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的思想如何走向全球：英語世界的接受與挪用

作者： 瑪爾齊亞·馬卡費里

編譯者：鄭蘇戡

文章來源： Jacobin,2021 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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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者按：葛蘭西這位重要的思想家與革命者，在身后數十年中持續影響著世界。他的著作富于啟發性，具有持久的價值，盡管并非永遠正確。他堅持抗爭意大利法西斯統治的精神，為后人樹立了榜樣。新自由主義者試圖消解葛蘭西理論的斗爭性，御用文人們以“陣地戰”為遁詞自我粉飾，極右翼分子逆煉葛蘭西大打文化戰爭，近來又出現自詡左翼的好斗人士們對葛蘭西的造謠中傷。然而，只有沖破葛蘭西身后的紛紛擾擾，回到他的生活與作品，切實的學習與反思，才有可能令我們受益于他，空洞的口號與虛偽的表演是無益的。

關于安東尼奧·葛蘭西是誰，無需贅言。這位反法西斯政治思想家是意大利被引用最多的作者之一——毫無疑問是有史以來被引用最多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之一。

葛蘭西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人生故事和英年早逝的結局：他的一生在政治斗爭與智識奉獻之間撕裂，身陷貝尼托·墨索里尼的囹圄，又曾投身工廠占領運動，并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占據獨特地位。葛蘭西為我們留下了三十三本獄中手稿，寫滿了兩千余則反思、注解、引喻和翻譯。其作品的片段性質，以及意大利共產黨在冷戰初期整理出版這些手稿時的曲折乃至神秘經歷，也為其持久的傳奇色彩增色不少。

葛蘭西是第一位指出文化不僅僅是經濟關系的表達的馬克思主義者，更重要的是，文化是霸權的要素之一。他將霸權描述為現代政治和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持續不斷的權力再協商和意識形態流變過程。他對社會權力進行了精妙分析，認為其是一個比簡單的統治與服從關系復雜得多的矩陣，其中制度以及大眾通俗文化和文學文化生產都發揮著微妙作用。這一分析已被證明在世界各地——從印度到阿根廷、西班牙、非洲大陸，從美國到英國——都能自如地適用。

他關于民主與革命意義、市民社會與底層群體的反思，其適應性已被證明既適用于理論抽象，也適用于政治行動，既適用于當代社會理論，也最近在民粹主義時代作為左翼選舉策略的范本。可以穩妥地說，葛蘭西的遺產是持久的。

葛蘭西，1921年

英語世界的安東尼奧·葛蘭西

然而，葛蘭西的全球化是相當晚近的現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葛蘭西一直是意大利國內的事務，與意共的歷史以及其二戰后領導人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對葛蘭西思想的應用（或濫用）緊密相連。陶里亞蒂在試圖促進馬克思主義與意大利智識傳統之間聯系的同時，將其“新黨”戰略奠基于葛蘭西關于跨階級團結和新歷史集團的論述之上。這兩種思路在著名的意大利“紅色地帶”成功結合：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共產黨執政的成功，促進了葛蘭西理論的傳播，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

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意大利，“紅色博洛尼亞”及其社會主義（或至少是進步主義）政策的故事，與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形成了鮮明對照。關于意大利共產主義的一方面辯論，和關于撒切爾主義作為霸權計劃的另一方面辯論，同時出現在《今日馬克思主義》期刊的頁面上，這并非偶然。主持該雜志的主要知識分子是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和文化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兩人都大量借鑒了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著作。

霍布斯鮑姆

霍爾

當葛蘭西的獄中札記開始在全球流傳時，往往是通過英譯本的過濾。葛蘭西著作在意大利之外的首次出版，是1957年出版的一些較短節選的英譯本，隨后是1971年由昆廷·霍爾和杰弗里·諾威爾-史密斯翻譯、勞倫斯與維沙特出版社出版的《獄中札記選》。這引發了葛蘭西成為一種全球現象的出現。

對葛蘭西那些有力范疇的任何政治或智識應用，都必然受到其話語最初被引入方式的調節。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對于非專業人士或非意大利語讀者來說，仍然是那個英譯本傳達著葛蘭西思想的可操作化。

