順差大不等于“產能過剩”。中國實現貿易順差,反映出中國的產業體系完備高效,是全球分工體系和貿易格局變化的客觀結果。
經濟學者白明也對貝殼財經記者表示,中國許多產品確實出口增長較快,這是我國制造業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力的結果,形成了中國的比較優勢,是一種公平競爭,并非“產能過剩”所致。
白明認為,出口增速較快與“產能過剩”之間沒有必然聯系。每個國家最擅長生產的東西,往往會超出本國所需,比如德國的汽車、美國的IT產品都超過本國所需,歐美國家也出口很多產品,為什么不說自己“產能過剩”?所以,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導致出口增長是無稽之談。
此外,還有人認為“中國內需不足導致產能過剩”,這一觀點并不符合事實。
內需一直是中國經濟的主引擎,2013-2024年,內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93%。其中,消費和投資平均貢獻率分別為55%和38%。
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2013年的23.8萬億元,增長至2025年的50.1萬億元,規模翻了一番。按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換算,2025年,中國社零總額約相當于美國的1.7倍,事實上已是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費市場。
以“產能過剩”為由推行保護主義措施沒有道理
各國應加強溝通協調促成互利共贏
近期,歐盟提出了相關貿易防護工具以及美國針對產能問題發起301調查。
林衛龍表示,中歐合作體量巨大,出現分歧摩擦在所難免,但有關分歧不應成為編造不實指責的理由,更不能作為設限加壓、影響務實合作的借口。
林衛龍進一步表示,美針對產能問題發起的301調查,是典型的單邊主義行徑。美方不能狹隘地將超過國內需求的生產能力定義為“產能過剩”,貼上所謂的“過剩”標簽。
周密認為,一些國家以“產能過剩”為由設置相應貿易限制措施,這是沒有道理的,因為貿易本身就是供需的合理匹配。中國要應對這些國家的貿易限制措施,還是要堅持多邊經貿規則,在多邊的基礎上解決雙方面臨的問題,建立更好的聯系。
白明認為,對于中國所謂“產能過剩”相關言論,一方面我國要據理力爭,反對某些國家對中國的污名化,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國際合作,通過合作實現多方的互利共贏,這樣一來,“產能過剩”論就會逐漸失去民意和輿論基礎。
在28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商務部副部長鄢東表示,世界經濟聯系十分緊密,各國產業政策外溢效應明顯,應加強溝通協調,特別是大國更要發揮表率作用。“各方應加強多雙邊產業政策對話,堅持公開透明,在世貿組織框架下加強產業政策交流討論,采取更為協同有效的舉措,更好匯聚世界經濟增長的合力。”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潘亦純 編輯 陳莉 校對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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