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趙跟喜先生《蟄廬日記》有感

筆者1991年8月17日-1994年8月6日在鐵門一中（原嵩岳中學，現蘭亭中學）任教過三年時間。

那三年，是我人生第一次遠離故鄉，成為游子，所以，鐵門應該算是我的第二故鄉。

原鐵門一中的教學樓——培華樓，和以前傳說中的千唐志齋遙遙相望，中間只隔著一個操場和一條馬路，算是近鄰。所以有機會進過幾次千唐志齋，也經常在街上見到一位總是戴著眼鏡、低著頭、蓬松著一頭長發的學者形象，他就是千唐志齋的主人——趙跟喜先生。

所以，近兩年，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在公眾號里見到了“澗尾居趙跟喜”的公眾號之后，便倍感親切，毫不猶豫的加了關注，從此一字不落的讀了他的《蟄廬日記》及其他一些關于千唐志齋的文字。近日，又開篇了《蟄廬書簡》。所有篇什，一一讀過，深感五味雜陳，不勝唏噓。

之所以背井離鄉，遠走鐵門，是因為1991年春節過后，我請假到山西運城萬榮高村一家小兒麻痹專科醫院去治病，債臺高筑。萬不得已，才遠離故鄉，到了鐵門。

那時候，鐵門不通公共汽車，每次返校，都是從石井掏2.5元坐公共汽車到廟頭，然后轉乘5毛錢的三輪蹦蹦車到鐵門街。第一年，小妹隨我在鐵中就讀，學校沒有宿舍，就借住在她的同班同學家中。郭同學不是別人，她的母親是張梅阿姨，她的姥姥就是趙瑞霞老人，當時住在張鈁故居臨街的“倒座”里。上去月臺，進去正門，西邊兩間吧。為表謝意，我到郭同學家里去過幾次。

那三年，到洛陽水泥廠洗過澡，到沙巖礦（洛陽玻璃廠礦山）看過電影，到段家溝水庫游玩過，到過王喬洞，涉玉梅河，看過“柏樹頂缸”。無數次登上鳳凰山——因為鐵門一中當時就在山西側，只是沒上過青龍山。

第一次見到“千唐志齋”的名號，是在310國道邊溝頭村口通向鐵門街的拐彎處，有一塊不大的路標牌，上書“千唐志齋”四字。但第一次去鐵門街，因有要事在身，不知千唐志齋就藏在鎮政府的辦公樓后邊，更不知道鐵中西鄰那一帶古色古香的圍墻內，就是蟄廬所在地。路過千唐志齋大門口，甚至連側目而視的機會也沒有。等帶著行李真正到了鐵門一中工作之后，才漸漸了解了這一切。

我到鐵門一中時，千唐志齋的外圍環境還沒有發生變化：鎮政府的樓還在現在的正門處，樓前廣場就是鐵門街集市最熱鬧的地方；鐵門郵電所還在路西蟄廬東北角院內，路東是鐵門信用社。齋內張鈁墓、千千亭、又又亭、古色古香的大門都已建好，而《蟄廬日記》中，為了這些建筑，趙先生可謂跑細了腿、磨破了嘴，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三年間，齋內最大的變化，就是整體規劃布局已定，分上下院、東西園：下院主體是墓志所在的天井窯院，上院主體是精心布局的花園景致；西園主體是碑廊，東園主體是張鈁墓。

等到1994年8月我離開時，千唐志齋的外圍環境正在發生變化，仿古一條街正在拆遷建設中。2003年冬，《洛陽日報·新安版》組織了一次千唐志齋筆會，筆者有幸忝列其中。時隔9年，再回鐵門，又見蟄廬，舊貌換新顏。只是筆會結束不久，未及交稿，報已停刊。寫過一篇拙文，命曰《又見蟄廬》

在鐵中三年，學校唯一一次參與千唐志齋的活動，就是菲律賓華裔商人鄭周敏先生的“黃河題詞”碑揭碑儀式，學校派了兩個班的學生參加，班主任帶隊。

趙先生的公子當時就在鐵門一中就讀，我教他語文，陳小友老師是他的班主任，曾就趙同學的學習情況寫信和趙先生交流。趙先生回信時，贈他一本詩集《少女河》。因此，有一次陳老師和我說起過，趙同學的父親是千唐志齋負責人，還是大名鼎鼎的詩人，出版有詩集《少女河》。