正如約瑟夫·布蒂吉格——葛蘭西的美國譯者，美國政治家皮特·布蒂吉格之父，他在完成英文評注版之前去世——曾經說過的，葛蘭西在英語語境中被接受、應用、改編和進一步傳播的歷史至關重要。反過來，梳理和反思葛蘭西自全球成功以來被以不同面貌所捕獲和重塑的方式，也可能使我們能夠重新審視過去的激進政治，并以一種新的戰略性和民主的方式重拾葛蘭西的貢獻。

1971年版《獄中札記選》封面

約瑟夫·布蒂吉格

獄中札記的前史與后世

葛蘭西的思想跨越廣闊的空間、歷史和文化的鴻溝抵達英國。普遍認為，他的思想有助于對抗英國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經濟決定論”，并幫助左翼解讀撒切爾主義和全球化進程。雖然1957年最早的兩部葛蘭西短文選譯在左翼和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圈子以外毫無影響（路易斯·馬克斯翻譯的《現代君主和其他著作》將葛蘭西呈現為黨的理論家，而卡爾·馬爾扎尼為美國翻譯的《安東尼奧·葛蘭西的開放馬克思主義》則展現了一個“溫和”的葛蘭西），但轉折點是1971年的譯本。

戰后不久，葛蘭西的密友、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皮耶羅·斯拉法曾試圖出版葛蘭西的獄中札記，而更早由蘇格蘭詩人哈米什·亨德森開始翻譯的一些葛蘭西著作，則因英國共產黨的猶豫不決乃至蓄意阻撓而停滯，直到1956年匈牙利危機之后。

次年，何塞·阿里科開始為拉丁美洲讀者進行西班牙語翻譯，同時一個未經授權的法文譯本也在流傳，這成為路易·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中極具影響力的評論的主要來源。盡管如此，葛蘭西的著作直到《獄中札記選》出版才獲得廣泛關注——而這是一個為適應1968年后、后福特主義世界而改編的葛蘭西版本。

阿爾都塞

兩位譯者昆廷·霍爾和杰弗里·諾威爾-史密斯得以接觸葛蘭西的原稿以及瓦倫蒂諾·杰拉塔納的意大利文評注版初稿（該版于1975年出版）。主要由霍爾撰寫的導言呈現了一個強烈的“左派”葛蘭西，與英國讀者所青睞的激進解讀相契合，并明確反對戰后意大利政治和智識界所認可的“跨階級”版本。

霍爾和諾威爾-史密斯采用新詞，創造了一套全新的英語政治詞匯；他們引入了“歷史集團”、“陣地戰”、“市民社會”以及最重要的“霸權”等概念，從而刷新了英國的政治話語，并為在先進的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吸收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個更復雜、更少鐵板一塊的體系。

這本書與英國新左派已經鋪就的舞臺完美契合，葛蘭西同時成為了論證其自身存在合理性的載體，以及促成進一步分裂和對抗的工具。一方面，有佩里·安德森在《新左派評論》上的強勢挪用；另一方面，有斯圖亞特·霍爾（尤其在撒切爾主義概念上）所進行的主導性文化主義應用。

佩里·安德森

這兩位知識分子都在1960年代通過意大利的視角發現了葛蘭西的思想：安德森注意到湯姆·奈恩在比薩高等師范學校的經歷；霍爾則關注到莉迪亞·柯蒂帶著一本葛蘭西的《獄中書簡》來到伯明翰。然而，他們將葛蘭西用于不同的目的，他們的印記在英國左翼語境中傳遞了一種雙重音調。

對安德森而言，葛蘭西有助于解釋激進無產階級的缺席，以及最終英國革命精神的匱乏。安德森尤其受到葛蘭西努力解釋意大利歷史如何偏離馬克思主義觀點中歷史發展應有常態的啟發。但在批評者看來，安德森機械地將葛蘭西移植到了不同的語境中——從而未能完全理解葛蘭西的緊迫關切在于解釋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在民主與國家之間內在且最終無法克服的張力背景下的興起。