30多年后的今天，細讀趙跟喜先生的《蟄廬日記》，心中頓生無限惆悵！為什么？

我1982年初中畢業，遭遇“中招考試加試體育，成績計入升學總分”的政策試點，因身體殘疾，體育考了0分，1分之差落榜；加之家境貧寒，復讀身體依然無望，無奈回鄉務農。

在家五年半時間，先是學了一年半醫生，之后因不感興趣，棄醫從文。先是在縣廣播站發過兩篇新聞稿，后參加《鴨綠江》函授創作中心學習，在函授教材《文學之友》上發表過兩首詩歌，時間是在1987年和1988年的春天。

這期間，只和同為函授學員、距離自己最近的澠池仁村的王天翔兄（筆名寒中草，退伍軍人）聯系過，其他再沒見過一個文學青年或是一位詩人、作家的一根毫毛。

但從《蟄廬日記》中了解到，我在和蟄廬僅一路之隔的鐵門一中呆了三年，當時趙先生的詩集《少女河》《竹籬笆》先后出版，全國各地向趙先生寫信請教、匯款購書的中學生、文學青年、寫作愛好者多如牛毛，不計其數！可一路之隔的鐵門一中中的學生們和老師們，對此卻一無所知！關鍵的問題是，趙先生的公子還是我們學校的學生！——現在想想，我們究竟錯過了什么？莫非，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墻內開花墻外香”么？

當自己在鐘愛的文學之路上苦苦求索的時候，卻對近在咫尺的身邊的詩人、作家一無所知，而趙先生那時，已經是各級作協、文聯的朋友遍天下了！

由衷佩服趙先生的原因有二：一是他的《蟄廬日記》從第一天開始，就一天不落；而自己從1984年春天開始讀書寫作那天起，就開始記日記，中間中斷了無數次，又重啟了無數次。到現在留存下來的日記只有一少半不到！有我離開故鄉后，家人不知愛惜丟失的，也有自己結婚整房子，不小心放在走廊上，連書帶日記、所有寫作手稿遭雨化成紙漿的！現在，在趙先生的公眾號里一篇篇讀著他的日記、書簡、文稿，每每想起自己痛失的那些愛物，就不由心如刀絞、肝腸寸斷！

二是先生往來的所有書簡，來信都保存得完好如初，按時間編碼排序，分門別類，一封不少；所有去信一封不落，都留有底稿，分門別類，一字不少！

反觀自己，和學生、和朋友、和家人、和報刊社、學術機構等來來往往的信件也不少，可自己從來沒想過，寫給他人的信件要一一留存底稿！而收到的他人來信，也沒有精心保存，有相當一部分都隨書籍、日記、手稿丟的丟，淋的淋，所剩無幾了！

上世紀一十年代末（1918年），位于鐵門鎮西北方向之張鈁公館初成，遂在公館后購地筑園。張鈁父親張子溫病逝于1921年。蟄廬，是張鈁先生依禮為父守制期間擴建的私家園林。初為石屋書舍——這是因為依古禮，官員遭遇丁憂之后，須?立即解職回鄉；三年守制（實為27個月）期間，孝子多居墓旁“廬墓”或家中簡陋處，睡草墊（苫）、枕土塊或磚，以示哀痛毀瘠——定名“蟄廬”。1923年，康有為游陜過豫，為花園題額“蟄廬”。

張鈁先生自1931年開始，廣泛搜羅墓志石刻，得唐志1400余方，在花園辟地建齋，遂有“千唐志齋”之名、“石刻唐書”之譽。傳聞鑲嵌墓志于齋中內外墻壁，實為防不測也。十年期間除“四舊”，無奈以石灰抹之，才使國寶躲過一劫，足見張鈁先生之高瞻遠矚、足智多謀、用心良苦、珍愛至極也！

此舉遂使天下唐書成三部：后晉時修舊唐書、北宋時修新唐書、民國張鈁修石刻唐書！這是一部彌足珍貴的唐史原始檔案，“可印證史書記載之確實，補充史書記載之不足，糾正史書記載之舛誤。斯乃中華文明之遺產，彌足珍貴，先生蒐藏，厥功甚偉！”趙跟喜先生如是說。

趙跟喜先生在《蟄廬日記》中提到，在千唐志齋搶救性修復期間，國家文物局專家現場指導工作，明確提出：應盡可能減少墓志拓片的次數，以防反復捶打損害志石！讀至此處，觸目驚心！

在結束這篇短文的時候，筆者只想弱弱地問一句：歷任者在這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樣？好在先生在側，我們后來人的一舉一動，他老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可千萬別讓先生傷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