安德森最終通過只在《獄中札記》中尋找所謂的“未解決的二律背反”而疏離了葛蘭西的方法。然而，作為對1960年代和1970年代英國工黨時而僵化的社團主義的有力替代，這種高雅的葛蘭西式解讀贏得了學術界的青睞，并且無疑仍吸引著廣泛的興趣，尤其是在后新工黨時代的左翼語境中。

葛蘭西《獄中書簡》

霍爾運用葛蘭西詞匯中的多個核心概念來解讀瑪格麗特·撒切爾的政治共識。在1979年首次發表于《今日馬克思主義》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撒切爾主義被理解為一個霸權計劃，并仿照一個挑釁性的類比來構建：它是一種“反動的現代化”，類似于意大利法西斯社團主義——被葛蘭西從消極革命和霸權的角度分析為一種現代化和倒退的力量。霍爾的主要分析視角是假定撒切爾主義是一種政治現象，因為它在根本上是文化現象。

他的闡釋既獲得了熱情贊揚，也遭到了尖銳批評，尤其是在歷史學家當中；然而，其強大的遺產從其持續在政治話語和學術辯論中的成功清晰可見。或許可以將霍爾歸因于一種對葛蘭西進行單向度文化主義解讀的傳播，或是埃內斯托·拉克勞所謂后馬克思主義中缺乏結構的“話語霸權構型”。然而，霍爾的著作證明了葛蘭西社會主義的現代性，因為它努力剖析并作用于后福特主義英國社會中傳統與民主政治合法化進程，以及民族認同和階級政治的新話語表達這兩者的同時存在。

而在歐洲，1980年代早期，一個流星般短暫卻具有改革色彩和社會民主傾向的葛蘭西形象被用來支撐歐洲共產主義計劃；但在帝國核心之外，他的著作則受到了截然不同的接受。在歐洲的前殖民地——尤其是在印度和拉丁美洲——一個革命的葛蘭西被重新激活并在政治上付諸行動。在英語世界之外，則呈現另一種迥異的后世命運。

埃內斯托·拉克勞

在過去之中生產當下

根據安妮·肖斯塔克·沙遜的說法，葛蘭西的主要貢獻之一，在于承認歷史反思作為擴大民主的前提條件的重要性，并將其作為構建理論和政治議程的基礎，而不僅僅是對過去的批判。

就此而言，葛蘭西不斷變化的研究范式——從關注包容策略，轉向質疑從屬和排斥的社會與文化條件——代表了一個關鍵的政治轉向。在承認歷史分量的同時，葛蘭西從當下和未來的問題與可能性中推導出理論和政治議程，而不是從過去的計劃中得出。這是一個持續的結果不是通過積累，而是通過協商而產生的過程。

沙遜關于葛蘭西的著作

葛蘭西的反思是在一個劃時代變革時期落筆的，這個時期以大眾社會的挑戰、新形式的資本主義以及對民主的威脅為標志。據米凱萊·菲利皮尼所述，葛蘭西應對這一局面的目標在于，通過吸收和利用來自不同理論傳統的詞匯來完善自己的分析工具，從而吸收和承擔新的現實。

他不止一次地宣稱自己對“在過去之中生產當下”的興趣，以及撰寫一部“歷史與史學理論”的意圖，并將自己視為一位“歷史發展的歷史學家”。歷史重建當然不是他興趣的核心焦點。但這是他構建其政治活動的一種實踐。簡言之，這是一個方法問題：

如果人們想要研究一種世界觀的誕生，而這種世界觀從未被其創立者系統闡述過（而且，其一貫性不應在單篇或系列著作中尋找，而應在多形態智識工作的整個發展過程中尋找，這種世界觀的諸要素隱含其中），那么就必須先進行一些初步的、細致的語文學工作。這項工作必須以最嚴謹的準確性、科學誠實和智識忠誠來進行。

《獄中札記選》出版五十周年之際，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回到文本，并在某種意義上，向葛蘭西本人提出這些問題。

菲利皮尼關于葛蘭西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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